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月15日星期五
关于马克思的最惊人发现 远超性丑闻
——马克思不为人知的生平
龙延
我们中国人从小到大被强行灌输了马克思的理论，但是我们对马克思本人并不真正了解。在莫斯科的马克思研究所里有一百多卷马克思写的文字，但只有十三卷出版了。马克思写的那么多其他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出版呢？想隐藏什么吗？
近来看到网上流传着有关马克思和撒旦教的文章，于是找到有关马克思生活和工作的英文版书籍[1，2]，看到了更多马克思不为人知的生平。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律师家庭。当马克思六岁时，他的家庭皈依了基督教，他早年是一名基督徒，信仰上帝。他高中毕业时，成绩很好，一切看起来正常。他父亲对他寄予厚望。
然而在他上大学期间，他的性格大变，心中充满了仇恨与狂妄自大，引起了他父母的不安和痛苦。
马克思家庭富裕，父亲在他上大学期间给他很多钱供他挥霍[3]，而且马克思和珍妮已经秘密订婚了（珍妮家境比马克思好，人也长得漂亮，是众多小伙子追求的对象）。按照常理来说，此时的马克思应该对人生是正面而积极的。那他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心中充满仇恨呢？原来他进入大学后，马克思加入了由乔安纳•萨斯卡特（Joana Southcott，据称与Shiloh魔鬼有交道）主持的撒旦教会[2]，成为魔鬼教的一员。
按照西方宗教讲，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从而成了魔鬼，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嫉。撒旦教会宣传对上帝的仇恨，同时对人类也充满仇恨（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
马克思上大学初期，打算学习诗歌和戏剧。从他写的一些诗词和剧本中，人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心中对人类与神的仇恨。例如，马克思在表达自己的《绝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一诗中写道："我剩下的只有仇恨"，"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作者在诗中透露心迹：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马克思还喜欢复述哥德写的《浮士德》中恶魔（Mephistopheles）的话： "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马克思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说："带着轻蔑，我在世界的脸上，到处投掷我的臂铠，并看着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崩溃，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激情。那时，我要如神一般凯旋而行，穿梭于这世界的废墟中。当我的话语获得强大力量时，我将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诗的作者从世界的毁灭中获得快感，其心中的仇恨与狂妄程度可见一斑。
曾经一度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巴古宁（Bakunin，和马克思共同创建"第一国际"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个撒旦教徒）写道："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撒旦教的成员并非唯物主义者，他们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们相信死后的生命。撒旦教的信徒们相信神的存在，只是他们仇视神，想超过神，爬在神的上面（至少要和神平起平坐）。例如在其写的和撒旦教有关的剧本《Oulanem》中（Oulanem是撒旦的一个宗教仪式名称，Oulanem is a ritualistic name for Satan[2]），马克思不否认死后的生命，而是认为死后的生命充满了最高的仇恨。作者在剧中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1]
马克思死后不久，他的前女佣海伦（Helen Demuth）说："他（马克思）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着带子，面对着一排点燃的蜡烛祈祷。"分析指出，马克思的祈祷仪式不是犹太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很可能是撒旦教的某种秘密魔法仪式。真实的马克思不是无神论者。
1854年3月，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Edgar）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的开头，竟然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我亲爱的魔鬼"（My dear devil）。而撒旦教徒正是这样称呼其所爱之人的，难道这是巧合吗？不仅如此，马克思的一个女婿爱德华（Edward Eveling）也是撒旦信徒。马克思的好友普鲁东（Proudhon，社会主义思想家），同样崇拜撒旦。德国著名诗人海因（Heinrich Heine）是马克思的亲密朋友，也是一名撒旦崇拜者，并且在诗中公开赞美撒旦，说撒旦"是个可爱、迷人的男子"。
马克思在他的公开作品中仇视资本主义人所共知，但他在伦敦的股票市场中炒股票，亏了大量的金钱。偶尔也有赚的，1864年6月，马克思在给其叔父（Leon Phillips）的信中说他在股票市场中赚了四百英镑[2]。
马克思从恩格斯那里得到大笔钱财，但是显然不满足。当他妻子的一位九十岁伯父要死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如果那条老狗（old dog）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那位被马克思称为"老狗"的九十岁老人去世后，马克思写道："这是一件幸福的事。......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他屋子的女主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级知识份子，然而人们发现，他们的通信却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除了大量的淫秽之辞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一封信是交流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
再看看马克思对自己母亲和妻子的态度。1863年12月，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两小时前我收到一封电报，说我母亲死了。......在很多情况下，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老妇人，而是其它。我必须动身去Trier接收遗产（笔者注：Trier是马克思的出生地）。"马克思心中关心的只是遗产而已。另外，马克思与妻子珍妮关系不好，她两次离开了他，但后来又回去了。珍妮死后，马克思连她的葬礼都不参加。
马克思不尽养家的义务，尽管他有能力赚钱养家，他靠恩格斯而生活。马克思和妻子生了六个孩子，三个孩子因为缺少营养而死，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自杀（女儿Eleanor在恩格斯临死前说出马克思有私生子之后崩溃了，从而自杀身亡）[2]。马克思还酗酒严重。[1]
马克思对自己的亲人如此绝情，对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众所周知马克思是犹太人，但他却仇视犹太人，还特地写了一本反犹太的书，叫《犹太问题》。他仇视德国人、中国人，蔑视地说："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是小贩"。他称俄国人为"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是"反动"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书中声称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但是却称无产阶级的人为"蠢蛋、恶棍、屁股"，称黑人为"白痴" ，甚至拥护北美的奴隶制......
1960 年1月9日，德国报纸《Reichsruf》爆出更大丑闻：奥地利总理日尔巴（Raabe），曾将在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一封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信中证实，马克思曾经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流亡伦敦的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马克思每提供一条消息，就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范围涉及到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1]。
马克思死于1883年3月14日，埋在伦敦的高门墓地（Highgate Cemetary），只有六个人参加了其葬礼。而这个高门墓地是伦敦地区撒旦崇拜的中心，许多崇拜魔鬼的神秘黑色仪式在这个墓地举行。
事实无疑地表明，马克思是撒旦教的信徒。当然马克思不敢承认，为了掩盖，于是谎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熟练地运用了撒旦的伎俩--谎言与欺骗。换句话说，马克思作为共产党的教主，用无神论、唯物论来掩盖共产魔教的真面目，想得到从心灵上毁灭人类的目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不少人对此有困惑。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其实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撒旦。《九评共产党》也给人们点了出来，叫"共产邪灵"。
马克思对人类没有爱，只有仇恨。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实践着撒旦信徒马克思的梦，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好在《九评共产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摆脱了撒旦的控制，从而获得新生。
参考资料：
[1] Von Richard Wurmbrand，Marx and Satan（《马克思和撒旦》），Living Sacrifice Book Co（December 1986）
[2] David Allen Rivera，Final Warning： A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Order，Conspiracy （February 2004）。第六章：共产主义的起源。
[3] Rolv Heuer 在《天才和富翁》一书中介绍说，马克思在柏林上大学时，他的父亲每年给他700银元的零花钱。这是个巨大的数目，因为在那时，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年收入超过300银元。
龙延
我们中国人从小到大被强行灌输了马克思的理论，但是我们对马克思本人并不真正了解。在莫斯科的马克思研究所里有一百多卷马克思写的文字，但只有十三卷出版了。马克思写的那么多其他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不出版呢？想隐藏什么吗？
近来看到网上流传着有关马克思和撒旦教的文章，于是找到有关马克思生活和工作的英文版书籍[1，2]，看到了更多马克思不为人知的生平。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律师家庭。当马克思六岁时，他的家庭皈依了基督教，他早年是一名基督徒，信仰上帝。他高中毕业时，成绩很好，一切看起来正常。他父亲对他寄予厚望。
然而在他上大学期间，他的性格大变，心中充满了仇恨与狂妄自大，引起了他父母的不安和痛苦。
马克思家庭富裕，父亲在他上大学期间给他很多钱供他挥霍[3]，而且马克思和珍妮已经秘密订婚了（珍妮家境比马克思好，人也长得漂亮，是众多小伙子追求的对象）。按照常理来说，此时的马克思应该对人生是正面而积极的。那他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心中充满仇恨呢？原来他进入大学后，马克思加入了由乔安纳•萨斯卡特（Joana Southcott，据称与Shiloh魔鬼有交道）主持的撒旦教会[2]，成为魔鬼教的一员。
按照西方宗教讲，撒旦是堕落的天使，从而成了魔鬼，对上帝充满仇恨与妒嫉。撒旦教会宣传对上帝的仇恨，同时对人类也充满仇恨（因为上帝创造了人类）。
马克思上大学初期，打算学习诗歌和戏剧。从他写的一些诗词和剧本中，人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心中对人类与神的仇恨。例如，马克思在表达自己的《绝望者的魔咒》（Invocation of One in Despair）一诗中写道："我剩下的只有仇恨"，"我将在上苍建起我的王座，寒冷与恐惧是其顶端，迷信的战栗是其基座，而其主人，就是那最黑暗的极度痛苦。......"。作者在诗中透露心迹：梦想成为恐怖之王，毁灭整个世界。马克思还喜欢复述哥德写的《浮士德》中恶魔（Mephistopheles）的话： "一切存在都应该被毁灭。"马克思在《人之傲》（Human Pride）一诗中说："带着轻蔑，我在世界的脸上，到处投掷我的臂铠，并看着这侏儒般的庞然大物崩溃，但它的倒塌仍不能熄灭我的激情。那时，我要如神一般凯旋而行，穿梭于这世界的废墟中。当我的话语获得强大力量时，我将感觉与造物主平起平坐。"诗的作者从世界的毁灭中获得快感，其心中的仇恨与狂妄程度可见一斑。
曾经一度是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巴古宁（Bakunin，和马克思共同创建"第一国际"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个撒旦教徒）写道："人必须崇拜马克思。人至少必须惧怕他，以得到他的宽恕。马克思是极度自大的，自大到肮脏和疯狂。"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撒旦教的成员并非唯物主义者，他们并不是无神论者，他们相信死后的生命。撒旦教的信徒们相信神的存在，只是他们仇视神，想超过神，爬在神的上面（至少要和神平起平坐）。例如在其写的和撒旦教有关的剧本《Oulanem》中（Oulanem是撒旦的一个宗教仪式名称，Oulanem is a ritualistic name for Satan[2]），马克思不否认死后的生命，而是认为死后的生命充满了最高的仇恨。作者在剧中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魔鬼。[1]
马克思死后不久，他的前女佣海伦（Helen Demuth）说："他（马克思）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他病重时，他独自在房间里，头上缠着带子，面对着一排点燃的蜡烛祈祷。"分析指出，马克思的祈祷仪式不是犹太教的（也不是基督教的），很可能是撒旦教的某种秘密魔法仪式。真实的马克思不是无神论者。
1854年3月，马克思的儿子埃德加（Edgar）在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信的开头，竟然这样称呼自己的父亲："我亲爱的魔鬼"（My dear devil）。而撒旦教徒正是这样称呼其所爱之人的，难道这是巧合吗？不仅如此，马克思的一个女婿爱德华（Edward Eveling）也是撒旦信徒。马克思的好友普鲁东（Proudhon，社会主义思想家），同样崇拜撒旦。德国著名诗人海因（Heinrich Heine）是马克思的亲密朋友，也是一名撒旦崇拜者，并且在诗中公开赞美撒旦，说撒旦"是个可爱、迷人的男子"。
马克思在他的公开作品中仇视资本主义人所共知，但他在伦敦的股票市场中炒股票，亏了大量的金钱。偶尔也有赚的，1864年6月，马克思在给其叔父（Leon Phillips）的信中说他在股票市场中赚了四百英镑[2]。
马克思从恩格斯那里得到大笔钱财，但是显然不满足。当他妻子的一位九十岁伯父要死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如果那条老狗（old dog）死了，就对我无碍了。"恩格斯回复道："祝贺你，你继承遗产的障碍得病了，我希望他现在就大难临头。"那位被马克思称为"老狗"的九十岁老人去世后，马克思写道："这是一件幸福的事。......若不是那条老狗把财产的大头给了他屋子的女主人，我妻子还能得到更多。"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高级知识份子，然而人们发现，他们的通信却充满了猥亵下流之语。除了大量的淫秽之辞之外，他们没有任何一封信是交流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梦想的。
再看看马克思对自己母亲和妻子的态度。1863年12月，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两小时前我收到一封电报，说我母亲死了。......在很多情况下，我需要的不是一个老妇人，而是其它。我必须动身去Trier接收遗产（笔者注：Trier是马克思的出生地）。"马克思心中关心的只是遗产而已。另外，马克思与妻子珍妮关系不好，她两次离开了他，但后来又回去了。珍妮死后，马克思连她的葬礼都不参加。
马克思不尽养家的义务，尽管他有能力赚钱养家，他靠恩格斯而生活。马克思和妻子生了六个孩子，三个孩子因为缺少营养而死，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自杀（女儿Eleanor在恩格斯临死前说出马克思有私生子之后崩溃了，从而自杀身亡）[2]。马克思还酗酒严重。[1]
马克思对自己的亲人如此绝情，对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众所周知马克思是犹太人，但他却仇视犹太人，还特地写了一本反犹太的书，叫《犹太问题》。他仇视德国人、中国人，蔑视地说："德国人，中国人，犹太人都是小贩"。他称俄国人为"饭桶"，称斯拉夫人为"垃圾人种"，是"反动"种族，应该立即在世界革命风暴中毁灭。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等书中声称为无产阶级而奋斗，但是却称无产阶级的人为"蠢蛋、恶棍、屁股"，称黑人为"白痴" ，甚至拥护北美的奴隶制......
1960 年1月9日，德国报纸《Reichsruf》爆出更大丑闻：奥地利总理日尔巴（Raabe），曾将在秘密档案馆中被偶然发现的一封马克思的亲笔书信送给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信中证实，马克思曾经是奥地利警方的一名领赏告密者，他在流亡伦敦的革命者队伍里当间谍。马克思每提供一条消息，就获得25元的奖赏。他的告密范围涉及到流亡于伦敦、巴黎、瑞士的革命者[1]。
马克思死于1883年3月14日，埋在伦敦的高门墓地（Highgate Cemetary），只有六个人参加了其葬礼。而这个高门墓地是伦敦地区撒旦崇拜的中心，许多崇拜魔鬼的神秘黑色仪式在这个墓地举行。
事实无疑地表明，马克思是撒旦教的信徒。当然马克思不敢承认，为了掩盖，于是谎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熟练地运用了撒旦的伎俩--谎言与欺骗。换句话说，马克思作为共产党的教主，用无神论、唯物论来掩盖共产魔教的真面目，想得到从心灵上毁灭人类的目的。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就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不少人对此有困惑。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了，这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其实就是马克思心目中的撒旦。《九评共产党》也给人们点了出来，叫"共产邪灵"。
马克思对人类没有爱，只有仇恨。一百多年来，共产主义实践着撒旦信徒马克思的梦，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好在《九评共产党》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觉醒，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摆脱了撒旦的控制，从而获得新生。
参考资料：
[1] Von Richard Wurmbrand，Marx and Satan（《马克思和撒旦》），Living Sacrifice Book Co（December 1986）
[2] David Allen Rivera，Final Warning： A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 Order，Conspiracy （February 2004）。第六章：共产主义的起源。
[3] Rolv Heuer 在《天才和富翁》一书中介绍说，马克思在柏林上大学时，他的父亲每年给他700银元的零花钱。这是个巨大的数目，因为在那时，只有百分之五的人年收入超过300银元。
《刘文彩真相》第三章 「水牢」传奇
她先喝口水，然后从容不迫地从身边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长达一万一千字的演讲稿，望一眼台下。这时台下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
在庄园陈列馆所有赝品中，知名度最高、对时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水牢”。
刘文彩老公馆西侧有间地下室，与刘家的风水墩数步之遥。地下室长575米，宽365米，高215米，为长方形砖石结构，圆拱顶，顶上有房一间。地下室东端开铁窗一扇，西端开拱门一道。双扇黑漆门，有石梯通到室底。水深三尺左右。室内阴森森、冷嗖嗖，让人望而生畏。这便是“水牢”。水牢解说词称：
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
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
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既然如此，要谈水牢，就不能不谈到那位“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即“冷妈妈”冷月英同志。
略知刘文彩的读者，都不会对“冷妈妈”冷月英的大名感到陌生。这是理所当然──独木不成桥，独角不成戏。反角刘文彩闪亮登场，得有个正角去烘托他。“冷妈妈”冷月英的一连串动人故事便应运而生。刘文彩被定义为旧中国地主阶级的总典型，“冷妈妈”冷月英则被定义为旧中国受苦农民的总典型。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纯就知名度而言，刘文彩和冷月英，确实是相辅相成，比翼齐飞。
关于冷月英生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大邑县志》在《名人》一栏有如下记载：
冷月英，女，彭山县谢家乡人，清宣统三年（1911）四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吴姓农民家庭。八岁时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时，因忍受不了地主的虐待，出逃到新津县讨饭度日。十三岁时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吴金良，后与大邑县上安镇乡下昌盛桥冷春廷结婚。
解放后，1951年，唐镇乡进行土地改革，她当选为农民协会分会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为她取名冷月英。在当地清匪反霸中，冷月英配合其他武装队员，到老家彭山一带侦察匪迹，捉回匪首，并清出埋藏的枪支弹药，川西区党委、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授予她剿匪英雄称号。同年3月，唐镇乡土地改革结束，冷月英响应人民政府 “团结互助”的号召，同十余户农民组成变工互助组，因丰收获西南区丰产奖章。这个变工互助组，后分为三个组，因经验不足，互助组散了。1952年1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冷月英等七户农民组织起来，她被选为组长，命名为冷月英互助组，成为大邑地区首批建立的少数几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之一。4月，冷月英互助组向川西区所有互助组发起爱国增产竞赛。她在组内做妇女的工作，宣传婚姻法，解决妇女实际困难，调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姓。冷月英互助组农业获得丰收后，出席四川省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3年春，她被评为川西区农业劳动模范，出席省农业生产劳动模范大会。同年10月，冷月英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1954年，大邑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在冷月英互助组基础上建起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冷月英当选为社长。她努力劳动，积极工作，团结干部群众，生产不断发展，合作社得到巩固和发展。
1958年，县里办人民公社，冷月英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蔬菜农场，她任农场场长。1959年10月，冷月英受特邀到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1962年，她被评为四川省农业劳动模范。
此后，冷月英先后任大邑县革委副主任、中共大邑县第四届县委委员、四川省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退休。
这份小传列举了冷月英的诸多业绩，那些业绩统统属于五十年代；但冷月英的黄金时代并不是五十年代而是六七十年代。冷月英在她的黄金时代究竟有什么作为？小传却没有反映，冷月英最重要的历史“水牢”历史，小传更是不著一字，这不能不说是一反常规。诚然，冷月英五十年代就已小有名气，但后来全国人民知道“冷妈妈”冷月英，并不是因为她在五十年代有什么业绩，而仅仅是因为水牢。在全国人民的眼里，“冷妈妈”冷月英就是“水牢”的化身。如果没有庄园陈列馆的拔地而起，没有刘文彩的闪亮登场，没有水牢，冷月英也就不可能由五十年代小有名气的川西区农业劳模而跃升为全国性的政治明星。
小传避开了“水牢”这个最关键的环节。不仅避开了“水牢”一节，而且将冷月英结婚后受刘家地主压迫的悲惨历史删了个一干二净。这等于是砍掉了冷月英历史的主干，剩余情节，则不过是冷月英历史的枝叶。冷月英实际上已不足为旧中国受苦农民的总典型。
这当然是对“水牢”的一种委婉否定，是对被扭曲的历史的间接矫正。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那年的一次会议上，“爱国模范”冷月英声称：“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但冷月英并没有明确认定，她坐的一定是刘文彩的水牢。1954年元月，大邑县在县文化馆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具体筹办这次展览的同志将冷月英受地主剥削压迫，被关‘水牢’这件事典型化以后，纳入这个展区的主要内容。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认可，筹办人员就按“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的设想来“布景”。刘文彩水牢在当地人是闻所未闻，引起极大轰动。
后来，上报大邑县委的《农业合作化展览总结》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政权教育方面，是通过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与解放后当选副乡长、农业社主任、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及其当选人民代表后给社员们宣传《宪法》的愉快情景进行鲜明的对比，以达到‘想过去，看现在’的目的。”接下来描述了水牢展出的盛况：“在举办解放前后农民生活对比展览中，解放前展览室内的典型事件的塑造及环境的布置上，都十分注重典型化，幕布、耳幕等均系用黑色，每景的图片也都刻画得很惨，使每个观众都能‘触景生情’，听之动人。因此，在讲解放前冷月英坐水牢受苦等惨景时，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甚至有引起回忆自己或自己爹妈解放前受地主压迫的苦痛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的。”
可见，刘文彩水牢的历史，比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历史悠久得多。而且刘文彩水牢之出笼不是无心插柳，完全是有心栽花的结果。倒不是说“冷妈妈”冷月英一开始就存心冤枉刘文彩。三十多年后官方解释说，冷月英确实坐过刘家的牢，只不过坐的不是刘文彩的水牢而是坐的刘文彩侄儿刘伯华的地牢。可能那间地牢有积水而被冷月英误认为水牢。这个解释在逻辑上应该说还是说得通的。但水牢的始作俑者是冷月英，刘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却不是冷月英而是主管部门。在冷月英个人也许是无心插柳，在主管部门却是有心栽花。“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是个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同志，一贯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领导有心栽花，并要她将错就错，她能拒绝吗？实际上冷月英后来也是身不由己。
刘文彩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尚称平和，刘文彩水牢还只是轰动一个小小的大邑，没有引出更大波澜。1958年阶级斗争升温，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哪肯错过刘文彩水牢这个绝好的素材呢？便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以它无声的恐怖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冷月英也开始由爱国模范劳动模范一变而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一份为冷月英正名的文章承认：“久而久之，冷月英本人的诉苦材料中关于坐‘水牢’部分由别人整理后也改为‘坐大地主刘文彩的水牢’的说法。她本人在向人们作‘忆苦思甜’报告时，也就念成‘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1994年5月6 日《四川政协报》）。就如同刘文彩水牢不是冷月英的发明而是主管部门认定的一样，她的演讲稿也不是她的创作而是主管部门为她提供的，讲台上的她和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只能按别人设计的动作表演，背别人写的台词。
血淋淋的水牢和冷月英悲切的控诉，有著强烈的感染力。水牢的知名度从此扶摇直上。八届十中全会更是水牢和冷月英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全会刚刚落幕，秀才们就从成都、从重庆、从北京纷纷涌向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涌向水牢和冷月英，把水牢和冷月英视作给“阶级斗争”造势的重磅炸弹。他们如愿以偿。1962年，作家李累、之光撰写的“纪实文学”《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在中国最权威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上发表，举国震惊。水牢和冷月英从此走出夔门，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热门话题。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为素材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同年，戏剧《水牢记》、《水牢仇》相继公演。川剧《水牢仇》剧组在成都首次公演后赴安仁、唐场演出，竟华等主要演员并到“冷妈妈”冷月英家“体验生活”。关于水牢和冷月英的新闻报道、宣传画、连环画更是不计其数。后来水牢还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
水牢和冷月英誉满全国，冷月英的身份随之发生了变化。1964年庄园陈列馆改馆之前，冷月英任唐场蔬菜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改馆之后她被提拔为唐场公社党委副书记，并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对冷月英的身份变化，有关部门的解释是“工作需要”，这是一句大实话。冷月英成名后，已经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只是忙于种萝卜青菜了，她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因此必须把她从繁杂的农活中解放出来。她的更重要的工作，便是充当“阶级斗争活教材”。为冷月英正名的那篇文章称：当上国家干部后，“虽然她身兼数职，却无暇顾及‘政事’，大多数时间花在外出开会和‘忆苦思甜’上。”也就是说，她是个没有实权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公社党委副书记级的专职宣讲员。
冷月英文化程度不高──勉强能够识字断文。但她很有天赋。演讲稿虽然不是出自她的笔下，她却不但可以倒背如流，而且演讲时能马上进入角色，简直是字字血，声声泪。她在台上边讲边哭，哭得像个泪人儿。台下听众也大多哭得直不起腰。1965年，大邑县组织干部到四川省主要负责人在遂宁抓的一个点参观学习，冷月英也去了，在那里与宜宾“白毛女”罗昌秀、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秀芝第一次见面。遂宁有关部门听说冷月英来访，大喜过望，邀请她做一场“忆苦思甜”报告。冷月英也不推辞。消息刚刚传出，便有听众排成“火巷子”，敲锣打鼓，挥舞小旗，夹道迎候久闻大名的“冷妈妈”。“冷妈妈”红光满面健步走进会场时，会场一千个座位即告爆满，连会场中的过道和会场外的走廊都搭满了小板凳。据记载有两千多人前来瞻仰“冷妈妈”的丰采。“冷妈妈”又是边讲边哭，会场中不断响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手臂如林。散会时，许多听众已经是眼睛红肿，泪湿衣裳。1966年初，“冷妈妈”在庄园陈列馆给三百多名空军官兵作“忆苦思甜”报告，空军官兵竟然哭倒一地，最后由解说员把他们一一扶起来。同年六月，中央电视台派人到庄园陈列馆拍摄专题电视片《收租院》，为了配合中央电视台，大邑方面组织了两千多名驻军官兵和中小学生参观收租院，并请“冷妈妈”到现场作“忆苦思甜”报告。“冷妈妈”坐在一把椅子上，子弟兵和少先队员一个个充满了敬意地簇拥著她。她泪水盈盈地复述著已经复述了几百遍的水牢故事，听众同样抑制不住满腔悲愤，忘情地大哭起来。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永做革命人”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这部专题片现在还珍藏在地主庄园陈列馆，真实地记录著那段历史。
以下是四川美术学院红卫兵于1967年元月1日整理的冷月英演讲稿中有关水牢的一段：
提起刘文彩的田，话就长了。那时因交不起租子被地主关押或吊打，差不多年年都有一次。1937年那年天又旱，我租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二亩多地，到端阳才把秧子栽下去，后来谷子的白穗很多，边挞谷交租，我丈夫和老人在外面吆鸭子还没回来，我有八岁的姑娘，什么事情还帮凑不上，自己又是怀身大肚的人了。穷人靠穷人，多亏周围团转的朋友帮我收庄稼，我在灶房给大家烧茶，挞谷子的倒给我发起愁来了，一块一亩二分的田，还收不足一石，这么一点要交八斗租，怎么开交呢？我把茶送到田坎上，大家给出主意，叫我留下几分田摆起，请老板看了好让点租子，那阵我却是尝够了酸甜苦辣快三十岁的人了，满不在乎地向大家说：“怕啥子，横顺每年挞谷交租，我都要到刘家耍一转。”
到秋收，田头谷子才打完，刘文彩就派狗腿子来收租。他们一走拢就翻箱倒柜，把坛坛罐罐都倒干净了，还差五斗二升租，那些家伙就拿起锄头到处挖，把我埋在草灰里留著给娃娃吃的几升酒米也清去了。狗腿子拍桌子摔板凳，雷火轰天，弄得几里路外的人都晓得，随便我怎么丧求，硬是雷打不动的“铁板租”半升一碗都不让。他们不管我怀胎大肚，硬拉我去见刘文彩，后来我答应想办法，他们才恶狠狠地说：明天再找你算帐。一路上人马拍屁股就走了。
穷人事多路窄。当天晚上我就生了孩子，第二天，太阳都当顶了，别家早已吃了饭，我家的灶还没冒烟。大女儿守在床边哭，问我拿啥东西下锅，我想硬撑起身子下床，奈何昨天挨了顿毒打，又刚刚生了娃儿，简直不能动一下。实在无法，我生了娃娃连口米汤都没得喝上一口，只好叫女儿到别家去借点米回来。女儿出门不久，狗腿子就像一群野猪一样进屋不走门，打烂我的壁头，拱到了我的篱笆门，凶神恶煞地又在拍桌摔凳，叫我马上交清租子，我在床上叫他们再宽限几天，等在外面吆鸭子的丈夫回来想办法，可是这群畜生不听半句人话，他们有的抓我头发，有的拉手臂，硬把我从床上拖下来，又是拳打又是足头踢，一根绳子就把我捆起来，枪托子在我背上打。这时候我那刚生的娃儿在床上哇哇地哭，大女儿借米回来，足刚刚跨进门，就被狗腿子一巴掌打倒在地，半碗米撒满一地，女儿抬头见我被捆，就连扑带爬地过来拖住我的脚杆，喊著：“妈妈你不能走呀！”话音刚落，狗腿一脚把她踢开，拖起我就走。我被绑走多远，还听到两个娃娃的哭声。架走我以后，娃娃就饿死了，谁知道我丁丁小的大女，比妈妈讨饭那年还小两岁，才八岁呵，又朝著妈妈走过的路去挨门挨户讨饭求乞。
我被拉进刘文彩的庄园，一进庄园，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转了几个弯，下了一阵石梯子，一股难闻的血腥气劈面朝我冲来，冲得我一下子就昏了。有个家伙使劲把我揪下一个陡坡，摔倒在水□里，足一踏踩，水淹齐我的腰杆，这什么水呀！冰得浸骨头，臭得人恶心。刚生娃娃的人，血水还顺著足杆流，遭到那冰冷的血水一浸，肚子痛得来像刀绞一样。我站不稳，一下倒下去，又脏又臭的血水不断朝我嘴里流，尽力爬起来，足下一滑又倒下去，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著一个人的脑壳，狗腿子嫌我动作慢，用棍木棒一下把我戳进一个铁笼子，进了笼子就在迷迷糊糊听到铁棚声、关门声、上锁声中昏死过去了。不知过了好久，当我痛醒转来时，只知道自己是痛醒的，痛的像有人在剪我的肠子，绞我的肚子。醒转来什么也看不见，只摸到一根根的铁柱。我双手拉著铁柱站起来，才觉得水淹过膝头，崩断我的肠子，我紧咬牙齿熬了过去，这里头的臭气硬把我熏死了几次，熏死过去，痛醒过来。有一回我硬睁起眼睛，从一道碗口大的铁窗缝里射进来一股绿光中，才恍恍惚惚看见这个水牢的一些：到处都是死人骨头，铁笼上下都安有铁钉，只有站不能坐，我是被关在水牢的铁笼里，笼外还泡著三个男人，东倒西歪地靠著石壁坐著，泡在水中。我们几个，在装著好多穷兄弟的骨头和血水的水牢里，没有哭，没有喊叫。隔了几天，死去一个兄弟。我们的血泪只有往肚子里吞……。以后又迷迷糊糊地看不见什么了。
在水牢里一共提审我三次，每次都是用铁钩把我抓出去的。头两次，三言两语过了一堂，又把我推进水牢。第二次下牢，我站不住，坐不稳，这边是死人，那边是死人。一脚踩到脑壳，二脚踩到身子。每脚都踩在我的叔伯兄弟，真叫我痛心。最后一次审我是刘文彩。狗腿子骂我前次在关帝庙闹动了唐场，才有刘文彩问我的缘分。等了半天不见动静，刘卖什么膏药我不晓得。后来我听见狗腿子在打听，有人说他正在啥子“逍遥宫”……。刘文彩来后，先问我愿死愿活，我说死活都不论，就问了这么一句话，又把我关进水牢，这时我已被折磨的昏昏沉沉的了，站不稳，倒下去扑在一个死人身上，以后就啥也不知道了。
我被刘文彩绑走后，丈夫得信赶了回来，四处托人说情，挨高利贷借了二十元钱，交了刘文彩的五斗二升租子，还付了我坐七天水牢的七斗米的房钱，又加上刘文彩嫌一个刚生娃娃的妇女死在他家的水牢里不吉利，才把我放了，并限制只能晚上来取人，只能走后门取人。我丈夫在一天晚上就把我背出了刘文彩庄园的后门，把我捆在椅子上拉回家里。这时我人事不醒，只剩下微微一口气，他告诉我，我一身衣裳被血水凝起来像牛皮一样，满身血水，双足粘了死人肉，脱不下来。他给我抹，周围的穷弟兄们也帮助给我洗擦，我脚上、腿上都结成了痂块。死人肉巴著活人肉，足足有十几天。天天用热水泡，用刀子刮，才刮去人肉和血块。人不知道饱饿，只能灌点米汤，直到我清醒，才看见大女儿痴呆呆地站在我身边，我就寻摸自己的奶娃……（庄园档案67 宗F15卷）。
如此惨绝人寰，难以置信。但一切布置得那么真切，令局外人不得不信。
冷月英演讲的水牢故事，有多种版本。在不同的版本中，情节各有不同。一忽儿她说自己是1943年被关进刘文彩水牢的，一忽儿说她早在1937年就被关进了刘文彩水牢；一忽儿说她是刘伯华的佃户，一忽儿说她是刘文彩的佃户。一忽儿说坐水牢期间她没有见过刘文彩本人，一忽儿说坐水牢期间刘文彩提审过她。水牢故事之外的其他冷月英故事，同样是各说不一。上面提到的那个红卫兵版本就有一个冷月英镜头与官方版本迥然有别。这个镜头便是“马尾拖农民”。红卫兵版本对“马尾拖农民”是这样记载的：
有一回，我在唐场场口，看到刘家的狗腿子晏子辉骑在马上，马屁股后面拖了一个老头子。箩兜绳子把老头捆的紧绑，拴在马鞍后头。马走的慢，人还跟得上，一进场口，晏子辉抽了几马鞭，就把老头子拖起来了。大家实在看不过去，悄悄咬耳朵，我忍不住冲口说了句：“交不起租子人就不是人了吗？”话送进了晏的耳朵，他煞住马，从袖筒里抽出一节东西，刷的一声，变成了两尺多长的钢丝鞭子，使出吃奶的劲，抽了我一顿。不怕他凶，我抹了抹脸上的血，抵住他吵，街上的人围多了，他下不了台，就把我扎个五花大绑和老头子一起拖进关帝庙──他们的乡公所。到了关帝庙，把我吊起，他的烟瘾过足了，把我放下来，问我一阵，问烦了又吊起来打，一连打了我二天二夜，我也始终没有嘴软。晏子辉在场上犯下的罪恶行为，惊动了街坊邻居，他没办法，才叫伪保长出面转弯弯放了我。晏放我走时，憋不住心头那股杀气，还抓了一块火砖硬在我手杆上，至今仍留有一块两寸多宽的伤疤……
官方版本在处理这个镜头时则用上了换头术。七年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和“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合作编写的小册子《血海深仇收租院》（农村版），把“马尾拖农民”的主犯晏子辉换成了刘元琮：
刘元琮倚仗刘文彩的势力，到处作威作福。有一次，我和几个佃户正在田里割谷桩，远远看见他骑在一匹马上，一帮狗腿子跟著跑过来。走近一看，马后面拖著佃户李大爷，头和脸都在地上擦烂了，血淌得到处都是。我们都很气愤，拦著马头喊起来：“交不起租子就不是人啦？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啊！”刘元琮翻身下马，两眼直转，要找闹事的人。我质问他说：“你们把人都快拖死了，我们就不该说一句话呀！”他一听，就像乌龟遭牛踩了一样，脑壳缩了一下，干笑了两声说：“我今天要杀鸡给猴看！看你有好硬，给我带起走！”几个狗腿子冲上来，把我拖到唐场刘元琮的公馆里，吊在梁上，用皮鞭蘸著水打。刘元琮坐在太师靠椅上问：“看你多嘴！你和李老汉有啥子勾结，不说清楚要你的命！”然后又在我的脚上吊了两块火砖，背上加了块三十多斤重的土砖。直到第二天，我还在昏迷中，刘元琮以为我吊死了，就叫人喊冷春廷来领尸。春廷把我放下来，我的脚手都肿亮了，过了好一阵才苏醒过来。刘元琮一看，骂我装死吓他，抓起一块火砖就向我砸来。我的左手被打伤，后来伤口化了脓，半年多都不能干活。
用换头术把晏子辉换成刘元琮，这决非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蜡铸模型中的《背磨沉水》等三个案例原本与刘元琮无干，却生拉硬扯把刘元琮扯进去。制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又把刘元琮打成第二号主犯。创作水牢故事，还是不肯将刘元琮割爱，刘元琮的座次依旧仅次于刘文彩。对起义将领刘元琮如此牵挂、如此“特殊关照”，想必其中有什么缘由。为免横生枝蔓，且待下回分解。
文革十年，是“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她常常坐著专车，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农村作“忆苦思甜”报告，到水牢、“雇工房”、“收租院”等处现身说法。每次登上主席台，她面前总放著一个印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她先喝口水，然后从容不迫地从身边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长达一万一千字的演讲稿，望一眼台下。这时台下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到文革后期，邀请“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报告的单位实在太多了，“冷妈妈”冷月英同志简直是应接不暇。加上她已进入花甲之年，身患心脏病，经不住太大的体力和心力消耗，作一次“忆苦思甜”报告，往往筋疲力尽，要休息两、三天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以致于当时的大邑县“革命委员会”不得不规定：请“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报告，必须提前与县上联系，经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尽管如此，“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忆苦思甜”报告的次数仍然非常之多，直到1977年，这种局面才告终结。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之前，“冷妈妈”冷月英同志在省内省外所作的“忆苦思甜”报告近千场，听众则多达百万人次以上。“冷妈妈”旧中国受苦农民总典型的地位从此是家喻户晓。她终于成了当时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农村女性。
文革结束后，中国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阶级斗争活教材”的“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也就永远地失去了从前的讲坛。虽然“仍担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实际上无事可干。便主动申请退休。经温江地委批准，1981年9月15日，“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正式隐退。仅仅过了三年，她就在落寞和困惑中去世，时年七十三岁。
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冷妈妈”冷月英尚未告别人世时，水牢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其实，水牢一经问世就成了问题。只不过在政治高压之下，这个问题没法展开。对水牢信以为真的实际上始终都是局外人；知情人从来不承认有什么水牢，从来没被说服。当年制作水牢时，为了防止有人对水牢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主管部门曾经煞费苦心。既然有刘文彩水牢，就应该有水牢的设计者和修建者，也应该有其他水牢受害者──刘文彩水牢总不会只用来关押一个“冷妈妈”冷月英吧？但为什么只有一个“冷妈妈”冷月英说自己见识过水牢呢？如果对这一点预先没有交代，人们就难免疑窦丛生。主管部门便在水牢解说词中特意强调指出：“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这样解释还有一个作用──既然只有“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是唯一一个仍然健在的水牢目击者，她当然也就是水牢问题的唯一权威，没有反证，谁都没资格对“冷妈妈”冷月英的说法说三道四。
的确，在极左路线猖獗、人人自危的六七十年代，没有谁直接对“冷妈妈”冷月英同志的说法说三道四，但委婉的还是有的。1964年12月9日，四川省政协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到庄园陈列馆参观。临别时召开座谈会，征询他们对第二次改馆的意见。盛情难却，省政协委员王安懋、刘树成便简略地谈了一下自己的观感。如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政委李维嘉所说：“王先生是进步人士，是大邑民盟负责人，又是大邑县地方实力派中一派的首领。”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得到了他的许多可贵的帮助”（《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续编》）。但李维嘉先生没有提到的是，王安懋还是刘文彩的知交。起义将领刘树成则是刘文彩的堂侄，两人在刘文彩历史方面有相当的发言权。庄园档案67宗B35卷对他俩的发言有如下记载：
1。水牢的事情，王安懋、刘树成说：“我们过去不晓得有水牢的事情，无风不起浪，也从未听说过。但是大恶霸刘文彩平素为人心毒手辣，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问当地农民才知道。”
2。农民打死狗叫农民祭狗。“这种事情，我们从未听说，因为我在大邑城内住（王安懋），隔安仁几十里。”“我在外面少在家（刘树成），所以，我们未听说，要问当地农民，才能证实”。
3。“展览的藤轿，是刘文彩恶霸在宜宾当伪官僚后回大邑才有的，但很少坐，其一生常坐滑竿，而滑竿的漂亮和价值都较展出的藤轿为高为贵，觉得应展出滑竿更好，当然汽车包车藤轿都是有的。”
4。“每天杀三十个鸭子脚蹼来吃的事不实在，因为在解放前安仁镇、大邑都买得到鸭子脚蹼。”
5。“肖汝林、徐达仁是由刘文彩恶霸的走狗、土匪头子郭保之在大邑西门外绑架至安仁镇关在伪镇公所楼上拉下来枪杀的，我们知道未审讯过”。
两人的发言都是谨小慎微，生怕“触雷”。尽管如此，因为他们毕竟没有作应声虫，对陈列内容多多少少还是澄清了一些，主管部门很不高兴。发言记录稿上特别这样注释发言者的政治面貌：刘树成：伪师长、刘文彩亲家；王安懋：伪营长、盟员。一位主管领导更是在送呈的记录稿上大笔一挥：“不宜完全相信，仅供参考。”实际上连参考参考都不行，记录稿束之高阁。
王安懋曾出入地主庄园十多次，刘树成的出入次数更多；两人对地主庄园的布局知之甚详。“庄园通”却说自己不知道庄园有过水牢，“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问当地农民才知道。”这岂不等于说，水牢一案并非尘埃落定，而是大可推敲？王安懋和刘树成当然不是真的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但当时他们只能说到这一步，还想说的，就留待来日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席卷中国，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庄园陈列馆。在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列内容，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质疑。为了跟上时代步伐，庄园陈列馆开始对陈列内容进行调整，清除那些肯定与时代不合拍的陈列内容。对有争议的陈列内容也考虑要重新调查。而在所有陈列内容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刘文彩水牢，为此，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七十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对“水牢”刨根究底。
王安懋接受了采访。他告诉来访者，冷月英的说法靠不住，冷月英一会儿说她是1943年坐的水牢，一会儿说她是1937年坐的水牢。而无论是1943年，还是1937年，用做水牢的地下室根本就不存在。他说，水牢所在位置原先是有间房，但那间房修在地面上，叫做红仓，是刘文彩堆放鸦片的库房。“我曾十一次到过刘文彩家，有一次我去时他当时的团长还引我去参观过刘文彩堆鸦片的地方，那里面还堆有好多挑鸦片，另一角还堆放著一百桌江西瓷砖。上边都还放有几挑鸦片。那房子后来被人烧了，我也去过。据说当时他的家人偷了刘文彩的鸦片，事后就放火烧了刘文彩堆烟的房子（房子被烧后我还带人去查过），现在的房子（即地下室──引者注）是当时火烧后才盖的。”他肯定地说：“当时我没看见水牢。”王安懋说的这些事在安仁镇其实是人所共知，因为1945年红仓失火时，安仁镇许多居民都曾赶到红仓救火，镇上的文彩中学师生更是差不多全体出动，事后为了感谢文彩中学师生，刘文彩还杀了好多头猪请他们。红仓被一把火烧掉后，刘文彩才在红仓原址修建了地下室。既然如此，冷月英怎么可能在1943年或1937年进到那间地下室里去呢？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则把地下室叫做“地引子”，她向采访人员解释说：“装鸦片的仓被烧了，才修的地引子，上面一层房是装棉絮的，装一百多床。下面是乘凉的，我们都没去过，一到热天地下就浸满了水。当时修地引子，主要是我们的房子密，地势又低，修起后地下水就往矮处流。”
调查人员还走访了当地农民。1982年4月14日，大邑县沙渠公社农民、曾在刘文彩家帮工的王裕丰在被问及“刘文彩地下室关过人没有”时，回答：“没有见过关人。”同年4月20日，大邑县江源公社农民、曾在刘文彩家帮工的徐吉廷在被问及“你见过里头（指地下室）关过人没有”时，也说：“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他（指刘文彩）关过人。”1947年才离开庄园的雇工谷正伦则告诉来访者：从1942年起，他常到红仓给刘文彩拿鸦片，那里确实是仓库，哪是什么“水牢”。已六十二岁的苏家公社四大队一队农民牟春发，当年也在庄园帮工。他对所谓水牢之说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调查人员来访时，他的答复一点不客气。下面是庄园陈列馆整理的采访笔录：
问：地下室关过人没有？
答：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点我水，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不过，今天我仍然坚持是什么说什么，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嘛！
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只找到了一份文献资料，是建国初期安仁乡民安村武装队队长邓开清和他的一个队员的口述笔录，两位目击人称：“1950年9月份，我们发现庄园墙壁被人打开一个洞。从洞口钻进去看见一间像‘水牢’般的屋子。脱鞋下去，感到里面水有大腿深，且很脏很臭。”并说水中有尸骨。屋子有水和水牢不相干，这一点其他知情者解释得很清楚了。那么尸骨是否与水牢有关呢？两位目击人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线索。这份孤证无法支撑水牢之说。
始终查无实据，庄园陈列馆这才鼓起勇气，向主管部门送呈《关于“水牢”的报告》。内称：
……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1）室内发现的尸骨由于身份不明，来历也不清楚，又有临近解放时期胡宗南部队进驻破坏老公馆等原因，尸骨不能作为刘文彩在这里私设水牢的定案依据。
（2）冷月英在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唯一“坐水牢”的人，但是，她在这个地下室“坐水牢”的可能基本不存在。第一，她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第二，地下室建立于1945年秋，冷月英“坐水牢”的时间据她1951年的诉苦是1943年，后来她改正为1937年，这两个时间都在地下室修成之前。第三，冷月英解放初只说她“坐过刘家的水牢，”并没有指（一定就是）刘文彩（家）的水牢。她当时是蒙著眼睛（被）拉进水牢的，也不可能知道地点。
（3）地下室和风水墩只隔几步。刘文彩一家经常对风水墩烧香拜佛，并且非常忌讳，如刘文彩在外地死后尸体不得进老公馆。像这样的地主，怎能容忍别家刚生小孩的妇女进到他的风水墩跟前呢？刘文彩的公馆很多，“公益协进社”遍布各乡镇，哪里不可以设刑堂，何必要在他的风水墩前动大刑？再说地下室隔壁是谷仓，雇工佃农常来常往，在这里对农民施用酷刑，几年之间无人发现，是不可思议的。这次调查中，无论当年在老公馆的雇工、丫头，还是附近的农民，都没有一个人知道当时老公馆内还有“水牢”，有不少人甚至明白地表示否定。
报告据此断言：刘文彩并没有设过水牢，冷月英也没有坐过刘文彩的任何牢房。所谓“水牢”，纯系刘文彩存放鸦片的仓库。报告说：“二十多年来，水牢一直有争议，一些观众也曾（从）不同侧面提出过一些疑问。这不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宣传效果，而且关系到我们的宣传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原则问题。”报告因此请求推翻水牢原案，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
这不免把“水牢”明星们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1981年元月8日，陈列馆派员到大邑唐场采访“冷妈妈”冷月英，以下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答：我今年七十二岁。
问：你坐水牢时是多少岁？
答：我记不得了。
问：你坐水牢时是不是拖进来就把你甩在铁笼子里？
答：我记不起了，好多年的事，咋记得嘛？我住院时，医生不要我回忆以往的事，怕我又气病了。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随便哪里索词都不要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
后来有记者找到“冷妈妈”冷月英，冷月英还是拒绝正面回答问题。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著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这话倒也不假。
1982年2月24日，陈列馆派员到双流县中心镇凉山州氮肥厂采访最早报道水牢的作者之一王开君，以下是王开君的口述笔录：
（本人不同意录音，只能作闲谈）
1951 年宣传节约支援抗美援朝，冷月英带头把家里的四十大鸭子捐献出来；第二，大邑剿匪中，冷月英一个人单枪匹马抓匪首徐沛霖，被评为剿匪英雄；第三，带头建立互助组，《人民日报》以此事迹头版头条报道后被评为劳动模范，1952年并参加赴朝慰问代表团慰问；第四，出身贫苦，十三岁就当丫头，所以被选出席县模范。在此期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冷月英在发言时说她欠刘家的帐，将她眼睛蒙了弄来关押，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实际上是承认他拿不出事实依据，关于水牢的报道仅依据冷月英的一面之词。
调查到1982年基本结束。调查报告的结论无可争辩，没有谁否定。“刘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也只是对报告持沉默态度。尽管如此，报告仍迟迟得不到批准。主持这次调查的原庄园陈列馆馆长安师吕老先生曾告诉作者：主管部门负责人在接到他们的报告后，好心地提醒他们说：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正因为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所以，调查只用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处理报告却花了整整六年时间──1988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和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化厅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
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叱吒风云三十多年的水牢一去不复返，这产生了强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与水牢仅隔咫尺的平房里，还有一座同样让人谈虎色变的牢房──地牢。牢深190米，长570米，宽235米。顶盖高出地面080米。虽说从未挂牌明示为刘文彩所建，但设于刘文彩家，何人所为，不言而喻。1979年印行的《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更是明白无误地说：刘文彩“经常用关水牢、地牢……等刑法残害群众”。加上郭沫若同志“水牢地牢连比”的诗句，公众印象中，地牢肯定也是刘文彩的“创造”。其实，刘文彩家既无水牢之设，也从来没什么地牢。水牢撤消，地牢理所当然地一起撤消了。
和水牢同时隐退的另外两个“革命浪漫主义结晶”，是所谓“刑具室”和“行刑室”。风水墩侧面有排房子，共五间。靠近佛堂的第一间房原本是庄园放年货的地方，开馆初挂牌为“年货室”，无展出内容。1968年曾将刘文彩为家人准备的几具棺材从王玉清寝室移到这里展览。 1976年，为配合“水牢”、“地牢”的展出，而将棺材移出，辟为“刑具室”。其余四间房原本是刘文彩放瓷器的地方，这时也布置成“行刑室”。“刑具室” 有五个画板，第一个是脚镣手铐；第二个是钢刀手杖；第三个是杀人祭剑；第四个是青杠扁担；第五个是弹簧钢鞭。这五个画板是将所谓“实物”固定在版面上，辅以文字说明。“行刑室”陈列著“坐老虎凳”、“背火背□”、“吊打”等三组表现农民受刘文彩酷刑折磨的泥塑，墙上挂满了绳索等刑具。文革结束后，许多观众也敢于质疑“刑具室”和“行刑室”的真实性了：如此恐怖之处竟与刘家风水宝地一墙之隔，与书房比肩而立，合乎情理吗？解说词称，“行刑室”天天有受刑者惨叫，似此，刘家老少如何祭祀祖先？如何吟诗诵经？后来经过考证：庄园中从无刑堂之设（五百米外的安仁乡公所就有监狱）。于是，随著水牢、地牢的隐退，陈列馆也告别了“刑具室”和“行刑室”，而恢复为“瓷器室”和“年货室”。
如前所述，庄园陈列馆中的赝品源远流长、蔚为壮观，清除所谓“水牢”、“地牢”、“刑具室”、“行刑室”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但紧接著发生的一系列大变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庄园陈列馆不可能脱离中国的政治生态而生存，清除水牢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此戛然而止，还没有来得及核实的其他陈列内容基本维持原貌。
在庄园陈列馆所有赝品中，知名度最高、对时局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水牢”。
刘文彩老公馆西侧有间地下室，与刘家的风水墩数步之遥。地下室长575米，宽365米，高215米，为长方形砖石结构，圆拱顶，顶上有房一间。地下室东端开铁窗一扇，西端开拱门一道。双扇黑漆门，有石梯通到室底。水深三尺左右。室内阴森森、冷嗖嗖，让人望而生畏。这便是“水牢”。水牢解说词称：
在刘文彩的佛堂侧近一个角落里，秘密修建了水牢。据说，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究竟水牢里害死了多少人，很难估计。
那时，这个人间地狱里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刺骨。腥臭难当。牢里还有一个囚人的铁笼，上下四周密布铁刺和三角钉，被关进去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真休想活命。
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
既然如此，要谈水牢，就不能不谈到那位“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即“冷妈妈”冷月英同志。
略知刘文彩的读者，都不会对“冷妈妈”冷月英的大名感到陌生。这是理所当然──独木不成桥，独角不成戏。反角刘文彩闪亮登场，得有个正角去烘托他。“冷妈妈”冷月英的一连串动人故事便应运而生。刘文彩被定义为旧中国地主阶级的总典型，“冷妈妈”冷月英则被定义为旧中国受苦农民的总典型。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纯就知名度而言，刘文彩和冷月英，确实是相辅相成，比翼齐飞。
关于冷月英生平，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大邑县志》在《名人》一栏有如下记载：
冷月英，女，彭山县谢家乡人，清宣统三年（1911）四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吴姓农民家庭。八岁时被卖给地主当丫头。十岁半时，因忍受不了地主的虐待，出逃到新津县讨饭度日。十三岁时找到在新津当长工的父亲吴金良，后与大邑县上安镇乡下昌盛桥冷春廷结婚。
解放后，1951年，唐镇乡进行土地改革，她当选为农民协会分会妇女委员，土改工作队为她取名冷月英。在当地清匪反霸中，冷月英配合其他武装队员，到老家彭山一带侦察匪迹，捉回匪首，并清出埋藏的枪支弹药，川西区党委、川西人民行政公署授予她剿匪英雄称号。同年3月，唐镇乡土地改革结束，冷月英响应人民政府 “团结互助”的号召，同十余户农民组成变工互助组，因丰收获西南区丰产奖章。这个变工互助组，后分为三个组，因经验不足，互助组散了。1952年1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冷月英等七户农民组织起来，她被选为组长，命名为冷月英互助组，成为大邑地区首批建立的少数几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之一。4月，冷月英互助组向川西区所有互助组发起爱国增产竞赛。她在组内做妇女的工作，宣传婚姻法，解决妇女实际困难，调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姓。冷月英互助组农业获得丰收后，出席四川省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53年春，她被评为川西区农业劳动模范，出席省农业生产劳动模范大会。同年10月，冷月英参加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到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
1954年，大邑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在冷月英互助组基础上建起五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冷月英当选为社长。她努力劳动，积极工作，团结干部群众，生产不断发展，合作社得到巩固和发展。
1958年，县里办人民公社，冷月英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蔬菜农场，她任农场场长。1959年10月，冷月英受特邀到京参加建国十周年国庆大典。1962年，她被评为四川省农业劳动模范。
此后，冷月英先后任大邑县革委副主任、中共大邑县第四届县委委员、四川省妇女联合会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四川省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温江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1年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1981年退休。
这份小传列举了冷月英的诸多业绩，那些业绩统统属于五十年代；但冷月英的黄金时代并不是五十年代而是六七十年代。冷月英在她的黄金时代究竟有什么作为？小传却没有反映，冷月英最重要的历史“水牢”历史，小传更是不著一字，这不能不说是一反常规。诚然，冷月英五十年代就已小有名气，但后来全国人民知道“冷妈妈”冷月英，并不是因为她在五十年代有什么业绩，而仅仅是因为水牢。在全国人民的眼里，“冷妈妈”冷月英就是“水牢”的化身。如果没有庄园陈列馆的拔地而起，没有刘文彩的闪亮登场，没有水牢，冷月英也就不可能由五十年代小有名气的川西区农业劳模而跃升为全国性的政治明星。
小传避开了“水牢”这个最关键的环节。不仅避开了“水牢”一节，而且将冷月英结婚后受刘家地主压迫的悲惨历史删了个一干二净。这等于是砍掉了冷月英历史的主干，剩余情节，则不过是冷月英历史的枝叶。冷月英实际上已不足为旧中国受苦农民的总典型。
这当然是对“水牢”的一种委婉否定，是对被扭曲的历史的间接矫正。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那年的一次会议上，“爱国模范”冷月英声称：“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七天七夜……。”但冷月英并没有明确认定，她坐的一定是刘文彩的水牢。1954年元月，大邑县在县文化馆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具体筹办这次展览的同志将冷月英受地主剥削压迫，被关‘水牢’这件事典型化以后，纳入这个展区的主要内容。为了使展览内容更突出、动人，具有说服力，他们根据地主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是刘氏家族这个根，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的认可，筹办人员就按“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的设想来“布景”。刘文彩水牢在当地人是闻所未闻，引起极大轰动。
后来，上报大邑县委的《农业合作化展览总结》中有这样一段话：“在政权教育方面，是通过冷月英解放前被地主刘文彩关在水牢受苦的惨景与解放后当选副乡长、农业社主任、到朝鲜慰问志愿军及其当选人民代表后给社员们宣传《宪法》的愉快情景进行鲜明的对比，以达到‘想过去，看现在’的目的。”接下来描述了水牢展出的盛况：“在举办解放前后农民生活对比展览中，解放前展览室内的典型事件的塑造及环境的布置上，都十分注重典型化，幕布、耳幕等均系用黑色，每景的图片也都刻画得很惨，使每个观众都能‘触景生情’，听之动人。因此，在讲解放前冷月英坐水牢受苦等惨景时，每天都有好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了伤心的眼泪，甚至有引起回忆自己或自己爹妈解放前受地主压迫的苦痛而痛哭流涕，泣不成声的。”
可见，刘文彩水牢的历史，比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历史悠久得多。而且刘文彩水牢之出笼不是无心插柳，完全是有心栽花的结果。倒不是说“冷妈妈”冷月英一开始就存心冤枉刘文彩。三十多年后官方解释说，冷月英确实坐过刘家的牢，只不过坐的不是刘文彩的水牢而是坐的刘文彩侄儿刘伯华的地牢。可能那间地牢有积水而被冷月英误认为水牢。这个解释在逻辑上应该说还是说得通的。但水牢的始作俑者是冷月英，刘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却不是冷月英而是主管部门。在冷月英个人也许是无心插柳，在主管部门却是有心栽花。“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是个组织性纪律性很强的同志，一贯是领导叫干啥就干啥。领导有心栽花，并要她将错就错，她能拒绝吗？实际上冷月英后来也是身不由己。
刘文彩水牢就这样横空出世。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尚称平和，刘文彩水牢还只是轰动一个小小的大邑，没有引出更大波澜。1958年阶级斗争升温，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哪肯错过刘文彩水牢这个绝好的素材呢？便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以它无声的恐怖接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观众。冷月英也开始由爱国模范劳动模范一变而为“阶级斗争活教材”，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一份为冷月英正名的文章承认：“久而久之，冷月英本人的诉苦材料中关于坐‘水牢’部分由别人整理后也改为‘坐大地主刘文彩的水牢’的说法。她本人在向人们作‘忆苦思甜’报告时，也就念成‘因欠刘家地主五斗租谷，被地主狗腿子抓去，眼睛蒙上黑布，丢进大恶霸刘文彩的水牢，关了七天七夜’”（1994年5月6 日《四川政协报》）。就如同刘文彩水牢不是冷月英的发明而是主管部门认定的一样，她的演讲稿也不是她的创作而是主管部门为她提供的，讲台上的她和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只能按别人设计的动作表演，背别人写的台词。
血淋淋的水牢和冷月英悲切的控诉，有著强烈的感染力。水牢的知名度从此扶摇直上。八届十中全会更是水牢和冷月英的一次历史性机遇。全会刚刚落幕，秀才们就从成都、从重庆、从北京纷纷涌向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涌向水牢和冷月英，把水牢和冷月英视作给“阶级斗争”造势的重磅炸弹。他们如愿以偿。1962年，作家李累、之光撰写的“纪实文学”《从水牢里活出来的人》在中国最权威的文学杂志《人民文学》上发表，举国震惊。水牢和冷月英从此走出夔门，成了全国人民关注的热门话题。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为素材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同年，戏剧《水牢记》、《水牢仇》相继公演。川剧《水牢仇》剧组在成都首次公演后赴安仁、唐场演出，竟华等主要演员并到“冷妈妈”冷月英家“体验生活”。关于水牢和冷月英的新闻报道、宣传画、连环画更是不计其数。后来水牢还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
水牢和冷月英誉满全国，冷月英的身份随之发生了变化。1964年庄园陈列馆改馆之前，冷月英任唐场蔬菜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改馆之后她被提拔为唐场公社党委副书记，并办理了“农转非”手续，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变成了国家干部。对冷月英的身份变化，有关部门的解释是“工作需要”，这是一句大实话。冷月英成名后，已经不可能像原来那样只是忙于种萝卜青菜了，她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因此必须把她从繁杂的农活中解放出来。她的更重要的工作，便是充当“阶级斗争活教材”。为冷月英正名的那篇文章称：当上国家干部后，“虽然她身兼数职，却无暇顾及‘政事’，大多数时间花在外出开会和‘忆苦思甜’上。”也就是说，她是个没有实权的公社党委副书记，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公社党委副书记级的专职宣讲员。
冷月英文化程度不高──勉强能够识字断文。但她很有天赋。演讲稿虽然不是出自她的笔下，她却不但可以倒背如流，而且演讲时能马上进入角色，简直是字字血，声声泪。她在台上边讲边哭，哭得像个泪人儿。台下听众也大多哭得直不起腰。1965年，大邑县组织干部到四川省主要负责人在遂宁抓的一个点参观学习，冷月英也去了，在那里与宜宾“白毛女”罗昌秀、战斗英雄黄继光的母亲邓秀芝第一次见面。遂宁有关部门听说冷月英来访，大喜过望，邀请她做一场“忆苦思甜”报告。冷月英也不推辞。消息刚刚传出，便有听众排成“火巷子”，敲锣打鼓，挥舞小旗，夹道迎候久闻大名的“冷妈妈”。“冷妈妈”红光满面健步走进会场时，会场一千个座位即告爆满，连会场中的过道和会场外的走廊都搭满了小板凳。据记载有两千多人前来瞻仰“冷妈妈”的丰采。“冷妈妈”又是边讲边哭，会场中不断响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口号，手臂如林。散会时，许多听众已经是眼睛红肿，泪湿衣裳。1966年初，“冷妈妈”在庄园陈列馆给三百多名空军官兵作“忆苦思甜”报告，空军官兵竟然哭倒一地，最后由解说员把他们一一扶起来。同年六月，中央电视台派人到庄园陈列馆拍摄专题电视片《收租院》，为了配合中央电视台，大邑方面组织了两千多名驻军官兵和中小学生参观收租院，并请“冷妈妈”到现场作“忆苦思甜”报告。“冷妈妈”坐在一把椅子上，子弟兵和少先队员一个个充满了敬意地簇拥著她。她泪水盈盈地复述著已经复述了几百遍的水牢故事，听众同样抑制不住满腔悲愤，忘情地大哭起来。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不忘阶级苦，永做革命人”的口号声惊天动地。这部专题片现在还珍藏在地主庄园陈列馆，真实地记录著那段历史。
以下是四川美术学院红卫兵于1967年元月1日整理的冷月英演讲稿中有关水牢的一段：
提起刘文彩的田，话就长了。那时因交不起租子被地主关押或吊打，差不多年年都有一次。1937年那年天又旱，我租恶霸地主刘文彩的二亩多地，到端阳才把秧子栽下去，后来谷子的白穗很多，边挞谷交租，我丈夫和老人在外面吆鸭子还没回来，我有八岁的姑娘，什么事情还帮凑不上，自己又是怀身大肚的人了。穷人靠穷人，多亏周围团转的朋友帮我收庄稼，我在灶房给大家烧茶，挞谷子的倒给我发起愁来了，一块一亩二分的田，还收不足一石，这么一点要交八斗租，怎么开交呢？我把茶送到田坎上，大家给出主意，叫我留下几分田摆起，请老板看了好让点租子，那阵我却是尝够了酸甜苦辣快三十岁的人了，满不在乎地向大家说：“怕啥子，横顺每年挞谷交租，我都要到刘家耍一转。”
到秋收，田头谷子才打完，刘文彩就派狗腿子来收租。他们一走拢就翻箱倒柜，把坛坛罐罐都倒干净了，还差五斗二升租，那些家伙就拿起锄头到处挖，把我埋在草灰里留著给娃娃吃的几升酒米也清去了。狗腿子拍桌子摔板凳，雷火轰天，弄得几里路外的人都晓得，随便我怎么丧求，硬是雷打不动的“铁板租”半升一碗都不让。他们不管我怀胎大肚，硬拉我去见刘文彩，后来我答应想办法，他们才恶狠狠地说：明天再找你算帐。一路上人马拍屁股就走了。
穷人事多路窄。当天晚上我就生了孩子，第二天，太阳都当顶了，别家早已吃了饭，我家的灶还没冒烟。大女儿守在床边哭，问我拿啥东西下锅，我想硬撑起身子下床，奈何昨天挨了顿毒打，又刚刚生了娃儿，简直不能动一下。实在无法，我生了娃娃连口米汤都没得喝上一口，只好叫女儿到别家去借点米回来。女儿出门不久，狗腿子就像一群野猪一样进屋不走门，打烂我的壁头，拱到了我的篱笆门，凶神恶煞地又在拍桌摔凳，叫我马上交清租子，我在床上叫他们再宽限几天，等在外面吆鸭子的丈夫回来想办法，可是这群畜生不听半句人话，他们有的抓我头发，有的拉手臂，硬把我从床上拖下来，又是拳打又是足头踢，一根绳子就把我捆起来，枪托子在我背上打。这时候我那刚生的娃儿在床上哇哇地哭，大女儿借米回来，足刚刚跨进门，就被狗腿子一巴掌打倒在地，半碗米撒满一地，女儿抬头见我被捆，就连扑带爬地过来拖住我的脚杆，喊著：“妈妈你不能走呀！”话音刚落，狗腿一脚把她踢开，拖起我就走。我被绑走多远，还听到两个娃娃的哭声。架走我以后，娃娃就饿死了，谁知道我丁丁小的大女，比妈妈讨饭那年还小两岁，才八岁呵，又朝著妈妈走过的路去挨门挨户讨饭求乞。
我被拉进刘文彩的庄园，一进庄园，不问青红皂白就把我带到一个什么地方，转了几个弯，下了一阵石梯子，一股难闻的血腥气劈面朝我冲来，冲得我一下子就昏了。有个家伙使劲把我揪下一个陡坡，摔倒在水□里，足一踏踩，水淹齐我的腰杆，这什么水呀！冰得浸骨头，臭得人恶心。刚生娃娃的人，血水还顺著足杆流，遭到那冰冷的血水一浸，肚子痛得来像刀绞一样。我站不稳，一下倒下去，又脏又臭的血水不断朝我嘴里流，尽力爬起来，足下一滑又倒下去，这手抓住一根人骨头，那足又踩著一个人的脑壳，狗腿子嫌我动作慢，用棍木棒一下把我戳进一个铁笼子，进了笼子就在迷迷糊糊听到铁棚声、关门声、上锁声中昏死过去了。不知过了好久，当我痛醒转来时，只知道自己是痛醒的，痛的像有人在剪我的肠子，绞我的肚子。醒转来什么也看不见，只摸到一根根的铁柱。我双手拉著铁柱站起来，才觉得水淹过膝头，崩断我的肠子，我紧咬牙齿熬了过去，这里头的臭气硬把我熏死了几次，熏死过去，痛醒过来。有一回我硬睁起眼睛，从一道碗口大的铁窗缝里射进来一股绿光中，才恍恍惚惚看见这个水牢的一些：到处都是死人骨头，铁笼上下都安有铁钉，只有站不能坐，我是被关在水牢的铁笼里，笼外还泡著三个男人，东倒西歪地靠著石壁坐著，泡在水中。我们几个，在装著好多穷兄弟的骨头和血水的水牢里，没有哭，没有喊叫。隔了几天，死去一个兄弟。我们的血泪只有往肚子里吞……。以后又迷迷糊糊地看不见什么了。
在水牢里一共提审我三次，每次都是用铁钩把我抓出去的。头两次，三言两语过了一堂，又把我推进水牢。第二次下牢，我站不住，坐不稳，这边是死人，那边是死人。一脚踩到脑壳，二脚踩到身子。每脚都踩在我的叔伯兄弟，真叫我痛心。最后一次审我是刘文彩。狗腿子骂我前次在关帝庙闹动了唐场，才有刘文彩问我的缘分。等了半天不见动静，刘卖什么膏药我不晓得。后来我听见狗腿子在打听，有人说他正在啥子“逍遥宫”……。刘文彩来后，先问我愿死愿活，我说死活都不论，就问了这么一句话，又把我关进水牢，这时我已被折磨的昏昏沉沉的了，站不稳，倒下去扑在一个死人身上，以后就啥也不知道了。
我被刘文彩绑走后，丈夫得信赶了回来，四处托人说情，挨高利贷借了二十元钱，交了刘文彩的五斗二升租子，还付了我坐七天水牢的七斗米的房钱，又加上刘文彩嫌一个刚生娃娃的妇女死在他家的水牢里不吉利，才把我放了，并限制只能晚上来取人，只能走后门取人。我丈夫在一天晚上就把我背出了刘文彩庄园的后门，把我捆在椅子上拉回家里。这时我人事不醒，只剩下微微一口气，他告诉我，我一身衣裳被血水凝起来像牛皮一样，满身血水，双足粘了死人肉，脱不下来。他给我抹，周围的穷弟兄们也帮助给我洗擦，我脚上、腿上都结成了痂块。死人肉巴著活人肉，足足有十几天。天天用热水泡，用刀子刮，才刮去人肉和血块。人不知道饱饿，只能灌点米汤，直到我清醒，才看见大女儿痴呆呆地站在我身边，我就寻摸自己的奶娃……（庄园档案67 宗F15卷）。
如此惨绝人寰，难以置信。但一切布置得那么真切，令局外人不得不信。
冷月英演讲的水牢故事，有多种版本。在不同的版本中，情节各有不同。一忽儿她说自己是1943年被关进刘文彩水牢的，一忽儿说她早在1937年就被关进了刘文彩水牢；一忽儿说她是刘伯华的佃户，一忽儿说她是刘文彩的佃户。一忽儿说坐水牢期间她没有见过刘文彩本人，一忽儿说坐水牢期间刘文彩提审过她。水牢故事之外的其他冷月英故事，同样是各说不一。上面提到的那个红卫兵版本就有一个冷月英镜头与官方版本迥然有别。这个镜头便是“马尾拖农民”。红卫兵版本对“马尾拖农民”是这样记载的：
有一回，我在唐场场口，看到刘家的狗腿子晏子辉骑在马上，马屁股后面拖了一个老头子。箩兜绳子把老头捆的紧绑，拴在马鞍后头。马走的慢，人还跟得上，一进场口，晏子辉抽了几马鞭，就把老头子拖起来了。大家实在看不过去，悄悄咬耳朵，我忍不住冲口说了句：“交不起租子人就不是人了吗？”话送进了晏的耳朵，他煞住马，从袖筒里抽出一节东西，刷的一声，变成了两尺多长的钢丝鞭子，使出吃奶的劲，抽了我一顿。不怕他凶，我抹了抹脸上的血，抵住他吵，街上的人围多了，他下不了台，就把我扎个五花大绑和老头子一起拖进关帝庙──他们的乡公所。到了关帝庙，把我吊起，他的烟瘾过足了，把我放下来，问我一阵，问烦了又吊起来打，一连打了我二天二夜，我也始终没有嘴软。晏子辉在场上犯下的罪恶行为，惊动了街坊邻居，他没办法，才叫伪保长出面转弯弯放了我。晏放我走时，憋不住心头那股杀气，还抓了一块火砖硬在我手杆上，至今仍留有一块两寸多宽的伤疤……
官方版本在处理这个镜头时则用上了换头术。七年后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四川大学中文系和“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合作编写的小册子《血海深仇收租院》（农村版），把“马尾拖农民”的主犯晏子辉换成了刘元琮：
刘元琮倚仗刘文彩的势力，到处作威作福。有一次，我和几个佃户正在田里割谷桩，远远看见他骑在一匹马上，一帮狗腿子跟著跑过来。走近一看，马后面拖著佃户李大爷，头和脸都在地上擦烂了，血淌得到处都是。我们都很气愤，拦著马头喊起来：“交不起租子就不是人啦？你们还让不让人活啊！”刘元琮翻身下马，两眼直转，要找闹事的人。我质问他说：“你们把人都快拖死了，我们就不该说一句话呀！”他一听，就像乌龟遭牛踩了一样，脑壳缩了一下，干笑了两声说：“我今天要杀鸡给猴看！看你有好硬，给我带起走！”几个狗腿子冲上来，把我拖到唐场刘元琮的公馆里，吊在梁上，用皮鞭蘸著水打。刘元琮坐在太师靠椅上问：“看你多嘴！你和李老汉有啥子勾结，不说清楚要你的命！”然后又在我的脚上吊了两块火砖，背上加了块三十多斤重的土砖。直到第二天，我还在昏迷中，刘元琮以为我吊死了，就叫人喊冷春廷来领尸。春廷把我放下来，我的脚手都肿亮了，过了好一阵才苏醒过来。刘元琮一看，骂我装死吓他，抓起一块火砖就向我砸来。我的左手被打伤，后来伤口化了脓，半年多都不能干活。
用换头术把晏子辉换成刘元琮，这决非是因为一时心血来潮。蜡铸模型中的《背磨沉水》等三个案例原本与刘元琮无干，却生拉硬扯把刘元琮扯进去。制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又把刘元琮打成第二号主犯。创作水牢故事，还是不肯将刘元琮割爱，刘元琮的座次依旧仅次于刘文彩。对起义将领刘元琮如此牵挂、如此“特殊关照”，想必其中有什么缘由。为免横生枝蔓，且待下回分解。
文革十年，是“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她常常坐著专车，到部队、机关、学校、厂矿、农村作“忆苦思甜”报告，到水牢、“雇工房”、“收租院”等处现身说法。每次登上主席台，她面前总放著一个印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搪瓷缸。她先喝口水，然后从容不迫地从身边的黑色手提袋中取出那份长达一万一千字的演讲稿，望一眼台下。这时台下就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到文革后期，邀请“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报告的单位实在太多了，“冷妈妈”冷月英同志简直是应接不暇。加上她已进入花甲之年，身患心脏病，经不住太大的体力和心力消耗，作一次“忆苦思甜”报告，往往筋疲力尽，要休息两、三天才能恢复到正常状态。以致于当时的大邑县“革命委员会”不得不规定：请“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报告，必须提前与县上联系，经县“革命委员会”批准。尽管如此，“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作“忆苦思甜”报告的次数仍然非常之多，直到1977年，这种局面才告终结。据不完全统计，1977年之前，“冷妈妈”冷月英同志在省内省外所作的“忆苦思甜”报告近千场，听众则多达百万人次以上。“冷妈妈”旧中国受苦农民总典型的地位从此是家喻户晓。她终于成了当时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农村女性。
文革结束后，中国由“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阶级斗争活教材”的“冷妈妈”冷月英同志，也就永远地失去了从前的讲坛。虽然“仍担任大邑县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但实际上无事可干。便主动申请退休。经温江地委批准，1981年9月15日，“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正式隐退。仅仅过了三年，她就在落寞和困惑中去世，时年七十三岁。
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冷妈妈”冷月英尚未告别人世时，水牢问题已经闹得沸沸扬扬。
其实，水牢一经问世就成了问题。只不过在政治高压之下，这个问题没法展开。对水牢信以为真的实际上始终都是局外人；知情人从来不承认有什么水牢，从来没被说服。当年制作水牢时，为了防止有人对水牢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主管部门曾经煞费苦心。既然有刘文彩水牢，就应该有水牢的设计者和修建者，也应该有其他水牢受害者──刘文彩水牢总不会只用来关押一个“冷妈妈”冷月英吧？但为什么只有一个“冷妈妈”冷月英说自己见识过水牢呢？如果对这一点预先没有交代，人们就难免疑窦丛生。主管部门便在水牢解说词中特意强调指出：“修建水牢的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省人民代表、劳动模范、共产党员冷月英同志是侥幸从水牢里活著出来的仅有的一个人。”这样解释还有一个作用──既然只有“冷妈妈”冷月英同志是唯一一个仍然健在的水牢目击者，她当然也就是水牢问题的唯一权威，没有反证，谁都没资格对“冷妈妈”冷月英的说法说三道四。
的确，在极左路线猖獗、人人自危的六七十年代，没有谁直接对“冷妈妈”冷月英同志的说法说三道四，但委婉的还是有的。1964年12月9日，四川省政协组织各界民主人士到庄园陈列馆参观。临别时召开座谈会，征询他们对第二次改馆的意见。盛情难却，省政协委员王安懋、刘树成便简略地谈了一下自己的观感。如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政委李维嘉所说：“王先生是进步人士，是大邑民盟负责人，又是大邑县地方实力派中一派的首领。”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康边游击纵队“得到了他的许多可贵的帮助”（《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续编》）。但李维嘉先生没有提到的是，王安懋还是刘文彩的知交。起义将领刘树成则是刘文彩的堂侄，两人在刘文彩历史方面有相当的发言权。庄园档案67宗B35卷对他俩的发言有如下记载：
1。水牢的事情，王安懋、刘树成说：“我们过去不晓得有水牢的事情，无风不起浪，也从未听说过。但是大恶霸刘文彩平素为人心毒手辣，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问当地农民才知道。”
2。农民打死狗叫农民祭狗。“这种事情，我们从未听说，因为我在大邑城内住（王安懋），隔安仁几十里。”“我在外面少在家（刘树成），所以，我们未听说，要问当地农民，才能证实”。
3。“展览的藤轿，是刘文彩恶霸在宜宾当伪官僚后回大邑才有的，但很少坐，其一生常坐滑竿，而滑竿的漂亮和价值都较展出的藤轿为高为贵，觉得应展出滑竿更好，当然汽车包车藤轿都是有的。”
4。“每天杀三十个鸭子脚蹼来吃的事不实在，因为在解放前安仁镇、大邑都买得到鸭子脚蹼。”
5。“肖汝林、徐达仁是由刘文彩恶霸的走狗、土匪头子郭保之在大邑西门外绑架至安仁镇关在伪镇公所楼上拉下来枪杀的，我们知道未审讯过”。
两人的发言都是谨小慎微，生怕“触雷”。尽管如此，因为他们毕竟没有作应声虫，对陈列内容多多少少还是澄清了一些，主管部门很不高兴。发言记录稿上特别这样注释发言者的政治面貌：刘树成：伪师长、刘文彩亲家；王安懋：伪营长、盟员。一位主管领导更是在送呈的记录稿上大笔一挥：“不宜完全相信，仅供参考。”实际上连参考参考都不行，记录稿束之高阁。
王安懋曾出入地主庄园十多次，刘树成的出入次数更多；两人对地主庄园的布局知之甚详。“庄园通”却说自己不知道庄园有过水牢，“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问当地农民才知道。”这岂不等于说，水牢一案并非尘埃落定，而是大可推敲？王安懋和刘树成当然不是真的不知道“究竟有没有水牢的事情”，但当时他们只能说到这一步，还想说的，就留待来日了。
这一天终于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思想解放的大潮席卷中国，不可避免地也要席卷庄园陈列馆。在过去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陈列内容，现在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公开质疑。为了跟上时代步伐，庄园陈列馆开始对陈列内容进行调整，清除那些肯定与时代不合拍的陈列内容。对有争议的陈列内容也考虑要重新调查。而在所有陈列内容中，争议最大的就是刘文彩水牢，为此，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七十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资料，对“水牢”刨根究底。
王安懋接受了采访。他告诉来访者，冷月英的说法靠不住，冷月英一会儿说她是1943年坐的水牢，一会儿说她是1937年坐的水牢。而无论是1943年，还是1937年，用做水牢的地下室根本就不存在。他说，水牢所在位置原先是有间房，但那间房修在地面上，叫做红仓，是刘文彩堆放鸦片的库房。“我曾十一次到过刘文彩家，有一次我去时他当时的团长还引我去参观过刘文彩堆鸦片的地方，那里面还堆有好多挑鸦片，另一角还堆放著一百桌江西瓷砖。上边都还放有几挑鸦片。那房子后来被人烧了，我也去过。据说当时他的家人偷了刘文彩的鸦片，事后就放火烧了刘文彩堆烟的房子（房子被烧后我还带人去查过），现在的房子（即地下室──引者注）是当时火烧后才盖的。”他肯定地说：“当时我没看见水牢。”王安懋说的这些事在安仁镇其实是人所共知，因为1945年红仓失火时，安仁镇许多居民都曾赶到红仓救火，镇上的文彩中学师生更是差不多全体出动，事后为了感谢文彩中学师生，刘文彩还杀了好多头猪请他们。红仓被一把火烧掉后，刘文彩才在红仓原址修建了地下室。既然如此，冷月英怎么可能在1943年或1937年进到那间地下室里去呢？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则把地下室叫做“地引子”，她向采访人员解释说：“装鸦片的仓被烧了，才修的地引子，上面一层房是装棉絮的，装一百多床。下面是乘凉的，我们都没去过，一到热天地下就浸满了水。当时修地引子，主要是我们的房子密，地势又低，修起后地下水就往矮处流。”
调查人员还走访了当地农民。1982年4月14日，大邑县沙渠公社农民、曾在刘文彩家帮工的王裕丰在被问及“刘文彩地下室关过人没有”时，回答：“没有见过关人。”同年4月20日，大邑县江源公社农民、曾在刘文彩家帮工的徐吉廷在被问及“你见过里头（指地下室）关过人没有”时，也说：“不知道，没有听说过他（指刘文彩）关过人。”1947年才离开庄园的雇工谷正伦则告诉来访者：从1942年起，他常到红仓给刘文彩拿鸦片，那里确实是仓库，哪是什么“水牢”。已六十二岁的苏家公社四大队一队农民牟春发，当年也在庄园帮工。他对所谓水牢之说早就憋了一肚子火。调查人员来访时，他的答复一点不客气。下面是庄园陈列馆整理的采访笔录：
问：地下室关过人没有？
答：我知道没有。后来有人说关过，哪有那事？……那次不知是哪里来人访问我时，我照实说了，后来有人点我水，说你就说关过人算了，顺水推舟嘛。不过，今天我仍然坚持是什么说什么，毛主席说要实事求是嘛！
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只找到了一份文献资料，是建国初期安仁乡民安村武装队队长邓开清和他的一个队员的口述笔录，两位目击人称：“1950年9月份，我们发现庄园墙壁被人打开一个洞。从洞口钻进去看见一间像‘水牢’般的屋子。脱鞋下去，感到里面水有大腿深，且很脏很臭。”并说水中有尸骨。屋子有水和水牢不相干，这一点其他知情者解释得很清楚了。那么尸骨是否与水牢有关呢？两位目击人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线索。这份孤证无法支撑水牢之说。
始终查无实据，庄园陈列馆这才鼓起勇气，向主管部门送呈《关于“水牢”的报告》。内称：
……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1）室内发现的尸骨由于身份不明，来历也不清楚，又有临近解放时期胡宗南部队进驻破坏老公馆等原因，尸骨不能作为刘文彩在这里私设水牢的定案依据。
（2）冷月英在目前为止我们所知道的唯一“坐水牢”的人，但是，她在这个地下室“坐水牢”的可能基本不存在。第一，她不是刘文彩的佃户，而是刘文彩的侄儿刘伯华的佃户。第二，地下室建立于1945年秋，冷月英“坐水牢”的时间据她1951年的诉苦是1943年，后来她改正为1937年，这两个时间都在地下室修成之前。第三，冷月英解放初只说她“坐过刘家的水牢，”并没有指（一定就是）刘文彩（家）的水牢。她当时是蒙著眼睛（被）拉进水牢的，也不可能知道地点。
（3）地下室和风水墩只隔几步。刘文彩一家经常对风水墩烧香拜佛，并且非常忌讳，如刘文彩在外地死后尸体不得进老公馆。像这样的地主，怎能容忍别家刚生小孩的妇女进到他的风水墩跟前呢？刘文彩的公馆很多，“公益协进社”遍布各乡镇，哪里不可以设刑堂，何必要在他的风水墩前动大刑？再说地下室隔壁是谷仓，雇工佃农常来常往，在这里对农民施用酷刑，几年之间无人发现，是不可思议的。这次调查中，无论当年在老公馆的雇工、丫头，还是附近的农民，都没有一个人知道当时老公馆内还有“水牢”，有不少人甚至明白地表示否定。
报告据此断言：刘文彩并没有设过水牢，冷月英也没有坐过刘文彩的任何牢房。所谓“水牢”，纯系刘文彩存放鸦片的仓库。报告说：“二十多年来，水牢一直有争议，一些观众也曾（从）不同侧面提出过一些疑问。这不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的宣传效果，而且关系到我们的宣传是否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原则问题。”报告因此请求推翻水牢原案，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
这不免把“水牢”明星们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1981年元月8日，陈列馆派员到大邑唐场采访“冷妈妈”冷月英，以下是当时的谈话记录：
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
答：我今年七十二岁。
问：你坐水牢时是多少岁？
答：我记不得了。
问：你坐水牢时是不是拖进来就把你甩在铁笼子里？
答：我记不起了，好多年的事，咋记得嘛？我住院时，医生不要我回忆以往的事，怕我又气病了。县革委会指示，叫我不要随便说，随便哪里索词都不要说，除非有组织部的介绍信和革委会开的证明才说。
后来有记者找到“冷妈妈”冷月英，冷月英还是拒绝正面回答问题。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著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要问，你们问县委去！”
这话倒也不假。
1982年2月24日，陈列馆派员到双流县中心镇凉山州氮肥厂采访最早报道水牢的作者之一王开君，以下是王开君的口述笔录：
（本人不同意录音，只能作闲谈）
1951 年宣传节约支援抗美援朝，冷月英带头把家里的四十大鸭子捐献出来；第二，大邑剿匪中，冷月英一个人单枪匹马抓匪首徐沛霖，被评为剿匪英雄；第三，带头建立互助组，《人民日报》以此事迹头版头条报道后被评为劳动模范，1952年并参加赴朝慰问代表团慰问；第四，出身贫苦，十三岁就当丫头，所以被选出席县模范。在此期间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冷月英在发言时说她欠刘家的帐，将她眼睛蒙了弄来关押，下面还有水淹到脚肚子，因此我按她讲的做了报道。
实际上是承认他拿不出事实依据，关于水牢的报道仅依据冷月英的一面之词。
调查到1982年基本结束。调查报告的结论无可争辩，没有谁否定。“刘文彩水牢”的始作俑者也只是对报告持沉默态度。尽管如此，报告仍迟迟得不到批准。主持这次调查的原庄园陈列馆馆长安师吕老先生曾告诉作者：主管部门负责人在接到他们的报告后，好心地提醒他们说：水牢问题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要多从政治角度考虑。正因为把它当作一个政治问题，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了。所以，调查只用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处理报告却花了整整六年时间──1988年，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厅和成都市委宣传部、成都市文化厅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
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一切印记一下子消失得干干净净。地下室门口一块木牌，上书四个大字：“鸦片烟室”。
叱吒风云三十多年的水牢一去不复返，这产生了强烈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与水牢仅隔咫尺的平房里，还有一座同样让人谈虎色变的牢房──地牢。牢深190米，长570米，宽235米。顶盖高出地面080米。虽说从未挂牌明示为刘文彩所建，但设于刘文彩家，何人所为，不言而喻。1979年印行的《刘文彩罪恶的一生》更是明白无误地说：刘文彩“经常用关水牢、地牢……等刑法残害群众”。加上郭沫若同志“水牢地牢连比”的诗句，公众印象中，地牢肯定也是刘文彩的“创造”。其实，刘文彩家既无水牢之设，也从来没什么地牢。水牢撤消，地牢理所当然地一起撤消了。
和水牢同时隐退的另外两个“革命浪漫主义结晶”，是所谓“刑具室”和“行刑室”。风水墩侧面有排房子，共五间。靠近佛堂的第一间房原本是庄园放年货的地方，开馆初挂牌为“年货室”，无展出内容。1968年曾将刘文彩为家人准备的几具棺材从王玉清寝室移到这里展览。 1976年，为配合“水牢”、“地牢”的展出，而将棺材移出，辟为“刑具室”。其余四间房原本是刘文彩放瓷器的地方，这时也布置成“行刑室”。“刑具室” 有五个画板，第一个是脚镣手铐；第二个是钢刀手杖；第三个是杀人祭剑；第四个是青杠扁担；第五个是弹簧钢鞭。这五个画板是将所谓“实物”固定在版面上，辅以文字说明。“行刑室”陈列著“坐老虎凳”、“背火背□”、“吊打”等三组表现农民受刘文彩酷刑折磨的泥塑，墙上挂满了绳索等刑具。文革结束后，许多观众也敢于质疑“刑具室”和“行刑室”的真实性了：如此恐怖之处竟与刘家风水宝地一墙之隔，与书房比肩而立，合乎情理吗？解说词称，“行刑室”天天有受刑者惨叫，似此，刘家老少如何祭祀祖先？如何吟诗诵经？后来经过考证：庄园中从无刑堂之设（五百米外的安仁乡公所就有监狱）。于是，随著水牢、地牢的隐退，陈列馆也告别了“刑具室”和“行刑室”，而恢复为“瓷器室”和“年货室”。
如前所述，庄园陈列馆中的赝品源远流长、蔚为壮观，清除所谓“水牢”、“地牢”、“刑具室”、“行刑室”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但紧接著发生的一系列大变故，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庄园陈列馆不可能脱离中国的政治生态而生存，清除水牢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此戛然而止，还没有来得及核实的其他陈列内容基本维持原貌。
作曲家梁雷:挣得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上)
【大纪元1月15日讯】（大纪元记者杨婕美国加州圣地亚哥报导）梁雷，哈佛大学作曲博士，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音乐系助理教授。一九七二年生于中国天津，四岁开始跟父亲学习钢琴, 六岁时写出自己的第一部音乐作品，十七岁作为高中生赴美留学，二十五岁被产生过十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哈佛大学院士协会聘为青年院士。除了获得众多奖项与荣誉，梁雷还受邀为纽约爱乐乐团、海伦堡爱乐乐团、台北民乐团、上海弦乐四重奏等作曲。
梁雷及其作品被西方艺术家评为“为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所尊崇的‘文人’气质起了先导作用”。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评价梁雷“对中国文化意蕴（包括原典）有独特领悟和表现方式”，音乐家班丽霞评价他的作品，“在极其简洁的旋律内部有着丰富细腻的色彩流动，宁静自由的呼吸之间，蕴含着对艺术、人生、宇宙的深刻思考。”
采访梁雷，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我们在一家梁雷和太太 Takae 最喜欢的咖啡店见面。同来的还有他们刚过半岁的儿子，不过他一直躺在舒适的小推车里美睡。梁雷说话声音不大，平静的语音和少有装饰的词汇，传递着他对中华文化的独特理解和对音乐的挚爱，也让听者真实地感受到他内心荡漾的激情和纯真的生命力。
梁雷说，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经常是非常空虚、盲目的。他认为，重要的是，怎么样才能从文化的意义上“挣来”、“得到”这种自豪感，这种真正的自信。从某种意义上说，梁雷的学习和创作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挣得对中华文化自豪感的过程。
现代中国人空虚盲目的自豪感
谈到中华传统文化，梁雷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次梁雷回中国，在北京大学演讲，他问底下的学生，有多少人读过全本《论语》或六祖慧能的《坛经》。“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能不知道的书，你不知道这些书，你就不能说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令他失望的是，底下上百的学生，没有一个人举手，这是在北大。他在哈佛大学，问同样的问题，却发现美国学生读过这些书！
他说：“这个反差很大，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经常是非常空虚、盲目的。我特别在意的，就是从文化意义上，我们怎样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挣来，得到（earn），这种真正的自信，而不是一种空虚的自豪感。”
读书也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梁雷说，“我认为，文化这东西，不是说你得了一个学位，你有很多书，或你生为一个中国人，你就在这个文化群体中，就是她的一员。文化是必须要从零做起，一点点自己去挣得的。你对文化有没有体验，不是说你读过哪本书，而是你心里对这个文化有没有共鸣，有没有把她内在化，把她变为你自己个人的一种体验。”
作为一个音乐家，梁雷是怎样找回自己的文化，并挣得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的？话题从梁雷的“学习过程”谈起。
音乐之家 播下音乐文化的种子
梁雷出生于一个音乐家庭，父母都是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父亲研究中国音乐，母亲研究西方音乐史，偏重美国音乐，是较早把西方音乐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
回想小时候的学琴经历，梁雷娓娓道来，“我开始练琴的时候，不知道中、西音乐的区别。当时练琴都是用的西方音乐，就以为是中国音乐，把莫扎特也当成是中国人。到了比较大的时候，开始学一些中国民歌，才开始意识到中西音乐的区别。可以说，小时候有很多种子，留在我心里，很久以后才慢慢发展出来。”
其中一个种子就是蒙古音乐。梁雷家里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是内蒙古一个很了不起的音乐家，叫乌兰杰。每逢过年，乌兰杰就来串门。
“我小的时候，广播里总放一些民族大团结的歌，什么欢乐的草原啊，都是些政治性的歌，我从来都不喜欢那些音乐。乌兰杰老师一来，喝了一点酒，他就想唱歌，唱酒歌，或内蒙长调，那种音乐是很深刻的，也很悲哀的，表达的是想念家乡，想念亲人，表现大自然，表现友谊和勇气，有很多很有哲理的歌词。我那时候一听，印象非常深，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这么动人的音乐呀！”
他意识到这个音乐跟他学过的所有音乐都不一样，“在艺术上有一种特别感动我的东西，相比之下，当时我们在广播上听到的那种歌唱民族大团结的音乐表现的是一种虚伪的音乐，表现的是一种虚假的快乐。可当你听到乌兰杰老师的音乐时，感到很真实，所以特别触动我。”
梁雷出国时就特别带着乌兰杰的音乐听。后来梁雷又接触到蒙古一代大师色拉西（1887－1968）的音乐，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在梁雷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听到来自蒙古大草原的音乐。他毕业后还专门回中国，到内蒙古，参与把色拉西的音乐录音复原，出版了《潮尔大师色拉西纪念专辑》的工作，并创作弦乐四重奏《色拉西片断》，纪念这位蒙古音乐大师。
六四后 为自由赴美求学
另一个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六四”天安门惨案。“我的学校离天安门广场挺近，我是一个目击者。当时我在上初中。这对我的冲击很大。” 这事逼迫着一个十五岁的年轻人思考，“当你看到自由可以被暴力夺走，那什么东西不会被夺走?”
梁雷的结论是，“我想唯一夺不走的就是我的想像力的自由。” 他认为现在很多时候他创作的动力都还是来自那次经历。“怎么能够扩大一个人内心的，头脑中的自由想像力，坚持这种想像力的独立性，使得这种想像力不受政治的，外在因素的影响，不会被夺走。”
六四以后，梁雷的父母作为学者，也受到冲击，父亲作为最早研究文革音乐的人之一，他的文章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准发。梁雷在学校，“每天下午上政治课，就是写坦白书。” 父母也感觉到在那个环境下儿子不仅有危险，也不可能再受到好的教育，在国内学习无望了，所以决定要他出国。
梁雷回忆到，“我也很运气，我小时候开个人音乐会时，认识了一位美国老师，六四以后他就写信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虽然我当时不想出国，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北京，我们和北京市民有一种很深的感情联系。但我父母认为我应该出国学习，这位美国朋友帮忙联系了德州的一个钢琴老师，愿意教我，于是我就这样‘被推出了家门。’”
找真相 自学中华文化
“但是出国以后，我马上就想找到事情的真相。因为我在国内受到的教育，首先从政治、历史方面，我觉得是假的，经历了六四，我就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梁雷接着说，“所以一到德州，虽然我上的是中学，但我就到大学的图书馆里去，读了很多书。比如说中国历史，看台湾人怎么写中国历史，看美国人怎么写中国历史，一步一步地看。然后我注意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真相的不了解。我们在中国读书学到的中国文化到底能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大的问号。比如说，小时候对道家的文化非常不了解，对佛家的文化也非常不了解，对儒家的文化也是断章取义的教学。”
就这样，梁雷开始了 “自学中华文化”的历程。“我从德州后来去了波士顿，先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上学，那时我去哈佛大学图书馆借书，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是在东亚地区以外的馆藏中文图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比如说，《佛经》，《道德经》等，这都是中华文化的原典。我不是片断地读，而是整本书去读，不是看人家怎么诠释，而是自己直接去看原典。”
阅读原典让梁雷意识到，“在国内中学学习中国文化时，阅读的往往是被教材挑选好，由教育部门‘咀嚼’过的，已经远远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了。” 他更感到“过去所受的教育，严重误导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梁雷还手抄了大量的原典著作。如六祖慧能的《坛经》。梁雷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段历程时，写到，“《坛经》这本书曾被钱穆先生称作‘中国人不能不读的十本中国书’之一，可我在国内上学时从未接触过……我的民族自豪感与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两者间强烈的反差令我惭愧。民族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是国人一致认同的精神凝聚的核心力量，其重要性几乎可以取代过去一切曾经流行的信仰。但我逐渐在自学的过程中体会到，民族自豪感掩盖不了自己的无知，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自信心。”（未完待续
梁雷及其作品被西方艺术家评为“为恢复中华传统文化所尊崇的‘文人’气质起了先导作用”。中国音乐学院李西安教授评价梁雷“对中国文化意蕴（包括原典）有独特领悟和表现方式”，音乐家班丽霞评价他的作品，“在极其简洁的旋律内部有着丰富细腻的色彩流动，宁静自由的呼吸之间，蕴含着对艺术、人生、宇宙的深刻思考。”
采访梁雷，是一个轻松愉快的过程。我们在一家梁雷和太太 Takae 最喜欢的咖啡店见面。同来的还有他们刚过半岁的儿子，不过他一直躺在舒适的小推车里美睡。梁雷说话声音不大，平静的语音和少有装饰的词汇，传递着他对中华文化的独特理解和对音乐的挚爱，也让听者真实地感受到他内心荡漾的激情和纯真的生命力。
梁雷说，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经常是非常空虚、盲目的。他认为，重要的是，怎么样才能从文化的意义上“挣来”、“得到”这种自豪感，这种真正的自信。从某种意义上说，梁雷的学习和创作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挣得对中华文化自豪感的过程。
现代中国人空虚盲目的自豪感
谈到中华传统文化，梁雷讲了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次梁雷回中国，在北京大学演讲，他问底下的学生，有多少人读过全本《论语》或六祖慧能的《坛经》。“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不能不知道的书，你不知道这些书，你就不能说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令他失望的是，底下上百的学生，没有一个人举手，这是在北大。他在哈佛大学，问同样的问题，却发现美国学生读过这些书！
他说：“这个反差很大，我们中国人有很强烈的自豪感，但这种自豪感经常是非常空虚、盲目的。我特别在意的，就是从文化意义上，我们怎样能够靠自己的努力，挣来，得到（earn），这种真正的自信，而不是一种空虚的自豪感。”
读书也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梁雷说，“我认为，文化这东西，不是说你得了一个学位，你有很多书，或你生为一个中国人，你就在这个文化群体中，就是她的一员。文化是必须要从零做起，一点点自己去挣得的。你对文化有没有体验，不是说你读过哪本书，而是你心里对这个文化有没有共鸣，有没有把她内在化，把她变为你自己个人的一种体验。”
作为一个音乐家，梁雷是怎样找回自己的文化，并挣得对中华文化的自豪感的？话题从梁雷的“学习过程”谈起。
音乐之家 播下音乐文化的种子
梁雷出生于一个音乐家庭，父母都是中国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父亲研究中国音乐，母亲研究西方音乐史，偏重美国音乐，是较早把西方音乐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之一。
回想小时候的学琴经历，梁雷娓娓道来，“我开始练琴的时候，不知道中、西音乐的区别。当时练琴都是用的西方音乐，就以为是中国音乐，把莫扎特也当成是中国人。到了比较大的时候，开始学一些中国民歌，才开始意识到中西音乐的区别。可以说，小时候有很多种子，留在我心里，很久以后才慢慢发展出来。”
其中一个种子就是蒙古音乐。梁雷家里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是内蒙古一个很了不起的音乐家，叫乌兰杰。每逢过年，乌兰杰就来串门。
“我小的时候，广播里总放一些民族大团结的歌，什么欢乐的草原啊，都是些政治性的歌，我从来都不喜欢那些音乐。乌兰杰老师一来，喝了一点酒，他就想唱歌，唱酒歌，或内蒙长调，那种音乐是很深刻的，也很悲哀的，表达的是想念家乡，想念亲人，表现大自然，表现友谊和勇气，有很多很有哲理的歌词。我那时候一听，印象非常深，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么美，这么动人的音乐呀！”
他意识到这个音乐跟他学过的所有音乐都不一样，“在艺术上有一种特别感动我的东西，相比之下，当时我们在广播上听到的那种歌唱民族大团结的音乐表现的是一种虚伪的音乐，表现的是一种虚假的快乐。可当你听到乌兰杰老师的音乐时，感到很真实，所以特别触动我。”
梁雷出国时就特别带着乌兰杰的音乐听。后来梁雷又接触到蒙古一代大师色拉西（1887－1968）的音乐，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在梁雷的很多作品中，都可以听到来自蒙古大草原的音乐。他毕业后还专门回中国，到内蒙古，参与把色拉西的音乐录音复原，出版了《潮尔大师色拉西纪念专辑》的工作，并创作弦乐四重奏《色拉西片断》，纪念这位蒙古音乐大师。
六四后 为自由赴美求学
另一个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他亲身经历的“六四”天安门惨案。“我的学校离天安门广场挺近，我是一个目击者。当时我在上初中。这对我的冲击很大。” 这事逼迫着一个十五岁的年轻人思考，“当你看到自由可以被暴力夺走，那什么东西不会被夺走?”
梁雷的结论是，“我想唯一夺不走的就是我的想像力的自由。” 他认为现在很多时候他创作的动力都还是来自那次经历。“怎么能够扩大一个人内心的，头脑中的自由想像力，坚持这种想像力的独立性，使得这种想像力不受政治的，外在因素的影响，不会被夺走。”
六四以后，梁雷的父母作为学者，也受到冲击，父亲作为最早研究文革音乐的人之一，他的文章被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准发。梁雷在学校，“每天下午上政治课，就是写坦白书。” 父母也感觉到在那个环境下儿子不仅有危险，也不可能再受到好的教育，在国内学习无望了，所以决定要他出国。
梁雷回忆到，“我也很运气，我小时候开个人音乐会时，认识了一位美国老师，六四以后他就写信问我们需不需要帮忙？虽然我当时不想出国，因为我的朋友们都在北京，我们和北京市民有一种很深的感情联系。但我父母认为我应该出国学习，这位美国朋友帮忙联系了德州的一个钢琴老师，愿意教我，于是我就这样‘被推出了家门。’”
找真相 自学中华文化
“但是出国以后，我马上就想找到事情的真相。因为我在国内受到的教育，首先从政治、历史方面，我觉得是假的，经历了六四，我就更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
梁雷接着说，“所以一到德州，虽然我上的是中学，但我就到大学的图书馆里去，读了很多书。比如说中国历史，看台湾人怎么写中国历史，看美国人怎么写中国历史，一步一步地看。然后我注意到一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真相的不了解。我们在中国读书学到的中国文化到底能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国文化？这是一个大的问号。比如说，小时候对道家的文化非常不了解，对佛家的文化也非常不了解，对儒家的文化也是断章取义的教学。”
就这样，梁雷开始了 “自学中华文化”的历程。“我从德州后来去了波士顿，先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上学，那时我去哈佛大学图书馆借书，哈佛大学的燕京图书馆是在东亚地区以外的馆藏中文图书最丰富的图书馆之一。比如说，《佛经》，《道德经》等，这都是中华文化的原典。我不是片断地读，而是整本书去读，不是看人家怎么诠释，而是自己直接去看原典。”
阅读原典让梁雷意识到，“在国内中学学习中国文化时，阅读的往往是被教材挑选好，由教育部门‘咀嚼’过的，已经远远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了。” 他更感到“过去所受的教育，严重误导了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梁雷还手抄了大量的原典著作。如六祖慧能的《坛经》。梁雷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段历程时，写到，“《坛经》这本书曾被钱穆先生称作‘中国人不能不读的十本中国书’之一，可我在国内上学时从未接触过……我的民族自豪感与对中国文化的无知两者间强烈的反差令我惭愧。民族主义在今天的中国，是国人一致认同的精神凝聚的核心力量，其重要性几乎可以取代过去一切曾经流行的信仰。但我逐渐在自学的过程中体会到，民族自豪感掩盖不了自己的无知，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自信心。”（未完待续
2010年1月12日星期二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大纪元11月19日讯】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前言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
前言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1840 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 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肇因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大纪元配图)
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布）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两千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
1954年成立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部（即克格勃）沿用了肃反委员会的标志。盾象征着捍卫革命，剑则象征着斗争。（大纪元配图）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
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
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
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
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
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大纪元配图）
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为祸也更为酷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基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过程。
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得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
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1957年中共号召知识份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权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知识份子自古以来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致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
(大纪元配图)
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份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大纪元配图)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
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八十年来的十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五次。
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而社会公平的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个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至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
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中共历史上的十多次所谓“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
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智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中共建党之初，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文革中父女反目成仇(大纪元配图)
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
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的人，都会被立即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中共领导人（大纪元配图）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
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份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
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极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
中共集权（大纪元配图）
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
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致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
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以逞。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
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所以，中国知识份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
(大纪元配图)
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一百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
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份。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份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出了第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
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像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它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
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份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乘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
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大纪元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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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对更新
【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大纪元11月19日讯】九评之一：评共产党是什么
前言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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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五千年来，中华民族在黄河与长江所哺育的这块土地上滋长生息，历经了数十个朝代，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其间有起有落、有兴有衰，波澜壮阔、扣人心弦。
1840 年，被史界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中国从中古世纪走向现代化的起点。从那时候起，中华文明大概经历了四波的挑战和回应。前三波挑战，可以以1860 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和1906年日俄在中国东北的战争为冲击肇因所形成的挑战，而中国对之的相应回应，则是器物引进（即洋务运动），制度改良（即戊戌变法和大清立宪），以及后来的辛亥革命。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之一的中国的利益未被列强考虑，当时的许多中国人认定，前三波的回应全都失败了，因此出现了五四运动，从而开始了第四波，也是最后一个层面的回应，文化层面的全盘西化，随后更开始了极端革命，即为共产主义运动。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将马克思主义引进中国。(大纪元配图)
本文所关注的，是中国最后一波回应的结果，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党。分析一下在经历了160多年时间，付出了近亿非正常人口死亡、以及几乎所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明之后，中国所选择的，或者说是中国所被强加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一、以暴力恐怖夺取和维持政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宣言》是这样结尾的。暴力，是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手段，也是最主要的手段，这是这个党产生之日起便被决定的第一个遗传基因。
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事实上是马克思死后多年才产生的。1917年十月革命的第二年，苏俄共产党（布）正式诞生。这个共产党是在对“阶级敌人”实行暴力中产生的，之后则在对自己人的暴力中维持存在。苏联共产党在内部整肃中，屠杀了两千多万“间谍”、“叛徒”和异己分子。
1954年成立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部（即克格勃）沿用了肃反委员会的标志。盾象征着捍卫革命，剑则象征着斗争。（大纪元配图）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就是苏联共产党控制的第三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然继承了这种暴力传统。1927年到1936年所谓第一次国共内战时期，江西人口从二千多万下降到一千多万，其祸之烈，可见一斑。
如果说，夺取政权的战争中暴力无可避免，那么世界上从来没有像共产党这样的在和平时期仍然酷爱暴力的政权。1949年之后，中共暴力残害的中国人，数目竟然超过之前近三十年的战争时期。
在这方面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是中国共产党所全力支持的柬埔寨红色高棉，其夺取政权后居然屠杀了柬埔寨全国四分之一人口，包括该国的大多数华裔和华侨。并且，中共至今阻拦国际社会对红色高棉的公开审判，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继续遮掩中共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恶劣角色。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最残暴的割据武装和残暴政权，也都和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除了红色高棉之外，印尼共产党，菲共、马共、越共、缅共、寮共、尼泊尔共产党等等，也都是中共一手支持建立，其中党的领袖许多都是华人，有些现今仍然躲藏在中国。
而世界上以毛主义为宗旨的共产党，包括南美的光明之路、日本的赤军，其残暴行径同样为世人所知所唾弃。
共产主义理论来源之一是进化论。共产党把物种竞争，推演到社会进化中的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因此，斗争成为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及维持生存的主要“信仰”。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正是这种生存逻辑的表白。
毛泽东的名言“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大纪元配图）
和这个表白同样闻名的，是毛泽东的另一句话：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重复使用暴力，是共产党政权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暴力的目的，是制造恐惧。每一次斗争运动，都是共产党的一次恐惧训练，让人民内心颤抖着屈服，以至成为恐惧的奴隶。
今天，恐怖主义变成了文明和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但共产党的暴力恐怖主义以国家为载体，规模更为巨大，持续时间更为长久，为祸也更为酷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不能忘记，共产党的这一遗传基因在适当的时候一定会对共产党未来走向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以谎言为暴力的润滑剂
衡量人类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是暴力在制度中所发挥作用的比例。共产政权社会，显然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倒退。然而，共产党居然成功地一度令世人以为是进步。这些人认为，暴力的使用，是这种社会进步所必需而且必然的过程。
这不能不说是共产党对谎言欺骗运用得举世无双的结果。因此，欺骗和谎言，是共产党的另一遗传基因。
“从年幼的时候起，我们就觉得美国是个特别可亲的国家。我们相信，这该不单因为她没有强占过中国的土地，她也没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性的战争；更基本地说，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
这是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1947年7月4日发表的社论，仅仅三年之后，中共便派兵在北韩和美国兵戎相见，并把美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每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看到这篇50多年前的中共社论，都会感到无比的惊讶，以至于中共需要查禁重新出版类似文章的有关书籍。
中共建政后，肃反、公私合营、反右、文革、六四、镇压法轮功，每次都采用了相同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是1957年中共号召知识份子给中共提意见，然后按图索骥捉拿“右派”，当被人指为阴谋的时候，毛泽东公开表示：那不是阴谋，而是“阳谋”。
谎言和欺骗，在这些夺权和保权过程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中国知识份子自古以来就具有深厚的历史意识。中国是世界上信史最长也最完整的国家，盖中国人要依据历史来判断现实，甚至从中达致个人精神的升华。因此，隐瞒和篡改历史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统治手段。从早至春秋战国，晚至文革历史全面加以隐瞒、篡改和改述，50多年来从未间断，并且对所有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都无情地予以封锁和灭杀。
(大纪元配图)
当暴力不足而需要加以掩盖修饰的时候，欺骗和谎言便登场了。谎言是暴力的另一面，也是暴力的润滑剂。
应该承认，这并不是共产党的发明创造，只不过共产党是把古已有之的流氓行径堂而皇之地加以使用而已。中国共产党承诺给农民土地、承诺给工人工厂、承诺给知识份子自由和民主、承诺和平，如今无一兑现。一代被骗的中国人死去了，另一代中国人继续对中共谎言着迷，这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大纪元配图)
三、不断变化的立场原则
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的时候，其中一位候选人说，人可以经常改变他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但不能总是转变他看问题的原则，否则这个人便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这句话深具启发性。
共产党正是一个典型。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建党八十年来的十六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竟对其党章修改了十六次，而夺取政权之后的五十年，对中国宪法大改了五次。
共产党的理想是社会公平，而社会公平的极致是实现共产主义。但今天，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而党国大员在八亿贫困人口的基础上，大多成了腰缠万贯的大亨。
中共的思想，从最早的马列主义，加上了毛思想，再加上邓理论，最后又有三个代表。其中，马列毛的主义和思想，和邓理论及江代表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其背道而驰以至相差万里，也居然可以被中共摆在同一张神台上加以膜拜，实在是古今一大奇观。
共产党从没有祖国，建立全球大同，到今天的极端民族主义；从剥夺所有私有财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到今天的吸引资本家入党，其基本原则南辕北辙自不必说。在其发迹和维持政权历史上，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但无论如何改变，共产党的目标明确，那就是夺取和维持政权，以及享受社会权力的绝对垄断。
中共历史上的十多次所谓“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说穿了，无非是改变其立场和原则时候的内部倾轧而已。
需要说明的是，每次立场和原则发生改变，都是因为中共的合法性和生存碰到了无法回避的危机而引起。国共合作，亲美外交，改革开放，推动民族主义，无一不是如此，但每次妥协都是为了对权力的夺取或者稳固。每一次的镇压——平反的周期循环，也莫不由此而发生。
西谚有云：真理需要坚持，而谎言永远变化。智哉斯言！
四、以党性取代和消灭人性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列宁式的政党。中共建党之初，便确立了建党的三大路线，即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若以通俗的语言来描述这三大路线，思想路线是共产党的哲学基础，政治路线即确立目标，然后以严厉的组织形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共产党员以及共产社会的人民首先被要求的，是绝对的服从，这是所谓组织路线的全部内容。
在中国，人们了解共产党员普遍的双重人格特征。在私下场合，共产党员多具有普通的人性，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也有普通世人的优点和缺点，他们或许是父亲，或许是丈夫，或许是好朋友，但凌驾在这些人性之上的，则是共产党最为强调的党性。而党性，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永远超越普遍人性而存在。人性当成相对的，可变的，而党性则是绝对的，不能被怀疑也不能被挑战。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那是党性在起作用。早期，中共高级干部的家人被划为阶级敌人被镇压，中共干部无法相救的事例更多，也同样是党性的作用。
文革中父女反目成仇(大纪元配图)
这种党性，是共产党组织长期训练的结果。这种训练，是从幼儿园开始的。在幼儿教育中，所给出的标准答案虽然不合常识和儿童人性，但却是获得成绩的标准。中小学乃至大学的政治教育中，学生学到的，是必须遵从党所给出的标准答案，否则无法合格和毕业。
一个党员，无论他在私下对你表达了怎样的意见，但一旦作为党员表态时，必然要和“组织”保持一致。这个组织由下至上，最后统一到这个庞大集团金字塔的最高一点，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最重要的结构特征，绝对服从。
在今天，中共已经完全蜕变成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政治集团，或已不再有共产主义的追求目标，但组织原则没有变化，绝对服从的党性要求没有发生变化。这个党，以凌驾所有人类和人性的方式存在，一切危害或者被认为可能危害到党的组织或者领导人的人，都会被立即加以清除，无论这个人是普通百姓还是中共的高级领导人。
中共领导人（大纪元配图）
五、反自然和反人性的邪灵
天地万物都有其生成衰亡的生命过程。
和共产党政权不同，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份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的结构，农村以宗族为中心自发组织，城镇以行会为中心自发组织；而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只管理县级以上的政府事务。
现代除共产党以外的最严酷的极权社会如纳粹德国，仍然保持了私有产权和私有财产。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份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
中共集权（大纪元配图）
如果说前一种社会形态是由下至上的、自然发生成长的社会状态，那么共产党政权则是一种反自然的社会状态。
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普遍人性被彻底颠覆，所以共产党也是反人性的。
所有的非共社会，大多承认人性善恶同在的现实，然后以固定的契约来达致社会平衡。共产社会不承认人性，既不承认人性中的善良，也不承认人性的贪恶。铲除这些善恶观念，按照马克思的话说，是彻底颠覆旧世界的上层建筑。
共产党不信神，也不尊重自然万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残民以逞。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按照老子的说法：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和自然是一个连续的宇宙状态。
共产党也是一种生命，但其反自然、反天、反地、反人，是一种反宇宙的邪恶生灵。
六、邪灵附体的特征
共产党组织本身并不从事生产和发明创造，一旦取得政权，便附着在国家人民身上，操纵和控制人民，控制着社会的最小单位以保护权力不致丧失，同时垄断着社会财富的最初来源，以吸取社会财富资源。
在中国，党组织无所不在，无所不管，但人们从来看不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财政预算，只有国家的预算，地方政府的预算，企业的预算。无论是中央政府一直到农村的村委会，行政官员永远低于党的官员，政府听命于同级党组织。党的开销支出，均由行政部门开销中付出，并不单列开支。
这个党组织，就像一个巨大的邪灵附体，如影随形般附着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单元细胞上，以它细致入微的吸血管道，深入社会的每一条毛细血管和每一个单元细胞，控制和操纵着社会。
这种古怪的附体结构，在人类历史上，有时候在社会局部出现，有时候在整个社会短暂出现，却从来没有像共产党社会这样彻底、长久而且稳定持续。
所以，中国农民才会如此贫穷辛苦，因为他们不但要负担传统的国家官员，还要负担和行政官员同样人数甚至更多的附体官员。
所以，中国的工人才会如此大规模下岗，因为那些无所不在的吸血管道，多年来就一直在吸取企业的资金。
所以，中国知识份子才会发现自由是如此的困难，因为除了主管的行政机构外，还有那个无所不在却又无所事事而专门监视着他们的影子。
(大纪元配图)
附体，需要绝对控制被附体者的精神以获得维持自身存在的能量。
现代政治学一般认为，社会权力有三个来源，即暴力、财富和知识。共产党以垄断和肆意使用暴力，剥夺人民财产，以及最重要的，剥夺言论和新闻自由，剥夺人民的自由精神和意志，来达到其绝对控制社会权力的目标。以此而论，中共这一附体对社会的严密控制，可以说是古今中外无出其右者。
七、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
马克思在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中这样宣布：1848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一百年后，共产主义已经不仅仅是幽灵，而是真正具有了具体的物质实相。这个幽灵，在上个世纪的一百年中，像传染病般在全世界泛滥展开，屠杀了数以千万人的性命，剥夺了亿万人的个人财产甚至他们原本自由的精神和灵魂。
共产党的初始原则，是剥夺所有的私有财产，进而消灭所有“剥削阶级”。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是民众所有社会权利的基础，很多时候，也是民族文化载体的重要部份。被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人民，也必然被剥夺精神和意志的自由，进而最后丧失争取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自由。
中国共产党因为自身生存危机，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经济改革，把人民财产权利部份归还，也把共产党政权这个庞大而精密的控制机器，捅出了第一个窟窿，这个窟窿，到今天越来越大，发展成为全体共产党官员发疯般为自己聚敛财富。
这个以暴力和谎言，不断变换自己外表形象的附体邪灵，近年来败像尽显，已经到了惊弓之鸟、风声鹤唳的程度，它以更加疯狂聚敛财富和控制权力来试图自救，但却更进一步加剧了其危机的到来。
现今的中国，貌似繁荣，但社会危机已经积累到了空前的地步。按照中共的习性，或许将再一次施展其过去的伎俩，这包括再次做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六四事件当事人或者法轮功等平反，又或者制造出“一小撮”敌人，以继续供其展示暴力恐怖力量。
中华民族在一百多年来所面临的挑战中，从器物引进、制度改良到最后的极端激烈革命，付出了无数生命，丧失了绝大部份民族文明传统，现在证明仍然是一个失败的回应。在全民的仇恨、愤懑中，一个邪灵乘虚而入，最终控制了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仍然继承古老文明的民族。
在未来的危机中，中国人无可避免地需要再次进行选择。但无论如何选择，中国人都必须清醒，任何对这个现存的邪灵附体的幻想，都是对中华民族灾难的推波助澜，都是向附在身上的邪恶生命输注能量。
唯有放弃所有幻想，彻底反省自己，而坚决不被仇恨和贪婪欲望所左右，才有可能彻底摆脱这一长达50多年的附体梦魇，以自由民族之身，重建以尊重人性和具有普遍关爱为基础的中华文明。
反省自己摆脱中共附体(大纪元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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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校对更新
《刘文彩真相》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
《刘文彩真相》第二章 真人真事不必要
一天，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蜡像前流著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
一部庄园陈列馆馆史，就是刘文彩不断“变脸”的历史。
当时的大邑属温江专区辖县。1960年，温江专区指示大邑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办阶级教育展览点，负责展览设计的美工舒志斌连夜布置了十个展台，地委宣传部马力部长看了翘起大拇指，决定把整个专区的阶级教育点都转移到这里。随即在全区范围调集美工，由马力部长亲自指导，进行大规模改馆。马力部长最欣赏的是“吊打冷月英”、“坐老虎凳”、“枪杀农民”、“关水牢”等四台蜡铸模型。这四台蜡铸模型是1959年上半年，大邑方面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调派二十多名教师到庄园陈列馆集体创作的。马部长认为蜡铸模型这种宣传形式很好，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但只有四台，气魄不够，必须追加。便在地委宣传部直接指导下，创作了“买飞田”、“高利盘剥”、“狗道场”、“吊打农民”、“气枪杀人”、“背磨沉水”、“乱石砸人”、“割耳”、“无偿劳役”、“谋害长工”、 “坐老虎凳”、“强奸妇女”、“活埋”、“残杀幼儿”、“冤杀”、“逼租杀人”、“审讯肖汝林”等十七台真人大小的蜡铸模型。开馆初以刘文彩的奢侈生活为主要展览内容，展品大多为实物。1992年7月25日《成都晚报》曾披露：“当时，附近农民把凡能证明刘文彩罪恶的实物都交出来了。为形势所迫，陈列馆也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1960年改馆增加了两个展出重点，增加的第一个展出重点十七台蜡铸模型更谈不上甄别──陈列馆馆志称，这些蜡铸模型“集中了许多家地主的罪恶，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史实依据同样成问题。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三台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背磨沉水”、“气枪杀人”、“狗道场”。这三个案例没一个是真的。“背磨沉水”称：
刘元琮为霸占傅姓祠堂二亩二分田产，阴谋指使爪牙傅德轩（伪营长、傅姓族长）将农民傅平安背磨沉水致死。后刘元琮又对傅姓族人说，傅平安早把田卖与他了，做个死无对证，将田霸为己有。
事件原委究竟如何？陈列馆曾派工作人员魏达仪到发案的安仁公社十一大队三小队，采访知情人傅玉安。傅玉安交代得很清楚；
傅平安是个地痞无赖，由于他滥吃鸦片烟，将家中原有的一、二十亩田及房屋都卖完了。他为人蛮横，经常偷人家的东西，大家都很讨厌他，也很恨他。由于他只顾自己的吃烟玩乐，甚至还想把他的女人（妻子）和小女害死，在旁人的阻挡下才没有实现，但是生活无著，又没有屋子住，妻子和小女只有到刘维三（即刘文彩三哥刘文昭──引者注）家去当长工和丫头。
家中没有他（即傅平安──引者注）整得到的，他就乱开条，乱开方，只要能搞得到钱他就干。当傅清云把 18亩傅姓族田卖给刘文彩时，他当中人，从中捞钱。后来傅清云畏罪跑了，傅姓族人不答应，吃清明会时，族长傅德轩（伪营长）派人在安仁烟馆内把他绑到清明会上，喂了他的饭，给他背上磨子，送至大石桥河边，他自己畏罪跳到河里淹死了。时年四十多岁（庄园档案67宗A38卷）。
对傅玉安的情况说明，陈列馆没有找到反证。但这并不影响给刘元琮定罪。至于傅玉安的口述笔录，当然要束之高阁、密不示众了。
案例“气枪杀人”中的刘元琮，仍旧是谋财害命的恶霸形象：
1943年，刘文彩的侄儿刘元琮意欲霸占农民张治安的房屋修汽车房，张不从，刘元琮即扬言要打死他；张治安闻讯潜逃，至雅安被捕，刘元琮的爪牙便用气枪从张的口头和肛门上打气，活活胀死。
“狗道场”则称：
1932年，农民罗洪发被刘元琮的恶狗咬伤，怒打了狗。后狗病死，刘元琮即命爪牙左永清等将罗吊打，还逼罗卖去仅有的三分田，披麻戴孝、端灵叩头给死狗做了三天道场。
但据陈列馆收藏的受害人亲属口述笔录，“气枪杀人”、“狗道场”两案刘元琮均未涉足，纯属后人张冠李戴。
蜡铸模型中，还有三台以刘元琮的同父异母兄弟刘元璜为主犯──“残杀幼儿”、“活埋”、“谋害长工”等。前两个案例有案可查。大邑县城关中学教师傅子芬曾奉命赴唐场调查“残杀幼儿”一案，整理出目击人朱李氏、周玉顺、陈玉顺和唐场公社文书周志祥的口述笔录。目击人称：
事情发生在四八年的哪月哪日弄不清了。回忆犹新的是有一天不到吃早饭的时候，林水泉和七老虎刘元璜的儿子憨胆大，在一眼水井旁玩耍。他俩玩得兴起，率性投石井内，看井水圈波。随后他俩又在井口照人影子。憨胆大是个恶霸的根，好强霸道不让林水泉照影子，小孩子哪有不好奇的呢！总想照照自己的影子。憨胆大竖肩估眼，独占井口，等林水泉近身，一拳就把林水泉打入井中，满意地回家去了。
水泉被打入井的时候，朱李氏看见，急呼他的父亲林士明，林士明爱子心切，来不及搭梯子就跳下井去了。直到邻居把他俩父子掏起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林水泉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邻居百般急救，才算救活两条命。后来林水泉还大病一场（庄园档案A37卷）。
憨胆大确实霸道。但他毕竟只是个七、八岁的小孩，以他为《百罪图》主犯未免滑稽。于是，经过秀才们一番润色，展出时案例就变成了如下模样：
1948年，唐镇贫民林世民的小儿水泉受了“七老虎”刘元璜之子“小霸王”的欺负，争吵起来，刘元璜一见，不问青红皂白便将林世泉投入井中。
第二个案例是“活埋”。解说词称：
1947年，何履其为邻居袁双发写纸控告刘元璜霸占田地，刘元璜即命狗腿子将何履其活埋在唐场河坝。
此案来历颇为曲折。庄园陈列馆开馆不久，接到一位农家妇女递交的诉状，指控刘元琮迫害她的贫农丈夫郭体仁并将其活埋致死。陈列馆对此很重视，打算以此为素材创作蜡铸模型。可派人到郭体仁所在的唐场一调查，才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调查材料承认：郭体仁竟是一个恶霸，“经常抢人，无恶不作，街上乡下人人痛恨，只要一谈起此人即异口同声的说：该整！”刘元琮杀他，客观上是为民除了一害。把这当作蜡铸模型的素材，岂不是给刘元琮涂脂抹粉？陈列馆只好放弃了这个案例。案例作废了，“活埋”罪名却不忍作废，便将另一个案例移植过来。但移植过来的案例不能直接采用，因为主人公何履其并非解说词描写的那么高大，不是为维护农民利益而与刘元璜斗争的英雄，反倒是刘元璜的食客，只不过吃力不讨好而为刘元璜误杀。陈列馆整理的一份目击者口述笔录称：
为啥刘元璜要活埋他呢？时间弄不清楚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邑城关南街韩国良拿三十多两“云货”（即云南鸦片）来唐场出卖。韩嗜好“玩友”，爱唱花脸。“玩友”刘元璜也爱好，因此他们两人比较要好。有一天韩国良在刘家大吹大擂，号称家园宽敞，口口声声请刘趁高堂寺朝山之际，到他家住上几天。刘元璜确也答应了他的邀请。记得那年刘还新缝了三十多条“滚龙带子”，个个兄弟伙打扮得红红绿绿，凶神恶煞的活象一群恶狗，浩浩荡荡的到大邑去了。在韩国良家住到三天光景，三天当中韩是殷勤招待的，可算烟酒两开。第四天刘的管事彭某某要韩拿卖“砒”的钱给兄弟伙花，韩很为不满，说了一句：“七大爷卖砒的钱用完了？”彭骗钱不遂，怀恨在心，当晚在刘元璜面前加油大说韩的不是，刘大发脾气。时到半夜刘还离开了韩家。不久韩国良又来唐场，就被刘扣留起来，说是住在他家的时候有两箱机枪子弹、两支手枪忘了拿走，要韩退出，并命狗腿子押著韩回大邑取枪弹。听说韩还请动了码头的拜兄办来了“袍哥上付”。恰逢刘元琮师长回家，唐场袍哥把“上付” 转给了他。师长说：“我们两兄弟不和，我不管他的事。”后来刘元璜……把韩骂了一顿，派何履其跟踪监视韩。韩确实很滑，把烟馆、酒馆、饭馆叫起，任何履其随吃。何碍于情面，对韩监视稍有疏忽，韩趁机溜跑了。
事过一天，不知哪一个狗腿子在刘的面前说何受了韩的贿，触怒了刘元璜，大发雷霆说：“好大胆，吃到老子头上来了……”。在一个天下大雨、伸手不见掌的黑夜，人不知鬼不觉的叫两个狗腿子把何履其绑了，口衔木条，推到唐场河坝头活埋了（同前）。
就这份材料来看，人称“七老虎”的刘元璜确实名不虚传，恶少之风颇盛。虽然如此，何履其毕竟死于刘元璜小圈子的内讧，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似乎不那么光彩；只好由后人点石成金，把何履其从刘元璜的小圈子里“分化”出来，改造成反抗刘元璜的泥腿子“施洋”。
十七尊蜡铸模型中，属于“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不只是以上五例。可以确认为虚构的还有《关水牢》、《乱石砸死》两例；与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出入很大的有《高利盘剥》、《强奸妇女》两例。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八台并非以刘文彩为主犯，而是以刘氏家族其他成员为主犯。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多达三例，仅次于刘文彩。如果说，在制作蜡铸模型之前，庄园陈列馆还只是在文物征集和馆址方面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也就是在形式上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蜡铸模型推出之后就不同了，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把整个刘氏家族牵连进去了。至于稍后推出的另一个展出重点《百罪图》，更是连名字都取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刘家地主百罪图》一百多个案例中，以刘文彩为主犯的案例不足百分之四十，其余案例大多以刘氏家族其它成员为主犯，如刘文远、刘季珍、刘元璋、刘元璜、刘元琮等。刘文彩而外，涉案最多的仍为起义将领刘元琮。除了将原有《背磨沉水》、《气枪杀人》、《人给做狗道场》三个案例悉数列入外，还在刘元琮名下增加了《估逼为非，不从而死》、《估买砖瓦》、《估派壮丁》、《强奸新娘、枪杀新郎》、《强派铁甲??》、《强占民田修马路》、《强修碉堡》、《修墓园》、《太平缸》、《马尾拖农民》、《活猪捐、杀猪税》、《牛捐》、《军服费》、《枪弹费》、《光棍费》、《牙祭费》、《机场费》、《会场费》、《迎接费》、《图财杀人》、《捣毁缝纫机》、《买空卖空》等二十几个案例。以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在整个《百罪图》中占了约五分之一的比重。甚至刘文辉也被卷入。地主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 A37卷有份材料，题目就叫《刘文辉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逼死周家八口人命》。刘文辉时在西康，从未在大邑置宅买地，“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真不知从何说起。这份材料后来整理成《百罪图》中的第三个案例──《霸占田地》，主犯则由刘文辉变成了刘文彩。
很明显，改馆之后，整个刘氏家族都被打成了政治恐龙，无论老少，无论死活，无论在朝在野。刘氏家族事实上成了恐龙家族，刘文彩只不过起一个牵头作用；换句话说，需要以刘文彩为引子，把整个刘氏家族牵引出来。
《百罪图》第二号主犯刘元琮是起义将领。除他而外，还有两位《百罪图》主犯是中共党外朋友，一是《绳索勒死》主犯李育滋，再就是《软板凳》主犯陈玉堂。《软板凳》解说词称：
恶霸地主陈玉堂，是唐镇“花阎王”刘季珍的一个“打心锤”，他仗著刘家之恶势力，狼狈为奸，鱼肉人民，残酷成性。
1946 年6月，陈玉堂之子陈蒙君，因吃烟要钱，偷走白布五六件。陈（玉堂）疑为雇工所为，即支使手下贴心张加林等人，将雇工一律绳捆索绑，估为认招。但雇工人穷志坚，至死不从，恶霸心不遂，进而施以软板凳的酷刑折磨，将雇工双足捆凳上，中间加上一根扁担，令狗腿用力撬脚，继之加上踩压，直把雇工折磨得鲜血淋漓，血肉不分，两足被压得粉碎不能动弹。继后见知未死，便施下毒计，支使狗腿二人，夜间将雇工口塞棉花，拖至河中，一弹击倒放河内（庄园档案A36卷）。
但解说词没有提及，“恶霸地主”陈玉堂曾“拿出二十来支枪装备（中共川西南）武工队，又将卖去三十多亩田产的钱（为武工队）提供费用。”也没有提及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西南武工队曾以陈玉堂家为活动据点。“因吃烟要钱”而“偷走白布五六件”的陈玉堂之子陈孟君，则为中共川西南武工队直属二队副队长，1949年 12月阵亡（《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选编》）。李育滋和陈育堂两人对地下党和川西南武工队的帮助不算小，但因为他们与刘氏家族过从太密，一个未经查实的罪名就把他们打入了另册，被押上阶级斗争大舞台为刘氏家族“陪斗”。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两人才获平反昭雪。
如果说参展的庄园文物和十七台蜡铸模型就史实角度讲不乏水分，《百罪图》同样经不起史学逻辑的推敲──绝大多数案例都是在明知没有可靠的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展出的。笔者在庄园翻检了《百罪图》的全部原始档案，绝大多数案例的原始档案没有受害人或知情人的口述笔录；偶有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笔录的，也基本上没有旁证。所有案例的原始档案都有《查对的重点》、《查对后的结论》两个栏目，但《查对的重点》一栏绝大多数案例是空白，《查对后的结论》则大多是将“事实经过”即官方指控的罪状原封不动地抄录一遍。创作“刘家地主《百罪图》”的基本指导思想就两个字：“煽情”。《百罪图》问世之前，“办馆者想的只是如何用各种手段激起参观者的阶级仇恨”；仅管如此，1960年四川省文化局一位科长到庄园视察时仍然大不满意，批评说：“现在看后结果是观众仅知道刘文彩的生活好，好的得来是剥削，但对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如何起来、打倒封建主义是薄弱”。制作《百罪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弥补那位科长所说的“薄弱”环节。主创人员必须花更大力气，在“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如何起来”这点上做更大的文章，才能求得过关。案例的基调自然是愈残忍愈好、愈恐怖愈好、愈凄凉愈好。重要的是如何耸人听闻，事实真相无足轻重。
经过苦心雕琢，1961年元旦，地主庄园陈列馆以崭新的姿态向社会开放。用陈列馆馆志的话来讲，这时的庄园陈列馆“真是阴森可怖，凄凄惨惨”。活脱脱一座侏罗纪公园。一天，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模型前流著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同伴们赶紧上前将她扶起，又是呼喊又是急救，然后把她架了出去。这位姑娘是驻安仁的西藏军区保育院保育员，回军营后她仍然无法自已，想起来就哭，关门躺了整整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象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并不少见，绝大多数观众都是边看边哭，展厅从早到晚哭声一片。有人忍不住提出质疑：这是否太恐怖了？大邑县委宣传部白纯一部长参观后在批示中承认：“恐怖性问题：现在搞的第二部分是恐怖点，昨晚几次女同志不敢走那里去睡觉。”他委婉地批评说： “当然要注意历史真实，即要避免犯自然主义的毛病”（庄园档案67宗B4卷）。
似此，在展览设计的指导思想上，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注意历史真实，“以复原展出为主，让实物说话”；尽量不要夸张虚构。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认为靠实物说话没什么力量，必须以雕塑模型等后人创作的作品为主，侧重揭露地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以激起人民对旧社会的仇恨，制造气氛……”。因为反映比较强烈，有关部门不能不召开会议，讨论陈列馆发展方向。省文化局、省出版社、省军区、地委宣传部、四川大学均派员与会。会上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交锋。持前一种意见的人说：“现在的陈列室太阴森恐怖了。”持后一种意见的人马上反驳：“旧社会比这还要恐怖！”双方相持不下，争论没有结果。虽然如此，“后一种意见实际上成了办馆的主导思想。”陈列内容与历史真实的距离也就愈来愈大。
其实，纵然是主要让实物说话，展出内容的真实性也未必会有多少改观。开馆之初，固然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后来的实物展出更是锦上添花。1961年3月21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局负责人到庄园陈列馆检查工作时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庄园既不腐朽也不豪华，逍遥宫也不逍遥。”换言之，如果加工力度不到位，所谓刘文彩遗物其实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五彩缤纷。所以这位负责人指示：“要大价收购文物，在所不惜”（庄园档案67宗G1卷）；以图补救。在所不惜地大价收购文物之后，“刘文彩遗物”终于五彩缤纷，但它们的可信性，也就更堪玩味了。
也许是因为大价收购文物之后的“刘文彩遗物”太五彩缤纷，神偷们手痒难耐，便在1961年的一个仲夏之夜飞檐走壁，盗走了逍遥宫的一批展品。这在庄园陈列馆来说还是第一遭。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在坚持展品应以后人创作为主的一派看来，他们够紧跟形势了，够革命浪漫主义了。但计划没有变化快，他们无论多么敏捷，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还是跟不上趟。
1962 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六十条”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但与经济上的宽松政策同时出台的却是政治上的进一步紧缩。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极左路线从此占据主导地位。
“阶级斗争”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庄园陈列馆本来就是阶级斗争升温催生的产物；其使命本来就是为政治服务，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主要是为极左路线服务。如温江地委宣传部部长所说：“它内容是阶级教育，就确定是党的政治工作机构。它的方向，是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社会主义，服务于三大革命。”既然如此，庄园陈列馆对八届十中全会决策不可能无动于衷。尽管第一次改馆的阶级斗争调门已经够高了，仍无法跟上阶级斗争骤然升温的新形势，无法胜任给“阶级教育”领唱的重任。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馆势在必行。
更大规模的改馆始于 1964年春。庄园陈列馆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所以，“阶级斗争”愈升温，庄园陈列馆地位愈显赫，展览设计主持单位的变化就反映了这一点──开馆初的展览设计由大邑县委主持，第一次改馆由地委宣传部主持，1964年改馆则设立改馆委员会，以省文化局局长为主任委员，省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科长和地委宣传部部长为副主任委员，省地双重领导。典型的水涨船高。业务关系如此，行政隶属关系也不例外。开馆初的庄园陈列馆只是大邑县辖的一个科级单位，七八人而已。 1964年改馆完成后，大邑县这个小池塘已经装不下庄园陈列馆这条大鱼了，遂由县辖改为省地直辖，仅雇佣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七、八十人。到了文革时，便正式确认为县团级单位，与曾经是它的顶头上司的大邑县委平起平坐了。真是愈运动，愈受宠。就这个角度何尝不可以说，庄园陈列馆的每一次升迁，都是中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明显征候。
1964年改馆之前，已经参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对展出内容作了一些修补。主要是在陈列馆后花园制作了“张二嫂怒砍丈田弓”、“宋木匠巧改刘家斗”、“代国忠智破风谷机”、“陈子平炮轰李鹏举”、“万人抬尸闹公堂”、“抱不平捣毁《德昌久》”、“九龙镇抗租大罢工”、“党领导群众大闹减租”等八台石膏模型。开馆初的展出内容主要反映刘文彩的奢侈生活，第一次改馆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刘文彩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八台石膏模型的所反映的内容则是“反抗”——“农民斗争由小到大，由自发到有组织，最后终于在党的领导下，使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最后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统治。”八台石膏模型得到省地主管部门的认可，而为第二次改馆所沿用。改馆委员会从省博物馆、省手工业管理局、温江地区以及成都、宜宾、南充抽调了从事陈列展览、美术装潢的专家一百多人到大邑地主庄园，组成一支空前庞大的改馆队伍，对展出内容重新布局。整个展馆分为五大板块：一，序馆；二，刘文彩罪恶生活现场复原；三，刘文彩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手段，这个板块是从原来的十七尊蜡铸模型和“刘家地主《百罪图》”中提炼出来的。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所谓“新意”集中体现在最后两个板块，一为农民的反抗斗争，“张二嫂怒砍丈田弓”等八台石膏像就用在这个板块；次为“千万不要阶级斗争”，主要列举建国后大邑“阶级斗争”的具体“史实”。每个板块一个展馆，五个展馆仅序馆和第二馆有少量实物，其余陈列内容都是后人制作。后人制作的作品除少量统计图表和文字外，其余都是雕塑。
经过如此改馆，庄园陈列馆面目全非了。开馆初主要展品是“实物”，虽然那些“实物”的真实性颇堪玩味，但“让实物说话”、“让事实说话”这个形式还是要的。第一次改馆大大压缩了“实物”所占的比重，而以十七台蜡铸模型和《百罪图》为新的展出重点。无论是十七台蜡铸模型，还是《百罪图》，其创作还要依据相关案例。尽管那些案例绝大多数是用张冠李戴、锦上添花、点石成金乃至无中生有等手段制造出来的，即绝大多数案例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但收集案例、调查核实这样一个程序还没有废除，全部案例都有生活原型。第二次改馆则彻底“解放思想”，打破了过去的 “条条框框”，“革命浪漫主义”完全不受任何约束地纵情驰骋。“实物”所占的比重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纯粹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雕塑作品铺天盖地。第二次改馆之后的展出内容，也就无法从史学角度去推敲了。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保存的主管领导的一些指令，就很说明问题。改馆前夕县委宣传部部长已经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如果说这个批示还比较含蓄，改馆之后地委宣传部部长的批示就坦率得丝毫不加掩饰了。那份批示非常简明扼要：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此次改馆，耗资巨大。庄园陈列馆筹备时，省县两级政府仅拨给开办经费17000元；可1964年改馆，主管部门拨付改馆费用竟达十多万元，是陈列馆开办经费的十倍。这样一笔巨资，按当时水准，是五千名青年工人一个月工资的总和。如此巨资，造就的不过是一批赝品，不过是为极左政治火上加油。
一天，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蜡像前流著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
一部庄园陈列馆馆史，就是刘文彩不断“变脸”的历史。
当时的大邑属温江专区辖县。1960年，温江专区指示大邑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办阶级教育展览点，负责展览设计的美工舒志斌连夜布置了十个展台，地委宣传部马力部长看了翘起大拇指，决定把整个专区的阶级教育点都转移到这里。随即在全区范围调集美工，由马力部长亲自指导，进行大规模改馆。马力部长最欣赏的是“吊打冷月英”、“坐老虎凳”、“枪杀农民”、“关水牢”等四台蜡铸模型。这四台蜡铸模型是1959年上半年，大邑方面为迎接国庆十周年，调派二十多名教师到庄园陈列馆集体创作的。马部长认为蜡铸模型这种宣传形式很好，是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有机统一。但只有四台，气魄不够，必须追加。便在地委宣传部直接指导下，创作了“买飞田”、“高利盘剥”、“狗道场”、“吊打农民”、“气枪杀人”、“背磨沉水”、“乱石砸人”、“割耳”、“无偿劳役”、“谋害长工”、 “坐老虎凳”、“强奸妇女”、“活埋”、“残杀幼儿”、“冤杀”、“逼租杀人”、“审讯肖汝林”等十七台真人大小的蜡铸模型。开馆初以刘文彩的奢侈生活为主要展览内容，展品大多为实物。1992年7月25日《成都晚报》曾披露：“当时，附近农民把凡能证明刘文彩罪恶的实物都交出来了。为形势所迫，陈列馆也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1960年改馆增加了两个展出重点，增加的第一个展出重点十七台蜡铸模型更谈不上甄别──陈列馆馆志称，这些蜡铸模型“集中了许多家地主的罪恶，用艺术手法表现出来。”史实依据同样成问题。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三台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背磨沉水”、“气枪杀人”、“狗道场”。这三个案例没一个是真的。“背磨沉水”称：
刘元琮为霸占傅姓祠堂二亩二分田产，阴谋指使爪牙傅德轩（伪营长、傅姓族长）将农民傅平安背磨沉水致死。后刘元琮又对傅姓族人说，傅平安早把田卖与他了，做个死无对证，将田霸为己有。
事件原委究竟如何？陈列馆曾派工作人员魏达仪到发案的安仁公社十一大队三小队，采访知情人傅玉安。傅玉安交代得很清楚；
傅平安是个地痞无赖，由于他滥吃鸦片烟，将家中原有的一、二十亩田及房屋都卖完了。他为人蛮横，经常偷人家的东西，大家都很讨厌他，也很恨他。由于他只顾自己的吃烟玩乐，甚至还想把他的女人（妻子）和小女害死，在旁人的阻挡下才没有实现，但是生活无著，又没有屋子住，妻子和小女只有到刘维三（即刘文彩三哥刘文昭──引者注）家去当长工和丫头。
家中没有他（即傅平安──引者注）整得到的，他就乱开条，乱开方，只要能搞得到钱他就干。当傅清云把 18亩傅姓族田卖给刘文彩时，他当中人，从中捞钱。后来傅清云畏罪跑了，傅姓族人不答应，吃清明会时，族长傅德轩（伪营长）派人在安仁烟馆内把他绑到清明会上，喂了他的饭，给他背上磨子，送至大石桥河边，他自己畏罪跳到河里淹死了。时年四十多岁（庄园档案67宗A38卷）。
对傅玉安的情况说明，陈列馆没有找到反证。但这并不影响给刘元琮定罪。至于傅玉安的口述笔录，当然要束之高阁、密不示众了。
案例“气枪杀人”中的刘元琮，仍旧是谋财害命的恶霸形象：
1943年，刘文彩的侄儿刘元琮意欲霸占农民张治安的房屋修汽车房，张不从，刘元琮即扬言要打死他；张治安闻讯潜逃，至雅安被捕，刘元琮的爪牙便用气枪从张的口头和肛门上打气，活活胀死。
“狗道场”则称：
1932年，农民罗洪发被刘元琮的恶狗咬伤，怒打了狗。后狗病死，刘元琮即命爪牙左永清等将罗吊打，还逼罗卖去仅有的三分田，披麻戴孝、端灵叩头给死狗做了三天道场。
但据陈列馆收藏的受害人亲属口述笔录，“气枪杀人”、“狗道场”两案刘元琮均未涉足，纯属后人张冠李戴。
蜡铸模型中，还有三台以刘元琮的同父异母兄弟刘元璜为主犯──“残杀幼儿”、“活埋”、“谋害长工”等。前两个案例有案可查。大邑县城关中学教师傅子芬曾奉命赴唐场调查“残杀幼儿”一案，整理出目击人朱李氏、周玉顺、陈玉顺和唐场公社文书周志祥的口述笔录。目击人称：
事情发生在四八年的哪月哪日弄不清了。回忆犹新的是有一天不到吃早饭的时候，林水泉和七老虎刘元璜的儿子憨胆大，在一眼水井旁玩耍。他俩玩得兴起，率性投石井内，看井水圈波。随后他俩又在井口照人影子。憨胆大是个恶霸的根，好强霸道不让林水泉照影子，小孩子哪有不好奇的呢！总想照照自己的影子。憨胆大竖肩估眼，独占井口，等林水泉近身，一拳就把林水泉打入井中，满意地回家去了。
水泉被打入井的时候，朱李氏看见，急呼他的父亲林士明，林士明爱子心切，来不及搭梯子就跳下井去了。直到邻居把他俩父子掏起来时，已经奄奄一息了。林水泉的母亲哭得死去活来，邻居百般急救，才算救活两条命。后来林水泉还大病一场（庄园档案A37卷）。
憨胆大确实霸道。但他毕竟只是个七、八岁的小孩，以他为《百罪图》主犯未免滑稽。于是，经过秀才们一番润色，展出时案例就变成了如下模样：
1948年，唐镇贫民林世民的小儿水泉受了“七老虎”刘元璜之子“小霸王”的欺负，争吵起来，刘元璜一见，不问青红皂白便将林世泉投入井中。
第二个案例是“活埋”。解说词称：
1947年，何履其为邻居袁双发写纸控告刘元璜霸占田地，刘元璜即命狗腿子将何履其活埋在唐场河坝。
此案来历颇为曲折。庄园陈列馆开馆不久，接到一位农家妇女递交的诉状，指控刘元琮迫害她的贫农丈夫郭体仁并将其活埋致死。陈列馆对此很重视，打算以此为素材创作蜡铸模型。可派人到郭体仁所在的唐场一调查，才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调查材料承认：郭体仁竟是一个恶霸，“经常抢人，无恶不作，街上乡下人人痛恨，只要一谈起此人即异口同声的说：该整！”刘元琮杀他，客观上是为民除了一害。把这当作蜡铸模型的素材，岂不是给刘元琮涂脂抹粉？陈列馆只好放弃了这个案例。案例作废了，“活埋”罪名却不忍作废，便将另一个案例移植过来。但移植过来的案例不能直接采用，因为主人公何履其并非解说词描写的那么高大，不是为维护农民利益而与刘元璜斗争的英雄，反倒是刘元璜的食客，只不过吃力不讨好而为刘元璜误杀。陈列馆整理的一份目击者口述笔录称：
为啥刘元璜要活埋他呢？时间弄不清楚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邑城关南街韩国良拿三十多两“云货”（即云南鸦片）来唐场出卖。韩嗜好“玩友”，爱唱花脸。“玩友”刘元璜也爱好，因此他们两人比较要好。有一天韩国良在刘家大吹大擂，号称家园宽敞，口口声声请刘趁高堂寺朝山之际，到他家住上几天。刘元璜确也答应了他的邀请。记得那年刘还新缝了三十多条“滚龙带子”，个个兄弟伙打扮得红红绿绿，凶神恶煞的活象一群恶狗，浩浩荡荡的到大邑去了。在韩国良家住到三天光景，三天当中韩是殷勤招待的，可算烟酒两开。第四天刘的管事彭某某要韩拿卖“砒”的钱给兄弟伙花，韩很为不满，说了一句：“七大爷卖砒的钱用完了？”彭骗钱不遂，怀恨在心，当晚在刘元璜面前加油大说韩的不是，刘大发脾气。时到半夜刘还离开了韩家。不久韩国良又来唐场，就被刘扣留起来，说是住在他家的时候有两箱机枪子弹、两支手枪忘了拿走，要韩退出，并命狗腿子押著韩回大邑取枪弹。听说韩还请动了码头的拜兄办来了“袍哥上付”。恰逢刘元琮师长回家，唐场袍哥把“上付” 转给了他。师长说：“我们两兄弟不和，我不管他的事。”后来刘元璜……把韩骂了一顿，派何履其跟踪监视韩。韩确实很滑，把烟馆、酒馆、饭馆叫起，任何履其随吃。何碍于情面，对韩监视稍有疏忽，韩趁机溜跑了。
事过一天，不知哪一个狗腿子在刘的面前说何受了韩的贿，触怒了刘元璜，大发雷霆说：“好大胆，吃到老子头上来了……”。在一个天下大雨、伸手不见掌的黑夜，人不知鬼不觉的叫两个狗腿子把何履其绑了，口衔木条，推到唐场河坝头活埋了（同前）。
就这份材料来看，人称“七老虎”的刘元璜确实名不虚传，恶少之风颇盛。虽然如此，何履其毕竟死于刘元璜小圈子的内讧，从阶级分析的角度看似乎不那么光彩；只好由后人点石成金，把何履其从刘元璜的小圈子里“分化”出来，改造成反抗刘元璜的泥腿子“施洋”。
十七尊蜡铸模型中，属于“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不只是以上五例。可以确认为虚构的还有《关水牢》、《乱石砸死》两例；与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出入很大的有《高利盘剥》、《强奸妇女》两例。
值得注意的是，十七台蜡铸模型中，有八台并非以刘文彩为主犯，而是以刘氏家族其他成员为主犯。以起义将领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多达三例，仅次于刘文彩。如果说，在制作蜡铸模型之前，庄园陈列馆还只是在文物征集和馆址方面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也就是在形式上牵连到整个刘氏家族，蜡铸模型推出之后就不同了，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把整个刘氏家族牵连进去了。至于稍后推出的另一个展出重点《百罪图》，更是连名字都取作“刘家地主《百罪图》”。《刘家地主百罪图》一百多个案例中，以刘文彩为主犯的案例不足百分之四十，其余案例大多以刘氏家族其它成员为主犯，如刘文远、刘季珍、刘元璋、刘元璜、刘元琮等。刘文彩而外，涉案最多的仍为起义将领刘元琮。除了将原有《背磨沉水》、《气枪杀人》、《人给做狗道场》三个案例悉数列入外，还在刘元琮名下增加了《估逼为非，不从而死》、《估买砖瓦》、《估派壮丁》、《强奸新娘、枪杀新郎》、《强派铁甲??》、《强占民田修马路》、《强修碉堡》、《修墓园》、《太平缸》、《马尾拖农民》、《活猪捐、杀猪税》、《牛捐》、《军服费》、《枪弹费》、《光棍费》、《牙祭费》、《机场费》、《会场费》、《迎接费》、《图财杀人》、《捣毁缝纫机》、《买空卖空》等二十几个案例。以刘元琮为主犯的案例在整个《百罪图》中占了约五分之一的比重。甚至刘文辉也被卷入。地主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 A37卷有份材料，题目就叫《刘文辉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逼死周家八口人命》。刘文辉时在西康，从未在大邑置宅买地，“估买周清云十八亩田”真不知从何说起。这份材料后来整理成《百罪图》中的第三个案例──《霸占田地》，主犯则由刘文辉变成了刘文彩。
很明显，改馆之后，整个刘氏家族都被打成了政治恐龙，无论老少，无论死活，无论在朝在野。刘氏家族事实上成了恐龙家族，刘文彩只不过起一个牵头作用；换句话说，需要以刘文彩为引子，把整个刘氏家族牵引出来。
《百罪图》第二号主犯刘元琮是起义将领。除他而外，还有两位《百罪图》主犯是中共党外朋友，一是《绳索勒死》主犯李育滋，再就是《软板凳》主犯陈玉堂。《软板凳》解说词称：
恶霸地主陈玉堂，是唐镇“花阎王”刘季珍的一个“打心锤”，他仗著刘家之恶势力，狼狈为奸，鱼肉人民，残酷成性。
1946 年6月，陈玉堂之子陈蒙君，因吃烟要钱，偷走白布五六件。陈（玉堂）疑为雇工所为，即支使手下贴心张加林等人，将雇工一律绳捆索绑，估为认招。但雇工人穷志坚，至死不从，恶霸心不遂，进而施以软板凳的酷刑折磨，将雇工双足捆凳上，中间加上一根扁担，令狗腿用力撬脚，继之加上踩压，直把雇工折磨得鲜血淋漓，血肉不分，两足被压得粉碎不能动弹。继后见知未死，便施下毒计，支使狗腿二人，夜间将雇工口塞棉花，拖至河中，一弹击倒放河内（庄园档案A36卷）。
但解说词没有提及，“恶霸地主”陈玉堂曾“拿出二十来支枪装备（中共川西南）武工队，又将卖去三十多亩田产的钱（为武工队）提供费用。”也没有提及中共地下党和中共川西南武工队曾以陈玉堂家为活动据点。“因吃烟要钱”而“偷走白布五六件”的陈玉堂之子陈孟君，则为中共川西南武工队直属二队副队长，1949年 12月阵亡（《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资料选编》）。李育滋和陈育堂两人对地下党和川西南武工队的帮助不算小，但因为他们与刘氏家族过从太密，一个未经查实的罪名就把他们打入了另册，被押上阶级斗争大舞台为刘氏家族“陪斗”。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两人才获平反昭雪。
如果说参展的庄园文物和十七台蜡铸模型就史实角度讲不乏水分，《百罪图》同样经不起史学逻辑的推敲──绝大多数案例都是在明知没有可靠的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展出的。笔者在庄园翻检了《百罪图》的全部原始档案，绝大多数案例的原始档案没有受害人或知情人的口述笔录；偶有受害人或目击人口述笔录的，也基本上没有旁证。所有案例的原始档案都有《查对的重点》、《查对后的结论》两个栏目，但《查对的重点》一栏绝大多数案例是空白，《查对后的结论》则大多是将“事实经过”即官方指控的罪状原封不动地抄录一遍。创作“刘家地主《百罪图》”的基本指导思想就两个字：“煽情”。《百罪图》问世之前，“办馆者想的只是如何用各种手段激起参观者的阶级仇恨”；仅管如此，1960年四川省文化局一位科长到庄园视察时仍然大不满意，批评说：“现在看后结果是观众仅知道刘文彩的生活好，好的得来是剥削，但对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如何起来、打倒封建主义是薄弱”。制作《百罪图》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弥补那位科长所说的“薄弱”环节。主创人员必须花更大力气，在“激发观众的阶级仇恨如何起来”这点上做更大的文章，才能求得过关。案例的基调自然是愈残忍愈好、愈恐怖愈好、愈凄凉愈好。重要的是如何耸人听闻，事实真相无足轻重。
经过苦心雕琢，1961年元旦，地主庄园陈列馆以崭新的姿态向社会开放。用陈列馆馆志的话来讲，这时的庄园陈列馆“真是阴森可怖，凄凄惨惨”。活脱脱一座侏罗纪公园。一天，一个穿军便装的姑娘在“背磨沉水”模型前流著泪叫了一声“好惨啦！”就晕倒了，同伴们赶紧上前将她扶起，又是呼喊又是急救，然后把她架了出去。这位姑娘是驻安仁的西藏军区保育院保育员，回军营后她仍然无法自已，想起来就哭，关门躺了整整三天三夜，眼睛都哭肿了。她哪里知道，所谓《背磨沉水》不过是后人的创作。象这样的事例在当时并不少见，绝大多数观众都是边看边哭，展厅从早到晚哭声一片。有人忍不住提出质疑：这是否太恐怖了？大邑县委宣传部白纯一部长参观后在批示中承认：“恐怖性问题：现在搞的第二部分是恐怖点，昨晚几次女同志不敢走那里去睡觉。”他委婉地批评说： “当然要注意历史真实，即要避免犯自然主义的毛病”（庄园档案67宗B4卷）。
似此，在展览设计的指导思想上，就有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是注意历史真实，“以复原展出为主，让实物说话”；尽量不要夸张虚构。另一种意见则针锋相对，认为靠实物说话没什么力量，必须以雕塑模型等后人创作的作品为主，侧重揭露地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罪恶，“以激起人民对旧社会的仇恨，制造气氛……”。因为反映比较强烈，有关部门不能不召开会议，讨论陈列馆发展方向。省文化局、省出版社、省军区、地委宣传部、四川大学均派员与会。会上两种意见展开了激烈交锋。持前一种意见的人说：“现在的陈列室太阴森恐怖了。”持后一种意见的人马上反驳：“旧社会比这还要恐怖！”双方相持不下，争论没有结果。虽然如此，“后一种意见实际上成了办馆的主导思想。”陈列内容与历史真实的距离也就愈来愈大。
其实，纵然是主要让实物说话，展出内容的真实性也未必会有多少改观。开馆之初，固然未对全部实物进行甄别，而采取了为我所用的“拿来主义”。后来的实物展出更是锦上添花。1961年3月21日，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化局负责人到庄园陈列馆检查工作时举行了一个座谈会，会上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庄园既不腐朽也不豪华，逍遥宫也不逍遥。”换言之，如果加工力度不到位，所谓刘文彩遗物其实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五彩缤纷。所以这位负责人指示：“要大价收购文物，在所不惜”（庄园档案67宗G1卷）；以图补救。在所不惜地大价收购文物之后，“刘文彩遗物”终于五彩缤纷，但它们的可信性，也就更堪玩味了。
也许是因为大价收购文物之后的“刘文彩遗物”太五彩缤纷，神偷们手痒难耐，便在1961年的一个仲夏之夜飞檐走壁，盗走了逍遥宫的一批展品。这在庄园陈列馆来说还是第一遭。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在坚持展品应以后人创作为主的一派看来，他们够紧跟形势了，够革命浪漫主义了。但计划没有变化快，他们无论多么敏捷，面对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还是跟不上趟。
1962 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通过了《农业六十条》，“六十条”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提出了一系列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政策。但与经济上的宽松政策同时出台的却是政治上的进一步紧缩。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著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极左路线从此占据主导地位。
“阶级斗争”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庄园陈列馆本来就是阶级斗争升温催生的产物；其使命本来就是为政治服务，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主要是为极左路线服务。如温江地委宣传部部长所说：“它内容是阶级教育，就确定是党的政治工作机构。它的方向，是服务于工农兵，服务于社会主义，服务于三大革命。”既然如此，庄园陈列馆对八届十中全会决策不可能无动于衷。尽管第一次改馆的阶级斗争调门已经够高了，仍无法跟上阶级斗争骤然升温的新形势，无法胜任给“阶级教育”领唱的重任。一次更大规模的改馆势在必行。
更大规模的改馆始于 1964年春。庄园陈列馆是“阶级斗争的前沿阵地”，所以，“阶级斗争”愈升温，庄园陈列馆地位愈显赫，展览设计主持单位的变化就反映了这一点──开馆初的展览设计由大邑县委主持，第一次改馆由地委宣传部主持，1964年改馆则设立改馆委员会，以省文化局局长为主任委员，省文化局社会文化科科长和地委宣传部部长为副主任委员，省地双重领导。典型的水涨船高。业务关系如此，行政隶属关系也不例外。开馆初的庄园陈列馆只是大邑县辖的一个科级单位，七八人而已。 1964年改馆完成后，大邑县这个小池塘已经装不下庄园陈列馆这条大鱼了，遂由县辖改为省地直辖，仅雇佣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七、八十人。到了文革时，便正式确认为县团级单位，与曾经是它的顶头上司的大邑县委平起平坐了。真是愈运动，愈受宠。就这个角度何尝不可以说，庄园陈列馆的每一次升迁，都是中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的一个明显征候。
1964年改馆之前，已经参照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对展出内容作了一些修补。主要是在陈列馆后花园制作了“张二嫂怒砍丈田弓”、“宋木匠巧改刘家斗”、“代国忠智破风谷机”、“陈子平炮轰李鹏举”、“万人抬尸闹公堂”、“抱不平捣毁《德昌久》”、“九龙镇抗租大罢工”、“党领导群众大闹减租”等八台石膏模型。开馆初的展出内容主要反映刘文彩的奢侈生活，第一次改馆增加的内容主要是刘文彩对农民残酷的剥削。八台石膏模型的所反映的内容则是“反抗”——“农民斗争由小到大，由自发到有组织，最后终于在党的领导下，使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势，最后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罪恶统治。”八台石膏模型得到省地主管部门的认可，而为第二次改馆所沿用。改馆委员会从省博物馆、省手工业管理局、温江地区以及成都、宜宾、南充抽调了从事陈列展览、美术装潢的专家一百多人到大邑地主庄园，组成一支空前庞大的改馆队伍，对展出内容重新布局。整个展馆分为五大板块：一，序馆；二，刘文彩罪恶生活现场复原；三，刘文彩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手段，这个板块是从原来的十七尊蜡铸模型和“刘家地主《百罪图》”中提炼出来的。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的所谓“新意”集中体现在最后两个板块，一为农民的反抗斗争，“张二嫂怒砍丈田弓”等八台石膏像就用在这个板块；次为“千万不要阶级斗争”，主要列举建国后大邑“阶级斗争”的具体“史实”。每个板块一个展馆，五个展馆仅序馆和第二馆有少量实物，其余陈列内容都是后人制作。后人制作的作品除少量统计图表和文字外，其余都是雕塑。
经过如此改馆，庄园陈列馆面目全非了。开馆初主要展品是“实物”，虽然那些“实物”的真实性颇堪玩味，但“让实物说话”、“让事实说话”这个形式还是要的。第一次改馆大大压缩了“实物”所占的比重，而以十七台蜡铸模型和《百罪图》为新的展出重点。无论是十七台蜡铸模型，还是《百罪图》，其创作还要依据相关案例。尽管那些案例绝大多数是用张冠李戴、锦上添花、点石成金乃至无中生有等手段制造出来的，即绝大多数案例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但收集案例、调查核实这样一个程序还没有废除，全部案例都有生活原型。第二次改馆则彻底“解放思想”，打破了过去的 “条条框框”，“革命浪漫主义”完全不受任何约束地纵情驰骋。“实物”所占的比重被压缩到了最低限度，纯粹是“革命浪漫主义结晶”的雕塑作品铺天盖地。第二次改馆之后的展出内容，也就无法从史学角度去推敲了。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B4卷保存的主管领导的一些指令，就很说明问题。改馆前夕县委宣传部部长已经批示：展出内容“必须旗帜鲜明，对地主阶级的揭露，没有保留的必要。一事一物都要服从这一点。”如果说这个批示还比较含蓄，改馆之后地委宣传部部长的批示就坦率得丝毫不加掩饰了。那份批示非常简明扼要：
“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
此次改馆，耗资巨大。庄园陈列馆筹备时，省县两级政府仅拨给开办经费17000元；可1964年改馆，主管部门拨付改馆费用竟达十多万元，是陈列馆开办经费的十倍。这样一笔巨资，按当时水准，是五千名青年工人一个月工资的总和。如此巨资，造就的不过是一批赝品，不过是为极左政治火上加油。
2010年1月8日星期五
《刘文彩真相》第一章 发现刘文彩
作者：笑蜀
编者按：刘文彩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反派明星，可说是家喻户晓。“水牢”、“庄园”、《收租院》使刘文彩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收租院》群雕更曾飘洋过海展出。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五千万人次。在中共的谎言宣传下，刘文彩集中了人间的一切残酷剥削与罪恶，从吃人的人间地狱水牢到吃人奶的人间豺狼刘文彩，凡此种种恶贯满盈的“铁证”家喻户晓，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过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为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控诉的眼泪。但公众并不清楚，刘文彩不过是虚构的一具政治恐龙。1995年，作者笑蜀赴四川省大邑县实地采访，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和刘文彩后裔协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刘文彩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该书99年曾在大陆出版，但马上遭到当局封杀。本站连载《刘文彩真相》，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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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彩真相》第一章 发现刘文彩
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棺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1958年是个不平常的年头。这一年，大跃进正是紧锣密鼓；与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相对应，阶级斗争之风愈刮愈烈，意识形态领域草木皆兵。
就在这时，一个幽灵破土而出。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早上，一队青年工人肩扛铁锤钢千，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公社钢铁厂开出，直奔金井村一片叫作“三埂四梁”的开阔地，向坐落在这里的一座豪华巨大的坟茔发起“总攻”。几十个小伙子奋战了整整一天，才在坟背上敲开一个箩筛大的洞。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棺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只见它宽大坚固，虽已入土十年，仍光亮如新。掀开棺盖，但见死者仰天而卧，神色安详，似乎是在熟睡。身上寿衣笔挺。也不知是用什么料子做的，寿衣非常结实，用刀子戳都很难戳开，两人对撕，断裂声清晰可闻。死者脚穿绣花鞋，鞋尖镶著一颗价格昂贵的珍珠。棺材中塞了许多蚕丝绒，这时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熊熊火焰使激动的人群更加无法自持，他们一涌而上，把棺材主人从墓穴中抛出来，抛到杂草丛生的河滩上……
在毁墓过程中，守墓人刘清山尚健在。这位老人出身贫农，按说根红叶正；但他却完全无法理解毁墓掘尸这一革命行动。固执的老人忠于职守，跑前跑后地劝说、阻止激动的人群，他当然是白费心思。四天后，又气又急的刘清山老人便死在了墓旁。
被从墓穴中抛出来的是大地主刘文彩。尸首被抛出后，在凄风苦雨中一天天腐烂，只剩得几根白骨。据说白骨被好心人用衣服包了，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一个神秘的地方。腾出来的的上好棺材，被用来安葬守墓人刘清山；绣花鞋和鞋尖上的宝珠则不胫而走，一直踪影皆无。
本来在九泉之下、与世无争的刘文彩，就这样开始了他被“发现”、被“创造”的历史。
庄园中的刘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引发了筹办人员与庄园驻军之间的一场口舌之争。
破土而出的刘文彩，马上便登台亮相，成了一具政治恐龙──这恐怕是几十年来，中国形形色色的政治恐龙中，最奇特、最长寿的一具政治恐龙。
刘文彩如何登台亮相？四川省有关部门是这样介绍的：
1958 年8─9月间，中央文化部分别在郑州、合肥两地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通过了“县县办博物馆”、“村村办展览室”、“开展群众性文物保护工作”等四个决议。根据会议精神，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指示说：“关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10月22日，中共大邑县委员会、大邑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在我县安仁公社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通知》。同时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由县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县人委工业局、文教卫生局联合组成，下设办公室，由文化馆具体负责，并抽调小学教师严克全和干部施本朴、刘永昌三人进行日常工作（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G1 卷）。
其实，地主庄园陈列馆并非发轫于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而是与反右之后“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直接相关。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修改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著名论断。次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盘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6 月，大邑方面已派员前往庄园，搜集整理刘文彩文物，筹办地主庄园陈列馆。时间上衔接如此紧凑，很可能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回川后，为身先士卒地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而亲自布置的。
当时，整个地主庄园均属成都军区营地，具体主管部门则为成都军区辖下的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筹办人员进驻庄园后，发现刘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很恼火，与庄园驻军展开了一场口舌之争。6月29日，筹办人员致函大邑县人委，指控西藏军区退役大队擅自打开园内所存的保险箱，并从中取出鸦片等物。请求县人委出面与驻军交涉，“将原住部队带走的金银饰物及其它物品清回，备作陈列之用。”同时要求“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尽快迁出，以便积极进行筹办”，而且在迁出时“尽量保持庄园旧观，不要拆除、改建或将已有之物携走，以免失去它的价值。”驻军承认曾于五月间开启了一个保险箱，同意交回箱内文物；但驻军声明，箱内文物并不多──只有二锭小银元宝，一对玉躅，一串项链，“别无它物”。至于其它保险箱的文物流失情况，驻军特别声明：“……自我区各部队五0年进驻该园起，就发现除此次打开的一个保险箱有暗锁外，其余保险箱均开敞未锁。”也就是说，其它文物的流失与驻军无关。
筹办人员与庄园驻军的这场口舌之争实际上是无头官司──军方1950年接管庄园，而在军方接管之前的1949年年底，庄园已屡遭兵匪洗劫，究竟哪些文物是接管前流失的、哪些文物是接管后流失的，谁也说不清楚。口舌之争只能不了了之。
庄园内可资利用的文物有限，筹办人员便转而向社会搜求。如当时一份材料所说，“安仁刘家地主东西在解放初期和土改前后流散面甚大，又因辗转售让分布面甚广。”为此，1958年12月1日，大邑县委、县人委发出联合通知，责令下属各部门将留存使用的“安仁刘家地主家庭陈列品和其它遗物”交由筹委会鉴别， “凡属陈列需用的即由筹委会进行登记，向县委和县人委汇报请示后出据收回或调买”。并号召“买过属于安仁刘家地主的部分农民斗争果实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工人、农民、居民、商人”，包括“买过刘家地主的东西现已调往他处的同志”，尽快将所留存的“安仁刘家地主”遗物交由陈列馆筹委会收购或登记造册。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陈列品征集范围不限于刘文彩个人或刘文彩一家，而是整个“安仁刘家地主”，即包括刘文渊、刘文成、刘文昭和刘文辉几兄弟在内。这不足怪，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就明确指示，地主庄园陈列馆馆址不仅包括刘文彩老公馆，更包括刘文辉新公馆。纯就陈列品或馆址而言，登台亮相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刘文彩，而是整个刘氏家族了。
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筹办早于全国文博馆现场会议，是四川地方政府独立决策，与中央政府没什么干系。中央政府召集的文博馆现场会议只不过给了四川地方政府一个借题发挥的由头。就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来说，中央政府需要一个阶级斗争的典型，四川地方政府的决策客观上迎合了中央政府的这种需要，中央政府也不至于否定。随著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以致于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央政府对阶级斗争典型的需要愈加迫切，对刘文彩问题也就愈加重视，刘文彩这才由地方的变成全国的，并终于在文革期间“走向世界”。
经过两次非正式展出，庄园陈列馆名震川西，由此摇身一变，从“丑小鸭”变成了宠冠天下的“白天鹅”。
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于1958年11月正式挂牌，筹备工作至此完全走上正轨，每天都有穿中山装、梳分头的人夹著公文包进出庄园大门，搜集和整理刘文彩资料。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59年春节，地主庄园陈列馆开门迎客。
这次开门迎客是非正式展出，共设十九个展室，展出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一是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封建会门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最后是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刑具。
奢侈生活方面，布置了刘文彩的中、西式客堂各一间，大小敞厅各一个，刘文彩寝室、刘文彩长子刘元龙寝室、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寝室及吸烟室、衣物室、餐具用具室、珠宝玉器室、金银室、瓷器室、古玩室、字画室各一间；还布置了所谓“善堂”和“寿堂”。
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方面，陈列了据说是刘文彩生前的来往信件和“大特务魏廷鹤，军阀田颂尧、汤国华，土匪头子郭保之，各码头舵把子、各地大地主给他送的生前祝寿、死后吊唁、修房子、娶媳妇的匾、对联、字画、用具。”
剥削工具、刑具方面，陈列了大斗小斗、佃户名册、帐本、铁链、铁枷、脚镣手铐、手枪、手棍刀加快枪、钢丝鞭、青杠扁担、血衣等。
刘文彩老公馆久负盛名。刘文彩在世，一般人自是非请莫入；刘文彩去世后为军方接收，一般人同样难以涉足。现在终于敞开了大门，老公馆也就成了春节游玩的绝好去处。有一万四千余人前去观光，观光客既有刘文彩的安仁乡亲，更不乏来自邻乡邻县的，如邛崃县、崇庆县、双流县、新津县等。那时没有今天这样便利的交通，邻乡邻县的观光客大多步行而来，有的步行竟达百余里。展厅从早到晚都是人声鼎沸。如此盛况，馆方始料未及，不免应接不暇，后来在展出情况汇报中坦承：“组织工作和解说工作较差。”出点小乱子也就在情理之中：“初三曾经踩伤两个小孩，许多年纪大的观众不敢和小伙子一起挤，走了空趟有怨言（如崇庆燎原公社四连杨尹凡和白头公社九营五连郑杨氏初三没有看到，非常气愤，初四冒雨又来了），挤坏了不少玻璃（大小十多张）。还掉了两个坐垫。”
虽然如此，据馆方称，这次非正式展出仍然效果很好。一般观众出于好奇前来观光，“却怀著愤恨沉痛的心情而去。”展室解说员反映，观众在参观时骂不绝口，“有些老大娘（如安仁幸福院李张氏和中和乡四大队星光二社白王氏）看过刘文彩的刑具、水牢后，在出口处泣不成声的哭诉、痛骂。李大娘说：‘刘文彩这个大恶霸，做这些没良心的事，我一看见就哭一场。剥削我们农民的钱，他们这样享受。’白大娘说：‘我们穷人增你的、欠你的呀？你咋这么块整我们嘛！硬是看到都打冷颤颤，不是解放，他这屋头天晓得还要冤死多少好人啊！’”曾参与修建刘文彩老公馆的一个泥工留言：“筑墙有我，修好不准进；这些大坏蛋，真叫人愤恨。”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留言当然出自文人笔下。大邑县全体教师在参观后推举代表在意见簿上题词：
“我们看了恶霸地主刘文彩残酷地剥削农民、屠杀农民的罪恶事迹，忍不住心头的愤怒。我们誓化愤怒为力量，教育好青年一代，为彻底消灭全世界的剥削阶级、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此次非正式展出持续五天。五天中从没有冷场。直到最后一天，虽然淫雨霏霏，仍有不少观众远道而来。馆方非常振奋，一个月后，便乘大邑县先进生产者代表会召开的“东风”，举行了第二次非正式展出。五天展出又接待了八千多名观众，包括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代表、省化工训练班学员、护士学校学员、驻川部队官兵。陈列馆名震川西。新华社派记者常驻大邑县唐场镇，追踪采访据说是坐过刘文彩“水牢”的“冷妈妈”冷月英──“冷妈妈”家在唐场，并任唐场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四川日报》辟出专版，刊发有关刘文彩老公馆的文稿。画家谢趣生的水牢连环画，更是倾倒了无数读者……。
所有这些莫不显示出庄园陈列馆巨大的政治威力，人们不能不对庄园陈列馆刮目相看。非正式展出前，筹备工作难度很大。尽管馆方全力征集流散于大邑县各机关的刘文彩遗物，效果却并不理想。 1959年3月19日，陈列馆筹委会在给中共大邑县委的报告中诉苦：“有些单位（如财政局）就强调自己需要或借口不是刘家东西不拿，因而县里除文化馆、书店、人委办公室而外，其它单位东西都一律未动。”“衣物方面，截至现在还未从私人手中收购到一件。”陈列品成问题，馆址也成问题──1958年6月，大邑县人委行文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希望回收庄园房产。该办事处答称：“我区部队是否迁出该园问题，因我处系驻军单位，请迳向成都军区后勤部直接联系。”遂由四川省文化局出面，请成都军区将庄园交出，未果。11月下旬，四川省文化局再次行文成都军区并抄报四川省委催交庄园房产。西藏军区办事处不仅闻风不动，反而于11月12日致函大邑县人委，指责“安仁镇乡人民委员会未经我处，自行住用我处安仁地区新公馆营房及部分营具成立社办中学。”函件强调指出：西藏军区地处边疆，交通不便，只能在内地训练新兵和集中教育退役老兵。“安仁镇、唐场营房，是我军区专备上述用途之机动营房（也是驻边疆部队所必须的）”。自然碍难让出。办事处同时函告陈列馆筹委会：1959年度新兵接收在即，“本月底将有部队回驻新老公馆”。陈列馆筹委会只好向县人委告急，要求马上与军方办理庄园房产交接手续，“不然驻上部队又要多费周折”。成名之前的陈列馆筹备工作，就这样步履维艰。但两次非正式展出之后，陈列馆声名鹊起，社会各界再不敢等闲视之，工作难度小多了。1959年3月31日，大邑县委、大邑县人委联合行文省委农村工作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国革命博物馆，“请为借走的大邑地主庄园文物一批给予返回，复制给据，以便恢复陈列展出。”一批更高档次的文物从成都、重庆、北京陆续送回，大大充实了陈列馆的展柜。房产、经费和人员配备同样一路绿灯。筹备进度也就今非昔比。1959年7月29日，陈列馆举办了最后一次非正式展出，即于11月8日正式开馆。“地主庄园陈列馆”门牌请由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题写，沿用至今。
经过一次筹备，三次演练，政治恐龙刘文彩终于被推送到预定位置。
编者按：刘文彩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反派明星，可说是家喻户晓。“水牢”、“庄园”、《收租院》使刘文彩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收租院》群雕更曾飘洋过海展出。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五千万人次。在中共的谎言宣传下，刘文彩集中了人间的一切残酷剥削与罪恶，从吃人的人间地狱水牢到吃人奶的人间豺狼刘文彩，凡此种种恶贯满盈的“铁证”家喻户晓，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过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为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控诉的眼泪。但公众并不清楚，刘文彩不过是虚构的一具政治恐龙。1995年，作者笑蜀赴四川省大邑县实地采访，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和刘文彩后裔协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刘文彩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该书99年曾在大陆出版，但马上遭到当局封杀。本站连载《刘文彩真相》，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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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彩真相》第一章 发现刘文彩
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棺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1958年是个不平常的年头。这一年，大跃进正是紧锣密鼓；与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相对应，阶级斗争之风愈刮愈烈，意识形态领域草木皆兵。
就在这时，一个幽灵破土而出。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早上，一队青年工人肩扛铁锤钢千，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公社钢铁厂开出，直奔金井村一片叫作“三埂四梁”的开阔地，向坐落在这里的一座豪华巨大的坟茔发起“总攻”。几十个小伙子奋战了整整一天，才在坟背上敲开一个箩筛大的洞。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棺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只见它宽大坚固，虽已入土十年，仍光亮如新。掀开棺盖，但见死者仰天而卧，神色安详，似乎是在熟睡。身上寿衣笔挺。也不知是用什么料子做的，寿衣非常结实，用刀子戳都很难戳开，两人对撕，断裂声清晰可闻。死者脚穿绣花鞋，鞋尖镶著一颗价格昂贵的珍珠。棺材中塞了许多蚕丝绒，这时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熊熊火焰使激动的人群更加无法自持，他们一涌而上，把棺材主人从墓穴中抛出来，抛到杂草丛生的河滩上……
在毁墓过程中，守墓人刘清山尚健在。这位老人出身贫农，按说根红叶正；但他却完全无法理解毁墓掘尸这一革命行动。固执的老人忠于职守，跑前跑后地劝说、阻止激动的人群，他当然是白费心思。四天后，又气又急的刘清山老人便死在了墓旁。
被从墓穴中抛出来的是大地主刘文彩。尸首被抛出后，在凄风苦雨中一天天腐烂，只剩得几根白骨。据说白骨被好心人用衣服包了，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一个神秘的地方。腾出来的的上好棺材，被用来安葬守墓人刘清山；绣花鞋和鞋尖上的宝珠则不胫而走，一直踪影皆无。
本来在九泉之下、与世无争的刘文彩，就这样开始了他被“发现”、被“创造”的历史。
庄园中的刘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引发了筹办人员与庄园驻军之间的一场口舌之争。
破土而出的刘文彩，马上便登台亮相，成了一具政治恐龙──这恐怕是几十年来，中国形形色色的政治恐龙中，最奇特、最长寿的一具政治恐龙。
刘文彩如何登台亮相？四川省有关部门是这样介绍的：
1958 年8─9月间，中央文化部分别在郑州、合肥两地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通过了“县县办博物馆”、“村村办展览室”、“开展群众性文物保护工作”等四个决议。根据会议精神，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指示说：“关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10月22日，中共大邑县委员会、大邑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在我县安仁公社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通知》。同时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由县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县人委工业局、文教卫生局联合组成，下设办公室，由文化馆具体负责，并抽调小学教师严克全和干部施本朴、刘永昌三人进行日常工作（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G1 卷）。
其实，地主庄园陈列馆并非发轫于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而是与反右之后“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直接相关。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修改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著名论断。次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盘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6 月，大邑方面已派员前往庄园，搜集整理刘文彩文物，筹办地主庄园陈列馆。时间上衔接如此紧凑，很可能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回川后，为身先士卒地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而亲自布置的。
当时，整个地主庄园均属成都军区营地，具体主管部门则为成都军区辖下的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筹办人员进驻庄园后，发现刘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很恼火，与庄园驻军展开了一场口舌之争。6月29日，筹办人员致函大邑县人委，指控西藏军区退役大队擅自打开园内所存的保险箱，并从中取出鸦片等物。请求县人委出面与驻军交涉，“将原住部队带走的金银饰物及其它物品清回，备作陈列之用。”同时要求“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尽快迁出，以便积极进行筹办”，而且在迁出时“尽量保持庄园旧观，不要拆除、改建或将已有之物携走，以免失去它的价值。”驻军承认曾于五月间开启了一个保险箱，同意交回箱内文物；但驻军声明，箱内文物并不多──只有二锭小银元宝，一对玉躅，一串项链，“别无它物”。至于其它保险箱的文物流失情况，驻军特别声明：“……自我区各部队五0年进驻该园起，就发现除此次打开的一个保险箱有暗锁外，其余保险箱均开敞未锁。”也就是说，其它文物的流失与驻军无关。
筹办人员与庄园驻军的这场口舌之争实际上是无头官司──军方1950年接管庄园，而在军方接管之前的1949年年底，庄园已屡遭兵匪洗劫，究竟哪些文物是接管前流失的、哪些文物是接管后流失的，谁也说不清楚。口舌之争只能不了了之。
庄园内可资利用的文物有限，筹办人员便转而向社会搜求。如当时一份材料所说，“安仁刘家地主东西在解放初期和土改前后流散面甚大，又因辗转售让分布面甚广。”为此，1958年12月1日，大邑县委、县人委发出联合通知，责令下属各部门将留存使用的“安仁刘家地主家庭陈列品和其它遗物”交由筹委会鉴别， “凡属陈列需用的即由筹委会进行登记，向县委和县人委汇报请示后出据收回或调买”。并号召“买过属于安仁刘家地主的部分农民斗争果实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工人、农民、居民、商人”，包括“买过刘家地主的东西现已调往他处的同志”，尽快将所留存的“安仁刘家地主”遗物交由陈列馆筹委会收购或登记造册。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陈列品征集范围不限于刘文彩个人或刘文彩一家，而是整个“安仁刘家地主”，即包括刘文渊、刘文成、刘文昭和刘文辉几兄弟在内。这不足怪，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就明确指示，地主庄园陈列馆馆址不仅包括刘文彩老公馆，更包括刘文辉新公馆。纯就陈列品或馆址而言，登台亮相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刘文彩，而是整个刘氏家族了。
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筹办早于全国文博馆现场会议，是四川地方政府独立决策，与中央政府没什么干系。中央政府召集的文博馆现场会议只不过给了四川地方政府一个借题发挥的由头。就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来说，中央政府需要一个阶级斗争的典型，四川地方政府的决策客观上迎合了中央政府的这种需要，中央政府也不至于否定。随著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以致于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央政府对阶级斗争典型的需要愈加迫切，对刘文彩问题也就愈加重视，刘文彩这才由地方的变成全国的，并终于在文革期间“走向世界”。
经过两次非正式展出，庄园陈列馆名震川西，由此摇身一变，从“丑小鸭”变成了宠冠天下的“白天鹅”。
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于1958年11月正式挂牌，筹备工作至此完全走上正轨，每天都有穿中山装、梳分头的人夹著公文包进出庄园大门，搜集和整理刘文彩资料。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59年春节，地主庄园陈列馆开门迎客。
这次开门迎客是非正式展出，共设十九个展室，展出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一是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封建会门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最后是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刑具。
奢侈生活方面，布置了刘文彩的中、西式客堂各一间，大小敞厅各一个，刘文彩寝室、刘文彩长子刘元龙寝室、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寝室及吸烟室、衣物室、餐具用具室、珠宝玉器室、金银室、瓷器室、古玩室、字画室各一间；还布置了所谓“善堂”和“寿堂”。
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方面，陈列了据说是刘文彩生前的来往信件和“大特务魏廷鹤，军阀田颂尧、汤国华，土匪头子郭保之，各码头舵把子、各地大地主给他送的生前祝寿、死后吊唁、修房子、娶媳妇的匾、对联、字画、用具。”
剥削工具、刑具方面，陈列了大斗小斗、佃户名册、帐本、铁链、铁枷、脚镣手铐、手枪、手棍刀加快枪、钢丝鞭、青杠扁担、血衣等。
刘文彩老公馆久负盛名。刘文彩在世，一般人自是非请莫入；刘文彩去世后为军方接收，一般人同样难以涉足。现在终于敞开了大门，老公馆也就成了春节游玩的绝好去处。有一万四千余人前去观光，观光客既有刘文彩的安仁乡亲，更不乏来自邻乡邻县的，如邛崃县、崇庆县、双流县、新津县等。那时没有今天这样便利的交通，邻乡邻县的观光客大多步行而来，有的步行竟达百余里。展厅从早到晚都是人声鼎沸。如此盛况，馆方始料未及，不免应接不暇，后来在展出情况汇报中坦承：“组织工作和解说工作较差。”出点小乱子也就在情理之中：“初三曾经踩伤两个小孩，许多年纪大的观众不敢和小伙子一起挤，走了空趟有怨言（如崇庆燎原公社四连杨尹凡和白头公社九营五连郑杨氏初三没有看到，非常气愤，初四冒雨又来了），挤坏了不少玻璃（大小十多张）。还掉了两个坐垫。”
虽然如此，据馆方称，这次非正式展出仍然效果很好。一般观众出于好奇前来观光，“却怀著愤恨沉痛的心情而去。”展室解说员反映，观众在参观时骂不绝口，“有些老大娘（如安仁幸福院李张氏和中和乡四大队星光二社白王氏）看过刘文彩的刑具、水牢后，在出口处泣不成声的哭诉、痛骂。李大娘说：‘刘文彩这个大恶霸，做这些没良心的事，我一看见就哭一场。剥削我们农民的钱，他们这样享受。’白大娘说：‘我们穷人增你的、欠你的呀？你咋这么块整我们嘛！硬是看到都打冷颤颤，不是解放，他这屋头天晓得还要冤死多少好人啊！’”曾参与修建刘文彩老公馆的一个泥工留言：“筑墙有我，修好不准进；这些大坏蛋，真叫人愤恨。”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留言当然出自文人笔下。大邑县全体教师在参观后推举代表在意见簿上题词：
“我们看了恶霸地主刘文彩残酷地剥削农民、屠杀农民的罪恶事迹，忍不住心头的愤怒。我们誓化愤怒为力量，教育好青年一代，为彻底消灭全世界的剥削阶级、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此次非正式展出持续五天。五天中从没有冷场。直到最后一天，虽然淫雨霏霏，仍有不少观众远道而来。馆方非常振奋，一个月后，便乘大邑县先进生产者代表会召开的“东风”，举行了第二次非正式展出。五天展出又接待了八千多名观众，包括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代表、省化工训练班学员、护士学校学员、驻川部队官兵。陈列馆名震川西。新华社派记者常驻大邑县唐场镇，追踪采访据说是坐过刘文彩“水牢”的“冷妈妈”冷月英──“冷妈妈”家在唐场，并任唐场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四川日报》辟出专版，刊发有关刘文彩老公馆的文稿。画家谢趣生的水牢连环画，更是倾倒了无数读者……。
所有这些莫不显示出庄园陈列馆巨大的政治威力，人们不能不对庄园陈列馆刮目相看。非正式展出前，筹备工作难度很大。尽管馆方全力征集流散于大邑县各机关的刘文彩遗物，效果却并不理想。 1959年3月19日，陈列馆筹委会在给中共大邑县委的报告中诉苦：“有些单位（如财政局）就强调自己需要或借口不是刘家东西不拿，因而县里除文化馆、书店、人委办公室而外，其它单位东西都一律未动。”“衣物方面，截至现在还未从私人手中收购到一件。”陈列品成问题，馆址也成问题──1958年6月，大邑县人委行文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希望回收庄园房产。该办事处答称：“我区部队是否迁出该园问题，因我处系驻军单位，请迳向成都军区后勤部直接联系。”遂由四川省文化局出面，请成都军区将庄园交出，未果。11月下旬，四川省文化局再次行文成都军区并抄报四川省委催交庄园房产。西藏军区办事处不仅闻风不动，反而于11月12日致函大邑县人委，指责“安仁镇乡人民委员会未经我处，自行住用我处安仁地区新公馆营房及部分营具成立社办中学。”函件强调指出：西藏军区地处边疆，交通不便，只能在内地训练新兵和集中教育退役老兵。“安仁镇、唐场营房，是我军区专备上述用途之机动营房（也是驻边疆部队所必须的）”。自然碍难让出。办事处同时函告陈列馆筹委会：1959年度新兵接收在即，“本月底将有部队回驻新老公馆”。陈列馆筹委会只好向县人委告急，要求马上与军方办理庄园房产交接手续，“不然驻上部队又要多费周折”。成名之前的陈列馆筹备工作，就这样步履维艰。但两次非正式展出之后，陈列馆声名鹊起，社会各界再不敢等闲视之，工作难度小多了。1959年3月31日，大邑县委、大邑县人委联合行文省委农村工作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国革命博物馆，“请为借走的大邑地主庄园文物一批给予返回，复制给据，以便恢复陈列展出。”一批更高档次的文物从成都、重庆、北京陆续送回，大大充实了陈列馆的展柜。房产、经费和人员配备同样一路绿灯。筹备进度也就今非昔比。1959年7月29日，陈列馆举办了最后一次非正式展出，即于11月8日正式开馆。“地主庄园陈列馆”门牌请由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题写，沿用至今。
经过一次筹备，三次演练，政治恐龙刘文彩终于被推送到预定位置。
《刘文彩真相》内容说明
作者：笑蜀
文彩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反派明星。以他为主角的“水牢”、《收租院》红极一时，《收租院》群雕更曾飘洋过海，到日本、阿尔巴尼亚、越南、加拿大展出。以他的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五千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
刘文彩可说是家喻户晓。但公众并不清楚，说到底，刘文彩不过是虚构的一具政治恐龙
历史上的刘文彩，是中共统战对象、原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胞兄和主要助手，与刘文辉一贯两位一体，一贯绝对服务和服从于刘文辉家族集团，以家族集团的利益为自己唯一的价值取向，家族集团需要他干坏事他就干坏事，需要他做好事他就做好事。所以，刘文辉家族集团的斑斑污点，他难逃其责；刘文辉家族集团的种种光环，也都有他的功劳。于是，历史的刘文彩既有助长烟毒、搜刮民脂民膏的一面，也有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一面。历史的刘文彩实际上是复杂形象的混合体。这种复杂形象的混合放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中，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但经过后人“改进”，历史的刘文彩不见了，公众看到的是纯粹政治化的刘文彩。政治的刘文彩被官方定义为中国上下五千年地主阶级的总典型，几乎集中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面目之狰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则是要借此强化恐怖，，从而为极左型专制提供更强有力的辩护。政治的刘文彩实际上成了极左意识形态的火车头。
历史的刘文彩向政治的刘文彩的转化，主要是借助肆无忌惮的夸张、歪曲、篡改、捏造等手段来完成的。极左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今天，仍有人竭力维持对刘文彩的传统定义。 1996年7月21日新华社消息《“刘文彩热”闹大邑》，便言之凿凿地称：“刘文彩是旧中国地主恶霸的一个典型，其残酷压榨农民的罪行在我国中小学课本、《收租院》和大邑地主庄园中有详细的记载，早已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公众所知的刘文彩，因此仍然只是政治的刘文彩，和过去几十年中的刘文彩形象差不多是毫无二致。极左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并没有充分暴露，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1995年，作者赴四川省大邑县实地采访，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和刘文彩后裔协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写出本书。全书27万字，图片八十多幅。
文彩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反派明星。以他为主角的“水牢”、《收租院》红极一时，《收租院》群雕更曾飘洋过海，到日本、阿尔巴尼亚、越南、加拿大展出。以他的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五千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
刘文彩可说是家喻户晓。但公众并不清楚，说到底，刘文彩不过是虚构的一具政治恐龙
历史上的刘文彩，是中共统战对象、原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胞兄和主要助手，与刘文辉一贯两位一体，一贯绝对服务和服从于刘文辉家族集团，以家族集团的利益为自己唯一的价值取向，家族集团需要他干坏事他就干坏事，需要他做好事他就做好事。所以，刘文辉家族集团的斑斑污点，他难逃其责；刘文辉家族集团的种种光环，也都有他的功劳。于是，历史的刘文彩既有助长烟毒、搜刮民脂民膏的一面，也有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一面。历史的刘文彩实际上是复杂形象的混合体。这种复杂形象的混合放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中，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但经过后人“改进”，历史的刘文彩不见了，公众看到的是纯粹政治化的刘文彩。政治的刘文彩被官方定义为中国上下五千年地主阶级的总典型，几乎集中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面目之狰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则是要借此强化恐怖，，从而为极左型专制提供更强有力的辩护。政治的刘文彩实际上成了极左意识形态的火车头。
历史的刘文彩向政治的刘文彩的转化，主要是借助肆无忌惮的夸张、歪曲、篡改、捏造等手段来完成的。极左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今天，仍有人竭力维持对刘文彩的传统定义。 1996年7月21日新华社消息《“刘文彩热”闹大邑》，便言之凿凿地称：“刘文彩是旧中国地主恶霸的一个典型，其残酷压榨农民的罪行在我国中小学课本、《收租院》和大邑地主庄园中有详细的记载，早已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公众所知的刘文彩，因此仍然只是政治的刘文彩，和过去几十年中的刘文彩形象差不多是毫无二致。极左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并没有充分暴露，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1995年，作者赴四川省大邑县实地采访，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和刘文彩后裔协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写出本书。全书27万字，图片八十多幅。
刘文彩孙子刘小飞痛斥德国举办《收租院》展览
天溢 自由亚洲电台 2010年01月04日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先生说，在德国展览的中国雕塑品《收租院》，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产物，它不但违背历史事实，而且使得很多人惨遭迫害。
从去年九月开始在德国法兰克福展览的中国雕塑作品《收租院》，在德国社会也引起了争议和讨论。反对这个展览的人，认为它宣扬了对于另外一个族群，地主阶级的仇恨和灭绝，因此违背了基本的人权原则。他们要求展览者举办进一步的讨论，但是这一要求被拒绝。这个展览将在一月份结束，关于如何看待这个展览，记者直接电话采访了人在四川的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先生："首先他们是抹黑他人，完全是践踏人权的东西，根本就没有那些个东西！"
刘小飞说，这个展览根本就没有事实基础，他举例说，"摇风谷机的那个叫古仑山，他是我们家的长工。因为当初四川美术学院的人，也就是雕塑收租院的人，来找他，一看他体格很强壮，有劳动人民的样子，觉得他形象很好，就想把他扶起来，让他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结果古仑山不讲，他们就对他讲，说共产党毛主席把你解放了，分了田地，你翻身了，就应该来控诉那些地主老爷对你的剥削压迫。刘文彩过着奢侈的生活，你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吃得山珍海味，你吃不饱。可是，他说，我在他家吃的非常好！后来又给他做工作，又说刘文彩是地主阶级，是坏人；你是贫雇农，无产阶级。你要起来控诉他，要诉苦。他说，你们明天就把我拉出去枪毙，我也说他是好人！结果就把他批斗、打，最后就把他定为刘文彩的狗腿子。这就是那个雕塑中摇风谷机的人。那中间涉及的还有几个长工，他们都说刘文彩是好人。有一个叫龙万福的，现在九十岁了还在干活。他们都讲刘文彩好。看到我去了，对我可好了！"
刘小飞说，展览使得很多涉及的人深受迫害，尤其是他们家族的人。"我们一家受的迫害真的是语言所不能够讲的，说不清的，写一本书也写不完的。多少年，这些东西，我们一直在受害。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编造的东西，他们现在内部也承认是编造的了。"
对于西方社会举办《收租院》展览等活动，刘小飞先生说，"意大利什么单位授给《收租院》金质奖章，这个是什么奖章？血淋淋的奖章啊！说这是收租院，结果就算到我们头上，把我的母亲抓起来，吊起来打，你说自己母亲被吊起来打，你说我看着，我是什么滋味！？把我母亲吊起来打，打了一下午，几个小时吊起来地打。这就是收租院干的事情！你们说这还是艺术呢！？这奖你们是授给刽子手的！金质奖章是授给刽子手！你们还是人权国家、民主国家，你们知道这些事情吗！你们授金质奖章，你们在帮谁的忙，你们是在给刽子手授金质奖章！我心里气愤得要命，老百姓现在都说，‘胡编的收租院'。你们授金质奖章......"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先生说，在德国展览的中国雕塑品《收租院》，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产物，它不但违背历史事实，而且使得很多人惨遭迫害。
从去年九月开始在德国法兰克福展览的中国雕塑作品《收租院》，在德国社会也引起了争议和讨论。反对这个展览的人，认为它宣扬了对于另外一个族群，地主阶级的仇恨和灭绝，因此违背了基本的人权原则。他们要求展览者举办进一步的讨论，但是这一要求被拒绝。这个展览将在一月份结束，关于如何看待这个展览，记者直接电话采访了人在四川的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先生："首先他们是抹黑他人，完全是践踏人权的东西，根本就没有那些个东西！"
刘小飞说，这个展览根本就没有事实基础，他举例说，"摇风谷机的那个叫古仑山，他是我们家的长工。因为当初四川美术学院的人，也就是雕塑收租院的人，来找他，一看他体格很强壮，有劳动人民的样子，觉得他形象很好，就想把他扶起来，让他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结果古仑山不讲，他们就对他讲，说共产党毛主席把你解放了，分了田地，你翻身了，就应该来控诉那些地主老爷对你的剥削压迫。刘文彩过着奢侈的生活，你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吃得山珍海味，你吃不饱。可是，他说，我在他家吃的非常好！后来又给他做工作，又说刘文彩是地主阶级，是坏人；你是贫雇农，无产阶级。你要起来控诉他，要诉苦。他说，你们明天就把我拉出去枪毙，我也说他是好人！结果就把他批斗、打，最后就把他定为刘文彩的狗腿子。这就是那个雕塑中摇风谷机的人。那中间涉及的还有几个长工，他们都说刘文彩是好人。有一个叫龙万福的，现在九十岁了还在干活。他们都讲刘文彩好。看到我去了，对我可好了！"
刘小飞说，展览使得很多涉及的人深受迫害，尤其是他们家族的人。"我们一家受的迫害真的是语言所不能够讲的，说不清的，写一本书也写不完的。多少年，这些东西，我们一直在受害。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编造的东西，他们现在内部也承认是编造的了。"
对于西方社会举办《收租院》展览等活动，刘小飞先生说，"意大利什么单位授给《收租院》金质奖章，这个是什么奖章？血淋淋的奖章啊！说这是收租院，结果就算到我们头上，把我的母亲抓起来，吊起来打，你说自己母亲被吊起来打，你说我看着，我是什么滋味！？把我母亲吊起来打，打了一下午，几个小时吊起来地打。这就是收租院干的事情！你们说这还是艺术呢！？这奖你们是授给刽子手的！金质奖章是授给刽子手！你们还是人权国家、民主国家，你们知道这些事情吗！你们授金质奖章，你们在帮谁的忙，你们是在给刽子手授金质奖章！我心里气愤得要命，老百姓现在都说，‘胡编的收租院'。你们授金质奖章......"
毛泽东第一“通房大丫头”张玉凤揭毛晚年秘密
据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
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二OO二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
以下便是张玉凤亲身经历的一些重要情况片段。
林彪事件后的毛
林彪事件后，毛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
这时，毛对其他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
毛多次把周恩来请来，重覆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周恩来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保卫毛，捍卫毛思想，紧跟毛干革命！”毛也总是会重覆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会仰头哈哈大笑，发着呆。
七二年十一前夕，毛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毛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毛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关于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伪
席间，有老帅、将军赞毛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
毛听后，摇摇手，插话：“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
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这是毛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张玉凤回忆说：毛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周恩来、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 “毛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毛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周恩来：“你也信吗？”周恩来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毛接著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毛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毛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周恩来，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毛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当进晚餐时，毛临时又通知：请周恩来、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
张玉凤说：后来，毛、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周周恩来的死
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毛定论”。
毛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周恩来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
七六年一月，周周恩来死亡。当时有四十名老帅、将军给毛写信，要求和盼望毛能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毛看了信后，说：“老帅、老将军对周恩来爱得很深，是为周恩来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
宋庆龄也给毛来信，也要求毛能出席周周恩来的追悼会，体现国家、人民、党的团结，毛健在。毛请汪东兴代覆宋庆龄，内容称：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问题还是丛生，并说：“自己也快走了！”
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的毛
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毛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
毛曾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着向毛发誓，毛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
毛对天安门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周恩来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毛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毛常把毛远新、我（张玉凤）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回忆：毛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毛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毛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毛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毛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毛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毛对华国锋接班人批条的真相
张玉凤还澄清了盛传毛对华国锋为接班人批条的真相。张回忆说：七六年五月初，华国锋向毛汇报工作时，表示：力不从心，政治局会议都吵得没法取得共识，连进口五万吨糖，都要拖上一个月的争议。毛就劝导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这句话是汪东兴记录的。
有关“你办事，我放心”的批条，张玉凤说：我没听到，也没有记忆，那是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后，来向我“核实”的。汪要我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我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他还拿出据说是毛亲笔写的条子，要我确认。
然而张玉凤此次在回忆材料中证实：从七六年四月十日后，毛就没有用笔写过字。
编后语(载自动向)
暴君晚年的昏庸祸国
张玉凤是毛晚年唯一最亲近的人，她应该知道最真实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其可信度当然有待验证。不过可以断定的是：第一，她所揭露的黑幕只能少於实际，而不会多於实际；第二，这黑幕的色彩不会比实际更黑，而只能比实际更淡。
从这些片段的材料里，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暴君在做尽坏事之后，遭到了历史的惩罚，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这一点上，毛很清醒，知道人民已经最后抛弃了他，也知道左右亲信都靠不住了。除了一个红颜知己对他始终如一之外，连最度幸的管家汪东兴都靠不住了。
以毛的聪明，面对这种凄凉晚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但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权力腐蚀人，在独裁体制下，任何人都逃不脱权力的腐蚀。毛在清醒地看透这一切之后，依然在权力欲的推动下，继续沿著独裁的轨道往前走，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祸国殃民的昏庸决策：组建一个第二代毛家班子，把自己的侄子立为太子，把夫人和贴身侍女以及内侍管家都塞进这个班子──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核心，简直肮脏透顶，能见天日吗？如果真按这个名单来“接班”，那就不必等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恐怕九月十日（即毛去世次日），就已经天下大乱了。
毛去世后，这个“毛家班子”名单为什么没有实现，内幕还没有曝光。但在毛弥留之际，这个名单上的人再加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军方将领，围绕著权力交接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则是已经肯定的事实。这正是一切独裁体制在新老交替之际必然发作的通病。
直到现在，十几亿人的命运仍然被老朽昏庸的现代帝王玩弄於股掌之上，整个国家就像他们的私人玩物一样，只能移交给称心如意的 “接班人”毛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他不惜毁掉自己的形象而血洗北京，也要废掉不称心的赵紫阳而把权力传授给江泽民。江泽民作梦也没想到能被老人帮像抱小孩一样从上海滩抱过来并被送上中南海的金鸾殿。如今食髓知味，一坐上就再也不想下来了，於是就死皮赖脸握住枪杆子不放，并把自己的大管家扶植成实际上的接班人，以致造成今日中南海两个司令部并存的怪现状。这场核心内部的恶斗，只是刚刚开场，将来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反正中南海不会风平浪静就是了。他们口口声声高唱“稳定”，其实正是这种权力内斗是破坏稳定的最大隐患。今日有张玉凤揭开毛晚年昏庸祸国的内幕，将来又有谁揭开邓小平和江泽民晚年胡作非为的黑幕呢？
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二OO二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
以下便是张玉凤亲身经历的一些重要情况片段。
林彪事件后的毛
林彪事件后，毛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
这时，毛对其他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
毛多次把周恩来请来，重覆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周恩来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保卫毛，捍卫毛思想，紧跟毛干革命！”毛也总是会重覆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会仰头哈哈大笑，发着呆。
七二年十一前夕，毛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毛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毛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关于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伪
席间，有老帅、将军赞毛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
毛听后，摇摇手，插话：“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
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这是毛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张玉凤回忆说：毛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周恩来、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 “毛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毛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周恩来：“你也信吗？”周恩来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毛接著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毛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毛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周恩来，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毛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当进晚餐时，毛临时又通知：请周恩来、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
张玉凤说：后来，毛、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周周恩来的死
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毛定论”。
毛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周恩来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
七六年一月，周周恩来死亡。当时有四十名老帅、将军给毛写信，要求和盼望毛能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毛看了信后，说：“老帅、老将军对周恩来爱得很深，是为周恩来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
宋庆龄也给毛来信，也要求毛能出席周周恩来的追悼会，体现国家、人民、党的团结，毛健在。毛请汪东兴代覆宋庆龄，内容称：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问题还是丛生，并说：“自己也快走了！”
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的毛
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毛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
毛曾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着向毛发誓，毛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
毛对天安门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周恩来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毛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毛常把毛远新、我（张玉凤）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回忆：毛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毛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毛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毛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毛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毛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毛对华国锋接班人批条的真相
张玉凤还澄清了盛传毛对华国锋为接班人批条的真相。张回忆说：七六年五月初，华国锋向毛汇报工作时，表示：力不从心，政治局会议都吵得没法取得共识，连进口五万吨糖，都要拖上一个月的争议。毛就劝导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这句话是汪东兴记录的。
有关“你办事，我放心”的批条，张玉凤说：我没听到，也没有记忆，那是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后，来向我“核实”的。汪要我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我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他还拿出据说是毛亲笔写的条子，要我确认。
然而张玉凤此次在回忆材料中证实：从七六年四月十日后，毛就没有用笔写过字。
编后语(载自动向)
暴君晚年的昏庸祸国
张玉凤是毛晚年唯一最亲近的人，她应该知道最真实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其可信度当然有待验证。不过可以断定的是：第一，她所揭露的黑幕只能少於实际，而不会多於实际；第二，这黑幕的色彩不会比实际更黑，而只能比实际更淡。
从这些片段的材料里，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暴君在做尽坏事之后，遭到了历史的惩罚，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这一点上，毛很清醒，知道人民已经最后抛弃了他，也知道左右亲信都靠不住了。除了一个红颜知己对他始终如一之外，连最度幸的管家汪东兴都靠不住了。
以毛的聪明，面对这种凄凉晚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但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权力腐蚀人，在独裁体制下，任何人都逃不脱权力的腐蚀。毛在清醒地看透这一切之后，依然在权力欲的推动下，继续沿著独裁的轨道往前走，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祸国殃民的昏庸决策：组建一个第二代毛家班子，把自己的侄子立为太子，把夫人和贴身侍女以及内侍管家都塞进这个班子──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核心，简直肮脏透顶，能见天日吗？如果真按这个名单来“接班”，那就不必等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恐怕九月十日（即毛去世次日），就已经天下大乱了。
毛去世后，这个“毛家班子”名单为什么没有实现，内幕还没有曝光。但在毛弥留之际，这个名单上的人再加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军方将领，围绕著权力交接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则是已经肯定的事实。这正是一切独裁体制在新老交替之际必然发作的通病。
直到现在，十几亿人的命运仍然被老朽昏庸的现代帝王玩弄於股掌之上，整个国家就像他们的私人玩物一样，只能移交给称心如意的 “接班人”毛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他不惜毁掉自己的形象而血洗北京，也要废掉不称心的赵紫阳而把权力传授给江泽民。江泽民作梦也没想到能被老人帮像抱小孩一样从上海滩抱过来并被送上中南海的金鸾殿。如今食髓知味，一坐上就再也不想下来了，於是就死皮赖脸握住枪杆子不放，并把自己的大管家扶植成实际上的接班人，以致造成今日中南海两个司令部并存的怪现状。这场核心内部的恶斗，只是刚刚开场，将来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反正中南海不会风平浪静就是了。他们口口声声高唱“稳定”，其实正是这种权力内斗是破坏稳定的最大隐患。今日有张玉凤揭开毛晚年昏庸祸国的内幕，将来又有谁揭开邓小平和江泽民晚年胡作非为的黑幕呢？
爆江通奸后 吕加平公开信再爆中共史上最大丑闻
关于江泽民的"二奸二假"和政治诈骗问题与要求调查的呼吁
吕加平 (2009年12月5日)
文前说明：
此文是笔者12月1日所写，并已通过公安国保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组织系统呈交于中共党中央、胡总书记、中央政法委、中纪委、公安部和国安部等领导及部门，笔者于12月5日对该文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现以12月5日的版本为准，并作为附件附于12月26日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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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站在中国最高权位上发号施令十数年并又当"太上皇"的江，在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唬人画皮里面，裹着的竟是一个"二奸二假"的黑核心。其黑核心中"二奸"的第一奸，是江本人和他的亲生父亲都是日伪汉奸，第二奸是，他还是一个效力于苏联克格勃情报间谍机关和向俄出卖奉送大片中国领土的苏俄奸细；其"二假"的第一假，他是一个冒充解放前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假党员，第二假，他又是一个冒充中共烈士江上青养子的假革命烈士子弟。关于江的这个"二奸二假"严重历史问题以及他的政治诈骗问题，据笔者所知的情况大致简介如下：
一、日伪汉奸问题
江的生父叫江世俊，排行老大，日寇侵华初期他投靠日本，成为华中地区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汉奸要员。1940年3月，于1938年12月中旬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其妻陈璧君率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批国民党高官要人，与日寇沦陷区地方性的伪华北王克敏临时政府和伪南京梁鸿志维新政府合流成立全国性的南京汪伪中央国民政府后，他又转而成为该汪伪中央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是一个货真价实、卖国求荣的日伪大汉奸；江世俊之子江1943年十七岁时在老家杨州高中毕业，这位汪伪高干子弟靠其生父的汪伪高干关系，到南京专门为日寇侵华服务、为汪伪卖国反共效力培养汉奸精英人才的汪伪中央大学就读，并加入了汉奸反共组织，据说曾受到设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汪伪特工组织总部特务头子丁默邨或李士群的接见并合影嘉奖。
1945年9月3 日日本战败投降，汪伪政府彻底覆灭，作为该卖国反共汉奸政府高官要员的江世俊和其他汪伪大汉奸一样，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辑、逮捕和惩处。而国民党9月收复南京后即于当月26日颁布《收复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里由日伪掌握的公立院校专科以上的在校伪学生进行审查，对他们是否汉奸予以甄别，一旦查出某学生参加汉奸组织或有汉奸罪行的，即以投敌卖国汉奸罪逮捕法办。同年10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把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并为一，校址定在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上海交大，并把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列为为日伪服务的汉奸伪院校，对在校的伪学生进行甄别处理。
江因是汪伪高干子弟，又就读于汪伪汉奸大学并有汉奸嫌疑，也成为国民党政府追查惩办的重点对象。他闻讯后害怕被查出自己的汉奸问题而像其父一样受到清算严办，所以极为担忧惊恐而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即就迅速离校，匆匆逃跑，隐名埋姓，东藏西躲，流浪奔波。据说后来跑到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名叫棉花坪的偏僻村庄躲避了起来，虽因盘缠用尽、难以维继，但算他命大，被当地一位听信他编造受难谎言的好心农民收留，并让他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半年。
在江因怕查出汉奸问题而出逃江西避难期间，国民党政府对这位汉奸高干子弟并自己也有汉奸问题的江曾发出通辑令追捕捉拿，而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认为在伪大学就读的大多数学生只是在学习文化知识的普通学生，而并非是与日伪有密切关系的汉奸伪学生，所以利用广大学生对国民党政府甄审伪学生的不满情绪，发动市内六所院校的学生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并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组织他们先后举行了7次上街抗议游行、8次请愿、多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南京、北平等地被列为伪学校的学生们在当地中共地下党领导和鼓动下也相继游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对汉奸伪学生的审查甄别。刚刚取得抗战胜利忙于全国性光复接收而还立足未稳的国民党政府在此强大压力下终于同意取消甄审。逃亡躲避于江西的江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知道大难已过，喜极而泣，便离开永新棉花坪。后来传说他临走时万分感谢那位收留救助他躲过劫难的农民，并在这位农民的一本旧医书上写下了如果以后他发达了一定会回来报答这家人之类的感恩之语，还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决不食言而将来必会兑现这个许诺的决心。然后回到上海已与南京中央大学合并的上海交大继续学业，他的这桩汉奸伪学生案靠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这种形式的帮助，就这样逢凶化吉地不了了之了。
几十年后，江仍不忘这段使他逃过一劫的避难往事，据说有一次他在去井冈山时途中专门在永新县停留了一天，并特意专程去了棉花坪小村悄悄地看了看，人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偏僻小山村来瞻顾，也不知道他与这个叫棉花坪的小村庄之间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特殊关系。但此时当年因躲避国民党追查他汉奸问题而落难于此的江，已是至高无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总了，谁还敢问他件使他心惊胆战的可怕往事呢，他也因害怕暴露这个历史问题而没有敢去找那位他日后发达了要给予感恩报答的救他命的善良农民，然后在深感遗憾又倍感庆幸的复杂心情中悄然离去。据说1997年时那位农民的后人发现了那本有江留下感恩报答之言的旧医书，就想办法找到也是永新人的尉建行(时任中央纪委书记)之妻的一位亲威，想通过尉去和江取得联系，图其兑现报答诺言。但那位尉妻亲戚很可能知道是因汉奸问题被国民党通辑而来此避难的内情，生怕因此漏了江的这个见不得人的汉奸底细而招来麻烦和灾祸，于是就把这位农民的后人给劝住了。
又有一则传说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校方查到了江原是抗战后期南京大学的学生，原来当朝江总"圣上"是南大校友，顿时喜出望外、倍感荣耀，即向中央组织部汇报，希望江总能前来南京参加母校百年大庆纪念活动，并能给母校提词祝贺和一些实惠的好处。不料他们的邀请请示立即遭到中组部领导的制止，勒令他们不要再提此事，更不要请江出席南大校庆。南大校方接此指示后不知其因，深感困惑，上下哑然，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原来江当年读的是被国民党定性为汉奸伪大学的汪伪南京中央大学，而不是国民党、共产党办的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更使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现在伟大的江总当时竟是一个被国民党政府通辑捉拿而要予以严惩的汉奸伪学生，这样的敌伪身份又怎能请他来出席南大百年校庆而公开出去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人所皆知呢？于是只得知趣而退、无奈作罢、不再邀请。但此时江的汉奸伪学生的严重历史问题已经流传出去而为许多人所知，南大校方在上级的指令下为了掩人耳目，堵人咀巴，不再扩散江是日伪汉奸的"恶劣"影响，虽然没有邀请江前来南大，却在百年校庆后所出的纪念文集中专门刊登了江的一篇自述文章，让他大肆吹嘘渲染自己在汪伪中央大学时是如何奔上南京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冲入烟馆赌场禁鸦片禁赌的"爱国"学生运动的。
其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时中国的日本沦陷区城市和学校里，只有中共地下党领导反日伪的抗日斗争活动，而没有别的什么爱国学生运动，在国统区才有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的爱国学生运动。因为在日寇血腥残暴的武力占领和殖民统治下，沦陷区里任何中国学校的师生要想上街抗议示威、集会游行，进行反对和打倒日伪的抗日学生运动，必会遭到日伪当局的残酷镇压而大肆逮捕关押、严刑拷打，甚至格杀勿论。但江把在南京日伪当局允许下所搞的对日伪侵华殖民统治有利的禁烟禁赌活动，恬不知耻地标榜是爱国学生运动，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爱国者"，但是他这篇自吹文章反而不打自招地供认和暴露了他为日伪服务效力的汉奸学生真面目。
二、苏俄奸细问题
据网上文章引用国外有关情报部门资料披露，江在解放后被派往苏联企业学习和工作期间，苏联克格勃情报间谍机关专门给他派了一位名叫克拉娃的苏联年轻女特工与他联络，要他向苏方提供有关中国国内、中共党内的种种消息情报。在克拉娃的领导和指示下，江遵命执行，在数年内不仅把所知道的和收集到的中国各种情报暗中交给了克拉娃，而且还和这位苏联女特工成了相好关系。而江在回国后不仅始终没有把这些情况向党组织和国家安全部门汇报交代而完全隐瞒了起来，而且与苏联克格勃仍还保持有领导和被领导的上下级组织关系，成为一个暗藏在中国内部一旦苏方有令就随时可以听令为其服务效力的苏联奸细。后来又据国外媒体曝料，江当上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后，一次对俄罗斯访问时，俄总统叶利钦专门把那位过去曾是江的情报联络人兼情人的苏联克格勃女特工克拉娃请出来与江单独见面，让他俩重叙旧事旧情，以此提醒江必须还要继续为伟大的俄罗斯效力服务(据说日本有杂志刊登了江与克拉娃私下会面的照片)。而江也果然不负叶利钦和俄国人众望，在所谓保障北方安全和与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名义下，把黑龙江和额尔古纳河对岸及乌苏里江以东本属于中国领土主权、相当于40多个台湾省面积的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北领土，以法律的条约形式拱手相让、白白奉送给了俄罗斯。如果此事属实，完全可以证明江不仅是一个卖身投靠日伪并在抗战胜利后受到国民党当局通辑的汉奸，而且还是一个打入中国党政军最高核心领导层内部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和大宗国家利益的苏俄奸细，所以才使他有"二奸"之"美誉"。
三、假党员问题
江参加中共成为党员，在参加时间上有1944年、1946年和1956年三种版本的说法，第一种1944年说是：江在1943年上南京汪伪中央大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后由该校比他高年级的同校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王嘉猷在1944年介绍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第二种1946年说出自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大会权威公报，该公报在介绍江的履历时公布说，他是1946年入的党：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结束后大会公报更具体地公布说，他是1946年4月入的党。然而中共十六大和十届人大的这个权威之说，一方面否定了江是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入党的说法，但另一方面却也暴露了他在1946年4月入党之说漏洞百出、疑点颇多、难以成立。
如前所述，江就读的南京汪伪中央大学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即被国民党教育部定性为六所汉奸伪大学之一，而江本人则是被国民党教育部根据同年9月颁布的对伪学生甄别办法所认定的甄审对象，作为汪伪汉奸高干子弟的江因害怕查出他在汪伪中央大学里的汉奸问题，即就跑到江西永新县棉花坪躲避了半年。他在躲藏期间国民党政府对他发出了通辑令，而中共上海地下党则不断组织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对汉奸伪学生的甄审，到1946年3月，国民党当局被迫收回对伪学生甄审命令，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的政策，直到这时江才敢离开江西回来。
由于此时汪伪南京中央大学已与上海交大合并后迁往上海，二十岁的江在3月或4月离开江西后就到上海交大恢复学业，可是他刚避难回到上海，就在4月于上海交大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这不能不使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他刚到上海交大时人生地不熟，怎么刚一回校就被根本不了解他的上海交大地下党组织吸收入党了呢？他的生父是国民党下令逮捕镇压的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实属汉奸要犯，他本人也有汉奸问题，并作为汉奸伪学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甄审和通辑，上海地下党市委和交大地下党组织对这样一个有汉奸高干背景并是汉奸嫌犯的可疑者，怎么可以不作任何严格调查审查和严厉考验就轻易吸收他为中共地下党员了呢？他是采取什么神通手段和依靠何种特别关系在到交大才一个月、甚至可能不到一个月，就能得到上海和交大的中共地下党高度信任并能够如此快速顺利地入党的呢？而且即使他是
1946年4月在上海交大入的党，从一些公开的资料介绍来看，他的入党介绍人只有王嘉猷一人，这根本不符合任何人要加入中共地下党必须要由二人以上介绍的严格规定，那么他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又是谁呢？另外，王嘉猷原是他在南京伪中央大学年级比他高的同校同学，抗战胜利后王是否也随三校合并而到上海交大来了呢？如果他已在南京毕业而未来上海交大，那么江的入党介绍人又怎么可能会是王嘉猷呢？
还有值得关注的疑点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于1945年8月9日，当时的学运领导人是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吴学谦、钱其琛和后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乔石等。1946年4月，也就是江从江西避难刚刚回到上海交大时，中共中央直辖的上海局成立。同年6月，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同时迁往，并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直接领导上海地下党活动，由周恩来在南京遥控指挥组织了著名的反内战"6.23"大游行，这以后上海地下党又向苏北解放区输送了大批上海进步青年参加革命。如果此时江已是上海地下党员的话，这样的反内战游行和支援苏北解放区的行动他是应该积极参加的，但现在没有任何史料和当事人可以证明江曾以地下党员身份参加了"6.23"游行和接受过中共上海地下党分配安排的任何任务，因此对于他在1946年4月入党之说大有可疑之处，这很可能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第三种说法是，江是在1956年8000名留苏人员回国后集体办理入党手续时才入的党，当时他在鞍山某企业工作，其入党介绍人是时任鞍钢公司总经理、现在是一位著名拥毛左派老干部，而这位老干部1956年介绍江入党的事，在许多公开场合向许多人说过，笔者本人就曾听他说过。
如果以上事实属实，那么江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在1956年才入党的党员，而不是解放前1946年4月入党的地下党员，因此他是一个冒充解放前入党的假党员。由此也可见，中共十六大和全国十届人大对江是在1946年4月入党的官方权威性发布是一个与事实并不相符的不正确结论，这也给广大党员和民众以为江是解放前入党的老革命的误导而使人们信以为真。
四、假革命烈士子弟与政治诈骗问题
江的父亲江世俊明明是日伪大汉奸，而江本人也是一个有汉奸问题而被国民党政府追查通辑的汉奸伪学生，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江的公开身份却是革命烈士子弟了。之所以会有这种根本性改变，是因为据江自己说他的生父江世俊在解放前就已把他过继给了他的六叔江上青成为其养子了。而1929年入党的江上青是一位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即1939年8月牺牲的中共革命烈士，因为江是江上青的养子，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共革命烈士子弟了。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江上青养子之说在八十年代初首先得到了张爱萍上将的认可。
江上青是江的养父或者江是江上青的养子之说，据说是这么来的：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江在散会时有意在会场门口守候张爱萍将军，当张出来被他拦住后他恭谦客气地问张是否认识江上青。张听后一惊，并很是诧异地打量江，然后说，他不仅认识江上青，而且江上青是他的好战友。又说江上青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后来不幸牺牲了，他一直在怀念这位好战友。接着他问江是江上青的什么人，江立刻回答说他是江上青的儿子，但又马上改口说江上青是他的养父，他是江上青的养子，他在江上青牺牲后就被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做儿子了。张听后非常高兴和激动，热情地拉着江的手连连地说：这太好了，江上青同志牺牲以后我们一直在找他的家人，想表示哀悼和慰问，但一直没有找到。没有想到你是他的养子，总算找到他的亲人了，这太好了!你要继承你父亲江上青革命烈士的遗志，好好为党工作。
在这次江、张会面时对江是江上青养子之事经江这么一说，再由张爱萍将军热情有余却未经调查了解地听信江的这一面之词以后就加以认可肯定，于是江是江上青养子和江是革命家庭出身的革命烈士子弟之说也就不胫而走了。
张爱萍是怎么认识江上青并会对他如此赞扬的呢？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江上青在由王明建立并由项英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8年8月调到中共安徽省委工委民众动员委员会第八团在大别山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当年秋天因皖东北地区被日寇占领，他被派遣到皖东北泗县。11月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传部长的张劲夫以动委会名义派他率赵敏、周邨、吕振球、王毓贞等组织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与国民党皖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取得了联系。因盛也有与中共合作抗日之意，所以允许该以江上青为支部书记的中共特别支部来皖东北，并委任江上青为自己的专员秘书兼第五战区保安副司令和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之职，以便使他以此合法身份公开与盛部进行合作抗日的统战工作。1939年3月中共皖东北特委成立，江上青为特委委员，当年5月至7月的春夏之际，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部进
入皖东北开辟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各部也先后向苏皖鄂豫敌后实行了战略展开，其中彭雪枫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而江上青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促成八路军、新四军到皖东北地区与国民党盛子瑾部合作抗日的局面。为了尽快促进中共与盛部合作抗日，时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八路军高级参谋兼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主任的张爱萍将军赴皖东北与盛会谈，而江上青在协助张爱萍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工作对促成这次张、盛会谈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园满成功。
但不幸的是，这次张、盛会谈园满结束三天后于8月29日与盛子瑾等率部返回盛部专署司令部的途中，在安徽省泗县小湾西口遭到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日伪顽地主反动武装的夜间伏击而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张闻讯后非常悲痛，而由于江上青在这次张、盛会谈中的出色表现和重要作用，给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张在他牺牲后始终记得他，怀念他，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经江这么一提，张也就回忆起了这桩历史往事并称赞江上青，同时也在高兴激动的情绪中，怀着对战友和烈士江上青的怀念之情和对他家人的关怀之意，无意间脱口认同了江自己说的他已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说法。于是江就拿着张将军这个亲口的公开认同当作金口圣言，到处宣称江上青是他的父亲，他是革命烈士家庭出身。1982年江上青的墓址从埋葬地安徽省东北部的泗县管镇崔集迁到了毗邻江苏省西北部的泗洪县烈士
陵园，1985年张爱萍将军亲自为江上青烈士题写墓碑，江立即于当年四月与其妻王治坪率领江上青的两个女儿泽慧、泽玲夫妇和江氏家族的一些亲属第一次到泗洪县烈士陵园祭奠瞻仰，这样一来，江也就从一个汉奸高干子弟并且自己也是汉奸的敌伪身份，冠冕堂皇、名正言顺地摇身一变，正式成了地位崇高、金光灿灿的革命烈士子弟了。
那么江是否像他自己说的他是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呢？如果真的如他所说的江上青是他的养父，他又是怎样过继和在什么时候过继过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江上青的亲生女儿、也就是江的堂妹江泽慧撰写并发表在今年 9月22日人民日报要闻版上的《纪念江上青烈士牺牲七十周年》一文中有这样的具体叙述描写：
"父亲的牺牲使党和皖东北地区失去了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对我们大家庭来说，全家上下，悲痛万分，在祖父去世后，我们的祖母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父亲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母亲王者兰悲痛欲绝。此情此景，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为子，按传统习俗戴孝祭奠，大伯母吴月卿陪伴母亲王者兰由管镇邮差欧阳甫带路到安葬地崔集扫墓。"
江泽慧这段叙述描写的文字（以下简称慧文-笔者）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江是在江上青牺牲以后不久过继给江上青的。也就是如她文中所说的，江上青牺牲以后，江的生父母，也就是江泽慧的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念与其弟的手足情深，所以决定将自己的亲子江过继给已经去世的亡弟江上青，而且还按照传统的过继习俗要江为已故小叔披麻戴孝上坟扫墓，以这种祭奠仪式表明他从此以后正式过继给了江上青而成为其养子了。
这篇慧文是对于江被其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在报刊上、尤其在极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人民日报上第一次有文字记录的权威性公开发布，但如果细读此文，却可以发现事实却并不是如此。
在中国子嗣继承传宗接代的传统世俗里，要把自家之子过继给本家族或同宗族内的亲戚人家做养子，不是愿过继者一句话说一下就可以作算的，而是要召集本家族和同宗族的人，尤其比自己辈份高的长辈族长要到场，主持举行公开隆重的过继拜礼和过继与被过继双方长辈立据签字仪式，并且还要大摆宴席庆贺，方能得到本家族和同宗族的认可，同时还要到当地官方有关部门进行变更亲属关系的公证和登记造册方能正式生效。就像新人结婚男女双方必须要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然后还要举行婚庆典礼，并大办酒席宴请本家族宗族亲朋友好以示证婚，方能成为合法夫妻组成正式家庭一样。
那么江世俊在将其子江过继给亡弟江上青时有没有请来本家兄弟姊妹和本宗族长辈族长、同辈与晚辈族人到江家祠堂举行这种正式签字立据的过继仪式呢？在举办这个过继仪式之前或事后有没有到当时杨州市有关官方部门去办理变更江的亲属关系的过继公证和登记造册手续呢？显然没有，因为如果真的举办过这种按照嗣承传统习俗的正宗过继礼仪和办理过继的官方登记注册手续的话，这篇慧文是绝对不会不提的，而是必定是要大书特书地描写渲染一番的，因为这是江的正式过继而名正言顺、合理合法地成为江上青养子的大事，同时也是江是江上青养子最具权威性和说服力的佐证。何况江家是当时杨州城里有钱有势的望族大户，江世俊本人就是日本人麾下南京梁鸿志维新政府的显赫高官，因此这个过继礼仪一定是会办得非常排场风光的，其到杨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办理过继登记手续也非常方便容易。可是江世俊
却并没有为江的过继去办这种符合传统嗣承世俗的隆重仪式，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有些奇怪和不解了。
既然江世俊没有举办这种正式过继的礼仪程序手续，那么他又是怎么把其子江过继给亡弟江上青的呢？慧文中说是按照传统习俗由江戴孝到江上青坟上扫墓祭典，就算是把江正式过继给其小叔做养子了。慧文的这种说法显然缺乏过继规矩的起码常识，因为在进行过继礼仪时被过继者的男性长辈或本宗族族长必须在场主持仪式，也必须当着本家族宗族履行包括立据签字在内的过继手续并得其认同，而且还应该在事先或事后办理官方继承关系变更登记。但是这次把江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而去戴孝扫墓祭奠，只有他生母吴月卿和婶母王者兰陪同去了，而决定和主持这次过继的他的生父江世俊却没有去，其他一切过继的规矩、礼仪和手续更是一项都没有。而本家亲戚，尤其是兄弟子侄直系之亲，在随同本家族死者家属上坟扫墓祭典时也要披白戴孝，这是殡丧礼仪的正常规矩，所以这次在生父不出面的情况下江戴孝为叔叔江上青祭奠扫墓，只能看成是他和生母作为江上青的本家亲戚随江上青的遗属王者兰等一同去给江上青上坟扫墓而已，而并不是在办理江过继的礼仪和手续，因此这不能算是过继，也根本不是过继。因为哪有随同死者遗孀遣孤上坟扫个墓，而且又没有其生父和族长同去举行过继仪式，就算是把亲子过继给亡弟了，这真是欺人不懂过继规矩常识的天大荒唐和笑话，因此慧文中"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为子"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其次，这次江由生母和婶母一起到安徽泗县去给已故小叔扫墓，是由管镇的一个名叫欧阳甫的邮差带路才找到在崔集的江上青墓地的，可见这时江上青已埋葬他乡多年，连其妻王者兰都找不到他的坟地了，而是要请人带路才找到。也就是说江等的这次由人带路去江上青安葬地扫墓，肯定是在江上青牺牲埋葬多年以后才去的，这表明即使江被过继给了江上青，也是他牺牲多年以后才办理的，而不是在他牺牲以后不久过继的。
再者，江上青仅比江大十五岁，江上青遗孀王者兰如果比其夫小的话，她只比江大十来岁，年龄相差不大的他们之间甚至可以以姐弟相称，因此江如果要过继到这位已故小叔家当养子，他可以当他姐姐的年轻寡妇养母不仅要抚养两个幼小的孤女，而且还要负担已经十三岁并已是中学生的江的全部生活和学业费用，已经悲痛欲绝、不堪重负的寡妇王者兰此时有这样的家境条件和经济能力供养得起江吗？如果没有，这种更会加重王者兰全家困难的过继对江上青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因此，透过慧文可以看到的真实情况和问题是：
1、即使江被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也不是在江上青牺牲不久后过继的，而是在江上青牺牲多年后过继的，慧文在这个过继时间上却是用一种似有似无、似近非远的模糊描述，使人误以为江是在江上青死后不久被他亲生父母过继过去的，这显然是为了与江向张爱萍所说的他在江上青牺牲后就被过继给江上青做儿子的说法保持统一口径；
2、江的祖父中医江石溪早在1933年就已去世了，因此他与江的所谓"过继"没有任何关系，但慧文中特意提到江的祖父去世和祖母悲痛的情景，想以此来突出和渲染江的父母念与其弟手足之情而要把江过继给上青为子的必要性，这显然是在做悲情过继秀；
3、此时王者兰一家根本负担不起江的生活和学业的费用，因此江世俊没有必要再把江过继给已很困难的寡妇弟媳王者兰而加重她家的负担；
4、过继的目的是为了使本家族或同宗族无子嗣兄弟获有养子代亲子去传宗接代，使该被过继之家的血脉香火和家业家产得到继承延续。但江世俊将其亲子江过继给江上青的理由，却是因为看到母亲过于悲伤、亡弟遗孀悲痛欲绝、幼小遗孤非常可怜，于是看在自己与亡弟"手足情深"的份上而动了侧隐之心的感情原因，也就是江世俊是因为与江上青感情深厚才把亲子江过继给他的。应该说兄弟之间感情深厚可以是多子者向无子者过继其子的一个原因，但一般来说这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它不符合传宗接代、继承家产家业的主要目的，因此兄弟情谊的"感情原因"不能成为过继的主要理由而使这个过继之说不能成立。
5、江世俊是老大，原名江世候的江上青是老六，按照中国历来厚长薄幼的传统嗣承世俗，长子之子是不能过继给其弟的，尤其长子之长子即长孙，更是不能过继给他人的。慧文中说江是她大伯父江世俊的次子，但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江是江世俊的长子而不是次子，即是江的祖父江石溪的长孙。那么江究竟是江世俊的次子呢还是长子呢？如果真是次子，那么那位长子也就是他的亲哥哥又是谁呢？慧文中提到，1985年江率领江氏家族到泗洪县烈士陵园为江上青扫墓时，所去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江蛰君的，慧文称他为大哥，而将江称为三哥，同去的人中还有一位叫江泽宽的四哥，可见江石溪孙子辈兄弟之间的前后排序实行的是全家族的大排行，而不是以各家为单元的亲兄弟小排行。这也就意味着排行老三的江前面有排行老大的江蛰君和排行老二的江某某，这两人中的一位是江的亲兄长，另一位是江世俊的二弟或弟之子，即是江的堂兄。根据长子如父的中国家族权力分配排位的传统规矩，江世俊要把江过继给江上青而要江去为其戴孝扫墓祭典时，即使自己因种种原因不能同去，也应该委托自己的长子即江蛰君和江某某中的一位随同前去，代替他作父亲的长辈身份主持这个次子的过继仪式，这也算是履行了一部分过继程序手续。然而这位江的亲兄长却并没有一起去，这是为什么呢？是否因为大排行的老大江蛰君和老二江某某都不是江的亲兄长，所以才不同去呢？如果真是这样，这又
可以证明江就是江世俊的长子，而长子是不能过继他人做养子的。
另外，根据中国家庭重长轻幼的传统习俗，江世俊对长子的教育培养扶植的重视程度和所会给予的各方面条件，肯定要大大优于次子江，既然次子江可以被送去上中学、大学深造，那么对于江蛰君或汪某某这个长子就更会着重培养，因此这位江的亲长兄一定会比他先上中学、大学受高等教育和先大学毕业，毕业后其父也一定会给他以最好的安排和指导，或专搞学问专业，或走政治仕途之路，或在经济等其他方面给他提供和创造发展条件，因而此长子必定会学业有成，或仕途有为，或实业有获而非等闲之辈，甚至可能比大排行老三的次子江更有成就和名气。但奇怪的是，对于这位江石溪的长孙、江世俊的长子和江的亲兄长，却从来没有有关他的消息和踪影，即使江成为江总后也从未见过有关他的报道，只是这次从这篇慧文中才知道江有位叫江蛰君的亲大哥的。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江是江世俊的次子，那么为什么不把大排行老大或老二但是江世俊长子的江蛰君或江某某搬出来以确实证明江的次子身份呢？这位大排行老大的江蛰君是不是江世俊的长子和江的亲大哥？如果是的话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不是也和其生父江世俊一样在大学毕业后走了投靠日伪的汉奸仕途之路呢？或是干了别的什么事情？解放后和江掌权后他在干什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如果江蛰君不是江世俊的长子，那么那位大排行老二的江某某是不是呢？如果也不是的话，那么江就是江世俊的长子了，而长子是不能作为过继品的。
所以说不论是江上青牺牲后不久，或是牺牲多年后，江世俊都不会把其子、尤其可能是长子的江过继给亡弟的，而实际上江世俊也是根本不可能给江上青送子过继的，这其中更重要的是与慧文所说的所谓"手足情深"的"情感原因"恰恰相反的敌对性"情感原因"：
江上青是坚决抗日除奸的中共高级干部，其兄江世俊是卖国反共的日伪高级官员，虽然两人都搞宣传工作，却是分属两个民族敌对阵营而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敌人关系。而1939年正是皖苏豫华中地区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助日侵华反共的猖狂之时，日伪在该地区进行了五次大"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敌伪作战达200多次，而"扫荡"清剿皖东北中共抗日根据地并竭力破坏中共与皖东北国民党军盛子瑾部的合作抗日，则是日军和南京梁伪政府的重点任务之一。日本方面和南京梁伪政府以及杨州地方日伪政府肯定知道江世俊是江上青之兄，而江上青又是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传部要员和联络促进皖东北国民党盛子瑾部与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合作抗日的重要人物，因此必定会对江上青恨之入骨，重点关注，百般侦探其一举一动，同时也会要求其兄江世俊或利用家族和兄弟关系，或配合日伪军和特高课及国民党投降派、顽固派派人打入盛部行署进行卧底，密切注意和打探其弟的行踪动向，为日后将其剪除创造条件和机会。
江世俊一方面为了消除因有共党之弟而使日伪对他有通共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日伪主子表示自己的效忠之心，并为不久以后在将要与南北两个伪政府合流成立的汪精卫全国性伪中央政府中谋取高位增添政治资本，所以不仅要与共党的六弟坚决划清界线，以博得日伪上司的青睐和信任，而且更要对上级清剿皖东北国共合作抗日活动出谋划策，打探和提供其弟的消息，为敌伪对其进行暗害所用，以此立功获取日伪主子的赏识和重用。后来江上青在促成张、盛合作抗日的会谈成功后，在回专署途中被获悉他行踪情报的日伪顽反动地主武装事先埋伏袭击所杀害，而仅半年之后的1940年3月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时，江世俊果然因对日伪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
那么江世俊究竟为日伪立了什么卖国反共大功而能得此高升的呢？他在日伪政府中负责的也是宣传工作，因此侦探对付在国共合作抗日中搞宣传和联络的江上青活动行踪，也是他反共职责范围内的重点任务，他是否在杀害江上青这件阴谋活动中与日伪顽有什么提供这方面情报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呢？虽然这其中的内幕真相还不清楚，但不能排除江上青的死与他坚决投敌反共、破坏国共联合抗日、甚至提供江上青的消息行踪情报有关的嫌疑，否则他不会在半年后成立的汪伪汉奸新政府中能谋得如此要职。
即使退一步说他与其弟的死关系不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作为死心塌地效劳于日伪的大汉奸，他不仅不会对其弟的遇害而如慧文所说的有念兄弟"手足情深"的悲痛伤心，反倒是对其弟的死会表示出终于除掉了会使日伪主子对他产生通共怀疑的最大心头大患而庆幸甚至高兴。而在江上青遇害牺牲之时，或者在日伪还未失败投降以前的任何时候，他如果要把其子江过继给被日伪顽打死的共党之弟江上青做养子而去举办过继仪式和手续，这等于是在告诉日伪自己不仅同情共党之弟，而且还可能与中共有什么沟通关系；也等于是在主动把反日伪通共党的"红帽子"公开地往自己头上戴，由此而招引来日伪上司和军警特高课对自己的怀疑和肃正，因此他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否则他是不能在汪伪政府中博得日伪主子的信任而谋到如此要职高位的。
既然江世俊如此害怕与共党之弟有牵连，那么他又为什么还要其子江去给江上青戴孝扫墓呢？这不也是在自戴"红帽子"而会使日伪当局怀疑吗？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释，因为这次江家到安徽省的泗县管镇崔集去为江上青扫墓祭奠之行，不是发生在日伪猖狂侵华的抗日战争时期，而是应该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以后，这是因为：
江上青在皖东北泗县小湾西口牺牲后，国民党盛子瑾部和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把他安葬在泗县的管镇崔集，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江苏北部中共抗日根据地泗洪县宋庄（现孙元乡）等地的抗日军民还举行了追悼大会。可是由于江上青的遗属和他的本家族人都生活在日寇沦陷区的杨州市而被日伪封锁，与皖东北盛部国统区隔绝不通，所以得知江上青殉国的消息比较晚。而江家长兄江世俊是日本人梁伪政府的汉奸要员，这一方面因无法越过日伪封锁线从沦陷区到皖东北国统区的泗县，因此不能前去参加葬礼和扫墓；另一方面坚决要与共党亡弟划清界线并有害弟嫌疑的江世俊不仅自己绝对不会去，而且也决不允许江家人去，否则会暴露江上青家属的共产党、新四军烈属身份而使江氏家族会被日伪迫害，同时江世俊也会受到日伪上司的通共怀疑而有害于他的日伪汉奸仕途前程。因此江上青家属和江氏家族的人不论当时还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就是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沦陷时期，都始终不能、也绝对不敢去泗县替江上青上坟扫墓的，直到日本投降、汪伪覆灭以后才有这种可能，所以也就根本不会发生江世俊在江上青死后直到日本投降的六年沦陷时间里会把其子江过继给亡弟江上青和其遗孀弟媳王者兰做养子的事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州地区成了国统区，江上青的家人和江氏家族的人也就可以到皖东北的泗县去为江上青上坟扫墓了。但这时江世俊已被国民党政府作为汪伪大汉奸查抄、抓捕和关押，他的几个弟弟等江家直系亲族也被国民党当局以敌伪家属而审查管制，江也因自己是伪学生的汉奸问题遭国民党教育部通辑追查正逃亡江西躲避，加上江上青是中共党员烈士，所以这时江上青遗属和江氏家族的人仍然不能和不敢到泗县为江上青扫墓。1946年3、4月间江从江西避难回来，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皖东北解放区被国民党军占领，国民党当局对汉奸江世俊和其伪属江家族人的惩治和管制可能也已有所放松，这个时候江上青的遗属王者兰一家才有可能去也是国统区的泗县为其亡夫扫墓。但因江世俊是汉奸身份，甚至可能仍关在国民党的监狱之中，所以不能同去，其他族人也因怕被牵连而不敢同去，只有江世俊之妻吴月卿和已经回上海交大恢复学业并已是二十岁成年人的其子江可以陪同前往。可是江苏杨州离皖东北的泗县路途较远，又不知道江上青的墓地在何处，同时又怕国民党发现他们是在为共党死者扫墓而会给扣上通共"红帽子"带来麻烦，所以只能悄悄出发，绕路而行，长途跋涉到了泗县的管镇后设法找到了一位知道江上青墓地的邮差欧阳甫，他带路，于是王者兰带着泽慧、泽玲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和兄嫂吴月卿和其子江等一起，根据上坟的世俗传统礼仪和规矩，都披白戴孝地到位于崔集的江上青墓地为其扫墓祭典。
以上就是这次王者兰家和江世俊的妻与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泗县管镇崔集为江上青扫墓的来龙去脉和全过程，时间应在1946年4月以后的当年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发生前的这两年半时间里。因为淮海战役的发生使整个苏北和皖北地区成为国共决战主战场而无法前行，该战役于1949年1月6日结束后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地区全部成为解放区，杨州也被解放，如果江上青遗属和江氏家族的人这时前去泗县为中共抗日烈士、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的江上青扫墓祭典，不仅不会有沿途奔波寻找的种种麻烦与不便，而且必定会受到当地中共政府和军队领导的热情欢迎接待和举行纪念仪式陪同扫墓。可是慧文根本没有提到此事，可见这次到泗县为江上青扫墓并不是发生在淮海战役结束以后至全国解放这段时间，而是必定发生在1946年6月内战爆发至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以前的两年半时间里的某一年，最有可能发生在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而使整个苏北、皖北成为国统区的1946年下半年至 1947年上半年。而由于这时的江已是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如果他也去了的话，他一起同去主要是在一路上照顾其母其婶和两个小堂妹旅途上的行路食宿和安全，以及为扫墓进行寻找联系和在当地购买置办上坟祭典用品。而由于他们这是在为中共党员烈士亲属扫墓，很怕国民党当局发现和怀疑，所以不敢张扬操办，而是非常低调地扫完墓后即就返回杨州。由此可见，这次江
家泗县之行也就是一次为死者的扫墓祭典，而根本不是将江过继给江上青的什么传统习俗礼仪，背有汉奸恶名并可能仍在国民党监狱里关押之中的江世俊也根本不可能通过江氏家族这第一次为江上青上坟扫墓而会把江过继给江上青的，而这也就是他作为江的生父为什么不一同前去扫墓的真正原因，因此慧文中关于"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烈士为子"的过继之说被进一步证明是不能成立的。
据笔者所知，在2003年时关于江是否真的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问题已经有不少人产生了怀疑，有人还专门去问过时任中国林业科研院党委书记的江泽慧，她回答说她没有听说过有这件事，江没有过继给她父亲江上青做养子，她的几个叔伯家也不知道江在解放前被大伯父江世俊过继给六叔江上青的事，过继之事这是江自己说的。
由此可见，在历史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江世俊把江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这件事，这纯粹是江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来的骗人假话，所以江的这个所谓革命烈士子弟的名份也完全是假冒的。
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篇慧文显然不是江泽慧写的，而是出于江的精心设计之笔，文中故意模糊过继的时间概念，混淆过继的礼仪规矩，特意抽掉江家兄弟一个汉奸卖国反共与一个中共爱国抗日伪之间尖锐敌我矛盾的背景内容，也故意掩盖江世俊的汉奸身份和被国民党惩处的情况，而大肆渲染所谓江家悲伤之情和俊、青兄弟"手足情深"的悲情，给人以江是江上青牺牲后不久或解放以前其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的假象，以这种公然的撒谎来骗取人们相信江是江上青养子的烈士子弟身份，继续掩盖自己是汉奸、假烈士子弟的真实面目，继续捞取政治资本，去骗取广大干群和拥毛左派的的信任。
然而，江上青的亲生女儿江泽慧才是真正的革命烈士子弟，有汉奸家庭背景并自己也是汉奸嫌疑的堂兄江则完全是假的，烈士遗孀王者兰解放后每年到苏北淮阴新四军办事处领取抚恤金，与这个根本没有过给江上青家做养子而且也根本不是江上青家人的江没有任何关系，而这个以骗术挤进江上青革命家庭并披着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光辉外衣的江，总有一天会被揭发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还原于自己"二奸二假"黑核心和政治诈骗手段的本来面目的。因此根正苗红的江泽慧没有必要去跟这样一个臭名远扬、劣迹斑斑、奸假贪腐黑五毒俱全而被国人痛恨唾骂的坏人套近乎、拉关系，更不会用伪造历史的骗人谎言去帮助他借自己父亲江上青的英灵为他裹上"革命烈士子弟"的画皮，而沾污了自己的烈士父亲江上青的一世英名和有损自己革命烈士子弟的响亮名声。
假的就是假的，骗局应该戳穿，画皮必须撕开，伪装应当剥去。江假借堂妹之名伪造历史、窃取先烈江上青的英名而给自己脸上贴金，为汉奸和假烈士子弟身份开脱，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勿曾偷"的拙劣表演，反而使自己暴露了"原来江三是个贼"的马脚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江从敌伪汉奸成份摇身一变为革命烈士子弟的整个过程中，如果张爱萍将军对江是江上青之子的公开认同之事属实的话，那么张为江的这个混进江上青革命烈士家庭的伪装和假冒是起到了很重要的、甚至关键性作用的。因为这是出自德高望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杰出贡献并且是国防部长的张将军之口，而且后来张又受江之盛请在1985亲自为江上青烈士题词墓碑，江也趁热打铁而不失时机地马上前去泗洪为江上青扫墓祭典，这更加肯定和确立了江是江上青养子的革命烈士子弟身份，张的这种极具权威性的做法极大地误导了人们对江是烈士子弟的身份信以为真而不去怀疑和追查了。后来张将军知道了江是江上青养子之事是江自己无中生有的编造之词，才明白原来这是江事先对自己精心设计好的一场骗局陷阱，目的是充分利用张将军对战友、烈士江上青怀念和敬重的心理，以自己是江上青养子的谎言，诱使不知底细的张误以为他真是老战友的养子而在口头上和文字上公开加以认可，遂使他可以借张之口之笔冒充革命烈士子弟的诱骗诡计轻易得逞，然后拿着张认同的话到处招摇撞骗，并且像演戏似地到江上青墓地祭典，极其肉麻称江上青烈士是他"最最敬爱的父亲"，他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烈士子弟"，并以此"革命本钱"作为他骗取中央领导信任而往上爬的政治资本，甚至爬到了中国政坛的最高位而竟做了第三代领导人。据笔者所知，张将军在得知江的这个精心骗局以后，对
江的欺骗愚弄极为气愤，也对自己上当受骗而不慎失言助江假冒伪装深感后悔，虽然这时他要想对自己的失误加以纠正已无能为力、为时已晚，但据说这位名震中外的老将军以后在看电视时凡是电视屏幕上出现江的镜头时他就觉得非常恶心而转台另看，或关掉电视干脆不看，并骂江是不要脸的无耻骗子、卑鄙小人。
五、呼吁调查
以上就是笔者所知道的江的"二奸二假"严重历史问题和进行政治权力诈骗的事实和传言，如果这些事实和传言基本属实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桩跨世纪的特大奸假政治诈骗案，甚至可以说这是古今中外各个国家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力超级诈骗案：一对投降异族敌国的父子汉奸、民族败类，其子竟然能够冒充诈骗打入敌对者内部高层，甚至爬到了最高权位当上了令十三亿国人顶礼膜拜的当今"圣上"长达十数年，还枪指挥党地当上了"太上皇"，并且直到现在仍还在恬不知耻地以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身份频频出场，干政扰政。更有甚者，他还在插手干预十八大的人事安排，竭力想把自己的信任者推举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成为十八大他的隔代接班人，以延续他江家帮天下的权脉。这真是天下绝无仅有的、并且也是世上最为成功的政治权力超级诈骗大案奇案，难怪大多数中国人都骂他是一只鼓眼咧咀、面目狰狞、浑身毒疙瘩、一肚子坏水的"癞哈蟆精"。
在中国历史上只一人有这样的"政治业绩"，这就是南宋的大汉奸秦桧，但若与江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秦桧投降敌国当汉奸而依靠诈骗混进南宋朝内部只爬到了宰相之位，并没有成为当朝"圣上"，而且丢失北方大片领土的罪责不在于他，他的父亲也不是汉奸，而江的这个政治诈骗业绩成就比人人痛恨唾骂的秦桧不知要"伟大"和"辉"多少倍了。因此对于江这样一个特大政治骗子、可怕内奸，其具体表现和暴露出来的"二奸二假"严重历史问题，臭不可闻、人人切
齿的"以腐治腐"严重贪腐黑问题，以及极其高超狡滑的政治诈骗术和阴险弄权术，笔者认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去尽一个公民的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尽自己所知向上级如实揭露反映，并呼吁有关部门进行严厉调查，同时还应该严肃检查中共党政干部审查系统方面在哪些运作环节的政审把关上出了问题，并且追究其所以会发生这种特大失误事件的原因和责任。
笔者已将此文通过组织系统上交给了胡锦涛总书记、中纪委、政法委以及公安、国安、国保等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笔者也希望凡是看到此文并关心此事者能够响应、支持和呼吁这个对江"二奸二假"和政治诈骗问题的调查，并通过多种渠道将此文递交给党中央、胡总书记、中央常委李长春、习近平、中纪委贺国强书记和何勇副书记、政法委周永康书记和公安部孟建柱部长、国安部耿惠昌部长以及中央和有关权威部门，以推动和促进这个调查，而只要一旦把江的奸假贪腐黑盖子揭开，必将会大有利于全国性反腐败运动的大规模开展。
笔者系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民间战略研究者，家住湖南省邵阳市。
吕加平 (2009年12月5日)
文前说明：
此文是笔者12月1日所写，并已通过公安国保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组织系统呈交于中共党中央、胡总书记、中央政法委、中纪委、公安部和国安部等领导及部门，笔者于12月5日对该文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现以12月5日的版本为准，并作为附件附于12月26日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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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站在中国最高权位上发号施令十数年并又当"太上皇"的江，在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唬人画皮里面，裹着的竟是一个"二奸二假"的黑核心。其黑核心中"二奸"的第一奸，是江本人和他的亲生父亲都是日伪汉奸，第二奸是，他还是一个效力于苏联克格勃情报间谍机关和向俄出卖奉送大片中国领土的苏俄奸细；其"二假"的第一假，他是一个冒充解放前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假党员，第二假，他又是一个冒充中共烈士江上青养子的假革命烈士子弟。关于江的这个"二奸二假"严重历史问题以及他的政治诈骗问题，据笔者所知的情况大致简介如下：
一、日伪汉奸问题
江的生父叫江世俊，排行老大，日寇侵华初期他投靠日本，成为华中地区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汉奸要员。1940年3月，于1938年12月中旬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其妻陈璧君率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批国民党高官要人，与日寇沦陷区地方性的伪华北王克敏临时政府和伪南京梁鸿志维新政府合流成立全国性的南京汪伪中央国民政府后，他又转而成为该汪伪中央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是一个货真价实、卖国求荣的日伪大汉奸；江世俊之子江1943年十七岁时在老家杨州高中毕业，这位汪伪高干子弟靠其生父的汪伪高干关系，到南京专门为日寇侵华服务、为汪伪卖国反共效力培养汉奸精英人才的汪伪中央大学就读，并加入了汉奸反共组织，据说曾受到设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汪伪特工组织总部特务头子丁默邨或李士群的接见并合影嘉奖。
1945年9月3 日日本战败投降，汪伪政府彻底覆灭，作为该卖国反共汉奸政府高官要员的江世俊和其他汪伪大汉奸一样，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辑、逮捕和惩处。而国民党9月收复南京后即于当月26日颁布《收复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里由日伪掌握的公立院校专科以上的在校伪学生进行审查，对他们是否汉奸予以甄别，一旦查出某学生参加汉奸组织或有汉奸罪行的，即以投敌卖国汉奸罪逮捕法办。同年10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把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并为一，校址定在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上海交大，并把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列为为日伪服务的汉奸伪院校，对在校的伪学生进行甄别处理。
江因是汪伪高干子弟，又就读于汪伪汉奸大学并有汉奸嫌疑，也成为国民党政府追查惩办的重点对象。他闻讯后害怕被查出自己的汉奸问题而像其父一样受到清算严办，所以极为担忧惊恐而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即就迅速离校，匆匆逃跑，隐名埋姓，东藏西躲，流浪奔波。据说后来跑到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名叫棉花坪的偏僻村庄躲避了起来，虽因盘缠用尽、难以维继，但算他命大，被当地一位听信他编造受难谎言的好心农民收留，并让他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半年。
在江因怕查出汉奸问题而出逃江西避难期间，国民党政府对这位汉奸高干子弟并自己也有汉奸问题的江曾发出通辑令追捕捉拿，而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认为在伪大学就读的大多数学生只是在学习文化知识的普通学生，而并非是与日伪有密切关系的汉奸伪学生，所以利用广大学生对国民党政府甄审伪学生的不满情绪，发动市内六所院校的学生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并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组织他们先后举行了7次上街抗议游行、8次请愿、多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南京、北平等地被列为伪学校的学生们在当地中共地下党领导和鼓动下也相继游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对汉奸伪学生的审查甄别。刚刚取得抗战胜利忙于全国性光复接收而还立足未稳的国民党政府在此强大压力下终于同意取消甄审。逃亡躲避于江西的江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知道大难已过，喜极而泣，便离开永新棉花坪。后来传说他临走时万分感谢那位收留救助他躲过劫难的农民，并在这位农民的一本旧医书上写下了如果以后他发达了一定会回来报答这家人之类的感恩之语，还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决不食言而将来必会兑现这个许诺的决心。然后回到上海已与南京中央大学合并的上海交大继续学业，他的这桩汉奸伪学生案靠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这种形式的帮助，就这样逢凶化吉地不了了之了。
几十年后，江仍不忘这段使他逃过一劫的避难往事，据说有一次他在去井冈山时途中专门在永新县停留了一天，并特意专程去了棉花坪小村悄悄地看了看，人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偏僻小山村来瞻顾，也不知道他与这个叫棉花坪的小村庄之间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特殊关系。但此时当年因躲避国民党追查他汉奸问题而落难于此的江，已是至高无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总了，谁还敢问他件使他心惊胆战的可怕往事呢，他也因害怕暴露这个历史问题而没有敢去找那位他日后发达了要给予感恩报答的救他命的善良农民，然后在深感遗憾又倍感庆幸的复杂心情中悄然离去。据说1997年时那位农民的后人发现了那本有江留下感恩报答之言的旧医书，就想办法找到也是永新人的尉建行(时任中央纪委书记)之妻的一位亲威，想通过尉去和江取得联系，图其兑现报答诺言。但那位尉妻亲戚很可能知道是因汉奸问题被国民党通辑而来此避难的内情，生怕因此漏了江的这个见不得人的汉奸底细而招来麻烦和灾祸，于是就把这位农民的后人给劝住了。
又有一则传说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校方查到了江原是抗战后期南京大学的学生，原来当朝江总"圣上"是南大校友，顿时喜出望外、倍感荣耀，即向中央组织部汇报，希望江总能前来南京参加母校百年大庆纪念活动，并能给母校提词祝贺和一些实惠的好处。不料他们的邀请请示立即遭到中组部领导的制止，勒令他们不要再提此事，更不要请江出席南大校庆。南大校方接此指示后不知其因，深感困惑，上下哑然，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原来江当年读的是被国民党定性为汉奸伪大学的汪伪南京中央大学，而不是国民党、共产党办的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更使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现在伟大的江总当时竟是一个被国民党政府通辑捉拿而要予以严惩的汉奸伪学生，这样的敌伪身份又怎能请他来出席南大百年校庆而公开出去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人所皆知呢？于是只得知趣而退、无奈作罢、不再邀请。但此时江的汉奸伪学生的严重历史问题已经流传出去而为许多人所知，南大校方在上级的指令下为了掩人耳目，堵人咀巴，不再扩散江是日伪汉奸的"恶劣"影响，虽然没有邀请江前来南大，却在百年校庆后所出的纪念文集中专门刊登了江的一篇自述文章，让他大肆吹嘘渲染自己在汪伪中央大学时是如何奔上南京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冲入烟馆赌场禁鸦片禁赌的"爱国"学生运动的。
其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时中国的日本沦陷区城市和学校里，只有中共地下党领导反日伪的抗日斗争活动，而没有别的什么爱国学生运动，在国统区才有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的爱国学生运动。因为在日寇血腥残暴的武力占领和殖民统治下，沦陷区里任何中国学校的师生要想上街抗议示威、集会游行，进行反对和打倒日伪的抗日学生运动，必会遭到日伪当局的残酷镇压而大肆逮捕关押、严刑拷打，甚至格杀勿论。但江把在南京日伪当局允许下所搞的对日伪侵华殖民统治有利的禁烟禁赌活动，恬不知耻地标榜是爱国学生运动，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爱国者"，但是他这篇自吹文章反而不打自招地供认和暴露了他为日伪服务效力的汉奸学生真面目。
二、苏俄奸细问题
据网上文章引用国外有关情报部门资料披露，江在解放后被派往苏联企业学习和工作期间，苏联克格勃情报间谍机关专门给他派了一位名叫克拉娃的苏联年轻女特工与他联络，要他向苏方提供有关中国国内、中共党内的种种消息情报。在克拉娃的领导和指示下，江遵命执行，在数年内不仅把所知道的和收集到的中国各种情报暗中交给了克拉娃，而且还和这位苏联女特工成了相好关系。而江在回国后不仅始终没有把这些情况向党组织和国家安全部门汇报交代而完全隐瞒了起来，而且与苏联克格勃仍还保持有领导和被领导的上下级组织关系，成为一个暗藏在中国内部一旦苏方有令就随时可以听令为其服务效力的苏联奸细。后来又据国外媒体曝料，江当上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后，一次对俄罗斯访问时，俄总统叶利钦专门把那位过去曾是江的情报联络人兼情人的苏联克格勃女特工克拉娃请出来与江单独见面，让他俩重叙旧事旧情，以此提醒江必须还要继续为伟大的俄罗斯效力服务(据说日本有杂志刊登了江与克拉娃私下会面的照片)。而江也果然不负叶利钦和俄国人众望，在所谓保障北方安全和与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名义下，把黑龙江和额尔古纳河对岸及乌苏里江以东本属于中国领土主权、相当于40多个台湾省面积的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北领土，以法律的条约形式拱手相让、白白奉送给了俄罗斯。如果此事属实，完全可以证明江不仅是一个卖身投靠日伪并在抗战胜利后受到国民党当局通辑的汉奸，而且还是一个打入中国党政军最高核心领导层内部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和大宗国家利益的苏俄奸细，所以才使他有"二奸"之"美誉"。
三、假党员问题
江参加中共成为党员，在参加时间上有1944年、1946年和1956年三种版本的说法，第一种1944年说是：江在1943年上南京汪伪中央大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后由该校比他高年级的同校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王嘉猷在1944年介绍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第二种1946年说出自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大会权威公报，该公报在介绍江的履历时公布说，他是1946年入的党：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结束后大会公报更具体地公布说，他是1946年4月入的党。然而中共十六大和十届人大的这个权威之说，一方面否定了江是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入党的说法，但另一方面却也暴露了他在1946年4月入党之说漏洞百出、疑点颇多、难以成立。
如前所述，江就读的南京汪伪中央大学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即被国民党教育部定性为六所汉奸伪大学之一，而江本人则是被国民党教育部根据同年9月颁布的对伪学生甄别办法所认定的甄审对象，作为汪伪汉奸高干子弟的江因害怕查出他在汪伪中央大学里的汉奸问题，即就跑到江西永新县棉花坪躲避了半年。他在躲藏期间国民党政府对他发出了通辑令，而中共上海地下党则不断组织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对汉奸伪学生的甄审，到1946年3月，国民党当局被迫收回对伪学生甄审命令，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的政策，直到这时江才敢离开江西回来。
由于此时汪伪南京中央大学已与上海交大合并后迁往上海，二十岁的江在3月或4月离开江西后就到上海交大恢复学业，可是他刚避难回到上海，就在4月于上海交大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这不能不使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他刚到上海交大时人生地不熟，怎么刚一回校就被根本不了解他的上海交大地下党组织吸收入党了呢？他的生父是国民党下令逮捕镇压的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实属汉奸要犯，他本人也有汉奸问题，并作为汉奸伪学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甄审和通辑，上海地下党市委和交大地下党组织对这样一个有汉奸高干背景并是汉奸嫌犯的可疑者，怎么可以不作任何严格调查审查和严厉考验就轻易吸收他为中共地下党员了呢？他是采取什么神通手段和依靠何种特别关系在到交大才一个月、甚至可能不到一个月，就能得到上海和交大的中共地下党高度信任并能够如此快速顺利地入党的呢？而且即使他是
1946年4月在上海交大入的党，从一些公开的资料介绍来看，他的入党介绍人只有王嘉猷一人，这根本不符合任何人要加入中共地下党必须要由二人以上介绍的严格规定，那么他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又是谁呢？另外，王嘉猷原是他在南京伪中央大学年级比他高的同校同学，抗战胜利后王是否也随三校合并而到上海交大来了呢？如果他已在南京毕业而未来上海交大，那么江的入党介绍人又怎么可能会是王嘉猷呢？
还有值得关注的疑点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于1945年8月9日，当时的学运领导人是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吴学谦、钱其琛和后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乔石等。1946年4月，也就是江从江西避难刚刚回到上海交大时，中共中央直辖的上海局成立。同年6月，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同时迁往，并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直接领导上海地下党活动，由周恩来在南京遥控指挥组织了著名的反内战"6.23"大游行，这以后上海地下党又向苏北解放区输送了大批上海进步青年参加革命。如果此时江已是上海地下党员的话，这样的反内战游行和支援苏北解放区的行动他是应该积极参加的，但现在没有任何史料和当事人可以证明江曾以地下党员身份参加了"6.23"游行和接受过中共上海地下党分配安排的任何任务，因此对于他在1946年4月入党之说大有可疑之处，这很可能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第三种说法是，江是在1956年8000名留苏人员回国后集体办理入党手续时才入的党，当时他在鞍山某企业工作，其入党介绍人是时任鞍钢公司总经理、现在是一位著名拥毛左派老干部，而这位老干部1956年介绍江入党的事，在许多公开场合向许多人说过，笔者本人就曾听他说过。
如果以上事实属实，那么江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在1956年才入党的党员，而不是解放前1946年4月入党的地下党员，因此他是一个冒充解放前入党的假党员。由此也可见，中共十六大和全国十届人大对江是在1946年4月入党的官方权威性发布是一个与事实并不相符的不正确结论，这也给广大党员和民众以为江是解放前入党的老革命的误导而使人们信以为真。
四、假革命烈士子弟与政治诈骗问题
江的父亲江世俊明明是日伪大汉奸，而江本人也是一个有汉奸问题而被国民党政府追查通辑的汉奸伪学生，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江的公开身份却是革命烈士子弟了。之所以会有这种根本性改变，是因为据江自己说他的生父江世俊在解放前就已把他过继给了他的六叔江上青成为其养子了。而1929年入党的江上青是一位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即1939年8月牺牲的中共革命烈士，因为江是江上青的养子，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共革命烈士子弟了。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江上青养子之说在八十年代初首先得到了张爱萍上将的认可。
江上青是江的养父或者江是江上青的养子之说，据说是这么来的：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江在散会时有意在会场门口守候张爱萍将军，当张出来被他拦住后他恭谦客气地问张是否认识江上青。张听后一惊，并很是诧异地打量江，然后说，他不仅认识江上青，而且江上青是他的好战友。又说江上青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后来不幸牺牲了，他一直在怀念这位好战友。接着他问江是江上青的什么人，江立刻回答说他是江上青的儿子，但又马上改口说江上青是他的养父，他是江上青的养子，他在江上青牺牲后就被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做儿子了。张听后非常高兴和激动，热情地拉着江的手连连地说：这太好了，江上青同志牺牲以后我们一直在找他的家人，想表示哀悼和慰问，但一直没有找到。没有想到你是他的养子，总算找到他的亲人了，这太好了!你要继承你父亲江上青革命烈士的遗志，好好为党工作。
在这次江、张会面时对江是江上青养子之事经江这么一说，再由张爱萍将军热情有余却未经调查了解地听信江的这一面之词以后就加以认可肯定，于是江是江上青养子和江是革命家庭出身的革命烈士子弟之说也就不胫而走了。
张爱萍是怎么认识江上青并会对他如此赞扬的呢？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江上青在由王明建立并由项英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8年8月调到中共安徽省委工委民众动员委员会第八团在大别山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当年秋天因皖东北地区被日寇占领，他被派遣到皖东北泗县。11月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传部长的张劲夫以动委会名义派他率赵敏、周邨、吕振球、王毓贞等组织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与国民党皖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取得了联系。因盛也有与中共合作抗日之意，所以允许该以江上青为支部书记的中共特别支部来皖东北，并委任江上青为自己的专员秘书兼第五战区保安副司令和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之职，以便使他以此合法身份公开与盛部进行合作抗日的统战工作。1939年3月中共皖东北特委成立，江上青为特委委员，当年5月至7月的春夏之际，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部进
入皖东北开辟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各部也先后向苏皖鄂豫敌后实行了战略展开，其中彭雪枫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而江上青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促成八路军、新四军到皖东北地区与国民党盛子瑾部合作抗日的局面。为了尽快促进中共与盛部合作抗日，时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八路军高级参谋兼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主任的张爱萍将军赴皖东北与盛会谈，而江上青在协助张爱萍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工作对促成这次张、盛会谈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园满成功。
但不幸的是，这次张、盛会谈园满结束三天后于8月29日与盛子瑾等率部返回盛部专署司令部的途中，在安徽省泗县小湾西口遭到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日伪顽地主反动武装的夜间伏击而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张闻讯后非常悲痛，而由于江上青在这次张、盛会谈中的出色表现和重要作用，给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张在他牺牲后始终记得他，怀念他，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经江这么一提，张也就回忆起了这桩历史往事并称赞江上青，同时也在高兴激动的情绪中，怀着对战友和烈士江上青的怀念之情和对他家人的关怀之意，无意间脱口认同了江自己说的他已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说法。于是江就拿着张将军这个亲口的公开认同当作金口圣言，到处宣称江上青是他的父亲，他是革命烈士家庭出身。1982年江上青的墓址从埋葬地安徽省东北部的泗县管镇崔集迁到了毗邻江苏省西北部的泗洪县烈士
陵园，1985年张爱萍将军亲自为江上青烈士题写墓碑，江立即于当年四月与其妻王治坪率领江上青的两个女儿泽慧、泽玲夫妇和江氏家族的一些亲属第一次到泗洪县烈士陵园祭奠瞻仰，这样一来，江也就从一个汉奸高干子弟并且自己也是汉奸的敌伪身份，冠冕堂皇、名正言顺地摇身一变，正式成了地位崇高、金光灿灿的革命烈士子弟了。
那么江是否像他自己说的他是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呢？如果真的如他所说的江上青是他的养父，他又是怎样过继和在什么时候过继过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江上青的亲生女儿、也就是江的堂妹江泽慧撰写并发表在今年 9月22日人民日报要闻版上的《纪念江上青烈士牺牲七十周年》一文中有这样的具体叙述描写：
"父亲的牺牲使党和皖东北地区失去了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对我们大家庭来说，全家上下，悲痛万分，在祖父去世后，我们的祖母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父亲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母亲王者兰悲痛欲绝。此情此景，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为子，按传统习俗戴孝祭奠，大伯母吴月卿陪伴母亲王者兰由管镇邮差欧阳甫带路到安葬地崔集扫墓。"
江泽慧这段叙述描写的文字（以下简称慧文-笔者）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江是在江上青牺牲以后不久过继给江上青的。也就是如她文中所说的，江上青牺牲以后，江的生父母，也就是江泽慧的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念与其弟的手足情深，所以决定将自己的亲子江过继给已经去世的亡弟江上青，而且还按照传统的过继习俗要江为已故小叔披麻戴孝上坟扫墓，以这种祭奠仪式表明他从此以后正式过继给了江上青而成为其养子了。
这篇慧文是对于江被其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在报刊上、尤其在极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人民日报上第一次有文字记录的权威性公开发布，但如果细读此文，却可以发现事实却并不是如此。
在中国子嗣继承传宗接代的传统世俗里，要把自家之子过继给本家族或同宗族内的亲戚人家做养子，不是愿过继者一句话说一下就可以作算的，而是要召集本家族和同宗族的人，尤其比自己辈份高的长辈族长要到场，主持举行公开隆重的过继拜礼和过继与被过继双方长辈立据签字仪式，并且还要大摆宴席庆贺，方能得到本家族和同宗族的认可，同时还要到当地官方有关部门进行变更亲属关系的公证和登记造册方能正式生效。就像新人结婚男女双方必须要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然后还要举行婚庆典礼，并大办酒席宴请本家族宗族亲朋友好以示证婚，方能成为合法夫妻组成正式家庭一样。
那么江世俊在将其子江过继给亡弟江上青时有没有请来本家兄弟姊妹和本宗族长辈族长、同辈与晚辈族人到江家祠堂举行这种正式签字立据的过继仪式呢？在举办这个过继仪式之前或事后有没有到当时杨州市有关官方部门去办理变更江的亲属关系的过继公证和登记造册手续呢？显然没有，因为如果真的举办过这种按照嗣承传统习俗的正宗过继礼仪和办理过继的官方登记注册手续的话，这篇慧文是绝对不会不提的，而是必定是要大书特书地描写渲染一番的，因为这是江的正式过继而名正言顺、合理合法地成为江上青养子的大事，同时也是江是江上青养子最具权威性和说服力的佐证。何况江家是当时杨州城里有钱有势的望族大户，江世俊本人就是日本人麾下南京梁鸿志维新政府的显赫高官，因此这个过继礼仪一定是会办得非常排场风光的，其到杨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办理过继登记手续也非常方便容易。可是江世俊
却并没有为江的过继去办这种符合传统嗣承世俗的隆重仪式，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有些奇怪和不解了。
既然江世俊没有举办这种正式过继的礼仪程序手续，那么他又是怎么把其子江过继给亡弟江上青的呢？慧文中说是按照传统习俗由江戴孝到江上青坟上扫墓祭典，就算是把江正式过继给其小叔做养子了。慧文的这种说法显然缺乏过继规矩的起码常识，因为在进行过继礼仪时被过继者的男性长辈或本宗族族长必须在场主持仪式，也必须当着本家族宗族履行包括立据签字在内的过继手续并得其认同，而且还应该在事先或事后办理官方继承关系变更登记。但是这次把江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而去戴孝扫墓祭奠，只有他生母吴月卿和婶母王者兰陪同去了，而决定和主持这次过继的他的生父江世俊却没有去，其他一切过继的规矩、礼仪和手续更是一项都没有。而本家亲戚，尤其是兄弟子侄直系之亲，在随同本家族死者家属上坟扫墓祭典时也要披白戴孝，这是殡丧礼仪的正常规矩，所以这次在生父不出面的情况下江戴孝为叔叔江上青祭奠扫墓，只能看成是他和生母作为江上青的本家亲戚随江上青的遗属王者兰等一同去给江上青上坟扫墓而已，而并不是在办理江过继的礼仪和手续，因此这不能算是过继，也根本不是过继。因为哪有随同死者遗孀遣孤上坟扫个墓，而且又没有其生父和族长同去举行过继仪式，就算是把亲子过继给亡弟了，这真是欺人不懂过继规矩常识的天大荒唐和笑话，因此慧文中"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为子"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其次，这次江由生母和婶母一起到安徽泗县去给已故小叔扫墓，是由管镇的一个名叫欧阳甫的邮差带路才找到在崔集的江上青墓地的，可见这时江上青已埋葬他乡多年，连其妻王者兰都找不到他的坟地了，而是要请人带路才找到。也就是说江等的这次由人带路去江上青安葬地扫墓，肯定是在江上青牺牲埋葬多年以后才去的，这表明即使江被过继给了江上青，也是他牺牲多年以后才办理的，而不是在他牺牲以后不久过继的。
再者，江上青仅比江大十五岁，江上青遗孀王者兰如果比其夫小的话，她只比江大十来岁，年龄相差不大的他们之间甚至可以以姐弟相称，因此江如果要过继到这位已故小叔家当养子，他可以当他姐姐的年轻寡妇养母不仅要抚养两个幼小的孤女，而且还要负担已经十三岁并已是中学生的江的全部生活和学业费用，已经悲痛欲绝、不堪重负的寡妇王者兰此时有这样的家境条件和经济能力供养得起江吗？如果没有，这种更会加重王者兰全家困难的过继对江上青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因此，透过慧文可以看到的真实情况和问题是：
1、即使江被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也不是在江上青牺牲不久后过继的，而是在江上青牺牲多年后过继的，慧文在这个过继时间上却是用一种似有似无、似近非远的模糊描述，使人误以为江是在江上青死后不久被他亲生父母过继过去的，这显然是为了与江向张爱萍所说的他在江上青牺牲后就被过继给江上青做儿子的说法保持统一口径；
2、江的祖父中医江石溪早在1933年就已去世了，因此他与江的所谓"过继"没有任何关系，但慧文中特意提到江的祖父去世和祖母悲痛的情景，想以此来突出和渲染江的父母念与其弟手足之情而要把江过继给上青为子的必要性，这显然是在做悲情过继秀；
3、此时王者兰一家根本负担不起江的生活和学业的费用，因此江世俊没有必要再把江过继给已很困难的寡妇弟媳王者兰而加重她家的负担；
4、过继的目的是为了使本家族或同宗族无子嗣兄弟获有养子代亲子去传宗接代，使该被过继之家的血脉香火和家业家产得到继承延续。但江世俊将其亲子江过继给江上青的理由，却是因为看到母亲过于悲伤、亡弟遗孀悲痛欲绝、幼小遗孤非常可怜，于是看在自己与亡弟"手足情深"的份上而动了侧隐之心的感情原因，也就是江世俊是因为与江上青感情深厚才把亲子江过继给他的。应该说兄弟之间感情深厚可以是多子者向无子者过继其子的一个原因，但一般来说这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它不符合传宗接代、继承家产家业的主要目的，因此兄弟情谊的"感情原因"不能成为过继的主要理由而使这个过继之说不能成立。
5、江世俊是老大，原名江世候的江上青是老六，按照中国历来厚长薄幼的传统嗣承世俗，长子之子是不能过继给其弟的，尤其长子之长子即长孙，更是不能过继给他人的。慧文中说江是她大伯父江世俊的次子，但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江是江世俊的长子而不是次子，即是江的祖父江石溪的长孙。那么江究竟是江世俊的次子呢还是长子呢？如果真是次子，那么那位长子也就是他的亲哥哥又是谁呢？慧文中提到，1985年江率领江氏家族到泗洪县烈士陵园为江上青扫墓时，所去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江蛰君的，慧文称他为大哥，而将江称为三哥，同去的人中还有一位叫江泽宽的四哥，可见江石溪孙子辈兄弟之间的前后排序实行的是全家族的大排行，而不是以各家为单元的亲兄弟小排行。这也就意味着排行老三的江前面有排行老大的江蛰君和排行老二的江某某，这两人中的一位是江的亲兄长，另一位是江世俊的二弟或弟之子，即是江的堂兄。根据长子如父的中国家族权力分配排位的传统规矩，江世俊要把江过继给江上青而要江去为其戴孝扫墓祭典时，即使自己因种种原因不能同去，也应该委托自己的长子即江蛰君和江某某中的一位随同前去，代替他作父亲的长辈身份主持这个次子的过继仪式，这也算是履行了一部分过继程序手续。然而这位江的亲兄长却并没有一起去，这是为什么呢？是否因为大排行的老大江蛰君和老二江某某都不是江的亲兄长，所以才不同去呢？如果真是这样，这又
可以证明江就是江世俊的长子，而长子是不能过继他人做养子的。
另外，根据中国家庭重长轻幼的传统习俗，江世俊对长子的教育培养扶植的重视程度和所会给予的各方面条件，肯定要大大优于次子江，既然次子江可以被送去上中学、大学深造，那么对于江蛰君或汪某某这个长子就更会着重培养，因此这位江的亲长兄一定会比他先上中学、大学受高等教育和先大学毕业，毕业后其父也一定会给他以最好的安排和指导，或专搞学问专业，或走政治仕途之路，或在经济等其他方面给他提供和创造发展条件，因而此长子必定会学业有成，或仕途有为，或实业有获而非等闲之辈，甚至可能比大排行老三的次子江更有成就和名气。但奇怪的是，对于这位江石溪的长孙、江世俊的长子和江的亲兄长，却从来没有有关他的消息和踪影，即使江成为江总后也从未见过有关他的报道，只是这次从这篇慧文中才知道江有位叫江蛰君的亲大哥的。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江是江世俊的次子，那么为什么不把大排行老大或老二但是江世俊长子的江蛰君或江某某搬出来以确实证明江的次子身份呢？这位大排行老大的江蛰君是不是江世俊的长子和江的亲大哥？如果是的话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不是也和其生父江世俊一样在大学毕业后走了投靠日伪的汉奸仕途之路呢？或是干了别的什么事情？解放后和江掌权后他在干什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如果江蛰君不是江世俊的长子，那么那位大排行老二的江某某是不是呢？如果也不是的话，那么江就是江世俊的长子了，而长子是不能作为过继品的。
所以说不论是江上青牺牲后不久，或是牺牲多年后，江世俊都不会把其子、尤其可能是长子的江过继给亡弟的，而实际上江世俊也是根本不可能给江上青送子过继的，这其中更重要的是与慧文所说的所谓"手足情深"的"情感原因"恰恰相反的敌对性"情感原因"：
江上青是坚决抗日除奸的中共高级干部，其兄江世俊是卖国反共的日伪高级官员，虽然两人都搞宣传工作，却是分属两个民族敌对阵营而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敌人关系。而1939年正是皖苏豫华中地区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助日侵华反共的猖狂之时，日伪在该地区进行了五次大"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敌伪作战达200多次，而"扫荡"清剿皖东北中共抗日根据地并竭力破坏中共与皖东北国民党军盛子瑾部的合作抗日，则是日军和南京梁伪政府的重点任务之一。日本方面和南京梁伪政府以及杨州地方日伪政府肯定知道江世俊是江上青之兄，而江上青又是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传部要员和联络促进皖东北国民党盛子瑾部与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合作抗日的重要人物，因此必定会对江上青恨之入骨，重点关注，百般侦探其一举一动，同时也会要求其兄江世俊或利用家族和兄弟关系，或配合日伪军和特高课及国民党投降派、顽固派派人打入盛部行署进行卧底，密切注意和打探其弟的行踪动向，为日后将其剪除创造条件和机会。
江世俊一方面为了消除因有共党之弟而使日伪对他有通共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日伪主子表示自己的效忠之心，并为不久以后在将要与南北两个伪政府合流成立的汪精卫全国性伪中央政府中谋取高位增添政治资本，所以不仅要与共党的六弟坚决划清界线，以博得日伪上司的青睐和信任，而且更要对上级清剿皖东北国共合作抗日活动出谋划策，打探和提供其弟的消息，为敌伪对其进行暗害所用，以此立功获取日伪主子的赏识和重用。后来江上青在促成张、盛合作抗日的会谈成功后，在回专署途中被获悉他行踪情报的日伪顽反动地主武装事先埋伏袭击所杀害，而仅半年之后的1940年3月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时，江世俊果然因对日伪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
那么江世俊究竟为日伪立了什么卖国反共大功而能得此高升的呢？他在日伪政府中负责的也是宣传工作，因此侦探对付在国共合作抗日中搞宣传和联络的江上青活动行踪，也是他反共职责范围内的重点任务，他是否在杀害江上青这件阴谋活动中与日伪顽有什么提供这方面情报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呢？虽然这其中的内幕真相还不清楚，但不能排除江上青的死与他坚决投敌反共、破坏国共联合抗日、甚至提供江上青的消息行踪情报有关的嫌疑，否则他不会在半年后成立的汪伪汉奸新政府中能谋得如此要职。
即使退一步说他与其弟的死关系不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作为死心塌地效劳于日伪的大汉奸，他不仅不会对其弟的遇害而如慧文所说的有念兄弟"手足情深"的悲痛伤心，反倒是对其弟的死会表示出终于除掉了会使日伪主子对他产生通共怀疑的最大心头大患而庆幸甚至高兴。而在江上青遇害牺牲之时，或者在日伪还未失败投降以前的任何时候，他如果要把其子江过继给被日伪顽打死的共党之弟江上青做养子而去举办过继仪式和手续，这等于是在告诉日伪自己不仅同情共党之弟，而且还可能与中共有什么沟通关系；也等于是在主动把反日伪通共党的"红帽子"公开地往自己头上戴，由此而招引来日伪上司和军警特高课对自己的怀疑和肃正，因此他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否则他是不能在汪伪政府中博得日伪主子的信任而谋到如此要职高位的。
既然江世俊如此害怕与共党之弟有牵连，那么他又为什么还要其子江去给江上青戴孝扫墓呢？这不也是在自戴"红帽子"而会使日伪当局怀疑吗？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释，因为这次江家到安徽省的泗县管镇崔集去为江上青扫墓祭奠之行，不是发生在日伪猖狂侵华的抗日战争时期，而是应该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以后，这是因为：
江上青在皖东北泗县小湾西口牺牲后，国民党盛子瑾部和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把他安葬在泗县的管镇崔集，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江苏北部中共抗日根据地泗洪县宋庄（现孙元乡）等地的抗日军民还举行了追悼大会。可是由于江上青的遗属和他的本家族人都生活在日寇沦陷区的杨州市而被日伪封锁，与皖东北盛部国统区隔绝不通，所以得知江上青殉国的消息比较晚。而江家长兄江世俊是日本人梁伪政府的汉奸要员，这一方面因无法越过日伪封锁线从沦陷区到皖东北国统区的泗县，因此不能前去参加葬礼和扫墓；另一方面坚决要与共党亡弟划清界线并有害弟嫌疑的江世俊不仅自己绝对不会去，而且也决不允许江家人去，否则会暴露江上青家属的共产党、新四军烈属身份而使江氏家族会被日伪迫害，同时江世俊也会受到日伪上司的通共怀疑而有害于他的日伪汉奸仕途前程。因此江上青家属和江氏家族的人不论当时还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就是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沦陷时期，都始终不能、也绝对不敢去泗县替江上青上坟扫墓的，直到日本投降、汪伪覆灭以后才有这种可能，所以也就根本不会发生江世俊在江上青死后直到日本投降的六年沦陷时间里会把其子江过继给亡弟江上青和其遗孀弟媳王者兰做养子的事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州地区成了国统区，江上青的家人和江氏家族的人也就可以到皖东北的泗县去为江上青上坟扫墓了。但这时江世俊已被国民党政府作为汪伪大汉奸查抄、抓捕和关押，他的几个弟弟等江家直系亲族也被国民党当局以敌伪家属而审查管制，江也因自己是伪学生的汉奸问题遭国民党教育部通辑追查正逃亡江西躲避，加上江上青是中共党员烈士，所以这时江上青遗属和江氏家族的人仍然不能和不敢到泗县为江上青扫墓。1946年3、4月间江从江西避难回来，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皖东北解放区被国民党军占领，国民党当局对汉奸江世俊和其伪属江家族人的惩治和管制可能也已有所放松，这个时候江上青的遗属王者兰一家才有可能去也是国统区的泗县为其亡夫扫墓。但因江世俊是汉奸身份，甚至可能仍关在国民党的监狱之中，所以不能同去，其他族人也因怕被牵连而不敢同去，只有江世俊之妻吴月卿和已经回上海交大恢复学业并已是二十岁成年人的其子江可以陪同前往。可是江苏杨州离皖东北的泗县路途较远，又不知道江上青的墓地在何处，同时又怕国民党发现他们是在为共党死者扫墓而会给扣上通共"红帽子"带来麻烦，所以只能悄悄出发，绕路而行，长途跋涉到了泗县的管镇后设法找到了一位知道江上青墓地的邮差欧阳甫，他带路，于是王者兰带着泽慧、泽玲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和兄嫂吴月卿和其子江等一起，根据上坟的世俗传统礼仪和规矩，都披白戴孝地到位于崔集的江上青墓地为其扫墓祭典。
以上就是这次王者兰家和江世俊的妻与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泗县管镇崔集为江上青扫墓的来龙去脉和全过程，时间应在1946年4月以后的当年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发生前的这两年半时间里。因为淮海战役的发生使整个苏北和皖北地区成为国共决战主战场而无法前行，该战役于1949年1月6日结束后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地区全部成为解放区，杨州也被解放，如果江上青遗属和江氏家族的人这时前去泗县为中共抗日烈士、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的江上青扫墓祭典，不仅不会有沿途奔波寻找的种种麻烦与不便，而且必定会受到当地中共政府和军队领导的热情欢迎接待和举行纪念仪式陪同扫墓。可是慧文根本没有提到此事，可见这次到泗县为江上青扫墓并不是发生在淮海战役结束以后至全国解放这段时间，而是必定发生在1946年6月内战爆发至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以前的两年半时间里的某一年，最有可能发生在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而使整个苏北、皖北成为国统区的1946年下半年至 1947年上半年。而由于这时的江已是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如果他也去了的话，他一起同去主要是在一路上照顾其母其婶和两个小堂妹旅途上的行路食宿和安全，以及为扫墓进行寻找联系和在当地购买置办上坟祭典用品。而由于他们这是在为中共党员烈士亲属扫墓，很怕国民党当局发现和怀疑，所以不敢张扬操办，而是非常低调地扫完墓后即就返回杨州。由此可见，这次江
家泗县之行也就是一次为死者的扫墓祭典，而根本不是将江过继给江上青的什么传统习俗礼仪，背有汉奸恶名并可能仍在国民党监狱里关押之中的江世俊也根本不可能通过江氏家族这第一次为江上青上坟扫墓而会把江过继给江上青的，而这也就是他作为江的生父为什么不一同前去扫墓的真正原因，因此慧文中关于"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烈士为子"的过继之说被进一步证明是不能成立的。
据笔者所知，在2003年时关于江是否真的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问题已经有不少人产生了怀疑，有人还专门去问过时任中国林业科研院党委书记的江泽慧，她回答说她没有听说过有这件事，江没有过继给她父亲江上青做养子，她的几个叔伯家也不知道江在解放前被大伯父江世俊过继给六叔江上青的事，过继之事这是江自己说的。
由此可见，在历史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江世俊把江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这件事，这纯粹是江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来的骗人假话，所以江的这个所谓革命烈士子弟的名份也完全是假冒的。
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篇慧文显然不是江泽慧写的，而是出于江的精心设计之笔，文中故意模糊过继的时间概念，混淆过继的礼仪规矩，特意抽掉江家兄弟一个汉奸卖国反共与一个中共爱国抗日伪之间尖锐敌我矛盾的背景内容，也故意掩盖江世俊的汉奸身份和被国民党惩处的情况，而大肆渲染所谓江家悲伤之情和俊、青兄弟"手足情深"的悲情，给人以江是江上青牺牲后不久或解放以前其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的假象，以这种公然的撒谎来骗取人们相信江是江上青养子的烈士子弟身份，继续掩盖自己是汉奸、假烈士子弟的真实面目，继续捞取政治资本，去骗取广大干群和拥毛左派的的信任。
然而，江上青的亲生女儿江泽慧才是真正的革命烈士子弟，有汉奸家庭背景并自己也是汉奸嫌疑的堂兄江则完全是假的，烈士遗孀王者兰解放后每年到苏北淮阴新四军办事处领取抚恤金，与这个根本没有过给江上青家做养子而且也根本不是江上青家人的江没有任何关系，而这个以骗术挤进江上青革命家庭并披着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光辉外衣的江，总有一天会被揭发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还原于自己"二奸二假"黑核心和政治诈骗手段的本来面目的。因此根正苗红的江泽慧没有必要去跟这样一个臭名远扬、劣迹斑斑、奸假贪腐黑五毒俱全而被国人痛恨唾骂的坏人套近乎、拉关系，更不会用伪造历史的骗人谎言去帮助他借自己父亲江上青的英灵为他裹上"革命烈士子弟"的画皮，而沾污了自己的烈士父亲江上青的一世英名和有损自己革命烈士子弟的响亮名声。
假的就是假的，骗局应该戳穿，画皮必须撕开，伪装应当剥去。江假借堂妹之名伪造历史、窃取先烈江上青的英名而给自己脸上贴金，为汉奸和假烈士子弟身份开脱，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勿曾偷"的拙劣表演，反而使自己暴露了"原来江三是个贼"的马脚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江从敌伪汉奸成份摇身一变为革命烈士子弟的整个过程中，如果张爱萍将军对江是江上青之子的公开认同之事属实的话，那么张为江的这个混进江上青革命烈士家庭的伪装和假冒是起到了很重要的、甚至关键性作用的。因为这是出自德高望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杰出贡献并且是国防部长的张将军之口，而且后来张又受江之盛请在1985亲自为江上青烈士题词墓碑，江也趁热打铁而不失时机地马上前去泗洪为江上青扫墓祭典，这更加肯定和确立了江是江上青养子的革命烈士子弟身份，张的这种极具权威性的做法极大地误导了人们对江是烈士子弟的身份信以为真而不去怀疑和追查了。后来张将军知道了江是江上青养子之事是江自己无中生有的编造之词，才明白原来这是江事先对自己精心设计好的一场骗局陷阱，目的是充分利用张将军对战友、烈士江上青怀念和敬重的心理，以自己是江上青养子的谎言，诱使不知底细的张误以为他真是老战友的养子而在口头上和文字上公开加以认可，遂使他可以借张之口之笔冒充革命烈士子弟的诱骗诡计轻易得逞，然后拿着张认同的话到处招摇撞骗，并且像演戏似地到江上青墓地祭典，极其肉麻称江上青烈士是他"最最敬爱的父亲"，他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烈士子弟"，并以此"革命本钱"作为他骗取中央领导信任而往上爬的政治资本，甚至爬到了中国政坛的最高位而竟做了第三代领导人。据笔者所知，张将军在得知江的这个精心骗局以后，对
江的欺骗愚弄极为气愤，也对自己上当受骗而不慎失言助江假冒伪装深感后悔，虽然这时他要想对自己的失误加以纠正已无能为力、为时已晚，但据说这位名震中外的老将军以后在看电视时凡是电视屏幕上出现江的镜头时他就觉得非常恶心而转台另看，或关掉电视干脆不看，并骂江是不要脸的无耻骗子、卑鄙小人。
五、呼吁调查
以上就是笔者所知道的江的"二奸二假"严重历史问题和进行政治权力诈骗的事实和传言，如果这些事实和传言基本属实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桩跨世纪的特大奸假政治诈骗案，甚至可以说这是古今中外各个国家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力超级诈骗案：一对投降异族敌国的父子汉奸、民族败类，其子竟然能够冒充诈骗打入敌对者内部高层，甚至爬到了最高权位当上了令十三亿国人顶礼膜拜的当今"圣上"长达十数年，还枪指挥党地当上了"太上皇"，并且直到现在仍还在恬不知耻地以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身份频频出场，干政扰政。更有甚者，他还在插手干预十八大的人事安排，竭力想把自己的信任者推举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成为十八大他的隔代接班人，以延续他江家帮天下的权脉。这真是天下绝无仅有的、并且也是世上最为成功的政治权力超级诈骗大案奇案，难怪大多数中国人都骂他是一只鼓眼咧咀、面目狰狞、浑身毒疙瘩、一肚子坏水的"癞哈蟆精"。
在中国历史上只一人有这样的"政治业绩"，这就是南宋的大汉奸秦桧，但若与江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秦桧投降敌国当汉奸而依靠诈骗混进南宋朝内部只爬到了宰相之位，并没有成为当朝"圣上"，而且丢失北方大片领土的罪责不在于他，他的父亲也不是汉奸，而江的这个政治诈骗业绩成就比人人痛恨唾骂的秦桧不知要"伟大"和"辉"多少倍了。因此对于江这样一个特大政治骗子、可怕内奸，其具体表现和暴露出来的"二奸二假"严重历史问题，臭不可闻、人人切
齿的"以腐治腐"严重贪腐黑问题，以及极其高超狡滑的政治诈骗术和阴险弄权术，笔者认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去尽一个公民的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尽自己所知向上级如实揭露反映，并呼吁有关部门进行严厉调查，同时还应该严肃检查中共党政干部审查系统方面在哪些运作环节的政审把关上出了问题，并且追究其所以会发生这种特大失误事件的原因和责任。
笔者已将此文通过组织系统上交给了胡锦涛总书记、中纪委、政法委以及公安、国安、国保等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笔者也希望凡是看到此文并关心此事者能够响应、支持和呼吁这个对江"二奸二假"和政治诈骗问题的调查，并通过多种渠道将此文递交给党中央、胡总书记、中央常委李长春、习近平、中纪委贺国强书记和何勇副书记、政法委周永康书记和公安部孟建柱部长、国安部耿惠昌部长以及中央和有关权威部门，以推动和促进这个调查，而只要一旦把江的奸假贪腐黑盖子揭开，必将会大有利于全国性反腐败运动的大规模开展。
笔者系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民间战略研究者，家住湖南省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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