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5日星期五
关于马克思的最惊人发现 远超性丑闻
——马克思不为人知的生平
龙延
我们中国人从小到大被强行灌输了马克思的理论，但是我们对马克思本人并不真正了解。在莫斯科的马克思研究所里有一百多卷马克思写的文字，但只有十三卷出版了。马克思写的那么多其他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出版呢？想隐藏什么吗？
近来看到网上流传着有关马克思和撒旦教的文章，于是找到有关马克思生活和工作的英文版书籍[1，2]，看到了更多马克思不为人知的生平。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律师家庭。当马克思六岁时，他的家庭皈依了基督教，他早年是一名基督徒，信仰上帝。他高中毕业时，成绩很好，一切看起来正常。他父亲对他寄予厚望。
然而在他上大学期间，他的性格大变，心中充满了仇恨与狂妄自大，引起了他父母的不安和痛苦。
马克思家庭富裕，父亲在他上大学期间给他很多钱供他挥霍[3]，而且马克思和珍妮已经秘密订婚了（珍妮家境比马克思好，人也长得漂亮，是众多小伙子追求的对象）。按照常理来说，此时的马克思应该对人生是正面而积极的。那他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心中充满仇恨呢？原来他进入大学后，马克思加入了由乔安纳•萨斯卡特（Joana Southcott，据称与Shiloh魔鬼有交道）主持的撒旦教会[2]，成为魔鬼教的一员。
按照西方宗教讲，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从而成了魔鬼，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嫉。撒旦教会宣传对上帝的仇恨，同时对人类也充满仇恨（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
马克思上大学初期，打算学习诗歌和戏剧。从他写的一些诗词和剧本中，人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心中对人类与神的仇恨。例如，马克思在表达自己的《绝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一诗中写道："我剩下的只有仇恨"，"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作者在诗中透露心迹：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马克思还喜欢复述哥德写的《浮士德》中恶魔（Mephistopheles）的话： "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马克思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说："带着轻蔑，我在世界的脸上，到处投掷我的臂铠，并看着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崩溃，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激情。那时，我要如神一般凯旋而行，穿梭于这世界的废墟中。当我的话语获得强大力量时，我将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诗的作者从世界的毁灭中获得快感，其心中的仇恨与狂妄程度可见一斑。
曾经一度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巴古宁（Bakunin，和马克思共同创建"第一国际"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个撒旦教徒）写道："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撒旦教的成员并非唯物主义者，他们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们相信死后的生命。撒旦教的信徒们相信神的存在，只是他们仇视神，想超过神，爬在神的上面（至少要和神平起平坐）。例如在其写的和撒旦教有关的剧本《Oulanem》中（Oulanem是撒旦的一个宗教仪式名称，Oulanem is a ritualistic name for Satan[2]），马克思不否认死后的生命，而是认为死后的生命充满了最高的仇恨。作者在剧中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1]
马克思死后不久，他的前女佣海伦（Helen Demuth）说："他（马克思）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着带子，面对着一排点燃的蜡烛祈祷。"分析指出，马克思的祈祷仪式不是犹太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很可能是撒旦教的某种秘密魔法仪式。真实的马克思不是无神论者。
1854年3月，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Edgar）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的开头，竟然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我亲爱的魔鬼"（My dear devil）。而撒旦教徒正是这样称呼其所爱之人的，难道这是巧合吗？不仅如此，马克思的一个女婿爱德华（Edward Eveling）也是撒旦信徒。马克思的好友普鲁东（Proudhon，社会主义思想家），同样崇拜撒旦。德国著名诗人海因（Heinrich Heine）是马克思的亲密朋友，也是一名撒旦崇拜者，并且在诗中公开赞美撒旦，说撒旦"是个可爱、迷人的男子"。
马克思在他的公开作品中仇视资本主义人所共知，但他在伦敦的股票市场中炒股票，亏了大量的金钱。偶尔也有赚的，1864年6月，马克思在给其叔父（Leon Phillips）的信中说他在股票市场中赚了四百英镑[2]。
马克思从恩格斯那里得到大笔钱财，但是显然不满足。当他妻子的一位九十岁伯父要死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如果那条老狗（old dog）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那位被马克思称为"老狗"的九十岁老人去世后，马克思写道："这是一件幸福的事。......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他屋子的女主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级知识份子，然而人们发现，他们的通信却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除了大量的淫秽之辞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一封信是交流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
再看看马克思对自己母亲和妻子的态度。1863年12月，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两小时前我收到一封电报，说我母亲死了。......在很多情况下，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老妇人，而是其它。我必须动身去Trier接收遗产（笔者注：Trier是马克思的出生地）。"马克思心中关心的只是遗产而已。另外，马克思与妻子珍妮关系不好，她两次离开了他，但后来又回去了。珍妮死后，马克思连她的葬礼都不参加。
马克思不尽养家的义务，尽管他有能力赚钱养家，他靠恩格斯而生活。马克思和妻子生了六个孩子，三个孩子因为缺少营养而死，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自杀（女儿Eleanor在恩格斯临死前说出马克思有私生子之后崩溃了，从而自杀身亡）[2]。马克思还酗酒严重。[1]
马克思对自己的亲人如此绝情，对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众所周知马克思是犹太人，但他却仇视犹太人，还特地写了一本反犹太的书，叫《犹太问题》。他仇视德国人、中国人，蔑视地说："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是小贩"。他称俄国人为"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是"反动"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书中声称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但是却称无产阶级的人为"蠢蛋、恶棍、屁股"，称黑人为"白痴" ，甚至拥护北美的奴隶制......
1960 年1月9日，德国报纸《Reichsruf》爆出更大丑闻：奥地利总理日尔巴（Raabe），曾将在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一封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信中证实，马克思曾经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流亡伦敦的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马克思每提供一条消息，就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范围涉及到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1]。
马克思死于1883年3月14日，埋在伦敦的高门墓地（Highgate Cemetary），只有六个人参加了其葬礼。而这个高门墓地是伦敦地区撒旦崇拜的中心，许多崇拜魔鬼的神秘黑色仪式在这个墓地举行。
事实无疑地表明，马克思是撒旦教的信徒。当然马克思不敢承认，为了掩盖，于是谎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熟练地运用了撒旦的伎俩--谎言与欺骗。换句话说，马克思作为共产党的教主，用无神论、唯物论来掩盖共产魔教的真面目，想得到从心灵上毁灭人类的目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不少人对此有困惑。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其实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撒旦。《九评共产党》也给人们点了出来，叫"共产邪灵"。
马克思对人类没有爱，只有仇恨。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实践着撒旦信徒马克思的梦，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好在《九评共产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摆脱了撒旦的控制，从而获得新生。
参考资料：
[1] Von Richard Wurmbrand，Marx and Satan（《马克思和撒旦》），Living Sacrifice Book Co（December 1986）
[2] David Allen Rivera，Final Warning： A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Order，Conspiracy （February 2004）。第六章：共产主义的起源。
[3] Rolv Heuer 在《天才和富翁》一书中介绍说，马克思在柏林上大学时，他的父亲每年给他700银元的零花钱。这是个巨大的数目，因为在那时，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年收入超过300银元。
龙延
我们中国人从小到大被强行灌输了马克思的理论，但是我们对马克思本人并不真正了解。在莫斯科的马克思研究所里有一百多卷马克思写的文字，但只有十三卷出版了。马克思写的那么多其他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出版呢？想隐藏什么吗？
近来看到网上流传着有关马克思和撒旦教的文章，于是找到有关马克思生活和工作的英文版书籍[1，2]，看到了更多马克思不为人知的生平。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律师家庭。当马克思六岁时，他的家庭皈依了基督教，他早年是一名基督徒，信仰上帝。他高中毕业时，成绩很好，一切看起来正常。他父亲对他寄予厚望。
然而在他上大学期间，他的性格大变，心中充满了仇恨与狂妄自大，引起了他父母的不安和痛苦。
马克思家庭富裕，父亲在他上大学期间给他很多钱供他挥霍[3]，而且马克思和珍妮已经秘密订婚了（珍妮家境比马克思好，人也长得漂亮，是众多小伙子追求的对象）。按照常理来说，此时的马克思应该对人生是正面而积极的。那他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心中充满仇恨呢？原来他进入大学后，马克思加入了由乔安纳•萨斯卡特（Joana Southcott，据称与Shiloh魔鬼有交道）主持的撒旦教会[2]，成为魔鬼教的一员。
按照西方宗教讲，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从而成了魔鬼，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嫉。撒旦教会宣传对上帝的仇恨，同时对人类也充满仇恨（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
马克思上大学初期，打算学习诗歌和戏剧。从他写的一些诗词和剧本中，人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心中对人类与神的仇恨。例如，马克思在表达自己的《绝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一诗中写道："我剩下的只有仇恨"，"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作者在诗中透露心迹：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马克思还喜欢复述哥德写的《浮士德》中恶魔（Mephistopheles）的话： "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马克思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说："带着轻蔑，我在世界的脸上，到处投掷我的臂铠，并看着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崩溃，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激情。那时，我要如神一般凯旋而行，穿梭于这世界的废墟中。当我的话语获得强大力量时，我将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诗的作者从世界的毁灭中获得快感，其心中的仇恨与狂妄程度可见一斑。
曾经一度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巴古宁（Bakunin，和马克思共同创建"第一国际"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个撒旦教徒）写道："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撒旦教的成员并非唯物主义者，他们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们相信死后的生命。撒旦教的信徒们相信神的存在，只是他们仇视神，想超过神，爬在神的上面（至少要和神平起平坐）。例如在其写的和撒旦教有关的剧本《Oulanem》中（Oulanem是撒旦的一个宗教仪式名称，Oulanem is a ritualistic name for Satan[2]），马克思不否认死后的生命，而是认为死后的生命充满了最高的仇恨。作者在剧中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1]
马克思死后不久，他的前女佣海伦（Helen Demuth）说："他（马克思）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着带子，面对着一排点燃的蜡烛祈祷。"分析指出，马克思的祈祷仪式不是犹太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很可能是撒旦教的某种秘密魔法仪式。真实的马克思不是无神论者。
1854年3月，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Edgar）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的开头，竟然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我亲爱的魔鬼"（My dear devil）。而撒旦教徒正是这样称呼其所爱之人的，难道这是巧合吗？不仅如此，马克思的一个女婿爱德华（Edward Eveling）也是撒旦信徒。马克思的好友普鲁东（Proudhon，社会主义思想家），同样崇拜撒旦。德国著名诗人海因（Heinrich Heine）是马克思的亲密朋友，也是一名撒旦崇拜者，并且在诗中公开赞美撒旦，说撒旦"是个可爱、迷人的男子"。
马克思在他的公开作品中仇视资本主义人所共知，但他在伦敦的股票市场中炒股票，亏了大量的金钱。偶尔也有赚的，1864年6月，马克思在给其叔父（Leon Phillips）的信中说他在股票市场中赚了四百英镑[2]。
马克思从恩格斯那里得到大笔钱财，但是显然不满足。当他妻子的一位九十岁伯父要死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如果那条老狗（old dog）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那位被马克思称为"老狗"的九十岁老人去世后，马克思写道："这是一件幸福的事。......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他屋子的女主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级知识份子，然而人们发现，他们的通信却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除了大量的淫秽之辞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一封信是交流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
再看看马克思对自己母亲和妻子的态度。1863年12月，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两小时前我收到一封电报，说我母亲死了。......在很多情况下，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老妇人，而是其它。我必须动身去Trier接收遗产（笔者注：Trier是马克思的出生地）。"马克思心中关心的只是遗产而已。另外，马克思与妻子珍妮关系不好，她两次离开了他，但后来又回去了。珍妮死后，马克思连她的葬礼都不参加。
马克思不尽养家的义务，尽管他有能力赚钱养家，他靠恩格斯而生活。马克思和妻子生了六个孩子，三个孩子因为缺少营养而死，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自杀（女儿Eleanor在恩格斯临死前说出马克思有私生子之后崩溃了，从而自杀身亡）[2]。马克思还酗酒严重。[1]
马克思对自己的亲人如此绝情，对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众所周知马克思是犹太人，但他却仇视犹太人，还特地写了一本反犹太的书，叫《犹太问题》。他仇视德国人、中国人，蔑视地说："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是小贩"。他称俄国人为"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是"反动"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书中声称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但是却称无产阶级的人为"蠢蛋、恶棍、屁股"，称黑人为"白痴" ，甚至拥护北美的奴隶制......
1960 年1月9日，德国报纸《Reichsruf》爆出更大丑闻：奥地利总理日尔巴（Raabe），曾将在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一封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信中证实，马克思曾经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流亡伦敦的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马克思每提供一条消息，就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范围涉及到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1]。
马克思死于1883年3月14日，埋在伦敦的高门墓地（Highgate Cemetary），只有六个人参加了其葬礼。而这个高门墓地是伦敦地区撒旦崇拜的中心，许多崇拜魔鬼的神秘黑色仪式在这个墓地举行。
事实无疑地表明，马克思是撒旦教的信徒。当然马克思不敢承认，为了掩盖，于是谎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熟练地运用了撒旦的伎俩--谎言与欺骗。换句话说，马克思作为共产党的教主，用无神论、唯物论来掩盖共产魔教的真面目，想得到从心灵上毁灭人类的目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不少人对此有困惑。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其实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撒旦。《九评共产党》也给人们点了出来，叫"共产邪灵"。
马克思对人类没有爱，只有仇恨。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实践着撒旦信徒马克思的梦，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好在《九评共产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摆脱了撒旦的控制，从而获得新生。
参考资料：
[1] Von Richard Wurmbrand，Marx and Satan（《马克思和撒旦》），Living Sacrifice Book Co（December 1986）
[2] David Allen Rivera，Final Warning： A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Order，Conspiracy （February 2004）。第六章：共产主义的起源。
[3] Rolv Heuer 在《天才和富翁》一书中介绍说，马克思在柏林上大学时，他的父亲每年给他700银元的零花钱。这是个巨大的数目，因为在那时，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年收入超过300银元。
《刘文彩真相》第三章 「水牢」传奇
她先喝口水，然后从容不迫地从身边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长达一万一千字的演讲稿，望一眼台下。这时台下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在庄园陈列馆所有赝品中，知名度最高、对时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水牢”。
刘文彩老公馆西侧有间地下室，与刘家的风水墩数步之遥。地下室长575米，宽365米，高215米，为长方形砖石结构，圆拱顶，顶上有房一间。地下室东端开铁窗一扇，西端开拱门一道。双扇黑漆门，有石梯通到室底。水深三尺左右。室内阴森森、冷嗖嗖，让人望而生畏。这便是“水牢”。水牢解说词称：
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
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
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既然如此，要谈水牢，就不能不谈到那位“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即“冷妈妈”冷月英同志。
略知刘文彩的读者，都不会对“冷妈妈”冷月英的大名感到陌生。这是理所当然──独木不成桥，独角不成戏。反角刘文彩闪亮登场，得有个正角去烘托他。“冷妈妈”冷月英的一连串动人故事便应运而生。刘文彩被定义为旧中国地主阶级的总典型，“冷妈妈”冷月英则被定义为旧中国受苦农民的总典型。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纯就知名度而言，刘文彩和冷月英，确实是相辅相成，比翼齐飞。
关于冷月英生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大邑县志》在《名人》一栏有如下记载：
冷月英，女，彭山县谢家乡人，清宣统三年（1911）四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吴姓农民家庭。八岁时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时，因忍受不了地主的虐待，出逃到新津县讨饭度日。十三岁时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吴金良，后与大邑县上安镇乡下昌盛桥冷春廷结婚。
解放后，1951年，唐镇乡进行土地改革，她当选为农民协会分会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为她取名冷月英。在当地清匪反霸中，冷月英配合其他武装队员，到老家彭山一带侦察匪迹，捉回匪首，并清出埋藏的枪支弹药，川西区党委、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授予她剿匪英雄称号。同年3月，唐镇乡土地改革结束，冷月英响应人民政府 “团结互助”的号召，同十余户农民组成变工互助组，因丰收获西南区丰产奖章。这个变工互助组，后分为三个组，因经验不足，互助组散了。1952年1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冷月英等七户农民组织起来，她被选为组长，命名为冷月英互助组，成为大邑地区首批建立的少数几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之一。4月，冷月英互助组向川西区所有互助组发起爱国增产竞赛。她在组内做妇女的工作，宣传婚姻法，解决妇女实际困难，调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姓。冷月英互助组农业获得丰收后，出席四川省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3年春，她被评为川西区农业劳动模范，出席省农业生产劳动模范大会。同年10月，冷月英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1954年，大邑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在冷月英互助组基础上建起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冷月英当选为社长。她努力劳动，积极工作，团结干部群众，生产不断发展，合作社得到巩固和发展。
1958年，县里办人民公社，冷月英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蔬菜农场，她任农场场长。1959年10月，冷月英受特邀到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1962年，她被评为四川省农业劳动模范。
此后，冷月英先后任大邑县革委副主任、中共大邑县第四届县委委员、四川省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退休。
这份小传列举了冷月英的诸多业绩，那些业绩统统属于五十年代；但冷月英的黄金时代并不是五十年代而是六七十年代。冷月英在她的黄金时代究竟有什么作为？小传却没有反映，冷月英最重要的历史“水牢”历史，小传更是不著一字，这不能不说是一反常规。诚然，冷月英五十年代就已小有名气，但后来全国人民知道“冷妈妈”冷月英，并不是因为她在五十年代有什么业绩，而仅仅是因为水牢。在全国人民的眼里，“冷妈妈”冷月英就是“水牢”的化身。如果没有庄园陈列馆的拔地而起，没有刘文彩的闪亮登场，没有水牢，冷月英也就不可能由五十年代小有名气的川西区农业劳模而跃升为全国性的政治明星。
小传避开了“水牢”这个最关键的环节。不仅避开了“水牢”一节，而且将冷月英结婚后受刘家地主压迫的悲惨历史删了个一干二净。这等于是砍掉了冷月英历史的主干，剩余情节，则不过是冷月英历史的枝叶。冷月英实际上已不足为旧中国受苦农民的总典型。
这当然是对“水牢”的一种委婉否定，是对被扭曲的历史的间接矫正。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那年的一次会议上，“爱国模范”冷月英声称：“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但冷月英并没有明确认定，她坐的一定是刘文彩的水牢。1954年元月，大邑县在县文化馆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具体筹办这次展览的同志将冷月英受地主剥削压迫，被关‘水牢’这件事典型化以后，纳入这个展区的主要内容。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认可，筹办人员就按“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的设想来“布景”。刘文彩水牢在当地人是闻所未闻，引起极大轰动。
后来，上报大邑县委的《农业合作化展览总结》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政权教育方面，是通过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与解放后当选副乡长、农业社主任、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及其当选人民代表后给社员们宣传《宪法》的愉快情景进行鲜明的对比，以达到‘想过去，看现在’的目的。”接下来描述了水牢展出的盛况：“在举办解放前后农民生活对比展览中，解放前展览室内的典型事件的塑造及环境的布置上，都十分注重典型化，幕布、耳幕等均系用黑色，每景的图片也都刻画得很惨，使每个观众都能‘触景生情’，听之动人。因此，在讲解放前冷月英坐水牢受苦等惨景时，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甚至有引起回忆自己或自己爹妈解放前受地主压迫的苦痛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的。”
可见，刘文彩水牢的历史，比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历史悠久得多。而且刘文彩水牢之出笼不是无心插柳，完全是有心栽花的结果。倒不是说“冷妈妈”冷月英一开始就存心冤枉刘文彩。三十多年后官方解释说，冷月英确实坐过刘家的牢，只不过坐的不是刘文彩的水牢而是坐的刘文彩侄儿刘伯华的地牢。可能那间地牢有积水而被冷月英误认为水牢。这个解释在逻辑上应该说还是说得通的。但水牢的始作俑者是冷月英，刘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却不是冷月英而是主管部门。在冷月英个人也许是无心插柳，在主管部门却是有心栽花。“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是个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同志，一贯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领导有心栽花，并要她将错就错，她能拒绝吗？实际上冷月英后来也是身不由己。
刘文彩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尚称平和，刘文彩水牢还只是轰动一个小小的大邑，没有引出更大波澜。1958年阶级斗争升温，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哪肯错过刘文彩水牢这个绝好的素材呢？便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以它无声的恐怖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冷月英也开始由爱国模范劳动模范一变而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一份为冷月英正名的文章承认：“久而久之，冷月英本人的诉苦材料中关于坐‘水牢’部分由别人整理后也改为‘坐大地主刘文彩的水牢’的说法。她本人在向人们作‘忆苦思甜’报告时，也就念成‘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1994年5月6 日《四川政协报》）。就如同刘文彩水牢不是冷月英的发明而是主管部门认定的一样，她的演讲稿也不是她的创作而是主管部门为她提供的，讲台上的她和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只能按别人设计的动作表演，背别人写的台词。
血淋淋的水牢和冷月英悲切的控诉，有著强烈的感染力。水牢的知名度从此扶摇直上。八届十中全会更是水牢和冷月英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全会刚刚落幕，秀才们就从成都、从重庆、从北京纷纷涌向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涌向水牢和冷月英，把水牢和冷月英视作给“阶级斗争”造势的重磅炸弹。他们如愿以偿。1962年，作家李累、之光撰写的“纪实文学”《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在中国最权威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上发表，举国震惊。水牢和冷月英从此走出夔门，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热门话题。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为素材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同年，戏剧《水牢记》、《水牢仇》相继公演。川剧《水牢仇》剧组在成都首次公演后赴安仁、唐场演出，竟华等主要演员并到“冷妈妈”冷月英家“体验生活”。关于水牢和冷月英的新闻报道、宣传画、连环画更是不计其数。后来水牢还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
水牢和冷月英誉满全国，冷月英的身份随之发生了变化。1964年庄园陈列馆改馆之前，冷月英任唐场蔬菜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改馆之后她被提拔为唐场公社党委副书记，并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对冷月英的身份变化，有关部门的解释是“工作需要”，这是一句大实话。冷月英成名后，已经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只是忙于种萝卜青菜了，她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因此必须把她从繁杂的农活中解放出来。她的更重要的工作，便是充当“阶级斗争活教材”。为冷月英正名的那篇文章称：当上国家干部后，“虽然她身兼数职，却无暇顾及‘政事’，大多数时间花在外出开会和‘忆苦思甜’上。”也就是说，她是个没有实权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公社党委副书记级的专职宣讲员。
冷月英文化程度不高──勉强能够识字断文。但她很有天赋。演讲稿虽然不是出自她的笔下，她却不但可以倒背如流，而且演讲时能马上进入角色，简直是字字血，声声泪。她在台上边讲边哭，哭得像个泪人儿。台下听众也大多哭得直不起腰。1965年，大邑县组织干部到四川省主要负责人在遂宁抓的一个点参观学习，冷月英也去了，在那里与宜宾“白毛女”罗昌秀、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秀芝第一次见面。遂宁有关部门听说冷月英来访，大喜过望，邀请她做一场“忆苦思甜”报告。冷月英也不推辞。消息刚刚传出，便有听众排成“火巷子”，敲锣打鼓，挥舞小旗，夹道迎候久闻大名的“冷妈妈”。“冷妈妈”红光满面健步走进会场时，会场一千个座位即告爆满，连会场中的过道和会场外的走廊都搭满了小板凳。据记载有两千多人前来瞻仰“冷妈妈”的丰采。“冷妈妈”又是边讲边哭，会场中不断响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手臂如林。散会时，许多听众已经是眼睛红肿，泪湿衣裳。1966年初，“冷妈妈”在庄园陈列馆给三百多名空军官兵作“忆苦思甜”报告，空军官兵竟然哭倒一地，最后由解说员把他们一一扶起来。同年六月，中央电视台派人到庄园陈列馆拍摄专题电视片《收租院》，为了配合中央电视台，大邑方面组织了两千多名驻军官兵和中小学生参观收租院，并请“冷妈妈”到现场作“忆苦思甜”报告。“冷妈妈”坐在一把椅子上，子弟兵和少先队员一个个充满了敬意地簇拥著她。她泪水盈盈地复述著已经复述了几百遍的水牢故事，听众同样抑制不住满腔悲愤，忘情地大哭起来。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永做革命人”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这部专题片现在还珍藏在地主庄园陈列馆，真实地记录著那段历史。
以下是四川美术学院红卫兵于1967年元月1日整理的冷月英演讲稿中有关水牢的一段：
提起刘文彩的田，话就长了。那时因交不起租子被地主关押或吊打，差不多年年都有一次。1937年那年天又旱，我租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二亩多地，到端阳才把秧子栽下去，后来谷子的白穗很多，边挞谷交租，我丈夫和老人在外面吆鸭子还没回来，我有八岁的姑娘，什么事情还帮凑不上，自己又是怀身大肚的人了。穷人靠穷人，多亏周围团转的朋友帮我收庄稼，我在灶房给大家烧茶，挞谷子的倒给我发起愁来了，一块一亩二分的田，还收不足一石，这么一点要交八斗租，怎么开交呢？我把茶送到田坎上，大家给出主意，叫我留下几分田摆起，请老板看了好让点租子，那阵我却是尝够了酸甜苦辣快三十岁的人了，满不在乎地向大家说：“怕啥子，横顺每年挞谷交租，我都要到刘家耍一转。”
到秋收，田头谷子才打完，刘文彩就派狗腿子来收租。他们一走拢就翻箱倒柜，把坛坛罐罐都倒干净了，还差五斗二升租，那些家伙就拿起锄头到处挖，把我埋在草灰里留著给娃娃吃的几升酒米也清去了。狗腿子拍桌子摔板凳，雷火轰天，弄得几里路外的人都晓得，随便我怎么丧求，硬是雷打不动的“铁板租”半升一碗都不让。他们不管我怀胎大肚，硬拉我去见刘文彩，后来我答应想办法，他们才恶狠狠地说：明天再找你算帐。一路上人马拍屁股就走了。
穷人事多路窄。当天晚上我就生了孩子，第二天，太阳都当顶了，别家早已吃了饭，我家的灶还没冒烟。大女儿守在床边哭，问我拿啥东西下锅，我想硬撑起身子下床，奈何昨天挨了顿毒打，又刚刚生了娃儿，简直不能动一下。实在无法，我生了娃娃连口米汤都没得喝上一口，只好叫女儿到别家去借点米回来。女儿出门不久，狗腿子就像一群野猪一样进屋不走门，打烂我的壁头，拱到了我的篱笆门，凶神恶煞地又在拍桌摔凳，叫我马上交清租子，我在床上叫他们再宽限几天，等在外面吆鸭子的丈夫回来想办法，可是这群畜生不听半句人话，他们有的抓我头发，有的拉手臂，硬把我从床上拖下来，又是拳打又是足头踢，一根绳子就把我捆起来，枪托子在我背上打。这时候我那刚生的娃儿在床上哇哇地哭，大女儿借米回来，足刚刚跨进门，就被狗腿子一巴掌打倒在地，半碗米撒满一地，女儿抬头见我被捆，就连扑带爬地过来拖住我的脚杆，喊著：“妈妈你不能走呀！”话音刚落，狗腿一脚把她踢开，拖起我就走。我被绑走多远，还听到两个娃娃的哭声。架走我以后，娃娃就饿死了，谁知道我丁丁小的大女，比妈妈讨饭那年还小两岁，才八岁呵，又朝著妈妈走过的路去挨门挨户讨饭求乞。
我被拉进刘文彩的庄园，一进庄园，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转了几个弯，下了一阵石梯子，一股难闻的血腥气劈面朝我冲来，冲得我一下子就昏了。有个家伙使劲把我揪下一个陡坡，摔倒在水□里，足一踏踩，水淹齐我的腰杆，这什么水呀！冰得浸骨头，臭得人恶心。刚生娃娃的人，血水还顺著足杆流，遭到那冰冷的血水一浸，肚子痛得来像刀绞一样。我站不稳，一下倒下去，又脏又臭的血水不断朝我嘴里流，尽力爬起来，足下一滑又倒下去，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著一个人的脑壳，狗腿子嫌我动作慢，用棍木棒一下把我戳进一个铁笼子，进了笼子就在迷迷糊糊听到铁棚声、关门声、上锁声中昏死过去了。不知过了好久，当我痛醒转来时，只知道自己是痛醒的，痛的像有人在剪我的肠子，绞我的肚子。醒转来什么也看不见，只摸到一根根的铁柱。我双手拉著铁柱站起来，才觉得水淹过膝头，崩断我的肠子，我紧咬牙齿熬了过去，这里头的臭气硬把我熏死了几次，熏死过去，痛醒过来。有一回我硬睁起眼睛，从一道碗口大的铁窗缝里射进来一股绿光中，才恍恍惚惚看见这个水牢的一些：到处都是死人骨头，铁笼上下都安有铁钉，只有站不能坐，我是被关在水牢的铁笼里，笼外还泡著三个男人，东倒西歪地靠著石壁坐著，泡在水中。我们几个，在装著好多穷兄弟的骨头和血水的水牢里，没有哭，没有喊叫。隔了几天，死去一个兄弟。我们的血泪只有往肚子里吞……。以后又迷迷糊糊地看不见什么了。
在水牢里一共提审我三次，每次都是用铁钩把我抓出去的。头两次，三言两语过了一堂，又把我推进水牢。第二次下牢，我站不住，坐不稳，这边是死人，那边是死人。一脚踩到脑壳，二脚踩到身子。每脚都踩在我的叔伯兄弟，真叫我痛心。最后一次审我是刘文彩。狗腿子骂我前次在关帝庙闹动了唐场，才有刘文彩问我的缘分。等了半天不见动静，刘卖什么膏药我不晓得。后来我听见狗腿子在打听，有人说他正在啥子“逍遥宫”……。刘文彩来后，先问我愿死愿活，我说死活都不论，就问了这么一句话，又把我关进水牢，这时我已被折磨的昏昏沉沉的了，站不稳，倒下去扑在一个死人身上，以后就啥也不知道了。
我被刘文彩绑走后，丈夫得信赶了回来，四处托人说情，挨高利贷借了二十元钱，交了刘文彩的五斗二升租子，还付了我坐七天水牢的七斗米的房钱，又加上刘文彩嫌一个刚生娃娃的妇女死在他家的水牢里不吉利，才把我放了，并限制只能晚上来取人，只能走后门取人。我丈夫在一天晚上就把我背出了刘文彩庄园的后门，把我捆在椅子上拉回家里。这时我人事不醒，只剩下微微一口气，他告诉我，我一身衣裳被血水凝起来像牛皮一样，满身血水，双足粘了死人肉，脱不下来。他给我抹，周围的穷弟兄们也帮助给我洗擦，我脚上、腿上都结成了痂块。死人肉巴著活人肉，足足有十几天。天天用热水泡，用刀子刮，才刮去人肉和血块。人不知道饱饿，只能灌点米汤，直到我清醒，才看见大女儿痴呆呆地站在我身边，我就寻摸自己的奶娃……（庄园档案67 宗F15卷）。
如此惨绝人寰，难以置信。但一切布置得那么真切，令局外人不得不信。
冷月英演讲的水牢故事，有多种版本。在不同的版本中，情节各有不同。一忽儿她说自己是1943年被关进刘文彩水牢的，一忽儿说她早在1937年就被关进了刘文彩水牢；一忽儿说她是刘伯华的佃户，一忽儿说她是刘文彩的佃户。一忽儿说坐水牢期间她没有见过刘文彩本人，一忽儿说坐水牢期间刘文彩提审过她。水牢故事之外的其他冷月英故事，同样是各说不一。上面提到的那个红卫兵版本就有一个冷月英镜头与官方版本迥然有别。这个镜头便是“马尾拖农民”。红卫兵版本对“马尾拖农民”是这样记载的：
有一回，我在唐场场口，看到刘家的狗腿子晏子辉骑在马上，马屁股后面拖了一个老头子。箩兜绳子把老头捆的紧绑，拴在马鞍后头。马走的慢，人还跟得上，一进场口，晏子辉抽了几马鞭，就把老头子拖起来了。大家实在看不过去，悄悄咬耳朵，我忍不住冲口说了句：“交不起租子人就不是人了吗？”话送进了晏的耳朵，他煞住马，从袖筒里抽出一节东西，刷的一声，变成了两尺多长的钢丝鞭子，使出吃奶的劲，抽了我一顿。不怕他凶，我抹了抹脸上的血，抵住他吵，街上的人围多了，他下不了台，就把我扎个五花大绑和老头子一起拖进关帝庙──他们的乡公所。到了关帝庙，把我吊起，他的烟瘾过足了，把我放下来，问我一阵，问烦了又吊起来打，一连打了我二天二夜，我也始终没有嘴软。晏子辉在场上犯下的罪恶行为，惊动了街坊邻居，他没办法，才叫伪保长出面转弯弯放了我。晏放我走时，憋不住心头那股杀气，还抓了一块火砖硬在我手杆上，至今仍留有一块两寸多宽的伤疤……
官方版本在处理这个镜头时则用上了换头术。七年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和“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合作编写的小册子《血海深仇收租院》（农村版），把“马尾拖农民”的主犯晏子辉换成了刘元琮：
刘元琮倚仗刘文彩的势力，到处作威作福。有一次，我和几个佃户正在田里割谷桩，远远看见他骑在一匹马上，一帮狗腿子跟著跑过来。走近一看，马后面拖著佃户李大爷，头和脸都在地上擦烂了，血淌得到处都是。我们都很气愤，拦著马头喊起来：“交不起租子就不是人啦？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啊！”刘元琮翻身下马，两眼直转，要找闹事的人。我质问他说：“你们把人都快拖死了，我们就不该说一句话呀！”他一听，就像乌龟遭牛踩了一样，脑壳缩了一下，干笑了两声说：“我今天要杀鸡给猴看！看你有好硬，给我带起走！”几个狗腿子冲上来，把我拖到唐场刘元琮的公馆里，吊在梁上，用皮鞭蘸著水打。刘元琮坐在太师靠椅上问：“看你多嘴！你和李老汉有啥子勾结，不说清楚要你的命！”然后又在我的脚上吊了两块火砖，背上加了块三十多斤重的土砖。直到第二天，我还在昏迷中，刘元琮以为我吊死了，就叫人喊冷春廷来领尸。春廷把我放下来，我的脚手都肿亮了，过了好一阵才苏醒过来。刘元琮一看，骂我装死吓他，抓起一块火砖就向我砸来。我的左手被打伤，后来伤口化了脓，半年多都不能干活。
用换头术把晏子辉换成刘元琮，这决非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蜡铸模型中的《背磨沉水》等三个案例原本与刘元琮无干，却生拉硬扯把刘元琮扯进去。制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又把刘元琮打成第二号主犯。创作水牢故事，还是不肯将刘元琮割爱，刘元琮的座次依旧仅次于刘文彩。对起义将领刘元琮如此牵挂、如此“特殊关照”，想必其中有什么缘由。为免横生枝蔓，且待下回分解。
文革十年，是“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她常常坐著专车，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农村作“忆苦思甜”报告，到水牢、“雇工房”、“收租院”等处现身说法。每次登上主席台，她面前总放著一个印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她先喝口水，然后从容不迫地从身边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长达一万一千字的演讲稿，望一眼台下。这时台下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到文革后期，邀请“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报告的单位实在太多了，“冷妈妈”冷月英同志简直是应接不暇。加上她已进入花甲之年，身患心脏病，经不住太大的体力和心力消耗，作一次“忆苦思甜”报告，往往筋疲力尽，要休息两、三天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以致于当时的大邑县“革命委员会”不得不规定：请“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报告，必须提前与县上联系，经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尽管如此，“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忆苦思甜”报告的次数仍然非常之多，直到1977年，这种局面才告终结。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之前，“冷妈妈”冷月英同志在省内省外所作的“忆苦思甜”报告近千场，听众则多达百万人次以上。“冷妈妈”旧中国受苦农民总典型的地位从此是家喻户晓。她终于成了当时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农村女性。
文革结束后，中国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阶级斗争活教材”的“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也就永远地失去了从前的讲坛。虽然“仍担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实际上无事可干。便主动申请退休。经温江地委批准，1981年9月15日，“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正式隐退。仅仅过了三年，她就在落寞和困惑中去世，时年七十三岁。
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冷妈妈”冷月英尚未告别人世时，水牢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其实，水牢一经问世就成了问题。只不过在政治高压之下，这个问题没法展开。对水牢信以为真的实际上始终都是局外人；知情人从来不承认有什么水牢，从来没被说服。当年制作水牢时，为了防止有人对水牢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主管部门曾经煞费苦心。既然有刘文彩水牢，就应该有水牢的设计者和修建者，也应该有其他水牢受害者──刘文彩水牢总不会只用来关押一个“冷妈妈”冷月英吧？但为什么只有一个“冷妈妈”冷月英说自己见识过水牢呢？如果对这一点预先没有交代，人们就难免疑窦丛生。主管部门便在水牢解说词中特意强调指出：“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这样解释还有一个作用──既然只有“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是唯一一个仍然健在的水牢目击者，她当然也就是水牢问题的唯一权威，没有反证，谁都没资格对“冷妈妈”冷月英的说法说三道四。
的确，在极左路线猖獗、人人自危的六七十年代，没有谁直接对“冷妈妈”冷月英同志的说法说三道四，但委婉的还是有的。1964年12月9日，四川省政协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到庄园陈列馆参观。临别时召开座谈会，征询他们对第二次改馆的意见。盛情难却，省政协委员王安懋、刘树成便简略地谈了一下自己的观感。如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政委李维嘉所说：“王先生是进步人士，是大邑民盟负责人，又是大邑县地方实力派中一派的首领。”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得到了他的许多可贵的帮助”（《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续编》）。但李维嘉先生没有提到的是，王安懋还是刘文彩的知交。起义将领刘树成则是刘文彩的堂侄，两人在刘文彩历史方面有相当的发言权。庄园档案67宗B35卷对他俩的发言有如下记载：
1。水牢的事情，王安懋、刘树成说：“我们过去不晓得有水牢的事情，无风不起浪，也从未听说过。但是大恶霸刘文彩平素为人心毒手辣，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问当地农民才知道。”
2。农民打死狗叫农民祭狗。“这种事情，我们从未听说，因为我在大邑城内住（王安懋），隔安仁几十里。”“我在外面少在家（刘树成），所以，我们未听说，要问当地农民，才能证实”。
3。“展览的藤轿，是刘文彩恶霸在宜宾当伪官僚后回大邑才有的，但很少坐，其一生常坐滑竿，而滑竿的漂亮和价值都较展出的藤轿为高为贵，觉得应展出滑竿更好，当然汽车包车藤轿都是有的。”
4。“每天杀三十个鸭子脚蹼来吃的事不实在，因为在解放前安仁镇、大邑都买得到鸭子脚蹼。”
5。“肖汝林、徐达仁是由刘文彩恶霸的走狗、土匪头子郭保之在大邑西门外绑架至安仁镇关在伪镇公所楼上拉下来枪杀的，我们知道未审讯过”。
两人的发言都是谨小慎微，生怕“触雷”。尽管如此，因为他们毕竟没有作应声虫，对陈列内容多多少少还是澄清了一些，主管部门很不高兴。发言记录稿上特别这样注释发言者的政治面貌：刘树成：伪师长、刘文彩亲家；王安懋：伪营长、盟员。一位主管领导更是在送呈的记录稿上大笔一挥：“不宜完全相信，仅供参考。”实际上连参考参考都不行，记录稿束之高阁。
王安懋曾出入地主庄园十多次，刘树成的出入次数更多；两人对地主庄园的布局知之甚详。“庄园通”却说自己不知道庄园有过水牢，“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问当地农民才知道。”这岂不等于说，水牢一案并非尘埃落定，而是大可推敲？王安懋和刘树成当然不是真的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但当时他们只能说到这一步，还想说的，就留待来日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席卷中国，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庄园陈列馆。在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列内容，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质疑。为了跟上时代步伐，庄园陈列馆开始对陈列内容进行调整，清除那些肯定与时代不合拍的陈列内容。对有争议的陈列内容也考虑要重新调查。而在所有陈列内容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刘文彩水牢，为此，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七十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对“水牢”刨根究底。
王安懋接受了采访。他告诉来访者，冷月英的说法靠不住，冷月英一会儿说她是1943年坐的水牢，一会儿说她是1937年坐的水牢。而无论是1943年，还是1937年，用做水牢的地下室根本就不存在。他说，水牢所在位置原先是有间房，但那间房修在地面上，叫做红仓，是刘文彩堆放鸦片的库房。“我曾十一次到过刘文彩家，有一次我去时他当时的团长还引我去参观过刘文彩堆鸦片的地方，那里面还堆有好多挑鸦片，另一角还堆放著一百桌江西瓷砖。上边都还放有几挑鸦片。那房子后来被人烧了，我也去过。据说当时他的家人偷了刘文彩的鸦片，事后就放火烧了刘文彩堆烟的房子（房子被烧后我还带人去查过），现在的房子（即地下室──引者注）是当时火烧后才盖的。”他肯定地说：“当时我没看见水牢。”王安懋说的这些事在安仁镇其实是人所共知，因为1945年红仓失火时，安仁镇许多居民都曾赶到红仓救火，镇上的文彩中学师生更是差不多全体出动，事后为了感谢文彩中学师生，刘文彩还杀了好多头猪请他们。红仓被一把火烧掉后，刘文彩才在红仓原址修建了地下室。既然如此，冷月英怎么可能在1943年或1937年进到那间地下室里去呢？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则把地下室叫做“地引子”，她向采访人员解释说：“装鸦片的仓被烧了，才修的地引子，上面一层房是装棉絮的，装一百多床。下面是乘凉的，我们都没去过，一到热天地下就浸满了水。当时修地引子，主要是我们的房子密，地势又低，修起后地下水就往矮处流。”
调查人员还走访了当地农民。1982年4月14日，大邑县沙渠公社农民、曾在刘文彩家帮工的王裕丰在被问及“刘文彩地下室关过人没有”时，回答：“没有见过关人。”同年4月20日，大邑县江源公社农民、曾在刘文彩家帮工的徐吉廷在被问及“你见过里头（指地下室）关过人没有”时，也说：“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他（指刘文彩）关过人。”1947年才离开庄园的雇工谷正伦则告诉来访者：从1942年起，他常到红仓给刘文彩拿鸦片，那里确实是仓库，哪是什么“水牢”。已六十二岁的苏家公社四大队一队农民牟春发，当年也在庄园帮工。他对所谓水牢之说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调查人员来访时，他的答复一点不客气。下面是庄园陈列馆整理的采访笔录：
问：地下室关过人没有？
答：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点我水，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不过，今天我仍然坚持是什么说什么，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嘛！
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只找到了一份文献资料，是建国初期安仁乡民安村武装队队长邓开清和他的一个队员的口述笔录，两位目击人称：“1950年9月份，我们发现庄园墙壁被人打开一个洞。从洞口钻进去看见一间像‘水牢’般的屋子。脱鞋下去，感到里面水有大腿深，且很脏很臭。”并说水中有尸骨。屋子有水和水牢不相干，这一点其他知情者解释得很清楚了。那么尸骨是否与水牢有关呢？两位目击人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线索。这份孤证无法支撑水牢之说。
始终查无实据，庄园陈列馆这才鼓起勇气，向主管部门送呈《关于“水牢”的报告》。内称：
……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1）室内发现的尸骨由于身份不明，来历也不清楚，又有临近解放时期胡宗南部队进驻破坏老公馆等原因，尸骨不能作为刘文彩在这里私设水牢的定案依据。
（2）冷月英在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唯一“坐水牢”的人，但是，她在这个地下室“坐水牢”的可能基本不存在。第一，她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第二，地下室建立于1945年秋，冷月英“坐水牢”的时间据她1951年的诉苦是1943年，后来她改正为1937年，这两个时间都在地下室修成之前。第三，冷月英解放初只说她“坐过刘家的水牢，”并没有指（一定就是）刘文彩（家）的水牢。她当时是蒙著眼睛（被）拉进水牢的，也不可能知道地点。
（3）地下室和风水墩只隔几步。刘文彩一家经常对风水墩烧香拜佛，并且非常忌讳，如刘文彩在外地死后尸体不得进老公馆。像这样的地主，怎能容忍别家刚生小孩的妇女进到他的风水墩跟前呢？刘文彩的公馆很多，“公益协进社”遍布各乡镇，哪里不可以设刑堂，何必要在他的风水墩前动大刑？再说地下室隔壁是谷仓，雇工佃农常来常往，在这里对农民施用酷刑，几年之间无人发现，是不可思议的。这次调查中，无论当年在老公馆的雇工、丫头，还是附近的农民，都没有一个人知道当时老公馆内还有“水牢”，有不少人甚至明白地表示否定。
报告据此断言：刘文彩并没有设过水牢，冷月英也没有坐过刘文彩的任何牢房。所谓“水牢”，纯系刘文彩存放鸦片的仓库。报告说：“二十多年来，水牢一直有争议，一些观众也曾（从）不同侧面提出过一些疑问。这不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宣传效果，而且关系到我们的宣传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原则问题。”报告因此请求推翻水牢原案，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
这不免把“水牢”明星们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1981年元月8日，陈列馆派员到大邑唐场采访“冷妈妈”冷月英，以下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答：我今年七十二岁。
问：你坐水牢时是多少岁？
答：我记不得了。
问：你坐水牢时是不是拖进来就把你甩在铁笼子里？
答：我记不起了，好多年的事，咋记得嘛？我住院时，医生不要我回忆以往的事，怕我又气病了。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随便哪里索词都不要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
后来有记者找到“冷妈妈”冷月英，冷月英还是拒绝正面回答问题。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著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这话倒也不假。
1982年2月24日，陈列馆派员到双流县中心镇凉山州氮肥厂采访最早报道水牢的作者之一王开君，以下是王开君的口述笔录：
（本人不同意录音，只能作闲谈）
1951 年宣传节约支援抗美援朝，冷月英带头把家里的四十大鸭子捐献出来；第二，大邑剿匪中，冷月英一个人单枪匹马抓匪首徐沛霖，被评为剿匪英雄；第三，带头建立互助组，《人民日报》以此事迹头版头条报道后被评为劳动模范，1952年并参加赴朝慰问代表团慰问；第四，出身贫苦，十三岁就当丫头，所以被选出席县模范。在此期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冷月英在发言时说她欠刘家的帐，将她眼睛蒙了弄来关押，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实际上是承认他拿不出事实依据，关于水牢的报道仅依据冷月英的一面之词。
调查到1982年基本结束。调查报告的结论无可争辩，没有谁否定。“刘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也只是对报告持沉默态度。尽管如此，报告仍迟迟得不到批准。主持这次调查的原庄园陈列馆馆长安师吕老先生曾告诉作者：主管部门负责人在接到他们的报告后，好心地提醒他们说：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正因为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所以，调查只用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处理报告却花了整整六年时间──1988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和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化厅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
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叱吒风云三十多年的水牢一去不复返，这产生了强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与水牢仅隔咫尺的平房里，还有一座同样让人谈虎色变的牢房──地牢。牢深190米，长570米，宽235米。顶盖高出地面080米。虽说从未挂牌明示为刘文彩所建，但设于刘文彩家，何人所为，不言而喻。1979年印行的《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更是明白无误地说：刘文彩“经常用关水牢、地牢……等刑法残害群众”。加上郭沫若同志“水牢地牢连比”的诗句，公众印象中，地牢肯定也是刘文彩的“创造”。其实，刘文彩家既无水牢之设，也从来没什么地牢。水牢撤消，地牢理所当然地一起撤消了。
和水牢同时隐退的另外两个“革命浪漫主义结晶”，是所谓“刑具室”和“行刑室”。风水墩侧面有排房子，共五间。靠近佛堂的第一间房原本是庄园放年货的地方，开馆初挂牌为“年货室”，无展出内容。1968年曾将刘文彩为家人准备的几具棺材从王玉清寝室移到这里展览。 1976年，为配合“水牢”、“地牢”的展出，而将棺材移出，辟为“刑具室”。其余四间房原本是刘文彩放瓷器的地方，这时也布置成“行刑室”。“刑具室” 有五个画板，第一个是脚镣手铐；第二个是钢刀手杖；第三个是杀人祭剑；第四个是青杠扁担；第五个是弹簧钢鞭。这五个画板是将所谓“实物”固定在版面上，辅以文字说明。“行刑室”陈列著“坐老虎凳”、“背火背□”、“吊打”等三组表现农民受刘文彩酷刑折磨的泥塑，墙上挂满了绳索等刑具。文革结束后，许多观众也敢于质疑“刑具室”和“行刑室”的真实性了：如此恐怖之处竟与刘家风水宝地一墙之隔，与书房比肩而立，合乎情理吗？解说词称，“行刑室”天天有受刑者惨叫，似此，刘家老少如何祭祀祖先？如何吟诗诵经？后来经过考证：庄园中从无刑堂之设（五百米外的安仁乡公所就有监狱）。于是，随著水牢、地牢的隐退，陈列馆也告别了“刑具室”和“行刑室”，而恢复为“瓷器室”和“年货室”。
如前所述，庄园陈列馆中的赝品源远流长、蔚为壮观，清除所谓“水牢”、“地牢”、“刑具室”、“行刑室”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但紧接著发生的一系列大变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庄园陈列馆不可能脱离中国的政治生态而生存，清除水牢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此戛然而止，还没有来得及核实的其他陈列内容基本维持原貌。
在庄园陈列馆所有赝品中，知名度最高、对时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水牢”。
刘文彩老公馆西侧有间地下室，与刘家的风水墩数步之遥。地下室长575米，宽365米，高215米，为长方形砖石结构，圆拱顶，顶上有房一间。地下室东端开铁窗一扇，西端开拱门一道。双扇黑漆门，有石梯通到室底。水深三尺左右。室内阴森森、冷嗖嗖，让人望而生畏。这便是“水牢”。水牢解说词称：
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
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
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既然如此，要谈水牢，就不能不谈到那位“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即“冷妈妈”冷月英同志。
略知刘文彩的读者，都不会对“冷妈妈”冷月英的大名感到陌生。这是理所当然──独木不成桥，独角不成戏。反角刘文彩闪亮登场，得有个正角去烘托他。“冷妈妈”冷月英的一连串动人故事便应运而生。刘文彩被定义为旧中国地主阶级的总典型，“冷妈妈”冷月英则被定义为旧中国受苦农民的总典型。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纯就知名度而言，刘文彩和冷月英，确实是相辅相成，比翼齐飞。
关于冷月英生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大邑县志》在《名人》一栏有如下记载：
冷月英，女，彭山县谢家乡人，清宣统三年（1911）四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吴姓农民家庭。八岁时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时，因忍受不了地主的虐待，出逃到新津县讨饭度日。十三岁时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吴金良，后与大邑县上安镇乡下昌盛桥冷春廷结婚。
解放后，1951年，唐镇乡进行土地改革，她当选为农民协会分会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为她取名冷月英。在当地清匪反霸中，冷月英配合其他武装队员，到老家彭山一带侦察匪迹，捉回匪首，并清出埋藏的枪支弹药，川西区党委、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授予她剿匪英雄称号。同年3月，唐镇乡土地改革结束，冷月英响应人民政府 “团结互助”的号召，同十余户农民组成变工互助组，因丰收获西南区丰产奖章。这个变工互助组，后分为三个组，因经验不足，互助组散了。1952年1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冷月英等七户农民组织起来，她被选为组长，命名为冷月英互助组，成为大邑地区首批建立的少数几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之一。4月，冷月英互助组向川西区所有互助组发起爱国增产竞赛。她在组内做妇女的工作，宣传婚姻法，解决妇女实际困难，调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姓。冷月英互助组农业获得丰收后，出席四川省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3年春，她被评为川西区农业劳动模范，出席省农业生产劳动模范大会。同年10月，冷月英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1954年，大邑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在冷月英互助组基础上建起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冷月英当选为社长。她努力劳动，积极工作，团结干部群众，生产不断发展，合作社得到巩固和发展。
1958年，县里办人民公社，冷月英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蔬菜农场，她任农场场长。1959年10月，冷月英受特邀到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1962年，她被评为四川省农业劳动模范。
此后，冷月英先后任大邑县革委副主任、中共大邑县第四届县委委员、四川省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退休。
这份小传列举了冷月英的诸多业绩，那些业绩统统属于五十年代；但冷月英的黄金时代并不是五十年代而是六七十年代。冷月英在她的黄金时代究竟有什么作为？小传却没有反映，冷月英最重要的历史“水牢”历史，小传更是不著一字，这不能不说是一反常规。诚然，冷月英五十年代就已小有名气，但后来全国人民知道“冷妈妈”冷月英，并不是因为她在五十年代有什么业绩，而仅仅是因为水牢。在全国人民的眼里，“冷妈妈”冷月英就是“水牢”的化身。如果没有庄园陈列馆的拔地而起，没有刘文彩的闪亮登场，没有水牢，冷月英也就不可能由五十年代小有名气的川西区农业劳模而跃升为全国性的政治明星。
小传避开了“水牢”这个最关键的环节。不仅避开了“水牢”一节，而且将冷月英结婚后受刘家地主压迫的悲惨历史删了个一干二净。这等于是砍掉了冷月英历史的主干，剩余情节，则不过是冷月英历史的枝叶。冷月英实际上已不足为旧中国受苦农民的总典型。
这当然是对“水牢”的一种委婉否定，是对被扭曲的历史的间接矫正。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那年的一次会议上，“爱国模范”冷月英声称：“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但冷月英并没有明确认定，她坐的一定是刘文彩的水牢。1954年元月，大邑县在县文化馆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具体筹办这次展览的同志将冷月英受地主剥削压迫，被关‘水牢’这件事典型化以后，纳入这个展区的主要内容。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认可，筹办人员就按“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的设想来“布景”。刘文彩水牢在当地人是闻所未闻，引起极大轰动。
后来，上报大邑县委的《农业合作化展览总结》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政权教育方面，是通过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与解放后当选副乡长、农业社主任、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及其当选人民代表后给社员们宣传《宪法》的愉快情景进行鲜明的对比，以达到‘想过去，看现在’的目的。”接下来描述了水牢展出的盛况：“在举办解放前后农民生活对比展览中，解放前展览室内的典型事件的塑造及环境的布置上，都十分注重典型化，幕布、耳幕等均系用黑色，每景的图片也都刻画得很惨，使每个观众都能‘触景生情’，听之动人。因此，在讲解放前冷月英坐水牢受苦等惨景时，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甚至有引起回忆自己或自己爹妈解放前受地主压迫的苦痛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的。”
可见，刘文彩水牢的历史，比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历史悠久得多。而且刘文彩水牢之出笼不是无心插柳，完全是有心栽花的结果。倒不是说“冷妈妈”冷月英一开始就存心冤枉刘文彩。三十多年后官方解释说，冷月英确实坐过刘家的牢，只不过坐的不是刘文彩的水牢而是坐的刘文彩侄儿刘伯华的地牢。可能那间地牢有积水而被冷月英误认为水牢。这个解释在逻辑上应该说还是说得通的。但水牢的始作俑者是冷月英，刘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却不是冷月英而是主管部门。在冷月英个人也许是无心插柳，在主管部门却是有心栽花。“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是个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同志，一贯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领导有心栽花，并要她将错就错，她能拒绝吗？实际上冷月英后来也是身不由己。
刘文彩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尚称平和，刘文彩水牢还只是轰动一个小小的大邑，没有引出更大波澜。1958年阶级斗争升温，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哪肯错过刘文彩水牢这个绝好的素材呢？便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以它无声的恐怖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冷月英也开始由爱国模范劳动模范一变而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一份为冷月英正名的文章承认：“久而久之，冷月英本人的诉苦材料中关于坐‘水牢’部分由别人整理后也改为‘坐大地主刘文彩的水牢’的说法。她本人在向人们作‘忆苦思甜’报告时，也就念成‘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1994年5月6 日《四川政协报》）。就如同刘文彩水牢不是冷月英的发明而是主管部门认定的一样，她的演讲稿也不是她的创作而是主管部门为她提供的，讲台上的她和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只能按别人设计的动作表演，背别人写的台词。
血淋淋的水牢和冷月英悲切的控诉，有著强烈的感染力。水牢的知名度从此扶摇直上。八届十中全会更是水牢和冷月英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全会刚刚落幕，秀才们就从成都、从重庆、从北京纷纷涌向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涌向水牢和冷月英，把水牢和冷月英视作给“阶级斗争”造势的重磅炸弹。他们如愿以偿。1962年，作家李累、之光撰写的“纪实文学”《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在中国最权威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上发表，举国震惊。水牢和冷月英从此走出夔门，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热门话题。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为素材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同年，戏剧《水牢记》、《水牢仇》相继公演。川剧《水牢仇》剧组在成都首次公演后赴安仁、唐场演出，竟华等主要演员并到“冷妈妈”冷月英家“体验生活”。关于水牢和冷月英的新闻报道、宣传画、连环画更是不计其数。后来水牢还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
水牢和冷月英誉满全国，冷月英的身份随之发生了变化。1964年庄园陈列馆改馆之前，冷月英任唐场蔬菜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改馆之后她被提拔为唐场公社党委副书记，并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对冷月英的身份变化，有关部门的解释是“工作需要”，这是一句大实话。冷月英成名后，已经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只是忙于种萝卜青菜了，她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因此必须把她从繁杂的农活中解放出来。她的更重要的工作，便是充当“阶级斗争活教材”。为冷月英正名的那篇文章称：当上国家干部后，“虽然她身兼数职，却无暇顾及‘政事’，大多数时间花在外出开会和‘忆苦思甜’上。”也就是说，她是个没有实权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公社党委副书记级的专职宣讲员。
冷月英文化程度不高──勉强能够识字断文。但她很有天赋。演讲稿虽然不是出自她的笔下，她却不但可以倒背如流，而且演讲时能马上进入角色，简直是字字血，声声泪。她在台上边讲边哭，哭得像个泪人儿。台下听众也大多哭得直不起腰。1965年，大邑县组织干部到四川省主要负责人在遂宁抓的一个点参观学习，冷月英也去了，在那里与宜宾“白毛女”罗昌秀、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秀芝第一次见面。遂宁有关部门听说冷月英来访，大喜过望，邀请她做一场“忆苦思甜”报告。冷月英也不推辞。消息刚刚传出，便有听众排成“火巷子”，敲锣打鼓，挥舞小旗，夹道迎候久闻大名的“冷妈妈”。“冷妈妈”红光满面健步走进会场时，会场一千个座位即告爆满，连会场中的过道和会场外的走廊都搭满了小板凳。据记载有两千多人前来瞻仰“冷妈妈”的丰采。“冷妈妈”又是边讲边哭，会场中不断响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手臂如林。散会时，许多听众已经是眼睛红肿，泪湿衣裳。1966年初，“冷妈妈”在庄园陈列馆给三百多名空军官兵作“忆苦思甜”报告，空军官兵竟然哭倒一地，最后由解说员把他们一一扶起来。同年六月，中央电视台派人到庄园陈列馆拍摄专题电视片《收租院》，为了配合中央电视台，大邑方面组织了两千多名驻军官兵和中小学生参观收租院，并请“冷妈妈”到现场作“忆苦思甜”报告。“冷妈妈”坐在一把椅子上，子弟兵和少先队员一个个充满了敬意地簇拥著她。她泪水盈盈地复述著已经复述了几百遍的水牢故事，听众同样抑制不住满腔悲愤，忘情地大哭起来。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永做革命人”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这部专题片现在还珍藏在地主庄园陈列馆，真实地记录著那段历史。
以下是四川美术学院红卫兵于1967年元月1日整理的冷月英演讲稿中有关水牢的一段：
提起刘文彩的田，话就长了。那时因交不起租子被地主关押或吊打，差不多年年都有一次。1937年那年天又旱，我租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二亩多地，到端阳才把秧子栽下去，后来谷子的白穗很多，边挞谷交租，我丈夫和老人在外面吆鸭子还没回来，我有八岁的姑娘，什么事情还帮凑不上，自己又是怀身大肚的人了。穷人靠穷人，多亏周围团转的朋友帮我收庄稼，我在灶房给大家烧茶，挞谷子的倒给我发起愁来了，一块一亩二分的田，还收不足一石，这么一点要交八斗租，怎么开交呢？我把茶送到田坎上，大家给出主意，叫我留下几分田摆起，请老板看了好让点租子，那阵我却是尝够了酸甜苦辣快三十岁的人了，满不在乎地向大家说：“怕啥子，横顺每年挞谷交租，我都要到刘家耍一转。”
到秋收，田头谷子才打完，刘文彩就派狗腿子来收租。他们一走拢就翻箱倒柜，把坛坛罐罐都倒干净了，还差五斗二升租，那些家伙就拿起锄头到处挖，把我埋在草灰里留著给娃娃吃的几升酒米也清去了。狗腿子拍桌子摔板凳，雷火轰天，弄得几里路外的人都晓得，随便我怎么丧求，硬是雷打不动的“铁板租”半升一碗都不让。他们不管我怀胎大肚，硬拉我去见刘文彩，后来我答应想办法，他们才恶狠狠地说：明天再找你算帐。一路上人马拍屁股就走了。
穷人事多路窄。当天晚上我就生了孩子，第二天，太阳都当顶了，别家早已吃了饭，我家的灶还没冒烟。大女儿守在床边哭，问我拿啥东西下锅，我想硬撑起身子下床，奈何昨天挨了顿毒打，又刚刚生了娃儿，简直不能动一下。实在无法，我生了娃娃连口米汤都没得喝上一口，只好叫女儿到别家去借点米回来。女儿出门不久，狗腿子就像一群野猪一样进屋不走门，打烂我的壁头，拱到了我的篱笆门，凶神恶煞地又在拍桌摔凳，叫我马上交清租子，我在床上叫他们再宽限几天，等在外面吆鸭子的丈夫回来想办法，可是这群畜生不听半句人话，他们有的抓我头发，有的拉手臂，硬把我从床上拖下来，又是拳打又是足头踢，一根绳子就把我捆起来，枪托子在我背上打。这时候我那刚生的娃儿在床上哇哇地哭，大女儿借米回来，足刚刚跨进门，就被狗腿子一巴掌打倒在地，半碗米撒满一地，女儿抬头见我被捆，就连扑带爬地过来拖住我的脚杆，喊著：“妈妈你不能走呀！”话音刚落，狗腿一脚把她踢开，拖起我就走。我被绑走多远，还听到两个娃娃的哭声。架走我以后，娃娃就饿死了，谁知道我丁丁小的大女，比妈妈讨饭那年还小两岁，才八岁呵，又朝著妈妈走过的路去挨门挨户讨饭求乞。
我被拉进刘文彩的庄园，一进庄园，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转了几个弯，下了一阵石梯子，一股难闻的血腥气劈面朝我冲来，冲得我一下子就昏了。有个家伙使劲把我揪下一个陡坡，摔倒在水□里，足一踏踩，水淹齐我的腰杆，这什么水呀！冰得浸骨头，臭得人恶心。刚生娃娃的人，血水还顺著足杆流，遭到那冰冷的血水一浸，肚子痛得来像刀绞一样。我站不稳，一下倒下去，又脏又臭的血水不断朝我嘴里流，尽力爬起来，足下一滑又倒下去，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著一个人的脑壳，狗腿子嫌我动作慢，用棍木棒一下把我戳进一个铁笼子，进了笼子就在迷迷糊糊听到铁棚声、关门声、上锁声中昏死过去了。不知过了好久，当我痛醒转来时，只知道自己是痛醒的，痛的像有人在剪我的肠子，绞我的肚子。醒转来什么也看不见，只摸到一根根的铁柱。我双手拉著铁柱站起来，才觉得水淹过膝头，崩断我的肠子，我紧咬牙齿熬了过去，这里头的臭气硬把我熏死了几次，熏死过去，痛醒过来。有一回我硬睁起眼睛，从一道碗口大的铁窗缝里射进来一股绿光中，才恍恍惚惚看见这个水牢的一些：到处都是死人骨头，铁笼上下都安有铁钉，只有站不能坐，我是被关在水牢的铁笼里，笼外还泡著三个男人，东倒西歪地靠著石壁坐著，泡在水中。我们几个，在装著好多穷兄弟的骨头和血水的水牢里，没有哭，没有喊叫。隔了几天，死去一个兄弟。我们的血泪只有往肚子里吞……。以后又迷迷糊糊地看不见什么了。
在水牢里一共提审我三次，每次都是用铁钩把我抓出去的。头两次，三言两语过了一堂，又把我推进水牢。第二次下牢，我站不住，坐不稳，这边是死人，那边是死人。一脚踩到脑壳，二脚踩到身子。每脚都踩在我的叔伯兄弟，真叫我痛心。最后一次审我是刘文彩。狗腿子骂我前次在关帝庙闹动了唐场，才有刘文彩问我的缘分。等了半天不见动静，刘卖什么膏药我不晓得。后来我听见狗腿子在打听，有人说他正在啥子“逍遥宫”……。刘文彩来后，先问我愿死愿活，我说死活都不论，就问了这么一句话，又把我关进水牢，这时我已被折磨的昏昏沉沉的了，站不稳，倒下去扑在一个死人身上，以后就啥也不知道了。
我被刘文彩绑走后，丈夫得信赶了回来，四处托人说情，挨高利贷借了二十元钱，交了刘文彩的五斗二升租子，还付了我坐七天水牢的七斗米的房钱，又加上刘文彩嫌一个刚生娃娃的妇女死在他家的水牢里不吉利，才把我放了，并限制只能晚上来取人，只能走后门取人。我丈夫在一天晚上就把我背出了刘文彩庄园的后门，把我捆在椅子上拉回家里。这时我人事不醒，只剩下微微一口气，他告诉我，我一身衣裳被血水凝起来像牛皮一样，满身血水，双足粘了死人肉，脱不下来。他给我抹，周围的穷弟兄们也帮助给我洗擦，我脚上、腿上都结成了痂块。死人肉巴著活人肉，足足有十几天。天天用热水泡，用刀子刮，才刮去人肉和血块。人不知道饱饿，只能灌点米汤，直到我清醒，才看见大女儿痴呆呆地站在我身边，我就寻摸自己的奶娃……（庄园档案67 宗F15卷）。
如此惨绝人寰，难以置信。但一切布置得那么真切，令局外人不得不信。
冷月英演讲的水牢故事，有多种版本。在不同的版本中，情节各有不同。一忽儿她说自己是1943年被关进刘文彩水牢的，一忽儿说她早在1937年就被关进了刘文彩水牢；一忽儿说她是刘伯华的佃户，一忽儿说她是刘文彩的佃户。一忽儿说坐水牢期间她没有见过刘文彩本人，一忽儿说坐水牢期间刘文彩提审过她。水牢故事之外的其他冷月英故事，同样是各说不一。上面提到的那个红卫兵版本就有一个冷月英镜头与官方版本迥然有别。这个镜头便是“马尾拖农民”。红卫兵版本对“马尾拖农民”是这样记载的：
有一回，我在唐场场口，看到刘家的狗腿子晏子辉骑在马上，马屁股后面拖了一个老头子。箩兜绳子把老头捆的紧绑，拴在马鞍后头。马走的慢，人还跟得上，一进场口，晏子辉抽了几马鞭，就把老头子拖起来了。大家实在看不过去，悄悄咬耳朵，我忍不住冲口说了句：“交不起租子人就不是人了吗？”话送进了晏的耳朵，他煞住马，从袖筒里抽出一节东西，刷的一声，变成了两尺多长的钢丝鞭子，使出吃奶的劲，抽了我一顿。不怕他凶，我抹了抹脸上的血，抵住他吵，街上的人围多了，他下不了台，就把我扎个五花大绑和老头子一起拖进关帝庙──他们的乡公所。到了关帝庙，把我吊起，他的烟瘾过足了，把我放下来，问我一阵，问烦了又吊起来打，一连打了我二天二夜，我也始终没有嘴软。晏子辉在场上犯下的罪恶行为，惊动了街坊邻居，他没办法，才叫伪保长出面转弯弯放了我。晏放我走时，憋不住心头那股杀气，还抓了一块火砖硬在我手杆上，至今仍留有一块两寸多宽的伤疤……
官方版本在处理这个镜头时则用上了换头术。七年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和“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合作编写的小册子《血海深仇收租院》（农村版），把“马尾拖农民”的主犯晏子辉换成了刘元琮：
刘元琮倚仗刘文彩的势力，到处作威作福。有一次，我和几个佃户正在田里割谷桩，远远看见他骑在一匹马上，一帮狗腿子跟著跑过来。走近一看，马后面拖著佃户李大爷，头和脸都在地上擦烂了，血淌得到处都是。我们都很气愤，拦著马头喊起来：“交不起租子就不是人啦？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啊！”刘元琮翻身下马，两眼直转，要找闹事的人。我质问他说：“你们把人都快拖死了，我们就不该说一句话呀！”他一听，就像乌龟遭牛踩了一样，脑壳缩了一下，干笑了两声说：“我今天要杀鸡给猴看！看你有好硬，给我带起走！”几个狗腿子冲上来，把我拖到唐场刘元琮的公馆里，吊在梁上，用皮鞭蘸著水打。刘元琮坐在太师靠椅上问：“看你多嘴！你和李老汉有啥子勾结，不说清楚要你的命！”然后又在我的脚上吊了两块火砖，背上加了块三十多斤重的土砖。直到第二天，我还在昏迷中，刘元琮以为我吊死了，就叫人喊冷春廷来领尸。春廷把我放下来，我的脚手都肿亮了，过了好一阵才苏醒过来。刘元琮一看，骂我装死吓他，抓起一块火砖就向我砸来。我的左手被打伤，后来伤口化了脓，半年多都不能干活。
用换头术把晏子辉换成刘元琮，这决非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蜡铸模型中的《背磨沉水》等三个案例原本与刘元琮无干，却生拉硬扯把刘元琮扯进去。制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又把刘元琮打成第二号主犯。创作水牢故事，还是不肯将刘元琮割爱，刘元琮的座次依旧仅次于刘文彩。对起义将领刘元琮如此牵挂、如此“特殊关照”，想必其中有什么缘由。为免横生枝蔓，且待下回分解。
文革十年，是“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她常常坐著专车，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农村作“忆苦思甜”报告，到水牢、“雇工房”、“收租院”等处现身说法。每次登上主席台，她面前总放著一个印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她先喝口水，然后从容不迫地从身边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长达一万一千字的演讲稿，望一眼台下。这时台下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到文革后期，邀请“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报告的单位实在太多了，“冷妈妈”冷月英同志简直是应接不暇。加上她已进入花甲之年，身患心脏病，经不住太大的体力和心力消耗，作一次“忆苦思甜”报告，往往筋疲力尽，要休息两、三天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以致于当时的大邑县“革命委员会”不得不规定：请“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报告，必须提前与县上联系，经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尽管如此，“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忆苦思甜”报告的次数仍然非常之多，直到1977年，这种局面才告终结。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之前，“冷妈妈”冷月英同志在省内省外所作的“忆苦思甜”报告近千场，听众则多达百万人次以上。“冷妈妈”旧中国受苦农民总典型的地位从此是家喻户晓。她终于成了当时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农村女性。
文革结束后，中国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阶级斗争活教材”的“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也就永远地失去了从前的讲坛。虽然“仍担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实际上无事可干。便主动申请退休。经温江地委批准，1981年9月15日，“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正式隐退。仅仅过了三年，她就在落寞和困惑中去世，时年七十三岁。
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冷妈妈”冷月英尚未告别人世时，水牢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其实，水牢一经问世就成了问题。只不过在政治高压之下，这个问题没法展开。对水牢信以为真的实际上始终都是局外人；知情人从来不承认有什么水牢，从来没被说服。当年制作水牢时，为了防止有人对水牢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主管部门曾经煞费苦心。既然有刘文彩水牢，就应该有水牢的设计者和修建者，也应该有其他水牢受害者──刘文彩水牢总不会只用来关押一个“冷妈妈”冷月英吧？但为什么只有一个“冷妈妈”冷月英说自己见识过水牢呢？如果对这一点预先没有交代，人们就难免疑窦丛生。主管部门便在水牢解说词中特意强调指出：“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这样解释还有一个作用──既然只有“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是唯一一个仍然健在的水牢目击者，她当然也就是水牢问题的唯一权威，没有反证，谁都没资格对“冷妈妈”冷月英的说法说三道四。
的确，在极左路线猖獗、人人自危的六七十年代，没有谁直接对“冷妈妈”冷月英同志的说法说三道四，但委婉的还是有的。1964年12月9日，四川省政协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到庄园陈列馆参观。临别时召开座谈会，征询他们对第二次改馆的意见。盛情难却，省政协委员王安懋、刘树成便简略地谈了一下自己的观感。如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政委李维嘉所说：“王先生是进步人士，是大邑民盟负责人，又是大邑县地方实力派中一派的首领。”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得到了他的许多可贵的帮助”（《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续编》）。但李维嘉先生没有提到的是，王安懋还是刘文彩的知交。起义将领刘树成则是刘文彩的堂侄，两人在刘文彩历史方面有相当的发言权。庄园档案67宗B35卷对他俩的发言有如下记载：
1。水牢的事情，王安懋、刘树成说：“我们过去不晓得有水牢的事情，无风不起浪，也从未听说过。但是大恶霸刘文彩平素为人心毒手辣，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问当地农民才知道。”
2。农民打死狗叫农民祭狗。“这种事情，我们从未听说，因为我在大邑城内住（王安懋），隔安仁几十里。”“我在外面少在家（刘树成），所以，我们未听说，要问当地农民，才能证实”。
3。“展览的藤轿，是刘文彩恶霸在宜宾当伪官僚后回大邑才有的，但很少坐，其一生常坐滑竿，而滑竿的漂亮和价值都较展出的藤轿为高为贵，觉得应展出滑竿更好，当然汽车包车藤轿都是有的。”
4。“每天杀三十个鸭子脚蹼来吃的事不实在，因为在解放前安仁镇、大邑都买得到鸭子脚蹼。”
5。“肖汝林、徐达仁是由刘文彩恶霸的走狗、土匪头子郭保之在大邑西门外绑架至安仁镇关在伪镇公所楼上拉下来枪杀的，我们知道未审讯过”。
两人的发言都是谨小慎微，生怕“触雷”。尽管如此，因为他们毕竟没有作应声虫，对陈列内容多多少少还是澄清了一些，主管部门很不高兴。发言记录稿上特别这样注释发言者的政治面貌：刘树成：伪师长、刘文彩亲家；王安懋：伪营长、盟员。一位主管领导更是在送呈的记录稿上大笔一挥：“不宜完全相信，仅供参考。”实际上连参考参考都不行，记录稿束之高阁。
王安懋曾出入地主庄园十多次，刘树成的出入次数更多；两人对地主庄园的布局知之甚详。“庄园通”却说自己不知道庄园有过水牢，“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问当地农民才知道。”这岂不等于说，水牢一案并非尘埃落定，而是大可推敲？王安懋和刘树成当然不是真的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但当时他们只能说到这一步，还想说的，就留待来日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席卷中国，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庄园陈列馆。在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列内容，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质疑。为了跟上时代步伐，庄园陈列馆开始对陈列内容进行调整，清除那些肯定与时代不合拍的陈列内容。对有争议的陈列内容也考虑要重新调查。而在所有陈列内容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刘文彩水牢，为此，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七十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对“水牢”刨根究底。
王安懋接受了采访。他告诉来访者，冷月英的说法靠不住，冷月英一会儿说她是1943年坐的水牢，一会儿说她是1937年坐的水牢。而无论是1943年，还是1937年，用做水牢的地下室根本就不存在。他说，水牢所在位置原先是有间房，但那间房修在地面上，叫做红仓，是刘文彩堆放鸦片的库房。“我曾十一次到过刘文彩家，有一次我去时他当时的团长还引我去参观过刘文彩堆鸦片的地方，那里面还堆有好多挑鸦片，另一角还堆放著一百桌江西瓷砖。上边都还放有几挑鸦片。那房子后来被人烧了，我也去过。据说当时他的家人偷了刘文彩的鸦片，事后就放火烧了刘文彩堆烟的房子（房子被烧后我还带人去查过），现在的房子（即地下室──引者注）是当时火烧后才盖的。”他肯定地说：“当时我没看见水牢。”王安懋说的这些事在安仁镇其实是人所共知，因为1945年红仓失火时，安仁镇许多居民都曾赶到红仓救火，镇上的文彩中学师生更是差不多全体出动，事后为了感谢文彩中学师生，刘文彩还杀了好多头猪请他们。红仓被一把火烧掉后，刘文彩才在红仓原址修建了地下室。既然如此，冷月英怎么可能在1943年或1937年进到那间地下室里去呢？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则把地下室叫做“地引子”，她向采访人员解释说：“装鸦片的仓被烧了，才修的地引子，上面一层房是装棉絮的，装一百多床。下面是乘凉的，我们都没去过，一到热天地下就浸满了水。当时修地引子，主要是我们的房子密，地势又低，修起后地下水就往矮处流。”
调查人员还走访了当地农民。1982年4月14日，大邑县沙渠公社农民、曾在刘文彩家帮工的王裕丰在被问及“刘文彩地下室关过人没有”时，回答：“没有见过关人。”同年4月20日，大邑县江源公社农民、曾在刘文彩家帮工的徐吉廷在被问及“你见过里头（指地下室）关过人没有”时，也说：“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他（指刘文彩）关过人。”1947年才离开庄园的雇工谷正伦则告诉来访者：从1942年起，他常到红仓给刘文彩拿鸦片，那里确实是仓库，哪是什么“水牢”。已六十二岁的苏家公社四大队一队农民牟春发，当年也在庄园帮工。他对所谓水牢之说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调查人员来访时，他的答复一点不客气。下面是庄园陈列馆整理的采访笔录：
问：地下室关过人没有？
答：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点我水，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不过，今天我仍然坚持是什么说什么，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嘛！
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只找到了一份文献资料，是建国初期安仁乡民安村武装队队长邓开清和他的一个队员的口述笔录，两位目击人称：“1950年9月份，我们发现庄园墙壁被人打开一个洞。从洞口钻进去看见一间像‘水牢’般的屋子。脱鞋下去，感到里面水有大腿深，且很脏很臭。”并说水中有尸骨。屋子有水和水牢不相干，这一点其他知情者解释得很清楚了。那么尸骨是否与水牢有关呢？两位目击人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线索。这份孤证无法支撑水牢之说。
始终查无实据，庄园陈列馆这才鼓起勇气，向主管部门送呈《关于“水牢”的报告》。内称：
……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1）室内发现的尸骨由于身份不明，来历也不清楚，又有临近解放时期胡宗南部队进驻破坏老公馆等原因，尸骨不能作为刘文彩在这里私设水牢的定案依据。
（2）冷月英在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唯一“坐水牢”的人，但是，她在这个地下室“坐水牢”的可能基本不存在。第一，她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第二，地下室建立于1945年秋，冷月英“坐水牢”的时间据她1951年的诉苦是1943年，后来她改正为1937年，这两个时间都在地下室修成之前。第三，冷月英解放初只说她“坐过刘家的水牢，”并没有指（一定就是）刘文彩（家）的水牢。她当时是蒙著眼睛（被）拉进水牢的，也不可能知道地点。
（3）地下室和风水墩只隔几步。刘文彩一家经常对风水墩烧香拜佛，并且非常忌讳，如刘文彩在外地死后尸体不得进老公馆。像这样的地主，怎能容忍别家刚生小孩的妇女进到他的风水墩跟前呢？刘文彩的公馆很多，“公益协进社”遍布各乡镇，哪里不可以设刑堂，何必要在他的风水墩前动大刑？再说地下室隔壁是谷仓，雇工佃农常来常往，在这里对农民施用酷刑，几年之间无人发现，是不可思议的。这次调查中，无论当年在老公馆的雇工、丫头，还是附近的农民，都没有一个人知道当时老公馆内还有“水牢”，有不少人甚至明白地表示否定。
报告据此断言：刘文彩并没有设过水牢，冷月英也没有坐过刘文彩的任何牢房。所谓“水牢”，纯系刘文彩存放鸦片的仓库。报告说：“二十多年来，水牢一直有争议，一些观众也曾（从）不同侧面提出过一些疑问。这不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宣传效果，而且关系到我们的宣传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原则问题。”报告因此请求推翻水牢原案，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
这不免把“水牢”明星们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1981年元月8日，陈列馆派员到大邑唐场采访“冷妈妈”冷月英，以下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答：我今年七十二岁。
问：你坐水牢时是多少岁？
答：我记不得了。
问：你坐水牢时是不是拖进来就把你甩在铁笼子里？
答：我记不起了，好多年的事，咋记得嘛？我住院时，医生不要我回忆以往的事，怕我又气病了。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随便哪里索词都不要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
后来有记者找到“冷妈妈”冷月英，冷月英还是拒绝正面回答问题。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著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这话倒也不假。
1982年2月24日，陈列馆派员到双流县中心镇凉山州氮肥厂采访最早报道水牢的作者之一王开君，以下是王开君的口述笔录：
（本人不同意录音，只能作闲谈）
1951 年宣传节约支援抗美援朝，冷月英带头把家里的四十大鸭子捐献出来；第二，大邑剿匪中，冷月英一个人单枪匹马抓匪首徐沛霖，被评为剿匪英雄；第三，带头建立互助组，《人民日报》以此事迹头版头条报道后被评为劳动模范，1952年并参加赴朝慰问代表团慰问；第四，出身贫苦，十三岁就当丫头，所以被选出席县模范。在此期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冷月英在发言时说她欠刘家的帐，将她眼睛蒙了弄来关押，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实际上是承认他拿不出事实依据，关于水牢的报道仅依据冷月英的一面之词。
调查到1982年基本结束。调查报告的结论无可争辩，没有谁否定。“刘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也只是对报告持沉默态度。尽管如此，报告仍迟迟得不到批准。主持这次调查的原庄园陈列馆馆长安师吕老先生曾告诉作者：主管部门负责人在接到他们的报告后，好心地提醒他们说：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正因为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所以，调查只用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处理报告却花了整整六年时间──1988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和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化厅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
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叱吒风云三十多年的水牢一去不复返，这产生了强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与水牢仅隔咫尺的平房里，还有一座同样让人谈虎色变的牢房──地牢。牢深190米，长570米，宽235米。顶盖高出地面080米。虽说从未挂牌明示为刘文彩所建，但设于刘文彩家，何人所为，不言而喻。1979年印行的《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更是明白无误地说：刘文彩“经常用关水牢、地牢……等刑法残害群众”。加上郭沫若同志“水牢地牢连比”的诗句，公众印象中，地牢肯定也是刘文彩的“创造”。其实，刘文彩家既无水牢之设，也从来没什么地牢。水牢撤消，地牢理所当然地一起撤消了。
和水牢同时隐退的另外两个“革命浪漫主义结晶”，是所谓“刑具室”和“行刑室”。风水墩侧面有排房子，共五间。靠近佛堂的第一间房原本是庄园放年货的地方，开馆初挂牌为“年货室”，无展出内容。1968年曾将刘文彩为家人准备的几具棺材从王玉清寝室移到这里展览。 1976年，为配合“水牢”、“地牢”的展出，而将棺材移出，辟为“刑具室”。其余四间房原本是刘文彩放瓷器的地方，这时也布置成“行刑室”。“刑具室” 有五个画板，第一个是脚镣手铐；第二个是钢刀手杖；第三个是杀人祭剑；第四个是青杠扁担；第五个是弹簧钢鞭。这五个画板是将所谓“实物”固定在版面上，辅以文字说明。“行刑室”陈列著“坐老虎凳”、“背火背□”、“吊打”等三组表现农民受刘文彩酷刑折磨的泥塑，墙上挂满了绳索等刑具。文革结束后，许多观众也敢于质疑“刑具室”和“行刑室”的真实性了：如此恐怖之处竟与刘家风水宝地一墙之隔，与书房比肩而立，合乎情理吗？解说词称，“行刑室”天天有受刑者惨叫，似此，刘家老少如何祭祀祖先？如何吟诗诵经？后来经过考证：庄园中从无刑堂之设（五百米外的安仁乡公所就有监狱）。于是，随著水牢、地牢的隐退，陈列馆也告别了“刑具室”和“行刑室”，而恢复为“瓷器室”和“年货室”。
如前所述，庄园陈列馆中的赝品源远流长、蔚为壮观，清除所谓“水牢”、“地牢”、“刑具室”、“行刑室”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但紧接著发生的一系列大变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庄园陈列馆不可能脱离中国的政治生态而生存，清除水牢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此戛然而止，还没有来得及核实的其他陈列内容基本维持原貌。
作曲家梁雷:挣得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上)
【大纪元1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杨婕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报导）梁雷，哈佛大学作曲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音乐系助理教授。一九七二年生于中国天津，四岁开始跟父亲学习钢琴, 六岁时写出自己的第一部音乐作品，十七岁作为高中生赴美留学，二十五岁被产生过十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哈佛大学院士协会聘为青年院士。除了获得众多奖项与荣誉，梁雷还受邀为纽约爱乐乐团、海伦堡爱乐乐团、台北民乐团、上海弦乐四重奏等作曲。
梁雷及其作品被西方艺术家评为“为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所尊崇的‘文人’气质起了先导作用”。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评价梁雷“对中国文化意蕴（包括原典）有独特领悟和表现方式”，音乐家班丽霞评价他的作品，“在极其简洁的旋律内部有着丰富细腻的色彩流动，宁静自由的呼吸之间，蕴含着对艺术、人生、宇宙的深刻思考。”
采访梁雷，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我们在一家梁雷和太太 Takae 最喜欢的咖啡店见面。同来的还有他们刚过半岁的儿子，不过他一直躺在舒适的小推车里美睡。梁雷说话声音不大，平静的语音和少有装饰的词汇，传递着他对中华文化的独特理解和对音乐的挚爱，也让听者真实地感受到他内心荡漾的激情和纯真的生命力。
梁雷说，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经常是非常空虚、盲目的。他认为，重要的是，怎么样才能从文化的意义上“挣来”、“得到”这种自豪感，这种真正的自信。从某种意义上说，梁雷的学习和创作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挣得对中华文化自豪感的过程。
现代中国人空虚盲目的自豪感
谈到中华传统文化，梁雷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次梁雷回中国，在北京大学演讲，他问底下的学生，有多少人读过全本《论语》或六祖慧能的《坛经》。“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能不知道的书，你不知道这些书，你就不能说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令他失望的是，底下上百的学生，没有一个人举手，这是在北大。他在哈佛大学，问同样的问题，却发现美国学生读过这些书！
他说：“这个反差很大，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经常是非常空虚、盲目的。我特别在意的，就是从文化意义上，我们怎样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挣来，得到（earn），这种真正的自信，而不是一种空虚的自豪感。”
读书也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梁雷说，“我认为，文化这东西，不是说你得了一个学位，你有很多书，或你生为一个中国人，你就在这个文化群体中，就是她的一员。文化是必须要从零做起，一点点自己去挣得的。你对文化有没有体验，不是说你读过哪本书，而是你心里对这个文化有没有共鸣，有没有把她内在化，把她变为你自己个人的一种体验。”
作为一个音乐家，梁雷是怎样找回自己的文化，并挣得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的？话题从梁雷的“学习过程”谈起。
音乐之家 播下音乐文化的种子
梁雷出生于一个音乐家庭，父母都是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父亲研究中国音乐，母亲研究西方音乐史，偏重美国音乐，是较早把西方音乐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
回想小时候的学琴经历，梁雷娓娓道来，“我开始练琴的时候，不知道中、西音乐的区别。当时练琴都是用的西方音乐，就以为是中国音乐，把莫扎特也当成是中国人。到了比较大的时候，开始学一些中国民歌，才开始意识到中西音乐的区别。可以说，小时候有很多种子，留在我心里，很久以后才慢慢发展出来。”
其中一个种子就是蒙古音乐。梁雷家里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是内蒙古一个很了不起的音乐家，叫乌兰杰。每逢过年，乌兰杰就来串门。
“我小的时候，广播里总放一些民族大团结的歌，什么欢乐的草原啊，都是些政治性的歌，我从来都不喜欢那些音乐。乌兰杰老师一来，喝了一点酒，他就想唱歌，唱酒歌，或内蒙长调，那种音乐是很深刻的，也很悲哀的，表达的是想念家乡，想念亲人，表现大自然，表现友谊和勇气，有很多很有哲理的歌词。我那时候一听，印象非常深，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这么动人的音乐呀！”
他意识到这个音乐跟他学过的所有音乐都不一样，“在艺术上有一种特别感动我的东西，相比之下，当时我们在广播上听到的那种歌唱民族大团结的音乐表现的是一种虚伪的音乐，表现的是一种虚假的快乐。可当你听到乌兰杰老师的音乐时，感到很真实，所以特别触动我。”
梁雷出国时就特别带着乌兰杰的音乐听。后来梁雷又接触到蒙古一代大师色拉西（1887－1968）的音乐，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在梁雷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听到来自蒙古大草原的音乐。他毕业后还专门回中国，到内蒙古，参与把色拉西的音乐录音复原，出版了《潮尔大师色拉西纪念专辑》的工作，并创作弦乐四重奏《色拉西片断》，纪念这位蒙古音乐大师。
六四后 为自由赴美求学
另一个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六四”天安门惨案。“我的学校离天安门广场挺近，我是一个目击者。当时我在上初中。这对我的冲击很大。” 这事逼迫着一个十五岁的年轻人思考，“当你看到自由可以被暴力夺走，那什么东西不会被夺走?”
梁雷的结论是，“我想唯一夺不走的就是我的想像力的自由。” 他认为现在很多时候他创作的动力都还是来自那次经历。“怎么能够扩大一个人内心的，头脑中的自由想像力，坚持这种想像力的独立性，使得这种想像力不受政治的，外在因素的影响，不会被夺走。”
六四以后，梁雷的父母作为学者，也受到冲击，父亲作为最早研究文革音乐的人之一，他的文章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准发。梁雷在学校，“每天下午上政治课，就是写坦白书。” 父母也感觉到在那个环境下儿子不仅有危险，也不可能再受到好的教育，在国内学习无望了，所以决定要他出国。
梁雷回忆到，“我也很运气，我小时候开个人音乐会时，认识了一位美国老师，六四以后他就写信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虽然我当时不想出国，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北京，我们和北京市民有一种很深的感情联系。但我父母认为我应该出国学习，这位美国朋友帮忙联系了德州的一个钢琴老师，愿意教我，于是我就这样‘被推出了家门。’”
找真相 自学中华文化
“但是出国以后，我马上就想找到事情的真相。因为我在国内受到的教育，首先从政治、历史方面，我觉得是假的，经历了六四，我就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梁雷接着说，“所以一到德州，虽然我上的是中学，但我就到大学的图书馆里去，读了很多书。比如说中国历史，看台湾人怎么写中国历史，看美国人怎么写中国历史，一步一步地看。然后我注意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真相的不了解。我们在中国读书学到的中国文化到底能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大的问号。比如说，小时候对道家的文化非常不了解，对佛家的文化也非常不了解，对儒家的文化也是断章取义的教学。”
就这样，梁雷开始了 “自学中华文化”的历程。“我从德州后来去了波士顿，先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上学，那时我去哈佛大学图书馆借书，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是在东亚地区以外的馆藏中文图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比如说，《佛经》，《道德经》等，这都是中华文化的原典。我不是片断地读，而是整本书去读，不是看人家怎么诠释，而是自己直接去看原典。”
阅读原典让梁雷意识到，“在国内中学学习中国文化时，阅读的往往是被教材挑选好，由教育部门‘咀嚼’过的，已经远远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了。” 他更感到“过去所受的教育，严重误导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梁雷还手抄了大量的原典著作。如六祖慧能的《坛经》。梁雷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段历程时，写到，“《坛经》这本书曾被钱穆先生称作‘中国人不能不读的十本中国书’之一，可我在国内上学时从未接触过……我的民族自豪感与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两者间强烈的反差令我惭愧。民族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是国人一致认同的精神凝聚的核心力量，其重要性几乎可以取代过去一切曾经流行的信仰。但我逐渐在自学的过程中体会到，民族自豪感掩盖不了自己的无知，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自信心。”（未完待续
梁雷及其作品被西方艺术家评为“为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所尊崇的‘文人’气质起了先导作用”。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评价梁雷“对中国文化意蕴（包括原典）有独特领悟和表现方式”，音乐家班丽霞评价他的作品，“在极其简洁的旋律内部有着丰富细腻的色彩流动，宁静自由的呼吸之间，蕴含着对艺术、人生、宇宙的深刻思考。”
采访梁雷，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我们在一家梁雷和太太 Takae 最喜欢的咖啡店见面。同来的还有他们刚过半岁的儿子，不过他一直躺在舒适的小推车里美睡。梁雷说话声音不大，平静的语音和少有装饰的词汇，传递着他对中华文化的独特理解和对音乐的挚爱，也让听者真实地感受到他内心荡漾的激情和纯真的生命力。
梁雷说，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经常是非常空虚、盲目的。他认为，重要的是，怎么样才能从文化的意义上“挣来”、“得到”这种自豪感，这种真正的自信。从某种意义上说，梁雷的学习和创作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挣得对中华文化自豪感的过程。
现代中国人空虚盲目的自豪感
谈到中华传统文化，梁雷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次梁雷回中国，在北京大学演讲，他问底下的学生，有多少人读过全本《论语》或六祖慧能的《坛经》。“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能不知道的书，你不知道这些书，你就不能说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令他失望的是，底下上百的学生，没有一个人举手，这是在北大。他在哈佛大学，问同样的问题，却发现美国学生读过这些书！
他说：“这个反差很大，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经常是非常空虚、盲目的。我特别在意的，就是从文化意义上，我们怎样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挣来，得到（earn），这种真正的自信，而不是一种空虚的自豪感。”
读书也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梁雷说，“我认为，文化这东西，不是说你得了一个学位，你有很多书，或你生为一个中国人，你就在这个文化群体中，就是她的一员。文化是必须要从零做起，一点点自己去挣得的。你对文化有没有体验，不是说你读过哪本书，而是你心里对这个文化有没有共鸣，有没有把她内在化，把她变为你自己个人的一种体验。”
作为一个音乐家，梁雷是怎样找回自己的文化，并挣得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的？话题从梁雷的“学习过程”谈起。
音乐之家 播下音乐文化的种子
梁雷出生于一个音乐家庭，父母都是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父亲研究中国音乐，母亲研究西方音乐史，偏重美国音乐，是较早把西方音乐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
回想小时候的学琴经历，梁雷娓娓道来，“我开始练琴的时候，不知道中、西音乐的区别。当时练琴都是用的西方音乐，就以为是中国音乐，把莫扎特也当成是中国人。到了比较大的时候，开始学一些中国民歌，才开始意识到中西音乐的区别。可以说，小时候有很多种子，留在我心里，很久以后才慢慢发展出来。”
其中一个种子就是蒙古音乐。梁雷家里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是内蒙古一个很了不起的音乐家，叫乌兰杰。每逢过年，乌兰杰就来串门。
“我小的时候，广播里总放一些民族大团结的歌，什么欢乐的草原啊，都是些政治性的歌，我从来都不喜欢那些音乐。乌兰杰老师一来，喝了一点酒，他就想唱歌，唱酒歌，或内蒙长调，那种音乐是很深刻的，也很悲哀的，表达的是想念家乡，想念亲人，表现大自然，表现友谊和勇气，有很多很有哲理的歌词。我那时候一听，印象非常深，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这么动人的音乐呀！”
他意识到这个音乐跟他学过的所有音乐都不一样，“在艺术上有一种特别感动我的东西，相比之下，当时我们在广播上听到的那种歌唱民族大团结的音乐表现的是一种虚伪的音乐，表现的是一种虚假的快乐。可当你听到乌兰杰老师的音乐时，感到很真实，所以特别触动我。”
梁雷出国时就特别带着乌兰杰的音乐听。后来梁雷又接触到蒙古一代大师色拉西（1887－1968）的音乐，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在梁雷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听到来自蒙古大草原的音乐。他毕业后还专门回中国，到内蒙古，参与把色拉西的音乐录音复原，出版了《潮尔大师色拉西纪念专辑》的工作，并创作弦乐四重奏《色拉西片断》，纪念这位蒙古音乐大师。
六四后 为自由赴美求学
另一个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六四”天安门惨案。“我的学校离天安门广场挺近，我是一个目击者。当时我在上初中。这对我的冲击很大。” 这事逼迫着一个十五岁的年轻人思考，“当你看到自由可以被暴力夺走，那什么东西不会被夺走?”
梁雷的结论是，“我想唯一夺不走的就是我的想像力的自由。” 他认为现在很多时候他创作的动力都还是来自那次经历。“怎么能够扩大一个人内心的，头脑中的自由想像力，坚持这种想像力的独立性，使得这种想像力不受政治的，外在因素的影响，不会被夺走。”
六四以后，梁雷的父母作为学者，也受到冲击，父亲作为最早研究文革音乐的人之一，他的文章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准发。梁雷在学校，“每天下午上政治课，就是写坦白书。” 父母也感觉到在那个环境下儿子不仅有危险，也不可能再受到好的教育，在国内学习无望了，所以决定要他出国。
梁雷回忆到，“我也很运气，我小时候开个人音乐会时，认识了一位美国老师，六四以后他就写信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虽然我当时不想出国，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北京，我们和北京市民有一种很深的感情联系。但我父母认为我应该出国学习，这位美国朋友帮忙联系了德州的一个钢琴老师，愿意教我，于是我就这样‘被推出了家门。’”
找真相 自学中华文化
“但是出国以后，我马上就想找到事情的真相。因为我在国内受到的教育，首先从政治、历史方面，我觉得是假的，经历了六四，我就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梁雷接着说，“所以一到德州，虽然我上的是中学，但我就到大学的图书馆里去，读了很多书。比如说中国历史，看台湾人怎么写中国历史，看美国人怎么写中国历史，一步一步地看。然后我注意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真相的不了解。我们在中国读书学到的中国文化到底能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大的问号。比如说，小时候对道家的文化非常不了解，对佛家的文化也非常不了解，对儒家的文化也是断章取义的教学。”
就这样，梁雷开始了 “自学中华文化”的历程。“我从德州后来去了波士顿，先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上学，那时我去哈佛大学图书馆借书，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是在东亚地区以外的馆藏中文图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比如说，《佛经》，《道德经》等，这都是中华文化的原典。我不是片断地读，而是整本书去读，不是看人家怎么诠释，而是自己直接去看原典。”
阅读原典让梁雷意识到，“在国内中学学习中国文化时，阅读的往往是被教材挑选好，由教育部门‘咀嚼’过的，已经远远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了。” 他更感到“过去所受的教育，严重误导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梁雷还手抄了大量的原典著作。如六祖慧能的《坛经》。梁雷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段历程时，写到，“《坛经》这本书曾被钱穆先生称作‘中国人不能不读的十本中国书’之一，可我在国内上学时从未接触过……我的民族自豪感与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两者间强烈的反差令我惭愧。民族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是国人一致认同的精神凝聚的核心力量，其重要性几乎可以取代过去一切曾经流行的信仰。但我逐渐在自学的过程中体会到，民族自豪感掩盖不了自己的无知，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自信心。”（未完待续
2010年1月12日星期二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大纪元11月19日讯】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前言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
前言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1840 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 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肇因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大纪元配图)
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布）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两千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
1954年成立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部（即克格勃）沿用了肃反委员会的标志。盾象征着捍卫革命，剑则象征着斗争。（大纪元配图）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
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
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
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
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
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大纪元配图）
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为祸也更为酷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基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过程。
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得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
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1957年中共号召知识份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权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知识份子自古以来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致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
(大纪元配图)
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份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大纪元配图)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
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八十年来的十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五次。
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而社会公平的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个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至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
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中共历史上的十多次所谓“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
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智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中共建党之初，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文革中父女反目成仇(大纪元配图)
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
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的人，都会被立即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中共领导人（大纪元配图）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
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份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
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极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
中共集权（大纪元配图）
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
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致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
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以逞。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
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所以，中国知识份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
(大纪元配图)
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一百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
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份。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份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出了第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
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像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它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
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份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乘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
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大纪元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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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对更新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大纪元11月19日讯】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前言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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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1840 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 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肇因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大纪元配图)
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布）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两千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
1954年成立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部（即克格勃）沿用了肃反委员会的标志。盾象征着捍卫革命，剑则象征着斗争。（大纪元配图）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
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
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
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
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
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大纪元配图）
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为祸也更为酷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基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过程。
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得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
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1957年中共号召知识份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权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知识份子自古以来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致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
(大纪元配图)
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份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大纪元配图)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
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八十年来的十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五次。
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而社会公平的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个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至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
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中共历史上的十多次所谓“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
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智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中共建党之初，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文革中父女反目成仇(大纪元配图)
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
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的人，都会被立即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中共领导人（大纪元配图）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
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份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
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极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
中共集权（大纪元配图）
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
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致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
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以逞。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
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所以，中国知识份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
(大纪元配图)
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一百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
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份。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份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出了第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
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像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它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
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份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乘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
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大纪元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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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对更新
《刘文彩真相》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
《刘文彩真相》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
一天，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蜡像前流著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
一部庄园陈列馆馆史，就是刘文彩不断“变脸”的历史。
当时的大邑属温江专区辖县。1960年，温江专区指示大邑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办阶级教育展览点，负责展览设计的美工舒志斌连夜布置了十个展台，地委宣传部马力部长看了翘起大拇指，决定把整个专区的阶级教育点都转移到这里。随即在全区范围调集美工，由马力部长亲自指导，进行大规模改馆。马力部长最欣赏的是“吊打冷月英”、“坐老虎凳”、“枪杀农民”、“关水牢”等四台蜡铸模型。这四台蜡铸模型是1959年上半年，大邑方面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调派二十多名教师到庄园陈列馆集体创作的。马部长认为蜡铸模型这种宣传形式很好，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但只有四台，气魄不够，必须追加。便在地委宣传部直接指导下，创作了“买飞田”、“高利盘剥”、“狗道场”、“吊打农民”、“气枪杀人”、“背磨沉水”、“乱石砸人”、“割耳”、“无偿劳役”、“谋害长工”、 “坐老虎凳”、“强奸妇女”、“活埋”、“残杀幼儿”、“冤杀”、“逼租杀人”、“审讯肖汝林”等十七台真人大小的蜡铸模型。开馆初以刘文彩的奢侈生活为主要展览内容，展品大多为实物。1992年7月25日《成都晚报》曾披露：“当时，附近农民把凡能证明刘文彩罪恶的实物都交出来了。为形势所迫，陈列馆也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1960年改馆增加了两个展出重点，增加的第一个展出重点十七台蜡铸模型更谈不上甄别──陈列馆馆志称，这些蜡铸模型“集中了许多家地主的罪恶，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史实依据同样成问题。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三台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背磨沉水”、“气枪杀人”、“狗道场”。这三个案例没一个是真的。“背磨沉水”称：
刘元琮为霸占傅姓祠堂二亩二分田产，阴谋指使爪牙傅德轩（伪营长、傅姓族长）将农民傅平安背磨沉水致死。后刘元琮又对傅姓族人说，傅平安早把田卖与他了，做个死无对证，将田霸为己有。
事件原委究竟如何？陈列馆曾派工作人员魏达仪到发案的安仁公社十一大队三小队，采访知情人傅玉安。傅玉安交代得很清楚；
傅平安是个地痞无赖，由于他滥吃鸦片烟，将家中原有的一、二十亩田及房屋都卖完了。他为人蛮横，经常偷人家的东西，大家都很讨厌他，也很恨他。由于他只顾自己的吃烟玩乐，甚至还想把他的女人（妻子）和小女害死，在旁人的阻挡下才没有实现，但是生活无著，又没有屋子住，妻子和小女只有到刘维三（即刘文彩三哥刘文昭──引者注）家去当长工和丫头。
家中没有他（即傅平安──引者注）整得到的，他就乱开条，乱开方，只要能搞得到钱他就干。当傅清云把 18亩傅姓族田卖给刘文彩时，他当中人，从中捞钱。后来傅清云畏罪跑了，傅姓族人不答应，吃清明会时，族长傅德轩（伪营长）派人在安仁烟馆内把他绑到清明会上，喂了他的饭，给他背上磨子，送至大石桥河边，他自己畏罪跳到河里淹死了。时年四十多岁（庄园档案67宗A38卷）。
对傅玉安的情况说明，陈列馆没有找到反证。但这并不影响给刘元琮定罪。至于傅玉安的口述笔录，当然要束之高阁、密不示众了。
案例“气枪杀人”中的刘元琮，仍旧是谋财害命的恶霸形象：
1943年，刘文彩的侄儿刘元琮意欲霸占农民张治安的房屋修汽车房，张不从，刘元琮即扬言要打死他；张治安闻讯潜逃，至雅安被捕，刘元琮的爪牙便用气枪从张的口头和肛门上打气，活活胀死。
“狗道场”则称：
1932年，农民罗洪发被刘元琮的恶狗咬伤，怒打了狗。后狗病死，刘元琮即命爪牙左永清等将罗吊打，还逼罗卖去仅有的三分田，披麻戴孝、端灵叩头给死狗做了三天道场。
但据陈列馆收藏的受害人亲属口述笔录，“气枪杀人”、“狗道场”两案刘元琮均未涉足，纯属后人张冠李戴。
蜡铸模型中，还有三台以刘元琮的同父异母兄弟刘元璜为主犯──“残杀幼儿”、“活埋”、“谋害长工”等。前两个案例有案可查。大邑县城关中学教师傅子芬曾奉命赴唐场调查“残杀幼儿”一案，整理出目击人朱李氏、周玉顺、陈玉顺和唐场公社文书周志祥的口述笔录。目击人称：
事情发生在四八年的哪月哪日弄不清了。回忆犹新的是有一天不到吃早饭的时候，林水泉和七老虎刘元璜的儿子憨胆大，在一眼水井旁玩耍。他俩玩得兴起，率性投石井内，看井水圈波。随后他俩又在井口照人影子。憨胆大是个恶霸的根，好强霸道不让林水泉照影子，小孩子哪有不好奇的呢！总想照照自己的影子。憨胆大竖肩估眼，独占井口，等林水泉近身，一拳就把林水泉打入井中，满意地回家去了。
水泉被打入井的时候，朱李氏看见，急呼他的父亲林士明，林士明爱子心切，来不及搭梯子就跳下井去了。直到邻居把他俩父子掏起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林水泉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邻居百般急救，才算救活两条命。后来林水泉还大病一场（庄园档案A37卷）。
憨胆大确实霸道。但他毕竟只是个七、八岁的小孩，以他为《百罪图》主犯未免滑稽。于是，经过秀才们一番润色，展出时案例就变成了如下模样：
1948年，唐镇贫民林世民的小儿水泉受了“七老虎”刘元璜之子“小霸王”的欺负，争吵起来，刘元璜一见，不问青红皂白便将林世泉投入井中。
第二个案例是“活埋”。解说词称：
1947年，何履其为邻居袁双发写纸控告刘元璜霸占田地，刘元璜即命狗腿子将何履其活埋在唐场河坝。
此案来历颇为曲折。庄园陈列馆开馆不久，接到一位农家妇女递交的诉状，指控刘元琮迫害她的贫农丈夫郭体仁并将其活埋致死。陈列馆对此很重视，打算以此为素材创作蜡铸模型。可派人到郭体仁所在的唐场一调查，才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调查材料承认：郭体仁竟是一个恶霸，“经常抢人，无恶不作，街上乡下人人痛恨，只要一谈起此人即异口同声的说：该整！”刘元琮杀他，客观上是为民除了一害。把这当作蜡铸模型的素材，岂不是给刘元琮涂脂抹粉？陈列馆只好放弃了这个案例。案例作废了，“活埋”罪名却不忍作废，便将另一个案例移植过来。但移植过来的案例不能直接采用，因为主人公何履其并非解说词描写的那么高大，不是为维护农民利益而与刘元璜斗争的英雄，反倒是刘元璜的食客，只不过吃力不讨好而为刘元璜误杀。陈列馆整理的一份目击者口述笔录称：
为啥刘元璜要活埋他呢？时间弄不清楚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邑城关南街韩国良拿三十多两“云货”（即云南鸦片）来唐场出卖。韩嗜好“玩友”，爱唱花脸。“玩友”刘元璜也爱好，因此他们两人比较要好。有一天韩国良在刘家大吹大擂，号称家园宽敞，口口声声请刘趁高堂寺朝山之际，到他家住上几天。刘元璜确也答应了他的邀请。记得那年刘还新缝了三十多条“滚龙带子”，个个兄弟伙打扮得红红绿绿，凶神恶煞的活象一群恶狗，浩浩荡荡的到大邑去了。在韩国良家住到三天光景，三天当中韩是殷勤招待的，可算烟酒两开。第四天刘的管事彭某某要韩拿卖“砒”的钱给兄弟伙花，韩很为不满，说了一句：“七大爷卖砒的钱用完了？”彭骗钱不遂，怀恨在心，当晚在刘元璜面前加油大说韩的不是，刘大发脾气。时到半夜刘还离开了韩家。不久韩国良又来唐场，就被刘扣留起来，说是住在他家的时候有两箱机枪子弹、两支手枪忘了拿走，要韩退出，并命狗腿子押著韩回大邑取枪弹。听说韩还请动了码头的拜兄办来了“袍哥上付”。恰逢刘元琮师长回家，唐场袍哥把“上付” 转给了他。师长说：“我们两兄弟不和，我不管他的事。”后来刘元璜……把韩骂了一顿，派何履其跟踪监视韩。韩确实很滑，把烟馆、酒馆、饭馆叫起，任何履其随吃。何碍于情面，对韩监视稍有疏忽，韩趁机溜跑了。
事过一天，不知哪一个狗腿子在刘的面前说何受了韩的贿，触怒了刘元璜，大发雷霆说：“好大胆，吃到老子头上来了……”。在一个天下大雨、伸手不见掌的黑夜，人不知鬼不觉的叫两个狗腿子把何履其绑了，口衔木条，推到唐场河坝头活埋了（同前）。
就这份材料来看，人称“七老虎”的刘元璜确实名不虚传，恶少之风颇盛。虽然如此，何履其毕竟死于刘元璜小圈子的内讧，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似乎不那么光彩；只好由后人点石成金，把何履其从刘元璜的小圈子里“分化”出来，改造成反抗刘元璜的泥腿子“施洋”。
十七尊蜡铸模型中，属于“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不只是以上五例。可以确认为虚构的还有《关水牢》、《乱石砸死》两例；与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出入很大的有《高利盘剥》、《强奸妇女》两例。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八台并非以刘文彩为主犯，而是以刘氏家族其他成员为主犯。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多达三例，仅次于刘文彩。如果说，在制作蜡铸模型之前，庄园陈列馆还只是在文物征集和馆址方面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也就是在形式上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蜡铸模型推出之后就不同了，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把整个刘氏家族牵连进去了。至于稍后推出的另一个展出重点《百罪图》，更是连名字都取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刘家地主百罪图》一百多个案例中，以刘文彩为主犯的案例不足百分之四十，其余案例大多以刘氏家族其它成员为主犯，如刘文远、刘季珍、刘元璋、刘元璜、刘元琮等。刘文彩而外，涉案最多的仍为起义将领刘元琮。除了将原有《背磨沉水》、《气枪杀人》、《人给做狗道场》三个案例悉数列入外，还在刘元琮名下增加了《估逼为非，不从而死》、《估买砖瓦》、《估派壮丁》、《强奸新娘、枪杀新郎》、《强派铁甲??》、《强占民田修马路》、《强修碉堡》、《修墓园》、《太平缸》、《马尾拖农民》、《活猪捐、杀猪税》、《牛捐》、《军服费》、《枪弹费》、《光棍费》、《牙祭费》、《机场费》、《会场费》、《迎接费》、《图财杀人》、《捣毁缝纫机》、《买空卖空》等二十几个案例。以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在整个《百罪图》中占了约五分之一的比重。甚至刘文辉也被卷入。地主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 A37卷有份材料，题目就叫《刘文辉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逼死周家八口人命》。刘文辉时在西康，从未在大邑置宅买地，“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真不知从何说起。这份材料后来整理成《百罪图》中的第三个案例──《霸占田地》，主犯则由刘文辉变成了刘文彩。
很明显，改馆之后，整个刘氏家族都被打成了政治恐龙，无论老少，无论死活，无论在朝在野。刘氏家族事实上成了恐龙家族，刘文彩只不过起一个牵头作用；换句话说，需要以刘文彩为引子，把整个刘氏家族牵引出来。
《百罪图》第二号主犯刘元琮是起义将领。除他而外，还有两位《百罪图》主犯是中共党外朋友，一是《绳索勒死》主犯李育滋，再就是《软板凳》主犯陈玉堂。《软板凳》解说词称：
恶霸地主陈玉堂，是唐镇“花阎王”刘季珍的一个“打心锤”，他仗著刘家之恶势力，狼狈为奸，鱼肉人民，残酷成性。
1946 年6月，陈玉堂之子陈蒙君，因吃烟要钱，偷走白布五六件。陈（玉堂）疑为雇工所为，即支使手下贴心张加林等人，将雇工一律绳捆索绑，估为认招。但雇工人穷志坚，至死不从，恶霸心不遂，进而施以软板凳的酷刑折磨，将雇工双足捆凳上，中间加上一根扁担，令狗腿用力撬脚，继之加上踩压，直把雇工折磨得鲜血淋漓，血肉不分，两足被压得粉碎不能动弹。继后见知未死，便施下毒计，支使狗腿二人，夜间将雇工口塞棉花，拖至河中，一弹击倒放河内（庄园档案A36卷）。
但解说词没有提及，“恶霸地主”陈玉堂曾“拿出二十来支枪装备（中共川西南）武工队，又将卖去三十多亩田产的钱（为武工队）提供费用。”也没有提及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西南武工队曾以陈玉堂家为活动据点。“因吃烟要钱”而“偷走白布五六件”的陈玉堂之子陈孟君，则为中共川西南武工队直属二队副队长，1949年 12月阵亡（《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选编》）。李育滋和陈育堂两人对地下党和川西南武工队的帮助不算小，但因为他们与刘氏家族过从太密，一个未经查实的罪名就把他们打入了另册，被押上阶级斗争大舞台为刘氏家族“陪斗”。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两人才获平反昭雪。
如果说参展的庄园文物和十七台蜡铸模型就史实角度讲不乏水分，《百罪图》同样经不起史学逻辑的推敲──绝大多数案例都是在明知没有可靠的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展出的。笔者在庄园翻检了《百罪图》的全部原始档案，绝大多数案例的原始档案没有受害人或知情人的口述笔录；偶有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笔录的，也基本上没有旁证。所有案例的原始档案都有《查对的重点》、《查对后的结论》两个栏目，但《查对的重点》一栏绝大多数案例是空白，《查对后的结论》则大多是将“事实经过”即官方指控的罪状原封不动地抄录一遍。创作“刘家地主《百罪图》”的基本指导思想就两个字：“煽情”。《百罪图》问世之前，“办馆者想的只是如何用各种手段激起参观者的阶级仇恨”；仅管如此，1960年四川省文化局一位科长到庄园视察时仍然大不满意，批评说：“现在看后结果是观众仅知道刘文彩的生活好，好的得来是剥削，但对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如何起来、打倒封建主义是薄弱”。制作《百罪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弥补那位科长所说的“薄弱”环节。主创人员必须花更大力气，在“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如何起来”这点上做更大的文章，才能求得过关。案例的基调自然是愈残忍愈好、愈恐怖愈好、愈凄凉愈好。重要的是如何耸人听闻，事实真相无足轻重。
经过苦心雕琢，1961年元旦，地主庄园陈列馆以崭新的姿态向社会开放。用陈列馆馆志的话来讲，这时的庄园陈列馆“真是阴森可怖，凄凄惨惨”。活脱脱一座侏罗纪公园。一天，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模型前流著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同伴们赶紧上前将她扶起，又是呼喊又是急救，然后把她架了出去。这位姑娘是驻安仁的西藏军区保育院保育员，回军营后她仍然无法自已，想起来就哭，关门躺了整整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象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并不少见，绝大多数观众都是边看边哭，展厅从早到晚哭声一片。有人忍不住提出质疑：这是否太恐怖了？大邑县委宣传部白纯一部长参观后在批示中承认：“恐怖性问题：现在搞的第二部分是恐怖点，昨晚几次女同志不敢走那里去睡觉。”他委婉地批评说： “当然要注意历史真实，即要避免犯自然主义的毛病”（庄园档案67宗B4卷）。
似此，在展览设计的指导思想上，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注意历史真实，“以复原展出为主，让实物说话”；尽量不要夸张虚构。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认为靠实物说话没什么力量，必须以雕塑模型等后人创作的作品为主，侧重揭露地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以激起人民对旧社会的仇恨，制造气氛……”。因为反映比较强烈，有关部门不能不召开会议，讨论陈列馆发展方向。省文化局、省出版社、省军区、地委宣传部、四川大学均派员与会。会上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交锋。持前一种意见的人说：“现在的陈列室太阴森恐怖了。”持后一种意见的人马上反驳：“旧社会比这还要恐怖！”双方相持不下，争论没有结果。虽然如此，“后一种意见实际上成了办馆的主导思想。”陈列内容与历史真实的距离也就愈来愈大。
其实，纵然是主要让实物说话，展出内容的真实性也未必会有多少改观。开馆之初，固然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后来的实物展出更是锦上添花。1961年3月21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局负责人到庄园陈列馆检查工作时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庄园既不腐朽也不豪华，逍遥宫也不逍遥。”换言之，如果加工力度不到位，所谓刘文彩遗物其实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五彩缤纷。所以这位负责人指示：“要大价收购文物，在所不惜”（庄园档案67宗G1卷）；以图补救。在所不惜地大价收购文物之后，“刘文彩遗物”终于五彩缤纷，但它们的可信性，也就更堪玩味了。
也许是因为大价收购文物之后的“刘文彩遗物”太五彩缤纷，神偷们手痒难耐，便在1961年的一个仲夏之夜飞檐走壁，盗走了逍遥宫的一批展品。这在庄园陈列馆来说还是第一遭。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在坚持展品应以后人创作为主的一派看来，他们够紧跟形势了，够革命浪漫主义了。但计划没有变化快，他们无论多么敏捷，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还是跟不上趟。
1962 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六十条”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但与经济上的宽松政策同时出台的却是政治上的进一步紧缩。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极左路线从此占据主导地位。
“阶级斗争”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庄园陈列馆本来就是阶级斗争升温催生的产物；其使命本来就是为政治服务，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主要是为极左路线服务。如温江地委宣传部部长所说：“它内容是阶级教育，就确定是党的政治工作机构。它的方向，是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社会主义，服务于三大革命。”既然如此，庄园陈列馆对八届十中全会决策不可能无动于衷。尽管第一次改馆的阶级斗争调门已经够高了，仍无法跟上阶级斗争骤然升温的新形势，无法胜任给“阶级教育”领唱的重任。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馆势在必行。
更大规模的改馆始于 1964年春。庄园陈列馆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所以，“阶级斗争”愈升温，庄园陈列馆地位愈显赫，展览设计主持单位的变化就反映了这一点──开馆初的展览设计由大邑县委主持，第一次改馆由地委宣传部主持，1964年改馆则设立改馆委员会，以省文化局局长为主任委员，省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科长和地委宣传部部长为副主任委员，省地双重领导。典型的水涨船高。业务关系如此，行政隶属关系也不例外。开馆初的庄园陈列馆只是大邑县辖的一个科级单位，七八人而已。 1964年改馆完成后，大邑县这个小池塘已经装不下庄园陈列馆这条大鱼了，遂由县辖改为省地直辖，仅雇佣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七、八十人。到了文革时，便正式确认为县团级单位，与曾经是它的顶头上司的大邑县委平起平坐了。真是愈运动，愈受宠。就这个角度何尝不可以说，庄园陈列馆的每一次升迁，都是中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明显征候。
1964年改馆之前，已经参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对展出内容作了一些修补。主要是在陈列馆后花园制作了“张二嫂怒砍丈田弓”、“宋木匠巧改刘家斗”、“代国忠智破风谷机”、“陈子平炮轰李鹏举”、“万人抬尸闹公堂”、“抱不平捣毁《德昌久》”、“九龙镇抗租大罢工”、“党领导群众大闹减租”等八台石膏模型。开馆初的展出内容主要反映刘文彩的奢侈生活，第一次改馆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刘文彩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八台石膏模型的所反映的内容则是“反抗”——“农民斗争由小到大，由自发到有组织，最后终于在党的领导下，使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最后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统治。”八台石膏模型得到省地主管部门的认可，而为第二次改馆所沿用。改馆委员会从省博物馆、省手工业管理局、温江地区以及成都、宜宾、南充抽调了从事陈列展览、美术装潢的专家一百多人到大邑地主庄园，组成一支空前庞大的改馆队伍，对展出内容重新布局。整个展馆分为五大板块：一，序馆；二，刘文彩罪恶生活现场复原；三，刘文彩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手段，这个板块是从原来的十七尊蜡铸模型和“刘家地主《百罪图》”中提炼出来的。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所谓“新意”集中体现在最后两个板块，一为农民的反抗斗争，“张二嫂怒砍丈田弓”等八台石膏像就用在这个板块；次为“千万不要阶级斗争”，主要列举建国后大邑“阶级斗争”的具体“史实”。每个板块一个展馆，五个展馆仅序馆和第二馆有少量实物，其余陈列内容都是后人制作。后人制作的作品除少量统计图表和文字外，其余都是雕塑。
经过如此改馆，庄园陈列馆面目全非了。开馆初主要展品是“实物”，虽然那些“实物”的真实性颇堪玩味，但“让实物说话”、“让事实说话”这个形式还是要的。第一次改馆大大压缩了“实物”所占的比重，而以十七台蜡铸模型和《百罪图》为新的展出重点。无论是十七台蜡铸模型，还是《百罪图》，其创作还要依据相关案例。尽管那些案例绝大多数是用张冠李戴、锦上添花、点石成金乃至无中生有等手段制造出来的，即绝大多数案例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但收集案例、调查核实这样一个程序还没有废除，全部案例都有生活原型。第二次改馆则彻底“解放思想”，打破了过去的 “条条框框”，“革命浪漫主义”完全不受任何约束地纵情驰骋。“实物”所占的比重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纯粹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雕塑作品铺天盖地。第二次改馆之后的展出内容，也就无法从史学角度去推敲了。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保存的主管领导的一些指令，就很说明问题。改馆前夕县委宣传部部长已经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如果说这个批示还比较含蓄，改馆之后地委宣传部部长的批示就坦率得丝毫不加掩饰了。那份批示非常简明扼要：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此次改馆，耗资巨大。庄园陈列馆筹备时，省县两级政府仅拨给开办经费17000元；可1964年改馆，主管部门拨付改馆费用竟达十多万元，是陈列馆开办经费的十倍。这样一笔巨资，按当时水准，是五千名青年工人一个月工资的总和。如此巨资，造就的不过是一批赝品，不过是为极左政治火上加油。
一天，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蜡像前流著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
一部庄园陈列馆馆史，就是刘文彩不断“变脸”的历史。
当时的大邑属温江专区辖县。1960年，温江专区指示大邑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办阶级教育展览点，负责展览设计的美工舒志斌连夜布置了十个展台，地委宣传部马力部长看了翘起大拇指，决定把整个专区的阶级教育点都转移到这里。随即在全区范围调集美工，由马力部长亲自指导，进行大规模改馆。马力部长最欣赏的是“吊打冷月英”、“坐老虎凳”、“枪杀农民”、“关水牢”等四台蜡铸模型。这四台蜡铸模型是1959年上半年，大邑方面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调派二十多名教师到庄园陈列馆集体创作的。马部长认为蜡铸模型这种宣传形式很好，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但只有四台，气魄不够，必须追加。便在地委宣传部直接指导下，创作了“买飞田”、“高利盘剥”、“狗道场”、“吊打农民”、“气枪杀人”、“背磨沉水”、“乱石砸人”、“割耳”、“无偿劳役”、“谋害长工”、 “坐老虎凳”、“强奸妇女”、“活埋”、“残杀幼儿”、“冤杀”、“逼租杀人”、“审讯肖汝林”等十七台真人大小的蜡铸模型。开馆初以刘文彩的奢侈生活为主要展览内容，展品大多为实物。1992年7月25日《成都晚报》曾披露：“当时，附近农民把凡能证明刘文彩罪恶的实物都交出来了。为形势所迫，陈列馆也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1960年改馆增加了两个展出重点，增加的第一个展出重点十七台蜡铸模型更谈不上甄别──陈列馆馆志称，这些蜡铸模型“集中了许多家地主的罪恶，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史实依据同样成问题。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三台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背磨沉水”、“气枪杀人”、“狗道场”。这三个案例没一个是真的。“背磨沉水”称：
刘元琮为霸占傅姓祠堂二亩二分田产，阴谋指使爪牙傅德轩（伪营长、傅姓族长）将农民傅平安背磨沉水致死。后刘元琮又对傅姓族人说，傅平安早把田卖与他了，做个死无对证，将田霸为己有。
事件原委究竟如何？陈列馆曾派工作人员魏达仪到发案的安仁公社十一大队三小队，采访知情人傅玉安。傅玉安交代得很清楚；
傅平安是个地痞无赖，由于他滥吃鸦片烟，将家中原有的一、二十亩田及房屋都卖完了。他为人蛮横，经常偷人家的东西，大家都很讨厌他，也很恨他。由于他只顾自己的吃烟玩乐，甚至还想把他的女人（妻子）和小女害死，在旁人的阻挡下才没有实现，但是生活无著，又没有屋子住，妻子和小女只有到刘维三（即刘文彩三哥刘文昭──引者注）家去当长工和丫头。
家中没有他（即傅平安──引者注）整得到的，他就乱开条，乱开方，只要能搞得到钱他就干。当傅清云把 18亩傅姓族田卖给刘文彩时，他当中人，从中捞钱。后来傅清云畏罪跑了，傅姓族人不答应，吃清明会时，族长傅德轩（伪营长）派人在安仁烟馆内把他绑到清明会上，喂了他的饭，给他背上磨子，送至大石桥河边，他自己畏罪跳到河里淹死了。时年四十多岁（庄园档案67宗A38卷）。
对傅玉安的情况说明，陈列馆没有找到反证。但这并不影响给刘元琮定罪。至于傅玉安的口述笔录，当然要束之高阁、密不示众了。
案例“气枪杀人”中的刘元琮，仍旧是谋财害命的恶霸形象：
1943年，刘文彩的侄儿刘元琮意欲霸占农民张治安的房屋修汽车房，张不从，刘元琮即扬言要打死他；张治安闻讯潜逃，至雅安被捕，刘元琮的爪牙便用气枪从张的口头和肛门上打气，活活胀死。
“狗道场”则称：
1932年，农民罗洪发被刘元琮的恶狗咬伤，怒打了狗。后狗病死，刘元琮即命爪牙左永清等将罗吊打，还逼罗卖去仅有的三分田，披麻戴孝、端灵叩头给死狗做了三天道场。
但据陈列馆收藏的受害人亲属口述笔录，“气枪杀人”、“狗道场”两案刘元琮均未涉足，纯属后人张冠李戴。
蜡铸模型中，还有三台以刘元琮的同父异母兄弟刘元璜为主犯──“残杀幼儿”、“活埋”、“谋害长工”等。前两个案例有案可查。大邑县城关中学教师傅子芬曾奉命赴唐场调查“残杀幼儿”一案，整理出目击人朱李氏、周玉顺、陈玉顺和唐场公社文书周志祥的口述笔录。目击人称：
事情发生在四八年的哪月哪日弄不清了。回忆犹新的是有一天不到吃早饭的时候，林水泉和七老虎刘元璜的儿子憨胆大，在一眼水井旁玩耍。他俩玩得兴起，率性投石井内，看井水圈波。随后他俩又在井口照人影子。憨胆大是个恶霸的根，好强霸道不让林水泉照影子，小孩子哪有不好奇的呢！总想照照自己的影子。憨胆大竖肩估眼，独占井口，等林水泉近身，一拳就把林水泉打入井中，满意地回家去了。
水泉被打入井的时候，朱李氏看见，急呼他的父亲林士明，林士明爱子心切，来不及搭梯子就跳下井去了。直到邻居把他俩父子掏起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林水泉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邻居百般急救，才算救活两条命。后来林水泉还大病一场（庄园档案A37卷）。
憨胆大确实霸道。但他毕竟只是个七、八岁的小孩，以他为《百罪图》主犯未免滑稽。于是，经过秀才们一番润色，展出时案例就变成了如下模样：
1948年，唐镇贫民林世民的小儿水泉受了“七老虎”刘元璜之子“小霸王”的欺负，争吵起来，刘元璜一见，不问青红皂白便将林世泉投入井中。
第二个案例是“活埋”。解说词称：
1947年，何履其为邻居袁双发写纸控告刘元璜霸占田地，刘元璜即命狗腿子将何履其活埋在唐场河坝。
此案来历颇为曲折。庄园陈列馆开馆不久，接到一位农家妇女递交的诉状，指控刘元琮迫害她的贫农丈夫郭体仁并将其活埋致死。陈列馆对此很重视，打算以此为素材创作蜡铸模型。可派人到郭体仁所在的唐场一调查，才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调查材料承认：郭体仁竟是一个恶霸，“经常抢人，无恶不作，街上乡下人人痛恨，只要一谈起此人即异口同声的说：该整！”刘元琮杀他，客观上是为民除了一害。把这当作蜡铸模型的素材，岂不是给刘元琮涂脂抹粉？陈列馆只好放弃了这个案例。案例作废了，“活埋”罪名却不忍作废，便将另一个案例移植过来。但移植过来的案例不能直接采用，因为主人公何履其并非解说词描写的那么高大，不是为维护农民利益而与刘元璜斗争的英雄，反倒是刘元璜的食客，只不过吃力不讨好而为刘元璜误杀。陈列馆整理的一份目击者口述笔录称：
为啥刘元璜要活埋他呢？时间弄不清楚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邑城关南街韩国良拿三十多两“云货”（即云南鸦片）来唐场出卖。韩嗜好“玩友”，爱唱花脸。“玩友”刘元璜也爱好，因此他们两人比较要好。有一天韩国良在刘家大吹大擂，号称家园宽敞，口口声声请刘趁高堂寺朝山之际，到他家住上几天。刘元璜确也答应了他的邀请。记得那年刘还新缝了三十多条“滚龙带子”，个个兄弟伙打扮得红红绿绿，凶神恶煞的活象一群恶狗，浩浩荡荡的到大邑去了。在韩国良家住到三天光景，三天当中韩是殷勤招待的，可算烟酒两开。第四天刘的管事彭某某要韩拿卖“砒”的钱给兄弟伙花，韩很为不满，说了一句：“七大爷卖砒的钱用完了？”彭骗钱不遂，怀恨在心，当晚在刘元璜面前加油大说韩的不是，刘大发脾气。时到半夜刘还离开了韩家。不久韩国良又来唐场，就被刘扣留起来，说是住在他家的时候有两箱机枪子弹、两支手枪忘了拿走，要韩退出，并命狗腿子押著韩回大邑取枪弹。听说韩还请动了码头的拜兄办来了“袍哥上付”。恰逢刘元琮师长回家，唐场袍哥把“上付” 转给了他。师长说：“我们两兄弟不和，我不管他的事。”后来刘元璜……把韩骂了一顿，派何履其跟踪监视韩。韩确实很滑，把烟馆、酒馆、饭馆叫起，任何履其随吃。何碍于情面，对韩监视稍有疏忽，韩趁机溜跑了。
事过一天，不知哪一个狗腿子在刘的面前说何受了韩的贿，触怒了刘元璜，大发雷霆说：“好大胆，吃到老子头上来了……”。在一个天下大雨、伸手不见掌的黑夜，人不知鬼不觉的叫两个狗腿子把何履其绑了，口衔木条，推到唐场河坝头活埋了（同前）。
就这份材料来看，人称“七老虎”的刘元璜确实名不虚传，恶少之风颇盛。虽然如此，何履其毕竟死于刘元璜小圈子的内讧，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似乎不那么光彩；只好由后人点石成金，把何履其从刘元璜的小圈子里“分化”出来，改造成反抗刘元璜的泥腿子“施洋”。
十七尊蜡铸模型中，属于“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不只是以上五例。可以确认为虚构的还有《关水牢》、《乱石砸死》两例；与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出入很大的有《高利盘剥》、《强奸妇女》两例。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八台并非以刘文彩为主犯，而是以刘氏家族其他成员为主犯。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多达三例，仅次于刘文彩。如果说，在制作蜡铸模型之前，庄园陈列馆还只是在文物征集和馆址方面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也就是在形式上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蜡铸模型推出之后就不同了，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把整个刘氏家族牵连进去了。至于稍后推出的另一个展出重点《百罪图》，更是连名字都取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刘家地主百罪图》一百多个案例中，以刘文彩为主犯的案例不足百分之四十，其余案例大多以刘氏家族其它成员为主犯，如刘文远、刘季珍、刘元璋、刘元璜、刘元琮等。刘文彩而外，涉案最多的仍为起义将领刘元琮。除了将原有《背磨沉水》、《气枪杀人》、《人给做狗道场》三个案例悉数列入外，还在刘元琮名下增加了《估逼为非，不从而死》、《估买砖瓦》、《估派壮丁》、《强奸新娘、枪杀新郎》、《强派铁甲??》、《强占民田修马路》、《强修碉堡》、《修墓园》、《太平缸》、《马尾拖农民》、《活猪捐、杀猪税》、《牛捐》、《军服费》、《枪弹费》、《光棍费》、《牙祭费》、《机场费》、《会场费》、《迎接费》、《图财杀人》、《捣毁缝纫机》、《买空卖空》等二十几个案例。以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在整个《百罪图》中占了约五分之一的比重。甚至刘文辉也被卷入。地主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 A37卷有份材料，题目就叫《刘文辉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逼死周家八口人命》。刘文辉时在西康，从未在大邑置宅买地，“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真不知从何说起。这份材料后来整理成《百罪图》中的第三个案例──《霸占田地》，主犯则由刘文辉变成了刘文彩。
很明显，改馆之后，整个刘氏家族都被打成了政治恐龙，无论老少，无论死活，无论在朝在野。刘氏家族事实上成了恐龙家族，刘文彩只不过起一个牵头作用；换句话说，需要以刘文彩为引子，把整个刘氏家族牵引出来。
《百罪图》第二号主犯刘元琮是起义将领。除他而外，还有两位《百罪图》主犯是中共党外朋友，一是《绳索勒死》主犯李育滋，再就是《软板凳》主犯陈玉堂。《软板凳》解说词称：
恶霸地主陈玉堂，是唐镇“花阎王”刘季珍的一个“打心锤”，他仗著刘家之恶势力，狼狈为奸，鱼肉人民，残酷成性。
1946 年6月，陈玉堂之子陈蒙君，因吃烟要钱，偷走白布五六件。陈（玉堂）疑为雇工所为，即支使手下贴心张加林等人，将雇工一律绳捆索绑，估为认招。但雇工人穷志坚，至死不从，恶霸心不遂，进而施以软板凳的酷刑折磨，将雇工双足捆凳上，中间加上一根扁担，令狗腿用力撬脚，继之加上踩压，直把雇工折磨得鲜血淋漓，血肉不分，两足被压得粉碎不能动弹。继后见知未死，便施下毒计，支使狗腿二人，夜间将雇工口塞棉花，拖至河中，一弹击倒放河内（庄园档案A36卷）。
但解说词没有提及，“恶霸地主”陈玉堂曾“拿出二十来支枪装备（中共川西南）武工队，又将卖去三十多亩田产的钱（为武工队）提供费用。”也没有提及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西南武工队曾以陈玉堂家为活动据点。“因吃烟要钱”而“偷走白布五六件”的陈玉堂之子陈孟君，则为中共川西南武工队直属二队副队长，1949年 12月阵亡（《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选编》）。李育滋和陈育堂两人对地下党和川西南武工队的帮助不算小，但因为他们与刘氏家族过从太密，一个未经查实的罪名就把他们打入了另册，被押上阶级斗争大舞台为刘氏家族“陪斗”。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两人才获平反昭雪。
如果说参展的庄园文物和十七台蜡铸模型就史实角度讲不乏水分，《百罪图》同样经不起史学逻辑的推敲──绝大多数案例都是在明知没有可靠的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展出的。笔者在庄园翻检了《百罪图》的全部原始档案，绝大多数案例的原始档案没有受害人或知情人的口述笔录；偶有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笔录的，也基本上没有旁证。所有案例的原始档案都有《查对的重点》、《查对后的结论》两个栏目，但《查对的重点》一栏绝大多数案例是空白，《查对后的结论》则大多是将“事实经过”即官方指控的罪状原封不动地抄录一遍。创作“刘家地主《百罪图》”的基本指导思想就两个字：“煽情”。《百罪图》问世之前，“办馆者想的只是如何用各种手段激起参观者的阶级仇恨”；仅管如此，1960年四川省文化局一位科长到庄园视察时仍然大不满意，批评说：“现在看后结果是观众仅知道刘文彩的生活好，好的得来是剥削，但对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如何起来、打倒封建主义是薄弱”。制作《百罪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弥补那位科长所说的“薄弱”环节。主创人员必须花更大力气，在“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如何起来”这点上做更大的文章，才能求得过关。案例的基调自然是愈残忍愈好、愈恐怖愈好、愈凄凉愈好。重要的是如何耸人听闻，事实真相无足轻重。
经过苦心雕琢，1961年元旦，地主庄园陈列馆以崭新的姿态向社会开放。用陈列馆馆志的话来讲，这时的庄园陈列馆“真是阴森可怖，凄凄惨惨”。活脱脱一座侏罗纪公园。一天，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模型前流著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同伴们赶紧上前将她扶起，又是呼喊又是急救，然后把她架了出去。这位姑娘是驻安仁的西藏军区保育院保育员，回军营后她仍然无法自已，想起来就哭，关门躺了整整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象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并不少见，绝大多数观众都是边看边哭，展厅从早到晚哭声一片。有人忍不住提出质疑：这是否太恐怖了？大邑县委宣传部白纯一部长参观后在批示中承认：“恐怖性问题：现在搞的第二部分是恐怖点，昨晚几次女同志不敢走那里去睡觉。”他委婉地批评说： “当然要注意历史真实，即要避免犯自然主义的毛病”（庄园档案67宗B4卷）。
似此，在展览设计的指导思想上，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注意历史真实，“以复原展出为主，让实物说话”；尽量不要夸张虚构。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认为靠实物说话没什么力量，必须以雕塑模型等后人创作的作品为主，侧重揭露地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以激起人民对旧社会的仇恨，制造气氛……”。因为反映比较强烈，有关部门不能不召开会议，讨论陈列馆发展方向。省文化局、省出版社、省军区、地委宣传部、四川大学均派员与会。会上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交锋。持前一种意见的人说：“现在的陈列室太阴森恐怖了。”持后一种意见的人马上反驳：“旧社会比这还要恐怖！”双方相持不下，争论没有结果。虽然如此，“后一种意见实际上成了办馆的主导思想。”陈列内容与历史真实的距离也就愈来愈大。
其实，纵然是主要让实物说话，展出内容的真实性也未必会有多少改观。开馆之初，固然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后来的实物展出更是锦上添花。1961年3月21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局负责人到庄园陈列馆检查工作时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庄园既不腐朽也不豪华，逍遥宫也不逍遥。”换言之，如果加工力度不到位，所谓刘文彩遗物其实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五彩缤纷。所以这位负责人指示：“要大价收购文物，在所不惜”（庄园档案67宗G1卷）；以图补救。在所不惜地大价收购文物之后，“刘文彩遗物”终于五彩缤纷，但它们的可信性，也就更堪玩味了。
也许是因为大价收购文物之后的“刘文彩遗物”太五彩缤纷，神偷们手痒难耐，便在1961年的一个仲夏之夜飞檐走壁，盗走了逍遥宫的一批展品。这在庄园陈列馆来说还是第一遭。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在坚持展品应以后人创作为主的一派看来，他们够紧跟形势了，够革命浪漫主义了。但计划没有变化快，他们无论多么敏捷，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还是跟不上趟。
1962 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六十条”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但与经济上的宽松政策同时出台的却是政治上的进一步紧缩。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极左路线从此占据主导地位。
“阶级斗争”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庄园陈列馆本来就是阶级斗争升温催生的产物；其使命本来就是为政治服务，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主要是为极左路线服务。如温江地委宣传部部长所说：“它内容是阶级教育，就确定是党的政治工作机构。它的方向，是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社会主义，服务于三大革命。”既然如此，庄园陈列馆对八届十中全会决策不可能无动于衷。尽管第一次改馆的阶级斗争调门已经够高了，仍无法跟上阶级斗争骤然升温的新形势，无法胜任给“阶级教育”领唱的重任。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馆势在必行。
更大规模的改馆始于 1964年春。庄园陈列馆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所以，“阶级斗争”愈升温，庄园陈列馆地位愈显赫，展览设计主持单位的变化就反映了这一点──开馆初的展览设计由大邑县委主持，第一次改馆由地委宣传部主持，1964年改馆则设立改馆委员会，以省文化局局长为主任委员，省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科长和地委宣传部部长为副主任委员，省地双重领导。典型的水涨船高。业务关系如此，行政隶属关系也不例外。开馆初的庄园陈列馆只是大邑县辖的一个科级单位，七八人而已。 1964年改馆完成后，大邑县这个小池塘已经装不下庄园陈列馆这条大鱼了，遂由县辖改为省地直辖，仅雇佣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七、八十人。到了文革时，便正式确认为县团级单位，与曾经是它的顶头上司的大邑县委平起平坐了。真是愈运动，愈受宠。就这个角度何尝不可以说，庄园陈列馆的每一次升迁，都是中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明显征候。
1964年改馆之前，已经参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对展出内容作了一些修补。主要是在陈列馆后花园制作了“张二嫂怒砍丈田弓”、“宋木匠巧改刘家斗”、“代国忠智破风谷机”、“陈子平炮轰李鹏举”、“万人抬尸闹公堂”、“抱不平捣毁《德昌久》”、“九龙镇抗租大罢工”、“党领导群众大闹减租”等八台石膏模型。开馆初的展出内容主要反映刘文彩的奢侈生活，第一次改馆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刘文彩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八台石膏模型的所反映的内容则是“反抗”——“农民斗争由小到大，由自发到有组织，最后终于在党的领导下，使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最后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统治。”八台石膏模型得到省地主管部门的认可，而为第二次改馆所沿用。改馆委员会从省博物馆、省手工业管理局、温江地区以及成都、宜宾、南充抽调了从事陈列展览、美术装潢的专家一百多人到大邑地主庄园，组成一支空前庞大的改馆队伍，对展出内容重新布局。整个展馆分为五大板块：一，序馆；二，刘文彩罪恶生活现场复原；三，刘文彩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手段，这个板块是从原来的十七尊蜡铸模型和“刘家地主《百罪图》”中提炼出来的。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所谓“新意”集中体现在最后两个板块，一为农民的反抗斗争，“张二嫂怒砍丈田弓”等八台石膏像就用在这个板块；次为“千万不要阶级斗争”，主要列举建国后大邑“阶级斗争”的具体“史实”。每个板块一个展馆，五个展馆仅序馆和第二馆有少量实物，其余陈列内容都是后人制作。后人制作的作品除少量统计图表和文字外，其余都是雕塑。
经过如此改馆，庄园陈列馆面目全非了。开馆初主要展品是“实物”，虽然那些“实物”的真实性颇堪玩味，但“让实物说话”、“让事实说话”这个形式还是要的。第一次改馆大大压缩了“实物”所占的比重，而以十七台蜡铸模型和《百罪图》为新的展出重点。无论是十七台蜡铸模型，还是《百罪图》，其创作还要依据相关案例。尽管那些案例绝大多数是用张冠李戴、锦上添花、点石成金乃至无中生有等手段制造出来的，即绝大多数案例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但收集案例、调查核实这样一个程序还没有废除，全部案例都有生活原型。第二次改馆则彻底“解放思想”，打破了过去的 “条条框框”，“革命浪漫主义”完全不受任何约束地纵情驰骋。“实物”所占的比重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纯粹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雕塑作品铺天盖地。第二次改馆之后的展出内容，也就无法从史学角度去推敲了。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保存的主管领导的一些指令，就很说明问题。改馆前夕县委宣传部部长已经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如果说这个批示还比较含蓄，改馆之后地委宣传部部长的批示就坦率得丝毫不加掩饰了。那份批示非常简明扼要：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此次改馆，耗资巨大。庄园陈列馆筹备时，省县两级政府仅拨给开办经费17000元；可1964年改馆，主管部门拨付改馆费用竟达十多万元，是陈列馆开办经费的十倍。这样一笔巨资，按当时水准，是五千名青年工人一个月工资的总和。如此巨资，造就的不过是一批赝品，不过是为极左政治火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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