第三部分：

1999 年7月20日，国内的媒体上连篇累牍的揭批法轮功的文章，让我瞠目结舌且难以置信。我们几个一起给中国大使馆写了信，向他们介绍揭示了我们所知道的法轮 功，和李老师，希望他们能向中央反映我们的心声，停止对法轮功的这场狂轰滥炸般的污蔑，停止对炼功人的迫害，恢复法轮功和李老师的名誉。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也先后几次和我们谈话，希望我们能认清形势，停止修炼。

在明慧网上第一个报道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的赵金华的事情发生后，我和爱尔兰当时的其他的同修一起，就给爱尔兰的政府和不同的非政府机构写信联系，希望他们能够支持我们，帮助停止这场愈演愈烈的迫害。同时我们又走上街头，向普通民众介绍在中国发生的惨无人道的镇压。

1999 年12月，圣诞节将要来临之际，我怀着一颗向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讲明情况的心，登上了回国的飞机。在我的家乡，山东省潍坊高密市（县级市，隶属潍坊市）。当 时二姐戴夏玲正在被关押，警察把她关在她以前所在单位（山东高密酒厂，因炼功当时已被开除）。我那会儿对于国内形势的严酷性，没有太多的亲身感受，所以冒 险去看望二姐。结果被举报，我在第二次去看她的时候，警察就来找我，问了我很多问题，并问我还炼不炼功。我说法轮功这么好，为什么不炼。他们警告我法轮功 已被国家禁止，你还说这么好。我说国家说不好那是国家错了。他们说你说话要小心。警察问过话的第二天，我在去二姐家的时候，就看见警车在她家楼下，我这时 就知道可能不好，所以临时决定，马上返回北京，因为我当时的目的就是向上国家信访办向他们反映我所了解的法轮功的真实情况和国家这个错误的决定。

回 到北京，我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在2000年的元旦的早上，打了辆车，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因为我知道国家信访办就在那附近。在北京的时候，我住在妹妹那 里，妹妹不修炼，而且对于我们一家遭受的迫害，已经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只能告诉她，姐姐做的事情是对的，将来她就会明白。

在广场上，因为 是元旦，人很多，但是我注意到有好几辆大客车和面包车。我在广场慢慢走着，一个警察过来问我做什么，我说我要上访，他说为什么上访，我说为法轮功。他一听 就很紧张，这个警察很年轻，看上去不到20岁，他马上喊来了好几个警察，其中一个看上去像个头儿。他们就问我哪来的，干什么的。我就把我的情况大概说了一 下。他们很吃惊，因为碰上了一个国外回来的。他们要了我的护照和机票，然后就把我带上了一辆大客车，在那里问了一些问题，如什么时候回来的，回来后都干了 些什么，和谁联系了等等。我告诉他们我回去的时间，还有利用圣诞节假期回国看看，因为在国外听说了很多国内镇压法轮功的事情，觉得不敢相信，所以想回来了 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同时想向国家和政府反映，法轮功是教人修心向善的好功法，镇压法轮功是错误的。这之后，他们把我带到了一个面包车里，车里已有了三个女 学员。看上去象农村来的，一脸的风霜和长途跋涉的痕迹，后来得知他们是河南农村的法轮功学员，骑了一个星期的自行车来到北京为法轮功上访。坐在车门口的警 察手里拿了一张李洪志师父在《转法轮》里的照片，用烟头在点照片上的眼睛。我告诉他不要这样做，这样会造业。我那个时候正念和勇气不足，没有更加正义的告 诉他不能做，所以只能看着他那么污辱我的师父，心里在流血。

一个高大肥胖的警察上了车，他问那三个女学员哪里来的，她们一开始没有回答，后 来胖警察又问了几次，她们中的一个说是天上来。胖警察手里拎着一个满的可乐瓶子，就恶狠狠的过来了“谁说是天上来的？”，“我”，坐在中间的那个女学员回 答。胖警察抡起可乐瓶子劈头盖脸就打过去，这时我想站起来阻止胖警察不许他打人，可是我没有做到，不仅是因为我的身材矮小，更因为在我的内心深处，像很多 普通的中国人一样，一直对警察是惧怕的，尽管我从来没有做过坏事。

很快小面包车就被装满了，来上访的大法弟子很多，其只有一位秦皇岛的年轻 女学员是抱着孩子上来的。这个期间我一直问他们，我要去上访，请带我去信访办，他们敷衍我说一会儿就去。车满了后，他们把车开走了，到了一个地方，后来我 猜可能是北京市公安局前门分局，他们让其他的大法弟子都下了车，唯独让我留在车上。车又开回了天安门广场，这一次，在长安街的路边，他们停下来，那里有很 多小轿车。他们跟其中的一个说，给你们一个国外回来的。我这才意识到被他们骗了，我说你们不是说要带我去信访办吗，为什么骗人？他们也不理我，就把我交给 了一辆车上的人。这辆车上的人是山东省公安厅的，后来他们又把我交给了潍坊市公安局的人。

在潍坊公安局车里，一个看上去像当官的着便装的人，非常生气，觉得我从国外回来捣乱，嘴里骂骂咧咧的说话很难听。我记住师父说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话，只是平静的告诉他我是来告诉国家和政府法轮功对国家和人民是有益的，政府错了。

他 们把我拉到了潍坊驻京办事处，在大厅里，有三个学员和一个小孩。大人在地上坐着，那正是冬天，冰冷的大理石地上，映着人影儿。小孩儿站着。他们让我坐在沙 发上，可能因为我是国外回来的缘故吧，所以对我相对而言还比较客气。潍坊市公安局的一个好像是处长，过来问了一些问题，还是那些话，什么时候回来的，和谁 见过面，干过什么，等等。我还是告诉他们我回来时想向政府和国家反映对法轮功的看法。记得我说的是，政府在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上是错的，必须恢复李老师和法 轮功的名誉，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

潍坊市公安局问完之后，过了一会儿，高密市公安局的人又来了。这次是一个主任，一个市政府宗教事 务科的科长，他们问了我重复的问题。最后他们说你还有什么想法，我说了希望国家和政府能纠正错误，恢复李老师的名誉，释放被关押的大法弟子。最后他们问还 有没有了，我觉得没什么了，其中一个警察说你不想回爱尔兰了？我知道他在善意的提醒我，就说，我希望能回到爱尔兰继续工作。

过了一会他们把 我带到了一个房间，和两个女警察住在一起。在这个期间，他们最想知道的就是我和谁接触了，都干了些什么。我说就是和朋友和家人聚会聊天。有一件事我一直很 内疚，就是我在家乡的时候，和三姐与其他几个学员聚了一次并交流了。结果在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去，三姐就告诉我，警察知道了，并且这其中的一些 人都说了。

高密市公安局的人几个人对我表面上都很友善，他们大部分也看过法轮功的书（好像当时是任务）。经常就是和我闲聊，然后就问一些他 们不懂的问题，我就尽自己当时的理解和他们说一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放松了警惕，而且觉得反正他们已经知道了，就把当时我们一起聚会的事儿说了。而且那 个主任还问我在我看来那几个人中谁修得最好。我就把自己的看法说了，因为那个时候对真的理解还很肤浅，觉得反正我们做好人堂堂正正，不用怕人。结果后来很 可能对这个学员造成很大的魔难。她会承受比其他人大的压力，那么承受不了的时候，就走向了反面，带头去“转化”别人。我每念及此，都对自己的失误而造成的 损失感到难过。

在潍坊驻京办事处的第二天，他们把问我话的记录给我看，并要我签字。我看了看基本属实，但是记录用的是审讯录这样的字眼，我 就说我不是犯人，你们没权审讯我。他们就改成了问讯录。我还是不想签字，内心总觉得签了这个字很不对很难受。可是他们一再态度很好的和我说没有关系，利用 我的不愿意拒绝别人和伤害人的心理。这样我就在那个所谓的“问讯录”上签了字。签字以后，我的心里非常非常难受。第二天，我跟他们要那个问讯录，我说我不 应该签字。可是他们不给我。

从内心上来讲，我知道他们其实也有很善良的一面，对我态度也很好，可是在那样的大形势下，他们就那样做。江泽民利用这个国家机器，让多少无辜的人犯下了罪业。

2000年1月4日，是我回爱尔兰的返程机票的日期。高密市公安局的人把我送到了北京首都机场，从此我就又一次离开了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不同的是，这一次，几近永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