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日星期六

【解體黨文化】之二:系統的思想改造(下)


上篇: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目錄:
1) 灌輸進化論的真實目的──推行無神論和鬥爭哲學 4、灌輸進化論與現代科學
2) 進化論是未經證實的假說
(1) 脆弱的邏輯基礎
(2) 概率計算否定了進化論的核心──基因突變機制
(3) 進化論的尷尬──關於進化時間表的種種疑問
3) 灌輸進化論的後果
4) 灌輸現代科學的真實目的──壓制信仰
5) 中共不講「科學」,馬克思主義反自然
6) 科學家信神並不妨礙其作出科研成就
7) 實證科學並不是探索宇宙規律的唯一方式
8) 實證科學的局限
4、灌輸進化論與現代科學
1) 灌輸進化論的真實目的──推行無神論和鬥爭哲學
一九六八年的一個夏天,一位名叫威廉‧米斯特的美國業餘化石專家在位於猶他州附近,也是以三葉蟲化石聞名的羚羊泉敲開了一片化石,赫然發現一個完整的鞋印就踩在一隻三葉蟲上。三葉蟲是一種生長於六億年前至二億多年前的生物,換句話說,在這久遠的歷史時期之前,是不是有著和我們一樣的人類文明存在? 
(大紀元插圖)

(大紀元插圖)
一八四四年,以發現反射偏光「布魯斯特法則」聞名的布魯斯特爵士在英國科學發展協會發表了一篇報告(Report of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Vol. 14.),引起了很大的轟動。報告中提到,在英國北部靠近Inchyra的Kindgoodie採石場挖掘出的一塊沙石巖中,居然有一枚釘子的一半埋在裡面。這枚釘子雖已被腐蝕了,但仍然能辨別出來。1985年,這塊沙石巖經測定後發現至少有四千萬年歷史。那麼是誰在古老岩層裡留下的釘子呢?
在2001年進行的一次關於人類起源和發展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中,1000名美國人被要求選擇與自己看法最接近的觀點。調查顯示,45%的人選擇了「上帝在過去1萬年左右創造了今天的人類」,37%的人選擇了「人類從比較原始的形態經過上百萬年的演化而來,而上帝主導著這一過程」,12%選擇了「人類從比較原始的形態經過上百萬年的演化而來,並且上帝與這一過程無關」,剩下6%的人表示沒有觀點或無任何傾向。在另一項由美國裴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05年7月進行的調查表明,63%的美國人願意接受學校在教授進化論的同時,也教授宗教的創世論,38%的人乾脆主張學校只教授創世論,不教進化論。
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讀者都會對上述調查結果感到非常驚訝。其實在信仰自由的西方國家,不接受進化論的大有人在,而與中共黨文化的思維定勢相反,這並沒有導致這些國家落後、愚昧。事實上這些國家的文明發展恰恰與其開放寬容的自由思想氛圍密切相關。進化論來自於西方,但當今相信進化論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國、前蘇聯和原來的東歐前共產國家。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國家權力被用來禁止對神的信仰和灌輸無神論。中共自從1949年以後就一直在持續地壓制和迫害各種宗教信仰的同時,強制性地灌輸「進化論」,以至於許多國人不僅自己把「進化論」奉為金科玉律,而且當然地認為普世皆然。
中共向民眾灌輸進化論,一方面是出於維護自己的極權統治的目的,因為這樣就可以為強行灌輸無神論舖平道路,以便於把自己打扮成至高無上的人間救主;另一方面是因為進化論可以為其「階級鬥爭」的理論提供支持。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清楚的說明進化論與信仰的關係:「現在我們以進化的概念來看宇宙,再也沒有空間容納一位創造者或統治者了。」(《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馬克思又說,「達爾文的著作非常重要,它從自然科學的角度支持了人類歷史上的階級鬥爭,完全符合我的觀點。」恩格斯也說,「(進化論是)十九世紀三大科學發現之一…...優越的無產階級將贏得這場生存鬥爭。」
人類自有了理性思考以後,就一直在追尋「我是誰,我從哪裏來」這樣一個永恆的根本問題。在消滅各種宗教信仰之後,進化論就成了中共唯一能夠用來解釋生命起源的學說。在網上做一個搜索,往往會發現許多中學教師對於生物教材中「生命起源和生物進化」一章這樣分析:「對於學生形成生物進化的觀點,樹立辯證唯物主義自然觀有重要意義。」因而中共在剷除中國敬畏天命的傳統文化的同時,把進化論作為解釋生命起源的「唯一真理」,以「科學」的名義在中國強行灌輸。今天的許多中國人在談到信仰的時候,都會不假思索的聲稱,「我是信仰無神論的,我是相信進化論的。」拋開無神論、進化論本身的是非對錯之爭不談,事實上對於絕大部分中國人來說,對於無神論的「信仰」,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信仰。信仰是自由心靈的選擇,是相對於「不信仰」而言的,但在中共的強權之下,誰不信仰「無神論」,誰不信進化論就面臨著「封建迷信」、「愚昧」、「誤國誤民」、「反科學」等等可怕的政治帽子,就面臨著被劃離「廣大人民群眾」而成為「一小撮」另類的「改造對像」。在這種環境下,根本談不上自由抉擇的權利,還有什麼信仰可言呢?
2) 進化論是未經證實的假說
一八五九年,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根據一些零散的事例,唐突的提出了生物進化的假說,認為今天複雜的生物界是從簡單的原始生物一步步進化而來。然而隨著科學深入廣泛的發展,大量的事實發現對進化論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1) 脆弱的邏輯基礎
許多人都很熟悉「返祖現象」。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網站的「初中生物教學資源」中這樣寫道,「在人類,偶然會看到有短尾的孩子、長毛的人、多乳頭的女子等等,這些現象表明,人類的祖先可能是有尾的、長毛的、多乳頭的動物。所以返祖現象也是生物進化的一種證據。」要按這種邏輯,嬰兒無腦的畸形更多,那人的祖先就沒有大腦了?先天肢體殘缺的、多長手指、腳趾的也常見,那麼人的肢體就是從各種畸形進化來的?跳出進化論的思想框框一想,就會發現所謂的「返祖現象」只是畸形或缺陷而已,是基因病變的反映,和人類祖先聯繫在一起是沒有道理的。
科學上,如果一個理論的證明違背邏輯,這個理論就不能成立,但是人們對進化論的邏輯錯誤卻不予深究,也是因為深究起來,就沒有證據可言了。許多人聽到這話感到很驚訝。其實,問題的揭示會使人更驚訝。
比較解剖學證據是進化論的三大主要證據之一。按照比較解剖學,哺乳類中老鼠的爪子、蝙蝠的翅膀、海豚的鰭足和人的手,均有相似的骨骼結構,因此達爾文推斷它們從同一遠祖遺傳而來,只是進化過程中因為功用不同而分化出不同的外形。很顯然,用比較解剖學證據來論證進化論,存在邏輯上的漏洞,因為從同一祖先的假設,邏輯上可以推斷出四肢骨骼結構相似的結論,但反過來卻不一定。正如冰箱製冷可以使水結冰,不等於水結冰一定是由於冰箱製冷。
古生物化石也是進化論的三大主要證據之一。然而進化論支持者以古生物化石論證其進化的過程,卻又需要依賴於進化的模式。比如中國著名猿人「元謀人」的確定,是從僅有的3顆人類牙齒推斷來的;藍田猿人的確定,僅憑一個下頜骨;丁村人,三顆牙齒,一小塊頭蓋骨;馬壩人,一個不完整的頭蓋骨……把它們確定成什麼,要完全套用進化模式。這裡邊暴露了一個邏輯問題:從進化論來的東西,再去證明進化論,顯然是循環論證。所謂西方古猿(尼布拉斯加人)的發現,就充分暴露出這種論證邏輯的缺陷。一九二二年,生物學家奧斯本宣布發現了一顆牙齒,這顆牙齒同時具備猩猩、猿人及類人猿特徵。他給這顆牙齒的主人取了一個名字——尼布拉斯加人。接著,相信進化論的人士畫出了這個猿人的想像圖,僅僅憑著一顆牙齒。但一九二七年,經過更深入的研究後發現,這顆牙齒的主人是一種絕種了的美洲野豬!
那麼進化論是歸納法嗎?不是,太多事實歸納不進去。
有人曾說進化論是歸納法,這種邏輯思路稍微難一些,其實也好理解。歸納法就是提出一個命題,如果能把涵蓋的所有問題都歸納進去,那這個命題就是真理。然而對於進化論,太多的事實歸納不進去。從前面的史前文明證據來看,從進化的速度、物種爆髮式的產生的方式、進化的概率等等許許多多不但歸納不進去,而且都在否定進化論,可見進化論的論證作為歸納法是不能成立的,其實還是循環論證。
似是而非的「循環論證」貫穿了整個進化論,人們似乎都對此習以為常了。然而當我們嚴格的分析起來,都會大吃一驚。
中學生物課本上有一張胚胎髮育圖,顯示魚、蠑螈、烏龜、雞、豬、牛、兔、人等動物在胚胎髮育不同階段的側面,其原版收藏在倫敦大學的Bodleian圖書館,它的作者是十九世紀德國 Jena大學的生物學教授海克爾。從這張圖得出的結論是,雖然這些動物成年後形態各不相同,但在胚胎髮育過程中均有一個形態相似的階段,包括人類,各種動物在胚胎髮育的某個階段,其形態會重演一個類似魚的形態,表明它們的共同祖先是水生動物,它們祖先的特徵在胚胎髮育過程中重演了。這就是支持進化論的三大證據之一「胚胎重演律」。 
(大紀元插圖)
其實,用重演律證明進化論,也可形式地表述為:「假如進化論成立,胚胎髮育會重演進化的過程;因為觀察發現胚胎髮育會重演進化的過程,所以進化論成立。」邏輯上講,這仍然是用假說證明假說的「循環論證」。
1997年,英國科學家理察遜和多家實驗室合作,收集更多種系的動物,觀察它們在各個胚胎髮育期的形態。他們發現海克爾的圖譜不是基於事實的描述,「我們的研究嚴重削弱了海克爾圖形的可信性,海克爾圖形與其說是顯示脊椎動物胚胎髮育過程中一個相似時期,不如說是按固定程序設計的胚胎。」權威的《科學》雜誌於1997年專門就此事發表了一篇綜述(Science 1997, 277:5331)。那麼,為什麼海克爾和理察遜的研究結論差異如此之大呢?原來,海克爾有意選擇形態上比較相近的動物胚胎,比如他用水生的蠑螈代表兩棲類,而不用青蛙,因為蠑螈本身更像魚。又如早期雞的胚胎其眼球是沒有色素的,但海克爾把它塗黑,使得雞的胚胎和其他動物胚胎更相似。海克爾特別對人的胚胎圖作了藝術加工,去掉了人胚胎的內臟部分和腿,就成了一個有尾巴,類似魚的胚胎。 
(大紀元插圖)
(大紀元插圖)
隨著遺傳學的出現和分子生物學的發展,特別是對基因的深入研究,重演論在理論上面臨著空前的危機。現在公認基因突變是進化的原因。既然過去的基因已經突變成新基因了,怎麼還重現過去的特徵呢?
(2) 概率計算否定了進化論的核心──基因突變機制
達爾文時代,近代西方科學正處於奠基階段,對生命現象的認識還很膚淺。那時的人看到了家養動物的諸多雜種變異,就認為物種也能這樣變成其他種,這就是進化。後來,隨著基因的發現和深入研究,學者們才意識到如果基因不發生根本的變化,不管後代表面與祖先有什麼差異,也沒有進化意義。然而基因又是極其穩定的,只有不正常的「基因突變」才能使之發生改變,那麼「基因突變」也就成了現代進化論的核心了。這是現代所有的進化論者公認的。這裡,我們就集中分析這個核心理論。
物種基因的穩定性極難逾越
基因的穩定性是物種保持自身穩定所必須的,同一物種不同個體的基因交流,並不能使此物種變成其他物種。動植物育種專家都知道,一個物種的變化範圍是有限的。最終,培育出的品種不是不育,就是又變成原來的親本。哈佛大學的梅爾教授稱之為基因體內平衡。最常見的就是狗再怎麼雜交育種還是狗。這說明進化論有一個無法跨越的障礙。在理論上,人們把突破這個障礙的可能性寄望於基因突變,這是唯一的可能了。
理論和實際上,基因突變產生高級性狀的機率幾乎是零
基因突變,是一種在基因複製或修復損傷等過程中發生的隨機錯誤,所以又叫隨機突變,本身就是一種病態現象。它發生的機率非常低,大約在萬分之一到十億分之一之間。低等原核生物的突變率較高,大約為千分之一,而高等類型的生物中,許多基因的突變率是十萬分之一到一億分之一。
基因突變能否產生具有生存優勢的高級特徵(性狀)呢? 我們知道一個基因的核心是由幾百到幾千個鹼基排列而成,如同一個複雜精密的計算機程序,隨意的改動一兩個字符能夠產生更高級的程序嗎?當然不能。基因突變也是這樣,單個鹼基的變化結果往往是各種缺陷、畸形、致死,在自然條件下具有生存優勢的沒有發現一例。 
(大紀元插圖)
概率計算表明,生物進化的可能性小到了絕對不可能的程度
現代進化論以基因突變為其核心,但是如前所述,基因突變本質上是一種隨機錯誤,因此概括地講所謂從猿進化到人的過程,其實質就是有一部分古猿在數百萬年裡,因為一系列的基因發生「陰差陽錯」的突變,「恰好」使得古猿前額逐漸增高,眉骨變小,吻部後縮,腦容量增大,脊椎變直……最終成為現代人類。 
(大紀元插圖)
很顯然,自然選擇的過程只能決定最終哪些物種存留下來,卻不會增加整個過程發生的概率。許多學者進一步的計算表明,這樣一連串的「陰差陽錯」要想每一步都發生,其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國生物化學家貝希以血液凝固的一系列生物化學機制為例,講述如此複雜精密的生命現象不可能是進化出來的。其中一個蛋白(TPA)產生的機率是十分之一的十八次方,經過計算至少需要一百億年才能發生(目前科學家認為太陽系的年齡約為50億年)。如果同時進化出和它相互作用的蛋白,機率就是十分之一的三十六次方。他說:「很可惜,宇宙沒有時間等待。」
對於生命的產生,現代進化論認為也是一個自然過程,認為簡單的有機物和無機物在某種特殊條件下碰撞而成複雜的生命大分子,各種複雜的大分子進一步組合演化形成原始生命。讀到這麼多串連的「理想化」過程,讀者恐怕會考慮其中的機率問題了,英國科學家霍伊爾曾表示:「上述事情發生的可能性正如利用席捲整個廢料廠的颶風來裝配七四七噴射機一樣。」
(3) 進化論的尷尬──關於進化時間表的種種疑問
根據進化論的概念,人類是由最原始的水生動物,慢慢爬上陸地,從兩棲生物、爬行類、哺乳類,最後進化到猿,再下到地上進化成人類,中間的過程經歷了幾億年。生物學家按照生命由簡單到複雜,由低等到高等,畫出了進化時間表。
然而許多考古學家的發現都直接地反駁了進化論支持者的論點,這包括在世界各地陸續發現了遠古不同時期的人類的直接證據,從幾萬年前至幾億年前的人類腳印到人體的骨骼化石,都無法被歸納到進化時間表。例如,據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六日《中國地質礦產報》報導,在中國雲南富源縣三迭紀岩石上面發現有四個人的腳印。據考證,這些岩石已有二億三千五百萬年的歷史;一八五一年的六月號《科學美國人》刊載的一篇文章上提到在馬薩諸塞州道契斯特(Dorchester)進行的爆破中,一個金屬花瓶因被炸成兩半而飛出岩石。將炸裂的兩半合而為一後,拼成了一個鐘形花瓶,花瓶由鋅銀合金製成,它自地下15英呎處破石而出,據估計有十萬年歷史。 
(大紀元插圖)
就考古學發現而言,令進化論者頭疼的另一個問題是,進化過程中確鑿的過渡類型,嚴格地講並沒有發現。例如在從猿到人的問題上,科學家們發現了一些化石,歸類為「古猿」、「類人猿」、「猿人」、「智人」,唯獨沒有「類猿人」。尋找過渡物種「類猿人」,被列入了科學的「十大懸案」。數次宣布的人類始祖,很快就被否定了。例如1892年發現的人和猿之間的過渡化石「嘉伯人」,是一塊猿的頭骨和相距40英尺的一根人的腿骨拼湊出來的,學術界否定了「嘉伯人」,科教方面卻還在宣傳。直到1984年「嘉伯人」才被新發現的猿人化石「露茜」代替。但後來的鑑定中,露茜同樣被大部分學者否定了,科學家已經確定了露茜是一種絕種的猿--南方古猿,和人無關。 
(大紀元插圖)
假如進化論是真的,過渡類型化石就應該很容易找到,為什麼沒有呢?大家沿用達爾文的解釋:「化石記錄不完全」。深入想一想:從宏觀上看,化石的形成是普遍和隨機的,為什麼單單漏掉了過渡類型呢?
觀察、假設、驗證的「三步曲」,至今還是實證科學的科學家們發現自然規律和抽像科學定理所奉行的準繩。達爾文在《物種起源》中只完成了前兩步;然而經過幾代人一個多世紀的努力,這至關重要的的最後一步——「驗證」,迄今尚沒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結果,並且從當前各學科的發展趨勢和進化論自身的局限來看,進化論走完這三步曲中的最後一步,已經變得越來越渺茫了。
3) 灌輸進化論的後果
中共灌輸進化論和其推行無神論的目標是一致的。按照進化論的觀點,人是自然界隨機產生的。人的產生無目的,存在也無目的。這樣,一切對神的信仰也就成了「虛無縹緲」的了。並且,人不過是進化了的猿,和其他動物並無本質的不同。動物和植物,生物與非生物,也沒有不可逾越的界限。所以按照恩格斯的看法,生命也不過是「蛋白質存在的一種形式」而已。按照這樣的觀點來看,中國傳統文化中對生命的尊重就成了不必要的「迷信」了。的確,從進化論的觀點來看,砍掉一棵樹與打死一隻狗,殺掉一隻猴子與殺死一個人,只有程度的差別,並無本質的不同,都只不過是改變了一些蛋白質存在的形式而已。
2003年3月,SARS蔓延到香港。香港媒體連續報導疫情發展。博鰲論壇秘書長、中共前對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責怪說:「香港的報紙連續十天、二十天、三十天頭版報導肺炎事件,誰還敢來?」「如果六百萬人中有五十萬人得了這個病,我覺得應該恐慌,但現時才三百多個就搞成這個樣子了,我覺得有問題。」這種對生命極度漠視的心態,不僅在中共高官中普遍存在,就連普通百姓也常常深受其害而不自知。中共建政以來,造成中國人非正常死亡達8千萬。然而許多中國人即使明白了這一歷史事實,仍然覺得那一條條逝去的生命不過是個數字而已。這種漠視生命的心態,和中共灌輸進化論不無關係。
中共不斷灌輸進化論的另一個惡果,是使人們覺得「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是理所當然的法則。這樣,在「國家」、「民族」這樣美麗的口號下,對弱勢者的劫掠便有了冠冕堂皇的辯辭:為了所謂的「發展」、為了所謂的「穩定」就無法避免犧牲。因此便有了何院士「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的豪言,便有了鄧小平64時「殺20萬,保20年穩定」的壯語。當這種法則被社會普遍接受的時候,人心對社會公義就失去了期望,隨之而來的是社會道德水平的整體下滑。 
(大紀元插圖)
4) 灌輸現代科學的真實目的──壓制信仰
自剛剛建政開始,中共就在全國範圍不斷開展所謂「破除封建迷信」的運動。近幾年又加入了「崇尚科學」的口號。幾十年來學校教材都按照中共制定的教學大綱編寫,確保課本知識只能成為中共的「社會發展史」、「辯證唯物主義」的佐證,而不會發生衝突。中共還設有專門的「科學技術普及法」,幾乎所有的城市都設立了由政府出資的「科技館」、「科普站」,其重要任務之一是 配合「中央」在基層進行大規模的「科普」活動、舉行「破除迷信」、「反對邪教」展覽等等。幾十年的灌輸,使大多數人頭腦中不但牢固樹立了科學至上的觀念,而且更將其上升到政治高度。於是「反科學」、「搞封建迷信」不僅僅是個人信仰的選擇問題,而是禍國誤民,甚至應當全民共誅的「罪行」。
事實上在現代科學更發達的西方國家,政府也從來沒有用科學的棒子去批判任何信仰。在各大學裡,學生有充分的自由組織各種信仰團體,政府和校方不但不會干涉,反而鼓勵多元文化的繁榮。西方國家雖然也有政府支持的科普活動,但與掃除「迷信」、反對「偽科學」等毫不相干。這些活動往往是普及災難逃生常識等等,如從幼稚園、小學生開始就設有災難逃生等課程,經常演習訓練個人在火災、颶風、地震、海嘯等災害發生時的應變技能。可是不但在中共的教學大綱中沒有這些內容,甚至在災害頻發的地區,這些內容也不是當地的科技館、科普站的重點。這是因為中共灌輸現代科學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強國富民,而是為了壓制信仰。本來一個人的信仰完全是個人的行為,即使中共自己制定的憲法也不得不承認公民的信仰自由。但是中共祭起「科學」的大旗,就可以「名正言順」的給各種宗教信仰扣上「迷信」、「反科學」,扣上導致人民「愚昧」、「落後」的政治帽子。這樣剷除信仰就披上了科學「衛道士」的外衣,甚至於還可以和愛國主義聯繫起來,因為「迷信」會導致國家「落後」。
中共建政之初,1950年開始便在全國各地大規模解散「迷信」組織,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佛教等組織。要求這些教會、佛堂、幫派的成員到政府登記並悔過自新。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定予嚴懲。1951年政府明文頒布,對繼續會道門活動者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據不完全統計,共有不下三百萬教徒、幫會成員被抓被殺。
1999年中共開始鎮壓民間信仰法輪功,也是以「崇尚科學、破除迷信」的口號為其撐腰,以「反邪教」的名義對法輪功進行鎮壓之後,又進一步對其他氣功門派、地下教會進行鎮壓。警察抓捕基督教地下教會信徒的理由往往直接就是「信神就是反黨」。究其根本原因,以無神論為基礎的中共獨裁政權的確容不得民間對神的信仰,容不得在「黨中央」之上還有至高無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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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中共通過灌輸進化論和現代科學來確立其理論根本——無神論,甚至還造了一個唬人耳目的詞語叫「科學無神論」。然而就科學發展本身而言,它並沒有證實無神論。按照正統宗教的觀點,人是神造的,人否定神的存在,就如同實驗室培養皿中的細菌企圖否認人的存在一樣是徒勞的。因為從現代科學的實證方法來講,對於無神論的證實,必須要求在整個宇宙所有的空間和時間範圍否認神的存在,這當然包括人類遠未認識到的空間和時間範圍。宇宙如此之宏大、多樣、複雜,誰能保證,從浩瀚的宏觀到無限微觀,只有人是高級生命呢?甚至誰能保證,生命的存在形式只能依賴於我們所知道的蛋白質、氨基酸的形式呢?進一步講,現代宇宙學認為人類無法觀測的暗物質占宇宙的2/3,就是說即便窮盡人類現有的觀測技術尚有2/3的宇宙屬於未知;現代理論物理更提出膜世界理論,認為我們的宇宙不僅僅只是我們所能感受到的三維空間,認為許許多多空間是以多層膜的形式存在於一個多層超空間上。就是說還可能存在著另外的空間。那麼誰能保證另外的空間沒有高級生命呢?如果另外空間存在高級生命,如果他們具備遠遠超越人類的大慈悲,具備了悟宇宙真理的大智慧和超凡的能力,那對人類而言他們不就是佛、道、神麼?因而不論從邏輯上和技術上講,從科學的角度證實無神論是不可操作的。
需要指出的是,這裡並不反對任何個人信奉「無神論」。作為個人而言,信神與不信神都應當是無可非議的自由選擇。在正常的社會裏有神和無神的信仰完全可以並存不悖。但是當政府以強制手段在全社會灌輸無神論,壓制對神的信仰而造成整個社會的信仰迷失,必然會使原有的傳統社會價值體系喪失依托,從而導致全社會滑向物質主義、縱欲主義的泥沼。
5) 中共不講「科學」,馬克思主義反自然
儘管中共把自己打扮成科學的衛道士,而且還特別豢養一批御用的「反偽科學」專家,「反對迷信、反對偽科學」由政府出資大力宣傳,其高調甚至超過科學發達的任何一個西方國家,但卻無法掩蓋中共在理論和實踐上都處處違背自然規律的實質。
2006年是唐山大地震30週年,長篇調查報告《唐山警世錄》在1月甫出不久即被中共宣傳部門悄悄下令封殺。因為書中披露,在大地震前中國的科技工作者多次準確預測了將要到來的災難。 
(大紀元插圖)
然而當時中共政局紊亂,政治穩定高於一切,無人敢上報或公布對地震的預測。唯一例外的,是河北青龍縣科委有人在一次非正式場合得到國家地震局一位技術人員關於震情的預測通報,並將震情通知到縣裡每一個人。因此,距唐山僅115公里的河北省青龍縣,在1976年的大地震中無一人傷亡。這一奇蹟作為特別案例被聯合國公眾管理和災害科學全球整合計畫記錄下來。
即使到了今天,中共政治掛帥,違背自然規律,犯下危害百姓生命財產的罪行仍然不斷。2003年全球流行的薩斯(SARS),2002年11月最先在中國廣東省爆發,但當時中共內部正面臨黨魁江澤民16大退位問題的爭執,為了政權穩定而將疫情瞞下,最後錯過春運前控制疫情擴散的機會,導致SARS全球爆發。這裡哪有一點科學態度的影子?
幾十年來中共好大喜功,為了狂熱的政治目標做出無數違背自然規律的蠢事,最後遭殃的卻都是中國百姓。比如三峽工程的上馬就是中共導演的一個政治高於一切的「科學決策」表演。1986年,中共決定對三峽工程進行「論證」,以期通過這一跨世紀的浩大工程,「全面展示改革開放成就」,展示中共駕馭自然的能力,為自己執政的合法性作註解。於是反對工程上馬的著名水利專家黃萬里教授有意沒被邀請參加工程論證。黃萬里數次給中共領導人寫信,痛述三峽工程將造成的危害。他還指出,公布的論證報告錯誤百出,必須懸崖勒馬、重新審查。中共對此沒有任何回應。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即將結束時,正趕上1989年64事件,有的三峽工程反對人士被牽連入獄,另一些反對派也因而受到壓制。當時生態環境論證組報告的結論是: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弊大於利」;此外中國科學院環境科學委員會、科學院三峽領導小組辦公室,也有一批專家反對三峽工程上馬。這當然不為中共所喜,於是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技術負責人潘家錚於1990年7月6日,在國務院召開的三峽工程論證匯報會上,將三峽工程論證生態環境組的「弊大於利」的結論改為模稜兩可的「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隨後長江水利委員會又以原生態環境論證組的報告的大綱未報國家環保局審批的程序瑕疵為藉口,否定了該報告。短短的6個月後,在重新編寫的報告中,結論卻成了「利大於弊」。1991年3月,中共黨魁江發出批示:「看來對三峽可以下毛毛雨,進行點正面宣傳了,也應該開始做點準備。」1991年底和1992年初起,中國媒體大量正面報導三峽工程,反對的聲音則被完全壓制下去。
2000年5月17日,力主工程上馬的張光斗教授在發現三峽工程的實際防洪庫容不可能達到設計標準的錯誤後,一再叮囑三建委辦公室主任「這件事在社會上公開是萬萬不行的」(《三峽探索》總第二十七期)。
此外,海內外專家指出,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破壞,遠遠大於三峽工程的經濟效益,僅僅是三峽水庫蓄水導致水流減緩、水體自淨能力減弱、水質變壞而造成的損失,就將超過三峽工程的發電的經濟收入。三峽工程論證中的環保主審人張光斗在工程上馬後的2000年卻發現三峽庫區污染造成嚴重問題,曾建議撥款治理,他估計需3000億元人民幣(《三峽探索》總第二十七期)——需要注意的是三峽工程總投資是1800億元。由於工程問題太多,以至於後來中共沒人願意承擔責任,2006年5月這個跨世紀大工程竣工,現任中共領導人竟無人出席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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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那裏,「科學」和「科學家」都不過是聽從政治需要的奴婢,不需要的時候,可以打倒在地,任意踐踏;需要的時候又成了打擊異己的棍子。一方面,敢講真話、有獨立人格的科學家如黃萬里,在中共治下卻只能抱憾終生;另一方面,又有一批善於迎合中共胃口的「科學家」,如前面的講的潘家錚、張光斗等,都因為「聽話」而得到重用。當中共需要「科學界」支持鎮壓法輪功等民間信仰的時候,兩人又都搖身變成了所謂「中國反邪教協會」的發起人。
中宣部有個科學處,主管科學領域的意識形態問題,今天中共的「反偽科學」旗手何祚庥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曾是該處的一員「大將」。上個世紀中宣部科學處發起所謂批判「偽科學」運動一個接一個,幾乎波及到自然科學的所有學科。例如:對摩根基因學說的批判、對孟德爾遺傳學的批判、對梁思成建築學的批判、對馬寅初人口學的批判、對量子力學一些理論的批判、對相對論的批判、對控制論的批判等等。典型的批判如,控制論被說成是企圖用「純技術的觀點來解釋社會現象,從而掩蓋了資產階級社會腐朽沒落的根本原因」;愛因斯坦被說成是「自然科學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而相對論,則是「徹頭徹尾的形而上學唯心主義的」;大爆炸宇宙論和現代宇宙學是「學術領域唯心主義的典型」,是「供給宗教和科學以新的論證」的偽科學,等等。
中共幾十年來殺人、搞運動都有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為了建立所謂共產主義「人間天堂」。然而被中共冠以「科學」的經典——「共產主義理論」——實際上卻恰恰是違背自然規律的歪理邪說。按照共產主義理論,所謂共產主義是人類社會的「最高形態」,其理論基礎是通過生產力高度發展,物質財富極大豐富,達到「按需分配」的天下大同。然而不幸的是,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而自然資源卻是有限的。
由全球專家組成的民間智囊組織羅馬俱樂部在1972年發表了著名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指出人類的生產不可能無限制的增長下去,首次在全球範圍喚起了人類對環境與發展問題的極大關注。早在上個世紀80年代,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發表了影響全球的題為《我們共同的未來》的報告就指出:環境危機、能源危機和發展危機不能分割;地球的資源和能源遠遠不能滿足人類發展的需要。據此,報告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換句話說,說由於人類發展的需要和地球有限的資源之間的矛盾,達到共產主義所謂「按需分配」的物質財富極大豐富是不可能的。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理論的時候,人類正處於工業化時代的初期,對於人類與環境的關係認識遠遠不足,共產黨卻把馬克思100多年前提出的「共產主義」理論當作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這本身就是愚昧和盲從的態度。
6) 科學家信神並不妨礙其作出科研成就
江澤民在訪問美國時問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為什麼美國科學這麼發達,還有那麼多人信仰宗教?這是中共黨魁本身的愚昧無知的典型代表。其實,每一個中國人也應該問一問中共,中共動用政府力量竭力灌輸現代科學、宣傳所謂「科學無神論」幾十年,為什麼堂堂13億人口的大國還沒有出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而海外那些獲得諾貝爾獎的華人反而恰恰都沒有經歷過中共的灌輸?其實這正是因為,中共灌輸現代科學,並不是為了發展中國的科技,其實質是為了壓制信仰,鉗制思想自由,而科學創造所需要的正是自由的思想環境。中共的灌輸方式,卻極力把科學和信仰對立起來,在民眾頭腦中形成一種殭化的思維定勢,以為對神的信仰必定導致「愚昧」、導致「反科學」,把宗教信徒都描繪為一群沒有多少文化而尋求心靈安慰的受騙者。
事實上,翻開歷史我們就會看到,科學發展鼎盛時期的偉大科學家,包括哥白尼、笛卡爾、伽利略和牛頓等均稱自己絕對信仰造物主神,認為這個世界——神的傑作是有矩可循的,正待科學家們去發現證實。科學研究和個人對神的信仰根本就不是如共產黨所宣揚的水火不容的關係。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有一大批名垂史冊的大科學家是有宗教信仰的「有神論」者,比如現代天文學的奠基人開普勒、近代化學的開創者波義耳、電解原理的發現者法拉第、電報的發明者莫爾斯、熱功當量的發現者之一焦耳、電磁理論的集大成者麥克斯韋、被譽為原子理論之父的道爾頓、現代遺傳學的奠基人孟德爾、青黴素的發明者弗來明、微生物學的創始者巴斯德等等,都是虔誠的宗教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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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經典物理學巨匠牛頓。牛頓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中共無法掩蓋這一舉世公認的事實,於是在教科書中刻意把牛頓說成是晚年涉身宗教,並因此無所創造,誤導人以為其早年眾多的科學發現是在「無神論」的世界觀指導下做出的,而晚年其宗教信仰阻礙了科學創造。然而事實是,牛頓成為虔誠的基督徒遠早於其從事科學研究,並且對神的信仰終生未變。牛頓早在劍橋大學讀書時,就已經是個虔誠的基督徒了。他經常在筆記本或課本的空白處寫下他的禱告,至今仍有許多保存在大英博物館中。他更經常和室友魏金斯在校外分發《聖經》給窮人,向他們傳福音;因此購買要分發的聖經成為牛頓學生生涯中除了房租與伙食費外最大的花費。甚至牛頓對科學的思索也與他的禱告生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常在信仰的思索裡想到科學,在科學的思索裡想到信仰。以至於後來紐約大學歷史系教授曼紐在其所著的《牛頓傳》中都說:「近代的科學是源自牛頓對上帝的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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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哈瑞特‧乍克曼博士1977年在其著作《科技英才——美國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中的統計材料,自從1901年設立諾貝獎以來,美國獲得該項科學獎的286位科學家中,73%的獲獎者是基督徒,19%是猶太教徒。著名的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費曼曾說「許多科學家確實既相信科學,也相信上帝--啟示的上帝,而兩者可以完美地一致」。現代航天科學之父馮‧布勞恩曾寫過這樣一段話,也許可以視作對費曼的註解:「宇宙的無邊神奇只能證實我們關於造物主確定性的信仰。我發現理解一個不承認在宇宙後面存在超理性的科學家和領會一個否認科學進步的神學家一樣困難。」
7) 實證科學並不是探索宇宙規律的唯一方式
1994年3月1日,秦始皇兵馬俑二號坑正式開始挖掘。考古學家在二號坑內發現了一批青銅劍,劍身上共有8個稜面。考古學家用游標卡尺測量,發現這8個稜面誤差不足一根頭髮絲。已經出土的19把青銅劍,劍劍如此。更令人稱奇的是,它們在黃土下沉睡了2000多年,出土時依然光亮如新,鋒利無比。科研人員測試後發現,劍的表面有一層10微米厚的鉻鹽化合物。這一發現立刻轟動了世界,因為這種「鉻鹽氧化」處理方法,是近代才出現的先進工藝,德國在1937年,美國在1950先後發明,並申請了專利。
無獨有偶,在考古人員清理秦皇一號坑的第一過洞時,發現一把青銅劍被一尊重達150公斤的陶俑壓彎了,其彎曲的程度超過45度,當人們移開陶俑之後,令人驚詫的奇蹟出現了:那又窄又薄的青銅劍,竟在一瞬間反彈平直,自然恢復。當代冶金學家夢想的「形狀記憶合金」,竟然出現在 2000多年前的古代墓葬裡。「形狀記憶合金」目前用途很廣,連女人的胸罩都用上了,也就是「記形罩杯」,可是有誰想到過,上世紀80年代的科技文明,為什麼竟然會出現在公元前200多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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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來做一個假設。假設上述神奇的鑄造技術並沒有留下實物而是記載在中國古籍之中的,並且我們是在上世紀初現代人類尚未發明類似技術的情況下發現這些古籍的記載的。按照中共黨文化所謂「批判地繼承」中國古代文明的觀點,現代人都不可能實現的技術出現在古籍中,那一定是「迷信」或「藝術想像」。同時御用「反偽」、「打假」的打手們也一定會引經據典,論證其荒謬。
實際上,這正是中共長期灌輸現代科學,致使人們而把現代實證科學奉為唯一真理的殭化思維表現。受這種這種思維影響的人,對現代科學尚未探索的領域、所不能解釋的現象一概排斥,甚至扣上「偽科學」、「迷信」的帽子而大打出手。
中國古代科技並沒有走上西方實證科學的路,但能不能據此而將其視為荒謬呢?由前面的假設中我們不難想到,華夏祖先數千年來留下的文化遺產中那許許多多被視為「迷信」的部分中,一定也有現代科學所不能認識的古代文明精粹。古代中醫發現了經絡、發明了針灸,如今現代科學已經採用測量皮膚電阻等方法證實了經絡和穴位的客觀存在,中醫的作用也已為世界衛生組織承認並高度評價。人體經絡、穴位實際上是一種生命特徵,只體現在活人身上,經絡運行受人的精神作用的影響,而且幾乎沒有解剖結構特徵。按照實證科學之路,採用西醫的解剖方法,是根本無法發現的。特別是古人還用天干地支的五行生剋發現了穴位開合與能量流注隨時間變化的規律,以此應用於臨床治療可獲得顯著的療效,這更是以解剖為基礎的西醫難望其項背的。實際上中國古人是通過打坐修煉而體察到經絡的運行的,明代李時珍在其所著《奇經八脈考》中就說「內景隧道,惟返觀者能照察之」。中國古代科學講究天人合一,是把人的物質身體、人的精神和整個宇宙視為有機的一體,直接進行整體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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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顯然,一旦需要把人類本身的精神活動也納入研究對象的整體環境時,實證科學所要求的重複試驗過程、分解還原等等手段都不再適用。從這一點來看,那些掄起實證科學的大棒子打擊中國傳統修煉文化的人,自以為真理在握,實際上恰恰是被黨文化一葉障目,把現代科學宗教化、權威化,甚至政治化了。
8) 實證科學的局限
由於現代科學已經滲透人類生活相關的幾乎所有領域,這使得中共很容易就採用殭化的思維方式來灌輸現代科學,以至於許多人不自覺地把現代科學等同於真理,而「不科學」的也就成了謬誤的代名詞。實際上科學(Science)一詞來源於拉丁文「Scientia」,原意是「學問」的意思,和真理根本不是一回事。廣義上講,科學是探索和不斷接近宇宙規律的方法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識體系。現代科學是以形式邏輯和實證方法為基礎的認識和探索物質世界規律的一套方法及其知識體系,在這裡我們稱之為實證科學。從這個意義上講,實證科學並不等同於終極真理,它應當隨時準備接受新的事實的檢驗,並伴隨著人們認識能力和事物本身的發展而發展;同時我們也不能保證現代實證科學的探索方法就是探索宇宙真理的唯一方法。
現代科學在高速發展的同時,已經逐漸給人類帶來許多頭疼的難題。一批有遠見的科學家已經開始認識到現代科學的局限了。來自西方的實證科學的哲學基礎,是把一個完整的世界劃分為兩個獨立的範疇:物質與精神,由此而建立的自然觀把人和自然、人和世界、心與物分割開來。其後果就是不能實證精神活動的本質,精神與物質的關係、精神對物質的作用,而人的生命恰恰是精神與物質的一體。
這樣一來,精神活動游離於現代實證科學的視野之外,道德更是沒有物質基礎的純粹說教,人和自然也不再是完整的一體,其後果之一,就是人與自然的對立;由人主導的科學發展卻有著很大的盲目性。瓦特發明了蒸汽機,由此引發的工業革命帶來大規模利用化石燃料的能源新時代,誰也沒想到200年後的人類會因此陷入溫室氣體帶來的窘境;殺蟲劑DDT的人工合成,曾被認爲是人類之福,因爲它能使作物免於蟲害,然而人們沒料想到的是,若干年後蟲子産生了抗藥性,而人類的食物中卻發現了DDT,更讓人驚恐的是青少年體內、甚至母親的乳汁中也發現了DDT;可卡因是臨床上局部麻醉的良藥,因為發現了它,才有更多的生命從無影燈下被拯救。然而今天,可卡因的吸食者以千萬計算,我們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可卡因毀滅的生命比它拯救的還要多;愛因斯坦發現質能方程(E=MC^2)的時候,絕不會想到幾十年後「核威脅」成為人類頭上揮之不去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愛因斯坦說過,「科學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怎樣用它,究竟是給人類帶來幸福還是帶來災難,全取決於自己,而不取決於工具。」在愛因斯坦看來,科學對人類是福還是禍,不能由科學本身來解決,只能由人自己來解決,在這一點上他想不出,除了傳統宗教之外,還有什麼能與之相媲美。他說「如果我們從先知者們所建立的猶太教和耶穌基督所教導出來的基督教中,把所有後來附加上去的東西,特別是那些傳教士所附會上去的那些東西統統除掉,那就留下了能夠醫治人類社會一切弊病的教義。」在此,愛因斯坦已經認識到了現代科學由於將精神和物質分離而帶來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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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普通民眾,特別是許多受中共黨文化灌輸而相信現代科學無所不能的大眾,尚不能認識現代科學發展給人類帶來的種種危機,許多清醒的科學家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了。1992年,聯合國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了有各國首腦參加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一封有120多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簽名的信送到了大會,引起反響。信中說道:「人類與自然已經處於強烈衝突之中。人類活動導致了環境和關鍵資源的嚴重破壞,而這種破壞經常是不可再恢復。如若不進行檢討,我們的許多活動將把我們所希望的人類社會和動植物王國的將來置於極其危險的境地,而且可能把這個生命世界變成不能維持任何我們所知道的生命方式的世界。為了避免將要到來的衝突,本質上改變(人類活動)已迫在眉睫。」
需要說明的是,我們無意指責現代科學。在這裡指出現代科學的局限,是為了澄清黨文化造成的誤區,揭示中共灌輸現代科學的真實目的——壓制信仰、灌輸無神論,最終達到思想改造的目的。
※※※※
中華五千年文化是從天地、神明和人的關係而確立的自上而下的價值體系,敬畏神明、相信天命和善惡報應、講求順應天道、返本歸真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中共高舉「崇尚科學」、「破除封建迷信」的大旗,把這些的核心價值一概貶為「封建糟粕」,同時通過灌輸未經證實的進化論和灌輸片面化、宗教化的現代實證科學為手段,以殘酷的政治鬥爭為暴力依托,而達到其推行無神論和鬥爭哲學的目的。雖然今天的中共出於裝點門面也不得不表現出推崇傳統文化的樣子,但因為其無神論的基礎已在中國確立,對神的信仰幾乎已成為人人皆可嘲笑的「愚昧迷信」,無論其裝修多少廟宇、建立多少「孔子學院」、提出多少諸如「八榮八恥」、「構建和諧社會」之類動聽的口號,中華文化的神韻早已被中共抹殺。這種失去了內核價值的文化形式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中共借暴力之威強行用「無神論」改造人們的思想,敬天敬神、道法自然的傳統文化幾乎被中共連根拔起,以至於今天的社會秩序僅僅是靠著老年人遺留下來的一點傳統道德觀念維持著,而缺乏信仰的道德與文化顯得如此蒼白和弱不禁風,隨時會被橫流的物質主義、功利主義和縱欲主義所徹底湮滅。當華夏的美德被洗劫一空,當善惡有報的信仰被貶得一錢不值的時候,人們不再探尋生命的價值,也無須追求人格的完善,人們心中沒有任何顧忌,所剩下的只是「活在當下」的「瀟灑」、感官的滿足和對欲望的無度追求。中共思想改造的結果,使中國人的心靈沒有了歸宿,使中華民族喪失了立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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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體黨文化】之二:系統的思想改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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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目錄:3、灌輸鬥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
1) 中共灌輸鬥爭思想的目的
2) 在政治鬥爭中的灌輸
3) 回歸和諧相處之道
3、灌輸鬥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邪說
2005年中共少將朱成虎在香港面對西方記者曾說過:一旦中美開戰,中國「準備西安以東的所有城市被摧毀。當然,美國人將必須準備好數以百計,或兩百個,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國人夷為平地。」這是中共黨文化鬥爭思想的一個典型反映。實際上在黨文化中鬥爭和流血已經成為常態,而和諧、包容反倒不正常了,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後者缺乏「革命性」。
在這種鬥爭思想指導下的生存邏輯,就是為了發展、為了生存,就必然要有犧牲。當然被犧牲的首先是無能力、也無權進行自由選擇的弱勢者。朱將軍雖然沒有明言中美開戰時自己將身處何地,但可以肯定的是,像朱將軍這樣的「國家棟樑」,自然有著比平頭百姓大得多的選擇自由。早年因鼓吹「自然科學的階級性」而得到中宣部科學處處長的賞識,後來又仗《紅旗》雜誌推薦之力而成為中科院院士的何祚庥,在2005年底接受媒體採訪時談到中國礦難頻頻的問題時,就脫口道:「誰叫你不幸生在中國了?」「中國要發展,某些代價是不可避免。」其實,相當一部分年輕人也是這樣看待當今中國底層民眾的不幸與苦難──大概他們本人都與「何院士」、「朱將軍」一樣,以精英自居,並無打算把自己作為發展的代價。
黨文化中的鬥爭思想,經過中共幾十年灌輸,早已不僅局限於政治領域,而且貫穿於中國整個經濟、文化、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這種鬥爭思想,說白了就是把達爾文的進化論應用於人類社會,主張「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它推崇的是禽獸的叢林規則。在這種規則之下,是與非、善與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擇手段在競爭中取勝──無論是官場、商場或情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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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鼓吹生存競爭、弱肉強食、崇拜狼性的社會裏,人與人之間必然是緊張的爭鬥、撕咬、充滿戒心。這也就不難理解充斥整個社會的假藥、假酒、假醬油,毒大米、毒麵粉、毒瓜籽,更有注水肉、地溝油、大頭嬰兒奶粉……不但文憑可以輕易造假,橋樑、大壩都可以造假,甚至結了婚的不敢相信婚姻,女人怕丈夫背叛,男人則懷疑孩子跟自己沒有血緣關係……而見死不救、落井下石都已經司空見慣。很難想像,付出這樣代價的「發展」會使這個民族最終走向強大。
1) 中共灌輸鬥爭思想的目的
在喬治‧奧威爾的名著《動物莊園》中,一群動物不堪人類的「剝削」而起來革命造反,最終趕走了人而建立了一個由動物自己當家作主的「動物莊園」。率先領導動物們進行「革命」的領袖們──豬──不久就取得了單獨享用牛奶和蘋果的特權。面對當初懷抱「所有動物一律平等」的信念而參加革命的其他動物們的疑惑,斯奎拉(負責宣傳的豬)解釋說,「我們食用這些東西的唯一目的是要保護我們的健康。……莊園的全部管理和組織工作都要依靠我們。我們夜以繼日地為大家的幸福費盡心機。因此,這是為了你們,我們才喝牛奶,才吃蘋果的。你們知道吧,萬一我們豬失職了,那會發生什麼事情呢?瓊斯會捲土重來!是的,瓊斯會捲土重來!真的,同志們!」瓊斯是原來的莊園主,也即「舊社會」的統治者。儘管個別動物還依稀記得瓊斯在的時候動物們生活狀況似乎不比目前更差,但是經過日復一日的宣傳,對於瓊斯捲土重來的恐懼,已經條件反射般的深入每個動物的頭腦中,因此大家對於豬的特權也就無話可說了。很快地,豬的特權越來越多。而另一方面,如何防範「亡我之心不死」的瓊斯捲土重來,特別是揪斗、屠殺與瓊斯勾結、破壞莊園建設的動物「叛徒」,則成了動物們日常生活的一項重要內容。在這樣的「頭等大事」面前,其他的不滿和異議都成了不重要的瑣事了。而時刻「提高警惕」、「準備戰鬥」則成了超越一切社會生活最重要的內容了。
奧威爾以寓言的形式,形象而深刻的描繪了極權統治者鼓吹鬥爭哲學的實質:通過在人們頭腦中塑造和保持一個無時不在的敵人,通過時刻強調敵人的危險,強調「團結一致」的必要性,使人們不得不「暫時忍受」極權統治者的一切暴虐行為,以為這種暴行出自於一個良好的願望,並最終將給民眾帶來幸福。然而這種鬥爭總是「長期的、複雜的、艱鉅的」,所以人們的「暫時忍受」也就永遠沒完。
作為中國人,我們都很熟悉這種時刻存在的「危險」,這種「危險」曾經來自於「一小撮蔣幫特務」,來自於「一小撮妄圖復辟翻天的地、富、反」,來自於「一小撮猖狂進攻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來自於「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來自於「一小撮牛鬼蛇神」……這些「危險的敵人」,曾經是我們身邊的親朋、好友、長者、導師、街坊鄰居。按照中共「你死我活」的鬥爭理論指導,他們中一小撮一小撮的被「消滅」,算起來大約已有至少4千萬中國人死於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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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歲月的流逝,隨著共產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破產,今天中共已經無法向百姓解釋清楚,當初這些「人民的敵人」到底危險在哪裏?然而不知不覺中,人們發現新的「危險」仍然來自於身邊,在民眾意識中鬥爭依舊是必要的。只不過如今「危險的敵人」的罪名悄悄從已經過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換成了所謂的「危害國家安全」、「顛覆政府」、「反華勢力」、「從事X教活動」等等。
這正是中共幾十年來向民眾灌輸鬥爭思想的結果。實際上幾乎在傳統的文化被打倒、批臭的同時,當中國人幾千年來一貫承傳的的傳統善惡價值觀被徹底顛覆的同時,中共就已經開始向民眾灌輸黨文化的是非價值觀了。這種價值觀的核心之一,便是其「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鬥爭哲學。
共產黨的世界觀是建立在階級鬥爭的理論上的,其哲學思想是唯物辯證法,主張世界的矛盾性、對立性、鬥爭性;主張事務內部通過鬥爭,從量變到質變,事物由此從低級向更高的階段發展和轉化。這種思想應用到人類歷史,就是所謂歷史唯物主義,即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的歷史;鬥爭的核心是國家政權;國家政權依靠暴力來獲得,也依靠暴力來運行和維持。說白了,也就是把達爾文的進化論運用於人類社會,階級之間通過殘酷的鬥爭,最終弱肉強食,適者(所謂「先進階級」)生存。
依靠暴力奪權上台執政的中共,為了給自己貼上「合法政權」標籤,常常說「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而人民決定歷史,所以這也是人民的選擇。中共說「歷史選擇了」它,其隱含的邏輯就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因為中共造反成功,而勝利者代表了「歷史發展的潮流」。這正是中共熱衷於灌輸其鬥爭邪說的原因之一。遺憾的是,這樣混淆是非、倒因為果的邪說,無疑等於是說從300多年前中原的漢人「選擇了」滿族的入侵和清朝的建立,700多年前漢人「選擇了」蒙古的入侵。中共的執政歷史,也不過才50多年,說歷史的選擇未免太早了點。
辯證法的思想,並不是馬克思的創造。馬克思自己也承認其辯證法來源於黑格爾,而後者的思想則是受中國古代辯證思維的啟發。事實上中國古代的《易經》、八卦、河圖、《黃帝內經》、《孫子兵法》等,無不充滿辯證思維的智慧。一部《易經》,就是通過六十四卦,淋漓盡致的展現了在人類所能認識到的宇宙層次中,事物中相對立的兩種因素之間相互制約、轉化和依存的關係,以及由此而演繹的事物發展規律。這裡不僅有事物運動發展中動靜之變化,陰陽之消長,五行相生相剋等等因素的闡述,還有事物自「潛龍勿用」、「見龍在田」而最終到「飛龍在天」而「亢龍有悔」(《易經‧乾卦》)的完整髮展歷程描述,更有剝復循環、否極泰來的轉變規律。馬克思在其唯物辯證法中所論述的事物的普遍聯繫、變化發展、量變質變、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等等,只不過是不同的提法而已。而《易經》中不但有定性的描述,更有定量的把握。以《易經》為基礎實際運用於人體的中醫、運用於軍事的古代兵法則具體顯示了古代東方的高超智慧。
馬克思對於辯證法的所謂「發展」,不過是其特別強調和誇大了鬥爭性,強化矛盾的對立衝突方面。他主張「對立面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易逝的、相對的;而相互排斥的對立面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所以共產黨的理論家們認為鬥爭性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革命靈魂」。以此為基礎,處理社會矛盾的辦法,只有鬥爭,通過鬥爭而消滅對立面。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之所以熱衷於強調鬥爭性,其實是為了給共產黨暴力奪取政權提供理論依據。而其歷史唯物主義則認為,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暴力革命是「新社會」的助產婆,把暴力奪權美化成社會的進步因素。毛澤東曾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這句話實際上點到了實處。正因為如此,嗜血好鬥的黨文化,也是所有共產極權國家動盪不安、衝突不斷的根源。當今中國社會人心冷漠、彼此猜忌、無法相互信任和包容也與黨文化中的鬥爭哲學息息相關。
2) 政治鬥爭中的灌輸
中共依靠鬥爭哲學發家,也依靠鬥爭哲學維護統治。實際上,正是在中共發起的一次又一次不斷的政治鬥爭中,民眾頭腦中的鬥爭思想不斷強化。這終於使得原本講究中庸之道、遵從以和為貴的中華民族,人人都不得不將鬥爭視作社會常態;將人與人之間充滿戒心視為常態;將你爭我奪、爾虞我詐視為社會競爭的生存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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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中共剛剛建政、立穩腳跟,就開始了所謂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批判電影《武訓傳》就是中共奪權成功後「思想改造」運動的序幕。這場運動確實基本上按照毛的希望達到了改造知識份子思想的作用。中國人的思想由此而產生了巨大的變異,從此認為衡量善惡的標準只有一個,那就是「階級鬥爭」。清末行乞辦學的武訓儘管一生受盡屈辱、節衣縮食只為興辦義學,使貧寒人家的孩子能讀書,但就因為他「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毛澤東語),「站錯」了階級立場而被中共批倒批臭;明朝的海瑞不畏權貴秉公執法,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儘管歷來受百姓尊重和愛戴,但是因為海瑞屬於「剝削階級」,「是地主階級利益忠心的保衛者」,所以中共認為他為百姓所做的一切好事都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因而文革一開始就被批倒批臭;國民政府在南京修建的「航空烈士公墓」,安葬了抗日戰爭中犧牲於全國各地的一百多名空軍烈士,以及為中國抗戰獻身的美國教官、蘇聯飛行員。但因為他們為「反動政府」效命,文革一開始,毛澤東的紅衛兵便開到公墓,將烈士墓徹底搗毀。烈士的骸骨從此全部被丟棄失散。
對於共產黨來說鬥爭性就是革命性。矛盾和衝突的存在是好事而不是壞事,因為它們是「革命的種子」,而歷史就是在鬥爭中前進的(不過今天的中共,則開始害怕人民用革命一詞。)。但是鬥爭性並不是人的先天本性,所以共產黨認為群眾的「革命覺悟」需要啟發,要不斷「教育」以提高他們的「革命覺悟」,並為此不惜採用欺騙手段故意製造矛盾和衝突。
比如「白毛女」原本是民間傳說中的一個懲惡揚善的仙姑,為了「教育」人民而被塑造成為「苦大仇深」的被壓迫階級典型。戲中貫穿復仇思想——「千年的仇要報,萬年的冤要伸」,由於它的煽動性太強,竟然發生過士兵觀看演出的時候舉槍差點打死「黃世仁」的事件。
所謂「啟發階級覺悟」,所謂「培養階級感情」,實際上就是灌輸鬥爭思想、宣傳仇恨,在過去中共毫不隱諱的宣傳:「血債要用血來償」,「仇恨入心要發芽」,「牢記血淚史,不忘階級仇」。隨著國門的開放,這種在文明社會被普遍唾棄的仇恨宣傳不能再明目張膽的進行了。雖然中共不再搞「痛說家史」,「憶苦思甜」,但這並不意味中共放棄這一手段了,而是它改變了面目,並利用現代科技進行了精緻的包裝。比如2001年8月14日,國際教育發展組織在聯合國會議上發表正式聲明 ,指出中共反復宣傳的所謂「天安門自焚案」就是一個精心包裝的騙局,目的就是為了煽動民眾對法輪功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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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歷史上一個接一個的運動中,在一波接一波的瘋狂宣傳中,人們不知不覺地充滿了對共產黨劃分的敵人的「刻骨仇恨」,這敵人是「地主」、「資本家」、「富農」,「反革命」,「右派」,「走資派」,「民運分子」,「邪教分子」……「革命覺悟」就體現在對「敵人」的刻骨仇恨上,學習雷鋒精神,要對敵人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這叫做「階級感情」,它超越於人類一切感情。毛澤東講:「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 毛的這一講話文革中在「紅衛兵」中曾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暴力和血腥於是很快就遍佈中原大地了。
按照「革命者」的階級感情,劉少奇既然反對人民的「大救星」,那他就「死有餘辜」,張志新既然替死有餘辜的劉少奇翻案,她就「活該」被獄警輪姦,被割斷喉管,被處決就是「罪有應得」──雷鋒的「對敵人的殘酷無情」在這裡有了最真實的寫照。
北京「紅八月」裡那些被自己教過的學生親手打死的老師,也許沒有想到,正是自己按照「黨」的要求教學生們「對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奪過鞭子抽敵人」的時候,告訴學生對階級敵人怎麼做都不過分的時候,埋下了自己滅頂的種子。
在群眾批鬥場合,人人爭先恐後表現自己的階級性。一個人越是表現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說明愛憎分明、階級覺悟高,反之則有「階級立場不穩」的可怕嫌疑。
親人被定為「黨的敵人」後,家屬必須表明立場,不能含混。章伯鈞被打成右派以後,他的兒子、妹妹都在報紙上發表文章進行批判。另一個毛澤東親自指定的的右派儲安平的兒子則這樣教訓自己的父親:「我要給儲安平先生一句忠言:希望你及時懸崖勒馬,好好地傾聽人民的意見,挖掘自己反社會主義思想根源,徹底交待自己的問題,以免自絕於人民。」
於是乎,一方面人們在一次次鬥爭中被強灌鬥爭思想,另一方面又正是在這樣一次次「觸及靈魂」的鬥爭中,為了生存,人們被迫學會了用厚厚的冷漠包裹自己的良知,學會了唯有打擊、整垮別人,才能保全自己,不少人由此認定「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便是真實的生活的法則。
被中共禁演的電影《藍風箏》裡有這樣一個基於真實故事的情節:反右開始了。主人翁鐵頭的父親林少龍的單位攤上了一個右派指標,大伙不得不討論決定這頂帽子該給誰戴上,完不成指標就別想散會。但少龍卻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起身離場——他要去上廁所,在那一刻,也許他認為上廁所比開會更重要。於是,等他推門回來的時候,已經被「推舉」為右派了。
既然在「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中,人們已經練就了完全越過道德底線,踐踏別人、保全自己的厚黑術,那麼今天在同樣「你死我活」的商戰中,腐敗貪污、假冒偽劣、毫無顧忌地損害他人等等行為迅速充斥其中也就毫不奇怪了。因為這其中的哲學依據都是一樣的,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
今天的人們習慣於用「成功」與否作為衡量個人價值的唯一標準,而不論其採用了何種手段。所以攀上「款爺」、「老總」是女人的目標,身邊簇擁著漂亮女人是男人的風光,孩子考上名牌大學是家長唯一的期望。在這種鬥爭哲學裡,「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失敗」基礎上。這裡沒有良知與公義,也沒有是與非、善與惡,剩下的只是成與敗:成功便是好的,失敗便是劣的,於是人人都想爭做「老大」。是故血淚工廠比比皆是,民工待遇慘不忍睹;有毒變質商品充斥市場,「為富不仁」被視為理所當然;能夠弄權枉法仍逍遙法外者,則被視為「背景硬」、「關係鐵」……在黨文化「弱肉強食、適者生存」邪說的灌輸下,中國人互相爭鬥、彼此猜忌,整個社會成為一盤散沙,一群無凝聚力的民眾更便於中共的極權統治。
3) 回歸和諧相處之道
2005年「狼文化」風靡全國。跟風「狼文化」的一本書,《狼魂》中說:「不學狼不行嗎?不行。為什麼呢?因為,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競爭中,在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市場角逐中,如果心存善良,對競爭對手一味地心慈手軟,那麼就會被對方毫不留情地吃掉」。這可以說是深得黨文化鬥爭思想之精髓了。
這裡有一個例子可以與上述思想作為對比。林肯作為美國總統,他對政敵的友好態度曾引起了一位官員的不滿。他批評林肯不應該試圖跟那些人做朋友,而應該消滅他們。「當他們變成我的朋友時,」林肯十分溫和地說,「難道我不是在消滅敵人嗎?」
中國人有句古訓,「海納百川,有容乃大」。中華歷史上最強盛的盛唐時期,在思想、文化、國力、疆土等等方面幾乎都達到了鼎盛,這和大唐文化包容一切的氣度是分不開的。唐初突厥曾經為患北方多年,唐高祖為了國家安寧都不得不向突厥稱臣。然而唐太宗打敗突厥後,並未趕盡殺絕以雪父恥,反而極其包容地任用了一百多名曾經與大唐為敵的突厥降將,擔任五品以上的將軍和中郎將,約占朝廷武官之半。同時唐朝還允許歸降的突厥人遷入中原。這些舉措深得各少數民族的信任,西北各族領袖共同請求為唐太宗上尊號「天可汗」。歷史上吐蕃(今藏族)曾經是一個慓悍好戰的遊牧民族,與中原時有征戰發生。然而唐朝幾次戰勝吐蕃以後,反而派出文成公主和親。文成公主將農業和佛教傳播到吐蕃,此後數十年中,吐蕃與大唐和睦相處,這不能不說是文教之功。很顯然,趕盡殺絕只會加劇仇怨,邊疆地區仍不安定,戰爭還會再起。正是唐朝對突厥的寬容政策、對回紇、粟末靺鞨、南詔等族首領所採取的冊封政策、及對吐蕃的和親政策贏得了人心,一時間四夷賓服,諸國來朝,即使遠如波斯、昭武九姓國、于闐國等等都自願納地成為唐朝府州。在文化上,唐朝尊道、禮佛、崇儒,實行開明的「三教」並立政策。也正是這種寬鬆、自由的思想環境,造就了唐代恢宏的文化氣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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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向來講究「和為貴」,推崇中庸之道。我們的祖先賦予自己以教化天下,即所謂「平天下」的神聖歷史使命。從根本上說,實現「平天下」的理想所要仰賴的不是武功,而是文治;它所要實行的也不是霸道,而是王道。所謂「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在5千年的中華歷史中,儘管華夏民族也曾歷經各種災難,但它在同化周邊各族群的過程中,畢竟已將它們凝聚、融合而為「泛中華」的文化大國。歷史上蒙古族、滿族都曾入侵、統治過中原,然而最終卻被強大的中華文化所同化,蒙古族、滿族如今都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清朝的康熙皇帝自己就說要做中華的千古一帝。
黨文化不但在縱向割斷了中華民族祖輩承傳的智慧,同時也在橫向以敵視的態度對待西方的優秀文明。這就使得受其熏陶的中國人只能相信黨文化中的「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機關鎗、大炮是最有權威的東西」(恩格斯),「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摧毀」(馬克思)。中國人有句古話,可以馬上得天下,不可以馬上治天下。歷史上用槍桿子奪取政權的例子不少,但用槍桿子對付本國的百姓以維持政權,並最終使得民眾彼此內鬥,使得社會中的個體都自然而然的把暴力作為解決矛盾的第一手段,這恐怕是中共的「獨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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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中共今天也提出來所謂「和諧社會」,但其真實目的,其實是希望社會底層民眾不要再上訪、不再為自己應有的權利合法抗爭,希望民眾不要對中共的腐敗而發出批評意見,其根本目的還是維護中共的統治。這種黨文化包裝下的所謂「和諧」不過是中共裝點門面的需要,與傳統文化中的「和為貴」截然不同。
事實上,採用暴力的手段來解決人類的社會矛盾,往往最終付出的社會成本大於收益。幾十年的流血鬥爭,已經給中國社會帶來難以癒合的創傷。矛盾的雙方除了你死我活的鬥爭關係,還可以表現為共生關係、和諧關係,而鬥爭關係是最有破壞性的一種。上世紀60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所領導的民權運動,並未用一槍一炮,卻爭取到了黑人、乃至一切白人、有色人種的平等權利,改變了美國歷史;被印度人尊為國父的聖雄甘地,用和平理性的方式爭取了印度民族的獨立,為人類留下了很好的典範。
美國受到911恐怖攻擊之後,一些地方出現了襲擊和騷擾阿拉伯裔移民的個案。馬里蘭州的清真寺被人抹上塗鴉,一高中女教師便聯絡幾個朋友在這座清真寺外為伊斯蘭教徒站了一個禮拜的夜崗;俄亥俄州的伊斯蘭中心收到了非穆斯林美國公民的捐款;許多不同膚色的婦女,穿上了穆斯林婦女的披肩和頭巾上街,以表達她們對不同宗教信仰和不同文化的族群的尊敬和支持;911事件之後四天,一名穆斯林女學生戴著頭巾和兩個非阿拉伯裔的同學到先付款的自助餐廳吃飯,落座不久,女侍者走過來,二十三歲的穆斯林女學生以為「她要趕我們走」,原來女侍者是來退還三十美元的餐費,並告知餐廳決定給她們提供免費餐。女侍者還說自己不願意看到戰爭,對穆斯林女學生勇敢地穿著民族服裝而感到驕傲。女侍者一離開,女學生就哭了……一位巴勒斯坦裔醫生說,911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五,他去清真寺禱告,內心的疑懼卻揮之不去,害怕被人辱罵,等他到了清真寺,發現門口集結著五十多個基督教的牧師與教徒,他們打著表示團結和聯合的橫幅……這位巴勒斯坦醫生說:「他們令我感到安慰和看到了和平。美國的強大不在於她的軍事和科學的領先,而在於珍藏於這個國家大多數人民心中的偉大精神。」
美國人這種愛國方式,或許能給我們一點啟示。在中共黨文化熏陶下,許多人心目中的「愛國」,已經和「仇恨」畫上了等號。一個簡單的常識是,不論仇日或仇美,都不可能是中華民族強大的精神來源。美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移民國家,也許優勢就來源於其對各種不同的文化的兼容並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傳統文化中的美德。摒棄「戰天、斗地、整人」的黨文化,回歸和諧相處之道,這才是民族強大的精神之源。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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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邪教洗腦誅心手法面面觀(下)


——撒旦筆吏的十宗罪
作者﹕出凡


【大紀元2012年08月25日訊】加詞減句 斷章取義

詞彙是人類交流和表述思想觀念的基本單元,詞彙按照規範詞彙組合的語法來構成句子,用於表達簡單的意義,句子和句子組合起來的複雜詞彙、句子結構,才能表達復雜的思想和意義。也就是說,任何一個詞彙只有放在特定的語境中,才具有其特定的意義。
割裂詞彙和句子的聯繫、割裂句子和句子間的聯繫,使詞彙、句子離開特定的語境,就會使詞彙、句子的意義發生偏移或產生歧義。如果人為的有目的增加或減少詞彙、句子,就會使詞彙和句子產生完全相反的意義。為了防止這種差錯帶來的歧義,中國古代漢朝的劉向、劉歆父子在編撰中國古代書籍的活動中,發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校對方法 「本校法」和「仇校法」。
共產黨撒旦邪教的筆吏們秉承其教主們的「旨意」,在攻擊它們所認定的「敵人「的時候,發現了割裂文本、增減字句的「妙用」,並以此作為攻擊抹黑被撒旦視為敵人的善良的民眾和團體的主要手段。
例如,1999年撒旦的筆吏們為了攻擊和抹黑法輪功,誣蔑法輪功創始人宣傳「世界末日」、「一九九九年將要發生地球災難」。而真正的原文是甚麼哪?請看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九、三十日法輪功創始人在「紐約北美首屆法會講法」講法中的原文:「我可以在這裡嚴肅的跟大家講,所有稱在一九九九年將要發生甚麼地球的災難啊,或者是宇宙的災亡啊,這樣的事情是根本就不存在了」。「法輪功禁止修煉人吃藥治病」也是共產黨邪教攻擊抹黑法輪功、煽動民眾仇恨的支點之一,也是造成絕大多數大陸中國人誤解法輪功的主要原因。法輪功真的像共產黨的筆吏們所說的那樣禁止修煉人吃藥治病嗎?請看被斷章取義篡改的法輪功的創始人有關講法的原文。
「談到治病,不是教你治病。法輪大法的真修弟子誰也不能給人治病,你只要一治病,你身上所有帶的法輪大法的東西,我的法身會全部給收回。為甚麼把這個問題看的這麼嚴重?因為它是一種破壞大法的現象。把你自己的身體損害了不說,有的人一旦看了病手就癢癢,看見誰就拉過來給人看病,顯示自己,這不是執著心嗎?嚴重的影響人的修煉。……當然將來這種氣功治病的形式,也可能讓它存在,過去也一直存在著。但必須是有條件的,這個人必須是個修煉的人,在修煉過程當中他出於慈悲心,他給少數好人做這樣的事情可以。但是他不能夠給人家徹底消掉這個業,他威德不夠,所以難還在,只是具體的病好了。一般的小氣功師他不是個修煉得道之人,他只能夠給人家往後推;也可能給轉化了,也可能轉化成其它的災難。但是推的過程他本人可能不知道,如果功法修煉的是副意識,是他的副意識做的。有些功法的練功人好像很有名,好多赫赫有名的大氣功師他沒有功,功都在副元神身上。也就是說在修煉過程當中允許這樣做,因為有些人持續在這個層次當中,一練就是十幾年,幾十年走不出這個層次,所以他一輩子老是給人看病看病的。因為他在這個層次當中,也就允許他這樣做了。法輪大法修煉的弟子絕對不能看病。給病人念一念此書,如病人能接受,可治病,但對業力大小不同的人效果也不同。」(引自《轉法輪》第七講治病問題,原文太長中間有省略)本來是法輪功的創始人為了防止法輪功的修煉者以氣功的方式給別人治病,損害自己的身體,在共產黨撒旦邪教筆吏的筆下,就成了不讓法輪功學員吃藥治病了。
比附攀援 邪惡歸因
比附攀援陷害對方於不義,古代社會亦有,多為奸佞之徒陷害忠良時所用。如唐代酷吏來俊臣就還著有《羅織經》,專寫羅織攀援比附之法。宋代秦檜陷害岳飛時的罪名是「莫須有」,明代萬曆年間石亨與曹吉祥等陷害于謙的罪名是迎藩王「跡未顯」,但如果與共產黨邪教的筆吏們的比附攀援相比,就顯得手法粗糙、功用單一了。
共產黨筆吏們不僅要陷對方於不義,為撒旦邪教的「武器批判」提供依據和道義支點,還要在社會對善良的人們洗腦誅心。比如2011年至2012年間,起初在四川的藏區的格爾登寺發生了連續的藏族僧人自焚事件,逐漸蔓延到了西藏的昌都等地區。其原因是藏族藏傳佛教僧侶對中國共產黨邪教當局在西藏實行的宗教文化滅絕政策的非理性反抗。
但是共產黨的筆吏們指認自焚事件是海外格爾登寺活佛鼓勵煽動的的結果,原因是自焚事件後他們舉行了超度法會。其後新華社2011年11月14日發自成都、標題為「專家稱達賴喇嘛鼓動藏族僧侶自焚」的電訊,一口咬定藏區發生的破壞教規、滅絕人性的自焚事件達賴支持下進行的。
2011年12月10日,中共國媒體報導了一則關於廣東陸豐市「921」烏坎村群眾集體上訪事件的新聞。中共「人民日報」下屬的環球網、新華網、人民網和相關的把報紙都予以報導,其標題聳人聽聞:「廣東汕尾通報陸豐群體事件:境外勢力推波助瀾」(環球網);「廣東汕尾通報陸豐群體性事件:村民被利用」(京華時報);「廣東汕尾市委書記稱村民滋事受境外勢力推動」(中華網)等,其證據只有共產黨汕尾市委書記鄭雁雄的一句話「……只不過事件被村內外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炒作、利用、煽動,企圖將事件升級。鄭雁雄特別強調,有境外勢力對今次事件推波助瀾,致使本已平息的事件又趨嚴重,改變了事件的性質。」烏坎事件最終在共產黨邪教慣用的暴力手法基本失效後,最終以烏坎村委會主要負責人為替罪羊的方式得以基本平息後,在共產黨邪教媒體的所有報導中,所有的境外勢力、敵對勢力突然又消失的無影無蹤。
2011年5月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學生和牧民為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進行的示威活動之季,《環球時報》於5月30日發表題為「理性看待內蒙近日發生的事」的評論,除了提到西方勢力外,還外加了:「以美國為基地的「蒙獨」組織過去幾乎沒人知道,這次跳出來,試圖做蒙族群眾的「利益代表」,追求在西方輿論中的轟動效應。但他們注定毫無前途,很快就會又被遺忘。因為他們與內蒙古的蒙族群眾完全不在一個命運共同體,他們的前途同內蒙古的發展與進步是徹底逆相關的關係。」本來想通過這樣的比附牽連,隱瞞事實真相,並為可能的大規模鎮壓提供理由。但是這次《環球時報》的比附牽連弄砸了,因為它讓根本不知情的蒙古族人知道了在美國有「蒙獨」組織,可能會激發更大規模的、涉及所有蒙古族居住區域的抗議活動。於是在邪教教主的示意下,緊急刪除「理性看待內蒙近日發生的事」評論,免得被更多的蒙古族人看到,一方面準備大規模鎮壓。事後,國安等安保部門抓捕許多學生,追查「蒙獨」勢力的線索。
於是乎,在共產黨撒旦魔教筆吏通過文本、圖像等方式製造的邏輯中,只要藏區民眾抗議共產黨邪教的暴政,一定就是達賴喇嘛所為;新疆維族民眾反對共產黨的暴政,一定就是世界維吾爾大會熱比婭和東突所為;內蒙古蒙古族的抗議活動一定是海外的蒙獨勢力所為;漢族地區發生的抗議中國共產黨邪教暴政的活動,是境外反動勢力或反華勢力所為。令人奇怪的是每次在共產黨撒旦邪教喉舌媒介中出現的這個境外反動勢力或反華勢力,都不屬於任何海外的個人、組織或政府,而是純粹的無影無形。共產黨筆吏蠱惑人心、比附攀援的功夫可謂是「盡善盡美」。
語言暴力 恐嚇威脅
謊言和暴力是撒旦邪教起家的兩大法寶,在撒旦教的創始性著作《共產黨宣言》中就可以找到語言性暴力的基因。在共產黨撒旦魔教起家和維護其魔教政權的過程中,在歷次誅心殺人的運動的具體實踐中,共產黨邪教筆吏們沿襲教主們的語言暴力基因,以暴力語言性批判為先導,為其殺戮造勢誅心造勢,然後把其殺人誅心的運動從理論的批判導入實體性的暴力殺戮。
共產黨邪教筆吏們使用語言暴力方法獨特,因時因事而異。有時筆吏們如嗜血的魔獸一般,興奮異常使用赤裸裸的語言暴力;有時也喜歡使用隱形的語言暴力,春秋筆法指東打西,但言辭語彙之間刀光劍影,殺氣逼人。
在共產黨發動各種政治運動殺戮、迫害中國人時,筆吏們在黨媒介中使用最多的詞彙是「批判」、「鬥爭」、「打倒」、「砸爛」、「橫掃」、「剷除」等等攻擊性語言和「絕沒有好下場」、「永世不得翻身」等威脅性的語言。如「斬斷×××的魔爪」、「誰敢反對社會主義我們就砸爛他的脊骨」,為共產黨邪教營造恫嚇大眾、製造恐懼、暴力殺戮、培養順民的環境。這些暴力性和威脅性語言所針對的對象因時而異,過去是「地、富、反、壞、右」,現在則是「法輪功」、「維權人士」和「政治異議人士」。
在暴力、威脅性語言使用最多、最集中、最有創意性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由於毛澤東政權在香港搞起的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活動,受到港英當局的壓制。在毛澤東、周恩來等人通過講話、社論等香港左派打氣,造成暴力衝突和人員死亡後,《人民日報》在7月5日社論提出 「要嚴厲制裁這些壞傢伙,殺人要償命,血債要用血來還。」公然號召香港左派殺害警察。
金訓華就是一個共產黨邪教筆吏語言暴力的受害者之一,他曾經在日記中寫道:「我現在開始感到了農村階級鬥爭的尖銳和激烈。我,一個毛主席的紅衛兵,已作好了一切準備,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迎頭痛擊反動勢力,那怕作出犧牲也是心甘情願的。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努力戰鬥!戰鬥!戰鬥!」與共產黨邪教基層筆吏創作的「誰燒山,誰坐牢」、「一人超生,全村結紮」、「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收田牽牛」、「今天不交稅,明天牢裡睡」等粗糙的暴力語言不同,共產黨黨媒介中的筆吏和能夠運用黨媒介的筆吏們,在今天創造出了一種更精細、更具迷惑性的暴力語言。藏刀光於「善意」、匿劍影於「關懷」。如2011年年初,中共邪教為了迫害異議人士艾未未,中共邪教媒體之一的《環球時報》就登載了「法律不會為特立獨行者彎曲」等一系列評論,為其實質性的迫害造勢。通讀這些評論,偏旁部首陰風刺骨,字裡行間殺氣逼人。
培養邪見 免疫正見
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如果有人直接告訴一個智力正常的人去做壞事,一般人出於人善良的本性,都不會接受。但是如果有人不直接告訴他(她)去做壞事,而是不斷的給他(她)講述做好事沒有好報、做壞事得利益的故事,日積月累聽故事的人就會自己建構起做好事無好報的人生準則來,並認為是真理,從而在生活中踐行。中國古代稱其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現代西方的傳播學把它總結為「培養」理論。
為了使用這種方法,共產黨邪教政權在中國建立了徹底封閉國民信息自由獲取和交流的的環境,然後不厭其煩、滴水穿石般腐蝕中國國民原有的正統文化、道德理念,逐漸利用不斷植入國民大腦中的撒旦邪教的邪惡基因,利用人類特有的感覺、知覺、思維、理性的本性,讓中國人自己在自己的頭腦中建構出了一個符合撒旦邪靈需要的思維、認知結構。
比如,近年來中國共產黨的撒旦邪教至上而下的群體性道德敗壞、制度性的腐敗逐漸為中國人所認知、厭惡,越來越受到中國人反對。共產黨通過其筆吏,挖掘中國歷史上的所有能找到的貪官污吏的個案,拍攝成電影、電視,日積月累的播放傳播,在中國人的思想中製造出一個符合共產黨撒旦邪教利益的觀念: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不論何朝何代,無官不腐、無官不貪。植入這種共產黨撒旦邪教有目的製造的思想觀念的人,會按照共產黨的邏輯進行思維,認為共產黨官員的貪腐屬於正常。
在中國大陸,與一個人共產黨的官員談論自由與民主,反對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他(她)會接著告訴我們,西方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遊行集會自由等欺騙人地,是為資本家服務的。只有社會主義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遊行集會自由等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民主自由不完善是正常的。在共產黨邪教政權為了其生存,不得不打開中國的大門,人民自由獲得信息可能性增加。特別是互聯網在中國逐漸普及後,中國共產黨邪教教主們發現,由於代理技術不斷發展,完全控制中國國民的信息獲取已無可能,讓國民「免疫」就成了共產黨的急需,而「黨疫苗」也就應運而生。這個「疫苗」就是西方媒介「妖魔化中國」的理論。這個「黨疫苗」通過大學教學和網絡等途徑,在中國民眾的思想中被廣泛種植。接受了這種「黨疫苗」的人,即使通過代理技術、翻牆軟件或其他途徑,獲得有關中國共產黨邪教統治下的中國的種種真相,也會被植入其體內的「妖魔化中國」的疫苗自動識別為「病毒」而被「免疫」。(完)@

【解體黨文化】之二:系統的思想改造(上)

上篇:黨文化是怎麼建立的


1.批判儒釋道
1) 批判儒家
(1)批判孔子
(2)批判知識份子
2) 批判釋家和道家
(1)否認神佛存在,歪曲信教動機
(2)摧毀修行的物質環境
(3)消滅肉體
(4)歪曲宗教經典,將宗教庸俗化
(5)成立中共宗教協會,讓代理人從內部批判宗教
(6)營造宗教自由假象
2. 批判傳統觀念
1)批判對天的敬畏
2)批判命運與善惡報應
3)批判柔順與忍讓
4)批判傳統社會秩序
5)以財產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據
6)其他受到批判的觀念
第二章、系統的思想改造
政治學習,改造思想,這類事情中國人都多多少少經歷過。很多人可能會問,為何人的思想需要改造?其根本原因即在於中共的一套好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都是反人性的,不但不可能在大眾中自然產生,而且容易被人性所排斥。更何況共產黨本是西方舶來品,是被唾棄的政教合一的獨裁體系,與中華傳統文化極為牴觸。中共要想立足,就必須營造一個黨文化環境,改造思想就成了必須而迫切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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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的重要一步就是批判中華文化的信仰之本——儒釋道。同時,民間的傳統觀念,乃是三教所確立的價值觀在世俗中的反映。這些觀念早已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也容易使人上溯其宗教根源,因此對傳統觀念的批判,也是中共從中國人的思想里根除中國傳統文化以及信仰的重要一步。這樣,中國人就喪失了對中共及黨文化的辨別和判斷能力。
中共對儒釋道的批判和對傳統觀念的批判清除只是屬於「破」的一步,同時中共還要「立」它需要的思維方式,如鬥爭思想、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以及進化論與現代科學,從而讓人系統地接受中共以無神論為基礎的邪說,進而再製造並維護適合中共生存的社會環境。這就是中共進行系統的思想改造的後果。 
(大紀元插圖)
1. 批判儒釋道
在幾千年的歷史中,儒、釋、道家的影響深入到中國社會各個階層。
中國儒家尚「仁」、尚「義」,孔子講「見義不為,無勇也」,又講「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儒家的天命觀深入民間,《論語》中說「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中庸》開篇講「天命之謂性」,指出人的根本特性乃受天所命。在古人看來天是萬物之本,是一切價值的源頭。人的生命既由天所賦,此生的目的即在回歸天命,實現內心向善的要求。被儒家視為群經之首的《周易》講「三才」,即天、地、人,天生人,地養人;人又可以取法天地,「與天地合其德」。天地的運行則遵循不變的天理。老百姓相信一個高高在上而又制約人世間一切的「天」,用「不變」的天理衡量人間的一切。儒家思想維繫著道德與社會秩序。
佛家講善,講慈悲、講忍辱,重視生命,信奉眾生平等。在中共建政之前,佛家的六道輪迴、積德行善、因果報應已成為百姓的常識,即所謂「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客觀地講,佛家「善惡有報」的觀念對於穩定社會、維持人的道德,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道家強調「真」,強調清靜無為,強調人與自然和諧的統一,達到返本歸真的目的,即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國的中醫與氣功皆源自道家,此外服氣、煉丹乃道家養生之道,道家占卜與預測之準確則讓人歎為觀止,大道修煉者更有肉身成道、羽化成仙的神跡。在世間層面,當今天人與自然的關係越來越對立,環境問題成為全球最重要的話題之一時,道家思想也引起各國學者的重視,更顯出其特殊的價值。
對於中共來說,儒家的「天命」、佛家的因果報應、道家的無慾無求、與世無爭是中共發動「階級鬥爭」的障礙。儒釋道經典確立的道德觀,是中共樹立自己道德權威的障礙,也阻礙了中共造反、革命、專政等政治運動。佛道兩家修煉都讓人超越生死,儒家讓人捨生取義,這是中共利用物質手段來控制整個社會的障礙。佛家的涅槃彼岸、道家羽化成仙的遺蹟與道法自然的精神、儒家的天命觀都被中共視為宣傳無神論的障礙。
1) 批判儒家
(1) 批判孔子
儒釋道三教中最溶入生活的還是儒家思想,蓋因中國人一直以家族為生活中心,而儒家文化所規範的正是家庭倫理,再將家庭倫理推廣到社會生活和政治中。
近兩千五百年來,中華文化的入世部分基本上以儒家文化為主導。自魯哀公立廟祭孔開始,漢高祖用儒家的禮節制定朝儀;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唐太宗追封孔子為文宣王,到清聖祖康熙大帝手書「萬世師表」四字於曲阜孔廟等等,歷朝歷代對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即使是在漢化程度最淺的元朝,元成宗也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孔子對人類的影響早已超越國界,不僅日本、韓國、越南等亞洲國家承續了部分儒家思想,即使西方啟蒙時代的大哲學家伏爾泰也自稱是孔子的學生。
自漢代以降祭祀孔子的香火不絕。奪取了國家政權卻罵孔子、砸孔廟的事情只有共產黨一家而已。 
(大紀元插圖)
中共從毛澤東開始就非常痛恨儒家文化,其原因在《九評共產黨》的第六評中已有分析,此處不再贅述。毛喜歡秦始皇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因為他與秦始皇一樣採用法家的詭詐權謀禍亂國家,特別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尤為毛欣賞、倣傚和超越。
倡導「文、行、忠、信」的孔子被中共罵成「一切舊理論的師表,惡勢力的靈魂」,稱「自有生民以來,實未有如孔子罪大惡極,而為善人、大多數人的公敵者。今後,人類共起而攻之,可也!在古今中外所有思想家的言行當中,孔丘可算第一荒謬。」
上述潑婦罵街式的言論佔據了中共批判孔夫子文章的主流,因為中共除了對孔子的言論進行斷章取義、玩邏輯陷阱之外,從來沒有拿出過、也不可能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
中共對儒家的批判是以階級鬥爭為出發點和基礎的,稱孔子代表了奴隸主階級的利益。今天在資本家已經加入中共,或者中共官員自己已經成為腰纏萬貫的權貴資本家或權貴地主的時候,階級鬥爭理論破產到中共都不願意提起的程度(當然這並不妨礙中共以階級鬥爭的手法繼續迫害異己)。此時回頭觀看對儒家的批判都成了笑話,因此中共為維護自己統治起見,也不得不假裝去褒揚孔子。最近幾年為了搞統戰,中共又在海外準備建所謂「孔子學院」,試圖利用自己批判過的孔子去騙嚮往中國文化的人。另一方面,大陸教學生背誦儒家十三經的民間學校卻被中共取締。
中共早在奪取政權之初,就出版了蔡尚思的《中國傳統思想總批判》一書(以下簡稱《批判》),對孔子進行詆譭、謾罵和批判。其中中共所慣用的邏輯陷阱值得概要分析,因為這些邏輯問題仍然是中共黨文化中大批判的重要手法。
第一種是斷章取義。從孔子要收取學費(束脩)就斷定孔子只為貴族服務,全然不管孔子「有教無類」的主張。孔子的學生中子路就出身貧賤。
第二種是張冠李戴,把別人說的話安在孔子的頭上。例如《春秋谷梁傳》為子夏的弟子所做,《批判》卻利用其中有關伯姬的論述部分攻擊孔子。
第三種是不當類推,從孔子說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得出「這無異於認『國家興亡,匹夫無責』」的荒謬結論。把個人對待職位的態度類推到公民的義務上去。
第四種是不當類比。稱自漢代以降的獨尊儒術與秦始皇獨尊法家一樣,全然不顧儒家以道德感召人,而法家以賞罰來引誘和脅迫人的不同。
第五種是混淆原命題與逆命題的不等價關係。比如《批判》中說:「既然女子全是小人,就可想見男子全是君子了。」
第六種是扣「反科學」之類的帽子,稱孔子「違反自然科學」。 事實上,孔子談論的大多是倫理和政治層面的事情,這些都與自然科學無涉。正如不能用直尺測量重量,自然科學的原理也無法衡量人的行為的善惡。更何況孔子規定的「六藝」中包含「數學」,此為自然科學之基礎。
第七種是含沙射影。提出「三綱」者明明是法家韓非子、漢儒董仲舒等人,《批判》一書也承認這一點,但是指出婦女為守貞節而自殺的時候舉了幾個很慘烈的例子。這些例子與孔子毫不相干,恰恰相反,《禮記》記載,孔子的兒媳婦與孫媳婦都是再嫁的。然而在通篇批判孔子的大背景下,難免不讓讀者將《批判》一書中的悲劇算在孔子頭上。
第八種是挑動人的妒嫉心。《批判》一書專門渲染「孔子的貴族生活」挑動人的妒嫉心。事實上,如孔子所言「魚餒而肉敗,不食」等實為基本的養生之道,並非什麼貴族生活。
(2) 批判知識份子
《左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中國傳統文化給知識份子提供大顯身手的歷史舞台,群星璀璨,人傑地靈。
改造知識份子也被中共視為極其重要的一步。中國傳統社會講「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其中「士」簡言之就是知識份子。「士大夫」階層是道統的承擔者,因此從道德角度來看,他們甚至比統治者更有話語權。中共不認同知識份子代表的正統道德觀念,但需要以知識份子為中介去改造普通人的思想,因此中共一旦掌握政權,首先要做的就是改造知識份子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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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就談到,對知識份子,「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要讓他們學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等幾門課程」 。毛所謂的教育和改造除了令大中學校組織教師學習政協三大文件、社會發展史和新民主主義論之外,從1951年秋天開始,組織大批知識份子參加或參觀“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這一場場的血腥運動讓許多知識份子看到了共產黨的殘忍和兇狠,許多人的脊樑骨那個時候就嚇軟了。1952年1月,全國政協常委會做出《關於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即讓被改造後的知識份子把中共給他們灌輸的思想推向全國,改造所有人的思想。
早在清末廢科舉後,知識份子中的很多人轉而去依附政黨。這個過程是個痛苦的過程,也是知識份子「主動」進行思想轉變的過程。這種轉變當然不會被中共認為已經足夠,因為知識份子儘管認為他們需要高揚民主和科學的大旗,而儒家的絕大多數修身立命之學仍可作為判斷是非的準則。這恰恰是中共不能容忍的。
毛澤東在1939年12月發表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將知識份子一筆劃進「小資產階級範疇」。在那個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這頂「小資產階級」的帽子就足以讓知識份子抬不起頭來。
中共通過宣傳機器歌頌工人和農民,將他們的知識匱乏當做是革命的動力,宣傳「樸素的階級仇恨」加上共產黨的引導就足以使革命走向勝利。而在另一方面,知識份子被電影賦予了符號化的臉譜——戴一副眼鏡,畏畏縮縮;他們拘泥書本,看不起群眾,做事主觀等等。
1958年電影《上海姑娘》公映不久就受到嚴厲批判,其原因竟然在於:「第一,知識份子在沒有一個黨委書記或支部書記給以批評教育的情況下,居然堅持原則,在建設中發揮自己的才幹,這是取消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第二,沒有寫知識份子的『軟弱性、動搖性、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等缺點,……這是美化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第三,……表現主人翁是受到工人中一些落後思想的影響才導致急功近利……這是『往工人階級臉上抹黑』。」第三點的原因也是挑撥工人與知識份子的關係。
這些對知識份子的污蔑宣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其原因在於知識份子一直是社會思潮的領導者,一直是社會問題的發言人,一直是傳統文化的傳承者和論述者,當知識份子的形象被成功抹黑後,他們所代表的價值觀也就被隨之顛覆了。在群眾眼中,知識份子不再是尊重和求教的對象,而是嘲弄和批判的對象。
如果說上述的誣蔑還屬於「名譽上搞臭」,卡住知識份子的飯碗則是「經濟上截斷」,從反胡風運動到反右、文革則是「肉體上消滅」的一部分。
許多同中共在奪取政權年代出生入死,傾囊相助的民主人士天真地以為自己是開基立業的功臣,因此「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中共也會讓他們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宏大的抱負得到施展的機會。在鼓勵鳴放的「真情」邀請中,這些「士為知己者死」的高人義士,一個比一個正氣凜然,一個比一個跌得更慘。當人們目睹了中共的所作所為,「黨天下」的真實含義遂昭然於天下:「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等著名文人,無論是愛國歸來的留學博士,還是攜財從共的資本家,從部長、教授、文學家、總編輯、記者的位置紛紛被扔進共產黨的右派牛棚,至死也沒能從冰冷的現實中弄清楚這「民主」和「獨裁」如何能被中共結合成「人民專政」。中國歷史上久誦不衰的精忠報國、捨生取義、人格尊嚴、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等傳統品格,都隨著這末代鴻儒博學之士孤獨的死去永遠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了。人們恐懼地看到,積極懸掛人間天堂誘餌的中共黨,首先建立的是人間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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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能夠倖存下來的人,從此戰戰兢兢,不敢再提傳統的價值,不敢再堅持知識份子獨立的思想和人格。例如馮友蘭、郭沫若,僅僅因為毛澤東的一句批評便嚇得趕緊改變自己的學術觀點。對於知識份子而言,獨立的思想與人格就等於生命。這種摧殘造成知識份子的內心苦痛絕對是無法形諸筆端的。
「知識份子」曾經是一種道德的同義詞,表達的是清貧、正義、知識、涵養、不趨炎附勢的社會形象。到江澤民時代,黨的官場上出現了這樣一種角色——「政治化妝師」。與文人的正統迥異,他們在政治舞台上是抬轎子、吹喇叭的匠人,輔佐的不是聖賢之君,而是雞鳴狗盜的江澤民之流。
在一片機槍坦克屠殺造成的血污中、在國際社會一片制裁和譴責的聲浪中上台的江澤民需要塗抹厚厚的政治油彩,於是這幫文人發明了所謂的「三個代表」。他們不僅從政治上葬送了國運,而且從道德上沾污了知識份子必須具有的清白。
時至今日,中國的「專家學者」早已不同於那些繼承了深厚正統文化和行為方式的知識份子,其中絕大多數經過中共無神論、鬥爭哲學、社會發展史洗腦,他們只是掌握了科學技術的專業人員,對正統的儒釋道文化並未做過深入研究,更未將其融入生活。
此時的中共打出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標語,做著「黨恩浩蕩」的表演,偽知識份子則不遺餘力地編造繁複理論去論證中共統治的合法性,抑或是各種社會悲劇的合理性。中共成功營造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的鐵三角,需要的就是像何祚庥這樣面對死於礦難的礦工說「誰讓你不幸生在中國了」的「知識份子」。
還有一些受黨文化污染嚴重的知識份子,雖保有做人的基本良知,但空有憂國憂民之心,苦無報國安民之路,無奈中只能爭取「體制內」身份,要求「體制內改革」,凡事尋求「體制內解決」。「體制內解決」無非是首先向共產黨稱臣,承認共產黨和黨文化對自己的控制權和任意使用權,進而取得一點點可憐的發言權。在沒有選擇的社會環境中,一些浸泡在蘇聯文學和共產黨著作中長大的人,珍惜自己成長過程中的宿食,不知道是毒藥,難以放棄對共產黨的理想心結,為社會不公吶喊之餘,卻無法幫助人們弄清中共才是萬惡之源。這些人對中共寄予希望的做法實乃用個人的德行遮蓋中共的醜陋,延緩行將就木的中共壽命。
2) 批判釋家和道家
(1)否定神佛存在,歪曲信教動機
老子的思想曾被孔子認為雲中龍。今天的西方學界對老子的思想仍然推崇備至。「福兮禍之所倚,禍兮福之所伏」「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等《道德經》中的箴言至今影響力長盛不衰。自漢代以降,道家符菉、丹鼎等各個流派皆尊老子,留下如張道陵、邱弘濟、許旌陽、葛洪等修道者白日飛昇的神跡。歷代帝王常以道士為國師,張良即稱自己「以三寸舌為帝者師」,餘者如蜀漢諸葛亮,唐朝袁天罡、李淳風,宋代苗光義,明朝劉伯溫等都被開國帝王待以國師之禮。成吉思汗晚年也不遠萬里請長春子丘處機前去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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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最後開功開悟,洞徹他所在境界的宇宙真相,教人重德行善,跳出輪迴。釋迦牟尼有十大弟子,都有很高的神通。他的第二十八代弟子達摩一根蘆葦渡江,非常人所能為之,後在少室山面壁九年,將身影印在石上,成為千古奇觀。禪宗六祖慧能圓寂迄今1000多年,肉身不腐,其肉身像至今仍然端坐於廣東南華寺中。
中共一方面進行社會發展史宣傳,否定神的存在;另一方面,令其在各個宗教內部的代理人散佈否定宗教創始者的言論。佛教認為佛是天國世界的創造者,如極樂世界即為阿彌陀佛願力所成,而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趙樸初1965年在見到印尼總統蘇加諾的時候卻說「佛陀被神化了」「佛不是造物主……不能主宰人的吉凶禍福。」與此類似,受中共控制的基督教三自教會的主席吳耀宗也稱耶穌的神跡都被自己「揚棄」了,並說「上帝已將人類得救之鑰匙,從教會手裡奪去,交予共產黨了。」
神佛為宗教之本。無論是佛教、道教或其他正教,信徒努力提升自己的境界,最終是為了去所信神佛的天國世界,如佛教淨土宗的人希望往生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等。如果否定神佛的存在,否定天國世界,對於宗教信徒來說,修煉就變得毫無意義了,而宗教這個修煉團體也就會瓦解。
中共做為無神論的宣傳者,將宗教描述為「自然力量和社會力量在人們意識中虛幻的反映」,「在於勞動者對於剝削制度所造成的巨大苦難的恐懼和絕望」。基於這種宣傳,一切有關天國地獄、善惡報應的教義都是中共直接否定的對象。
中共宣傳「社會苦難是宗教存在和發展的肥沃土壤」,並刻意將那些在常人中遭遇苦難、萬念俱灰的人入教當作是宗教信徒的常態。
事實上,道家的張道陵(即張天師)曾三次被漢和帝征為太傅(在九品官制中為正一品官),張道陵都沒有答應,而是隱居在鶴鳴山中修煉。釋迦牟尼佛出家之前是迦毗羅衛國的太子,他的父親為了阻止他出家的念頭造了一座大花園,修築壯麗宏偉的宮殿,令幾百美麗的宮女日夜歌舞管弦陪伴他,並為他迎娶印度第一美女耶輸陀羅為妻。然而太子仍然夜半騎馬跨越城牆,至山林中苦修。太子成佛後,最早度化的五十六人中有五十一人都是波羅柰國的豪族公子。世尊返國宣說佛法,有王族豪貴的子弟中品貌端正者五百人隨佛出家。因此,出家絕非對現實苦難(感情失意,或經濟困難等)的逃避,而是發菩提心,以慧劍斬斷塵緣的大願。
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民間有一個信神的環境。釋教和道教中的修行者被稱為「法師」、「道長」、「高僧大德」等,是德高望重的象徵,也是人們尊重的對象。即使是傳統皇朝的皇帝遇到高僧也都給予禮遇和尊重。
而中共奪取政權後,就在民間強行推廣「社會發展史」教育,破壞信神環境,將修行者描繪為愚昧、無知、迷信,甚至利用宗教斂財等形象。此時,修行者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從被尊重者變為大眾嘲弄的對象。許多出家人因為受不了這種精神落差而還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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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高處走」,每個人內心都潛在地珍惜自己的名譽,希望與成功者為伍。中共將佛、道教徒描繪成一個失敗者、甚至是「剝削階級」,將信奉神佛的人描述為迷信和思想落後,這都會使民眾與信徒保持距離。
(2) 摧毀修行的物質環境
如果出家人不在意世俗的看法,繼續精進修行,那麼接下來中共就要斷修行者的糧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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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修行者的資糧來自兩個方面,一為大眾的供養,二為廟產土地的收入。當中共破壞民間信神環境時,第一個來源就中斷了。對第二個來源,中共的對策就是土地改革。中共在1950年1月頒布的《老解放區市郊農業土地問題的指示》中規定寺廟、教堂等土地一律收為國有。各地寺廟中凡是有勞動能力的僧尼,轉而從事農、林、手工業和服務性行業,到麻袋廠、織布工廠、印刷廠、比丘尼縫紉組等處工作。
依照佛教傳統,小乘佛教的教徒也都以乞食為生,並不從事生產。傳入中國後,禪宗四祖道信定居雙峰山,聚徒五百人,因為住地遠離城郭,乞食困難,於是自耕自給,以農養禪。道信教誡門人,「努力勤坐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療饑瘡,即閉門坐。」由此可見,農業生產並非目的,僅僅是為能打坐參禪而從事的餬口勞動,且只要有一口飯吃,就要閉門打坐。
由於中共對生產資料和商業行為的全面壟斷,寺院道觀的生產性質已非道信所提倡的以農養禪,完全成了世俗化的工作單位,並被置於共產黨的經濟控制之下,仰共產黨鼻息而生存。經濟上對政權的依附,結束了宗教的獨立性,併進而在政治上成了共產黨的附庸。這是對宗教傳統最大的破壞。
(3)消滅肉體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展開鬥爭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肅反運動」,打著「純潔佛道教隊伍」的旗號,殺一儆百,將不與中共合作的僧尼道士當作反革命分子逮捕槍斃。經濟上的剝奪、政治上的壓迫以及這種「羅織罪名、萬人公審、宣判、槍斃」的恐嚇,使很多僧尼站到了共產黨的一邊。
(4) 歪曲宗教經典,將宗教庸俗化
佛教稱「佛、法、僧」為三寶。其中「法」即佛經。中共除了否定佛的存在、鎮壓迫害高僧大德之外,對於經典的破壞更為隱晦和陰險。
釋迦牟尼在《大般涅槃經》中預言了未來的情況,即有魔王轉生成僧尼和男女居士從內部壞亂佛法。
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太虛和尚提出「人間佛教」的說法,認為三乘共法(天乘、聲聞、圓覺)要麼屬於「迷信神權」、要麼屬於「消極避世」。「人間佛教」進一步主張「修行現代生活化」和「寺院現代學校化」,「現代化的佛教事業應包括工廠、農場、保險、銀行、公司、所謂工農商貿」,等等。這種打著「人間佛教」的幌子而將佛教徹底世俗化、庸俗化的做法,與佛陀原意直接相悖,並不符合佛教幾千年來所要求的遠離塵世欲望,追求心靈昇華與超脫的修行方法。藏傳佛教的白教始祖密勒日巴也告訴弟子說:在自己修成正果前,不要談度化眾生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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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緒論中指出的黨文化的第三種類型,中共將已經存在的思潮加以「發揚光大」,並從深度和廣度上動用其掌握的國家資源進行推廣。
中共認為「人間佛教」種種似是而非的說法恰好可以大加利用,只要信徒把關注「天國」的眼光轉移到關注「人間」,那麼中共就可以輕易編出更多的謊言,操縱教徒的思想。於是,「人間佛教」的傳人,太虛的弟子趙樸初就成為中共最理想的代理人人選。
在趙樸初等人的帶動下,中國佛教協會將「莊嚴國土,利樂有情」時時掛在嘴邊。事實上,佛經中提到的「莊嚴國土」是指莊嚴佛國淨土(如《妙法蓮華經》中的詩句「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利樂有情」是指將「有情眾生」渡化到涅槃彼岸,而絕非佛教協會所說的「積極參加祖國建設,努力為人民服務。」
(5) 成立中共宗教協會,讓代理人從內部批判宗教
五十年代,中共建立了完全受其操縱的佛教協會和道教協會,以其代理人佔據要津,成為附屬於中共的類似現在所謂八個「民主黨派」的政治組織。這些協會在黨的組織體系中歸統戰部管轄,在政府體系中歸國務院宗教事務管理局管轄,其目的不是為了繁榮宗教,而是為了控制宗教。
中國佛教協會在其發起書開篇處即熱烈謳歌中共鎮壓反革命,並「感謝這一切的領導者──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諛詞滾滾,與任何一個世俗組織相比都毫不遜色。
釋迦佛出世為印度迦毗羅衛國淨飯王的悉達王子,出家後又有瓶沙王欲以國王之位相讓,悉達太子都沒有接受,而是入山林苦修。可見,佛教之真意並不在人間的榮華與世俗的政治。而中共操縱的中國佛教協會在其成立章程中確立的宗旨即要求佛教徒參加所謂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道教的情形也差相彷佛。2005年通過的中國道教協會章程中明確規定要「加強……時事政策的學習,提高道教徒愛國主義覺悟和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自覺性。……促進道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為構建和諧社會貢獻力量。」簡單地說,道教協會就是要讓《道德經》適應於中共的政策,直白露骨地要改變信仰的內涵。
佛教協會、道教協會在政治上投靠中共,自然也就按照中共的看法去解釋教義。宗教認為世界是苦難的,這種苦難自然是與天國世界的美好相比,否則就無法解釋釋迦牟尼為何要放棄王位去修行。而中共的宗教代理人卻謊稱中共治下的中國「就不能再……說成是黑暗的、痛苦的」。更進一步,為促進信徒更進一步溶於世俗,各協會都在批判所謂「消極厭世、逃避現實的宗教觀念」,讓教徒相信建立人間天堂。這種說法與佛陀所說「苦、集、滅、道」的四諦妙法截然相反。
這些宗教協會的代理人以其在宗教中積累的資源從內部進行批判,例如佛教的主張廢除戒律並說這些典章害死了許多青年男女。這種內部的批判要比中共從外部的詆譭有力得多。
(6) 營造宗教自由假象
中國所謂的「宗教自由」是一種偽自由,它有一個前提,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簡單的說,一個人燒香磕頭、懺悔許願,幹什麼都行,但是當他的信仰和共產黨衝突的時候,他就必須服從共產黨。
偽宗教自由表現為宗教世俗化、宗教團體機關化、宗教場所商業化、宗教領袖政治化或幹部化。
在中國,宗教局是政府用來控制宗教的部門。許多寺院的方丈、道觀的主持同時也是中共的幹部,他們有行政級別,領工資,參加政協會議,甚至配備車輛、電腦,每週進行政治學習。與其他中共幹部唯一不同的是,這些人穿著袈裟或道袍而已。其心不在方外,四大不再皆空,寺觀僅僅是其工作單位而已。 
(大紀元插圖)
偽宗教自由的另一個表象就是建立大量的廟宇,組織各種宗教大會,修佛像、印佛經等等,給人中共在極力扶持宗教的假象。然而這些事情卻跟真正修行的實質沒有任何關係。
《九評之六》寫道「再以寺院為例,這本是個晨鐘暮鼓、青燈禮佛的修行場所,或是給紅塵中人懺悔禮拜的地方。修行講究的是清靜無為,懺悔禮拜也要求環境莊嚴肅穆,然而現在卻成了發展經濟的旅遊勝地。真正來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後,帶著虔誠敬佛的心來反省自己的過失呢?修復門面,毀去內涵,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無論是佛教、其他宗教還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們淪落到這步田地。」 
(大紀元插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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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國的禪宗祖庭少林寺已經成為旅遊和拍攝電影的場所,少林寺方丈販賣少林文化,近期決定花費3.5億元人民幣將清靜佛地變為休閒區,被諷刺為少林寺的「CEO」(企業執行長)。他推崇「少林寺也應該有企業的觀念」,於是開著豪華越野車,乘坐飛機周遊世界,策劃各種大型表演,每日周旋於企業老總、政府官員、國際友人等各類社會人士之間。他生活中最多的時間,是用於接待來賓和處理事務。達摩老祖所傳的「壁觀」修法需要清靜的環境,如今蕩然無存。
2006年8月,江西省化成禪寺的監寺因為「六四」為天安門死難者舉行佛教超度儀式,而被當局威脅、逼迫離開寺廟。桂陽縣宗教局何局長對這位監寺說:「你吃、喝、嫖、賭都行,就是不能反對共產黨。」
偽宗教自由讓許多不明真相的人加入到中共把持的宗教場所,他們研習的經典被中共歪曲,他們的正信被中共用世俗的利益所侵蝕,這都是中共系統破壞佛、道教的圈套。
偽宗教自由同時讓一大批聽命於共產黨的品行惡劣之人成為寺院、道觀的住持以及各級宗教協會的負責人,一方面他們積極配合中共需求在國際上為中共的偽自由塗脂抹粉,另一方面拚命斂財,乃至吃、喝、嫖、賭。例如廣州兩座寺廟裡的和尚到三元裡集體嫖娼;光孝寺、法幢寺和南山寺等三大古寺的和尚集體嫖妓;廣東佛教協會的會長、光孝寺的方丈明生和尚,在寺院內開了一個「甘露坊」素食館,弄了幾個妓女模樣的人站在寺院門口招攬顧客……
中國自古以來就有求神拜佛的傳統,但必須指出的是,到寺廟燒香許願都是相信眼下的不如意乃因果報應所致,以虔敬懺悔之心許願未來要做多少好事加以彌補,希望神佛給以一時之方便,解脫目前的困境。偽宗教人士則把求神拜佛歪曲成給寺觀佈施錢財即可獲得保佑,全然不管這些錢是否是偷搶或貪污來的。此時求神拜佛從「懺悔」變成了「花錢收買佛,與佛做交易」。
「貪官拜佛,和尚嫖娼」這種偽宗教自由對正教的破壞力最大,許多人因此而批判宗教為虛偽、斂財和淫亂的場所,這種自發的批判比中共的直接詆譭具有更深遠的影響。
必須強調的是,中共對儒釋道的批判是多層面的,包括理論層面的批判;把科學宗教化,用所謂「科學」的大棒對儒釋道思想進行批判;收編宗教界,在宗教內部對儒釋道進行批判;在黨內進行思想清理;對儒釋道進行妖魔化。這種批判是長時間的持續批判,貫穿在教育、生活中,輔以定期的政治運動強化,人人寫文章,或抄文章,強行洗腦。同時,這種批判也是全面否定式的,沒有任何可以讓人對傳統思想進行保留的餘地。在中共狂熱的無神論、唯物論意識形態宣傳中,在惡毒的對儒釋道的妖魔化中,在政治暴力的威脅中,在中共險惡地安排代理人從內部進行顛覆中,中共完成了對儒釋道的系統批判和取代。今天,大多數中國人已經不知道儒釋道為何,只要一句「封建迷信」,就足以讓人們條件反射式的避而遠之。口號式批判即可,無需證明。
2. 批判傳統觀念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易經》最開始的兩卦即點出中國人對天地的態度,君子順天道而行才能自強不息,以柔順而深厚的道德去承載萬物。對人則講誠信和睦,推己及人,把對自家老人的尊重和對孩子的愛護推廣到所有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即所謂「講信修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地人」三才既定,傳統觀念的根本也就定下來了。
中國人敬天、敬地、敬神、敬祖,並由此形成一套日常生活中的處世之道,代代相傳。
而共產黨就「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共產黨宣言》)。它對傳統觀念的批判,是其從中國人的生活中徹底清除傳統文化以及信仰的必要步驟。
中共建政伊始,就系統的通過「社會發展史」教育向全民洗腦,把中國近百年來遭受列強侵略的原因統統歸結為傳統文化的「落後」、「愚昧」,把傳統社會描繪成「腐朽、沒落」的「舊社會」,把傳統觀念中的信仰部分標為「愚昧和迷信」,把其中的道德部分標為「吃人的禮教」。這樣,利用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理和自強的願望,中共在全社會發動所謂破除「封建迷信」的運動,打著所謂「移風易俗」的口號,杜絕一切與傳統信仰相關的民間活動;同時中共還把傳統觀念批為替「封建統治者」麻醉人民的政治工具,「使他們安於被剝削的生活」,把傳統社會秩序批判成壓迫百姓的「封建宗族制度」,是和「封建專制制度」相呼應的,把根除傳統文化的運動上升到政治高度,這樣就可以通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監督」、「檢舉」、「揭發」民間仍然保持傳統觀念的言語和行為,達到徹底根除的目的。
在此試舉數例被中共批判的傳統觀念。
1) 批判對天的敬畏
中國人一直保持著對天的敬畏。即使那些沒有明確信仰的人,也相信「老天爺」。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天雖然無形無象,但卻無所不知、無處不在。 
(大紀元插圖)
當王朝末世或者社會普遍道德墮落的時候,天就會降下災難,之前也會有警告,即所謂「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帝王登基後,要行祭天之禮;每年正月十五和冬至,皇帝都要到天壇祭天,這都體現出對天的尊崇。
在政治生活中,「天」昭示了治國的法則,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在日常生活中,「密室私語,天聞如雷」;兵法、建築、樂器等都體現著天的規則,即使造反也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
對「天」,傳統觀念中從來都只有敬畏,而只有共產黨才對「天」鬥爭。
對天的敬畏維護了人的道德,「人命關天」的觀念維護了對生命的珍視,「天人合一」的觀念則有效的保護了自然。這些都是共產黨殺人和毀壞環境的障礙,而中共卻需要依靠殺人來讓人在恐懼中臣服於它,需要「戰天斗地」的豪言壯語激起人們對它的崇拜,和破壞自然的決心。
毛澤東說「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無天」。這本來是貶義的「無法無天」變成了褒義的勇敢,並鼓動人參與到「無法無天」的政治鬥爭和環境破壞中。
2) 批判命運與善惡報應
中國人從對「天」的敬畏中派生出「天命」觀,以及「善惡有報」。
「認命」是中國人常說的一句話,被中共解釋為面對困境的消極與無可奈何。事實上,「認命」的真正意義是「盡人事而聽天命」或「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孔子提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卻仍然在54歲時辭去魯國大司寇的職位,周遊列國十四年,推行王道,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這裡並無消極避世的含義。
在個人的生活中,「認命」的思想並不否認個人的奮鬥,僅僅是對人生中不可抗力的解釋。更進一步說,傳統觀念中認為人的命運取決於前半生、乃至數世行善或行惡所承受的善報或惡報。因此「命運」也常常與「善惡有報」、「福報」、「惡報」聯繫起來。
《易經》有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種觀念讓人努力行善,為自己今後的生活,乃至子孫後代積累功德。「善惡有報」也基於「頭上三尺有神靈」,「人間私語,天聞如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等觀念。
相信命運與報應,讓人能夠努力行善,看淡欲望,順天而行,不會為逞一時之快而不計後果。這種思想更讓人相信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人心生一念,天地必相知,善惡若無報,乾坤必有私。」
對朝代更替來說,中國自有文字以來就不斷留下對後代歷史大事的預言,其準確程度令人十分驚奇和讚歎。這種「奉天承運」的天命觀也是帝王執政合法性的來源。
中共將「命運」與「報應」批判為「封建迷信」,並禁演宣傳這類題材的戲劇。其依據為無法證實的「進化論」及「歷史唯物主義」假說。中共非常清楚的是,如果一個人恐懼於報應,是絕對不敢一直跟著中共行惡的。
3) 批判柔順與忍讓
「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易經》以「坤」卦來描述大地。大地有「柔順」之德。這種柔順並非無原則地逆來順受,而是順應天道而行。
「柔順」中含「忍讓」之德,「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韓信受辱於胯下的典故流傳了兩千多年,這都反映出中國人對「忍」的推崇。
中共則鼓吹鬥爭,「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靠協商與對話,而是靠暴力和鎮壓,並將敢於報復描述為勇敢。
蘇東坡曾經說過,受了侮辱後就立刻拔劍而起與別人打起來,這是匹夫,根本談不上勇敢,真正勇敢的人,在突然面臨侵犯時,總是鎮定不驚。而且即使是遇到無端的侮辱,也能夠控制自己的憤怒。這是因為他的胸懷博大,修養深厚,志向高遠。
「忍」在傳統文化中是自持、寬容、不記他人之過,但絕不是懦弱和無原則的退讓。
中共主張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實為心胸狹窄、睚眥必報的表現。這非常符合其「鬥爭」精神。這種思路讓社會上的人冤冤相報,人人為敵,這也是造成今天人際關係緊張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國人看到[#20094]為剛、坤為柔,剛柔相濟,萬物鹹亨,由是領悟和諧之道。傳統觀念中非常重視「和」。皇宮三大殿,分別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即反映出對和諧、和睦的推崇。
中共的發言人現在也常常把「對話」、「協商」、「合作」等等掛在嘴邊,這種謊言是鎮壓的另外一面。近者如汕尾事件、漢源事件、陝北油田事件以及對上訪人士、失地農民、拆遷戶、下崗工人的殘酷鎮壓,實則為鬥爭精神的延續,利用屠殺營造「偽和諧社會」。而在另一方面,由於鬥爭已經成為中共賴以存在的主要支柱,一旦尋求對話與和解,中共自身就會解體。 
(大紀元插圖)
4) 批判傳統社會秩序
中國人從天尊地卑的自然狀態,以及《易經》中「乾坤」與「陰陽」的對應擴展出一套家庭和社會倫理,再從這套倫理中派生出社會秩序。
「尊卑」是中國傳統觀念中的重要部分。按照正統文化,「卑」不一定是壞事。道家一直推崇水的美德,因為水總是「處下」。「處下」的一方是被愛護和保護的一方,處上的一方則是付出的一方。男為強,女為弱;男為剛,女為柔;但剛強不一定意味著好事,道家有「兵強則滅」、「木強則折」、「柔弱勝剛強」的說法。
中共一直打亂秩序,謊稱要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社會,但是社會不存在中共意義上的平等。
在社會生活中,一個國家、企業、社團或家庭,總要有人負責任去協調一些事情,有人提出計畫,有人具體執行,這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狀態,也是每個人的智力、體力等綜合因素決定的。而中共將其極端化了,將其描述成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所以中共要打亂一切尊卑和秩序,這事實上是無法做到的,這種所謂的「解放」實為製造「混亂」。
舉例來說,倡導男女平等的人也無可否認,在遇到災禍、疫病、饑荒、戰爭的時候,婦女兒童都是首先要保護的對象。如果倡導男女平等,似乎婦女應該和男子受到同樣的對待,這顯然是不對的。當年泰坦尼克號沉沒的時候,婦女和兒童是最先上救生艇的人,即使她們的丈夫也必須以一個男子漢的擔當和輪船一起沉沒。無人對此決定持有異議,這反映出在我們的內心深處並無男女的絕對平等。
推廣到社會生活中,一個企業或者國家需要有決策者,決策者的決議需要執行者去執行;一支軍隊需要司令官,下面的各級軍官和士兵負責執行命令;如果從社會職能來看,確實存在「尊卑」的問題,但「尊卑」並不必然意味著剝削和壓迫,它也需要上下之間的「仁」和「忠」的美德來維繫。
推廣到家庭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傳統的倫理自然承載起一個和諧有序的家庭和社會。
而「平等」從根本上來說,是佛法中的「眾生平等」,是道家的「天道無親」,是儒家的「有教無類」,是西方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是機會的平等,而絕非結果的平等。
中共對於「平等」的歪曲宣傳導致了社會的極度失序和混亂;對於「男女平等」的歪曲解釋實則為對婦女的迫害,強迫她們去做力不勝任或者不適合婦女做的工作。例如中共1976年4月出版的《同舊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一書中列出了15位女青年的文章,她們所從事的行業即為本應男子所做的送煤工、屠宰工、裝卸工等,「緊握殺豬刀,能頂半邊天」成了歌頌的對象。
中共治下的社會同時也是極其不平等的社會。由於中共壟斷了一切資源,雖然它號稱人民公僕,實際上人民都被當作奴隸,無論是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官民毫無平等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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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財產為衡量道德的重要依據
翻開中國正史的第一章,《五帝本紀》中記載了五帝的德行以及百姓對這些德行的認可和尊敬。這些德行深入人心,流傳數千年,並從漢地流向少數民族地區和其他國家。
在中國人的觀念中,道德和學識是使人獲得聲望和地位的來源。孔子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一個人的人品成為選官的重要指標。漢代的時候實行察舉制,薦舉標準為:「德行高妙,志節清白;學通行修,經中博士;明達法令,足以決疑……」另外還要具有「質樸,敦厚,遜讓,節儉」的美德。至魏晉,官府實行九品中正制,道德也成為選官的重要因素。至隋唐開科取士,對於儒家道德的理解程度也同樣是應試者能夠寫出好文章並由此登上仕途的先決條件。
到了中共建政時,德高望重的鄉紳、行會首領和知識份子反而成了鎮壓和打擊的對象,而一個人的出身是否「根紅苗正」才是獲得社會資源的最重要考量。每個人的道德本來取決於其個人的思想行為,而到了中共那裏,道德成為一個階級的群體性標誌。「誰受窮誰光榮,誰致富誰狗熊」,貧窮代表了天然的正確和正義,代表了受壓迫者、代表了「造反有理」、代表了「革命」最堅決最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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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的貧窮和富貴本來是不定的,也可能因為勤奮肯幹和抓住機遇而致富,也可能會因為揮霍而敗家。也可能某人田連阡陌,但數年後卻討飯為生。而中共實行「一刀切」,以它奪取政權的那一刻來劃分階級。
對於富貴的仇視,導致中國人在幾十年的時間裏,以貧窮做為傲視他人的資本。在另一方面,中共在打倒某人時,只需稱此人是地主或者資本家,餘下的話就不用多說了,富貴代表了「剝削」,代表了「鎮壓」,代表了「罪惡」。
幾十年後,共產黨自己顛倒乾坤,號召大家去發家致富。今天的人們不再以富貴為罪惡,轉而以貧窮為可恥。此時評判一個人的好與壞、成功與否也和道德脫鉤,而以人的富裕程度來衡量,誰有錢誰就有本事,哪管這錢是偷來、搶來、騙來、貪污受賄來的、出賣肉體來的或者出賣靈魂來的。「笑貧不笑娼」的結果是讓大家更加不擇手段地撈取財富,之後便沉迷聲色之中,以既得利益者的身份認同中共的統治。
6) 其他受到批判的觀念
中共的批判常常不是理性的批判,而是將思想批判轉變成人身攻擊。然後用「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反對」的歪理邪說將被批判者的思想一概罵倒。而對於思想者的人身攻擊,也僅僅是非常簡單地扣上「奴隸主階級」、「地主階級」、「資產階級」、「修正主義」等帽子而已。
中共通過詆譭孔子,隨之否定了儒家的「中庸」思想、「仁義禮智信」、「克己復禮」、「溫良恭儉讓」等。許多人在看到這些字眼的時候,想到的不是其本身的內涵,而是高分貝的廣播、舖天蓋地的大帽子、大字報,以及被批判者的悲慘下場,從而出於恐懼而自覺與這些思想「劃清界限」。
儒家講「仁」,就是要關懷他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對「仁」的批判導致「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中國人崇尚「中庸」。「中庸」絕非中共所解釋的「和稀泥」、滑頭、左右逢源、兩面派,其本意是「常守中道」,即遵循天命,「不可須臾離也」。其中包含學習方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處理好「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的關係,達到「至德」,完全是修身治國之道。在中共那裏,完全扭曲了「中庸」的本義,變成為了保護自己而放棄原則的犬儒。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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