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延軍教授暢談天下事：在美國遇神

孫延軍，畢業於吉林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他是原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北京市高校師資培訓中心特聘專家，他擁有國內外學術領域的多種學術頭銜。他以對中國佛教禪宗的深入研究，撰寫了中國宗教心理學領域的第一篇博士學位論文。孫教授於2008年獲北京市政府重點學科基金資助，赴美國進行宗教心理學研究。作為一個職業宗教學者，他對人類的信仰體系可謂見多識廣，而且對中國傳統文化有全面、系統、深入的研究。

在信仰自由的美國，孫延軍因為見證了神的存在，走入法輪大法修煉中。5月裡正值5．13法輪大法日暨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60歲華誕，同時也是大法洪傳19週年紀念日。在這樣一個普天同慶的日子，我們來和孫教授共同分享他在美國見證神的存在，並走入大法修煉的心路歷程。

主持人：您是什麼時候開始走入法輪大法修煉的？

孫教授：我得法非常晚，是於2009年在美國開始修煉的。

主持人：我們知道您現居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您能否告訴我們，您現在是哪一種居民身分？

孫教授：我現在是美國的永久居民。我明白您這個問題的意思，您是在問我：是不是以法輪功修煉者的身分，獲得了在美國的合法居留權，對吧？在這裏，我可以明確地告訴大家，我不是以法輪功修煉者的身分獲得在美國的合法居留權的。當然我知道，以法輪功修煉者的名義申請在美國避難，相對容易。但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當初通過律師遞交移民申請的時候，還沒有走入大法修煉。

主持人：我們知道，法輪大法是1992年春天5月13日的時候，由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在中國東北的長春市正式傳出的。到現在已經是19年了。19年前的春天您在長春市居住嗎？

孫教授：我當時在長春，那時我很年輕，春天的時候，我正在位於長春市的吉林大學攻讀中國古典哲學方向的碩士學位。92年的夏天我獲得碩士學位後，就直接留在吉林大學哲學系任教，一直到1999年夏天調入北京工作之前，我都在長春市居住。

主持人：那您當時是否聽過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講法？是否見過李洪志大師呢？

孫教授：很遺憾，我沒有那麼幸運，我當時沒有聽過講法，也沒有見過法輪功創始人。我知道法輪功創始人曾經在長春市解放大路的一棟普通民宅中居住過，我過去也曾在長春市解放大路的一棟舊的學生宿舍樓內居住過。這棟學生宿舍樓，當時叫「解放大廈」（順便說一下，在1989年民主運動的時候，這棟樓是當時長春市學生民主運動的中心），即便是這樣，我也沒有機緣拜會法輪功創始人。

主持人：那您是什麼時候開始知道法輪大法的？按您剛才講到的，您從1992年春天到1999年夏天都在長春市居住，我們知道，這段時間，法輪功在中國大陸傳播非常迅速，長春市得法的人特別多，而且創始人還多次在吉林大學講過法，吉林大學的很多師生都走入了大法修煉，而您當時竟沒有得法！但到了美國之後，您很快就走入了大法修煉！我想，很多人對此會感到疑惑不解。您能談談這其中的緣由嗎？

孫教授：您這個問題很複雜。我能得這個法，非常不容易，經歷了一個漫長、艱難而曲折的歷程。我先講一下，我在中國大陸為什麼沒有得法。我想主要有這樣幾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我當時對流行的氣功功派有負面看法。其次，我本人所具有的宗教和哲學學術背景，阻礙我認真地去了解法輪功。第三，因為我在學業和事業上持續成功，使我非常自負，不能真正虛心接受別人的善良建議。第四，中國大陸長期的意識形態控制，使我把很多現象視為迷信，根本就不相信。

主持人：當時氣功正風靡中國大陸，您怎麼會對氣功產生負面看法呢？

孫教授：開始的時候，我對氣功是很著迷的。大概是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就迷上氣功了。剛才我們是從1992年說起的，事實上我在1985年的時候就從內蒙古赤峰市敖漢旗考入了吉林大學哲學系。從85年秋到99年夏，我一直住在長春市。記得1986年的時候，我在長春市四分局附近的一個書攤上看到了一本《氣功與科學》雜誌。那裏面有關氣功的種種神奇描述深深地吸引了我。以後，凡屬有關氣功方面的雜誌和書籍我一定要閱讀，我自己買一部分雜誌，也到圖書館借閱雜誌。那光看也不行啊，那得練呀！於是就自己照著書練，一開始，什麼功法都想試一試，但馬上發現有很多流行功法有點吹牛，說理也不清楚，實際練起來和它們介紹的情況大相徑庭。由於我在大學本科學的是哲學，我還特別喜歡中國古代哲學，後來我在學專業課時，對有關佛教和道教的內容就特別重視。我發現大多數氣功功法都是從古代宗教典籍上東抄一點，西摘一點，拼起來的。或者，只截取古書中的一段。很多氣功師，也沒什麼真本事，就是為了出名、賺錢。我就想，有跟他們學這功夫，那還不如自己去圖書館讀《大藏經》和《道藏》呢！

主持人：後來您去讀《大藏經》和《道藏》了嗎？

孫教授：當然去讀了！但發現很難讀，第一是內容晦澀，第二是東西太多。好在有老師指導我，有圖書管理員幫助我，再多、再艱澀的東西我也能找到學習的路徑。我知道不能全看，得找重要的東西看。這麼多功法，不能都練，我得選最好的功法去練。大家知道，《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只是一個石猴，人家開始求仙訪道的時候，還知道只求長生不死之術，而一般的世間小道人家還不學呢！後來我經過認真研究發現，只有兩類功法值得學，一是佛家的禪定，再就是道家的內丹。由於我當時對宗教修煉知識一知半解，比較佛道兩家，我認為佛家雖然能練出特異功能，但最終身體還是死了。道家不僅能練出特異功能，而且能延長壽命。所以道家更好一些。於是下定決心以修煉內丹為主，同時，我認為，如果佛教和印度瑜伽的修煉法門中有可取之處，也可以在修煉內丹時借鑑。

主持人：既然您想修煉內丹，那您對神仙是怎麼理解的呢？您當時相信神仙是真實存在的嗎？

孫教授：我當時認為神仙只是修煉出特異功能的人，他們比別人活得時間長一點，或者壽命是別人的幾倍時間長，但最終也得死。比如張三丰的一生，宋、元、明三代都有記載。大概活了二百多歲。至於說萬劫不死，不可能！而輪迴轉世、天國地獄之說，不過是怕人類道德敗壞，嚇唬人們的。但這種說法對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有正面作用。從大學時代，一直到來美國之前，我都是這樣看的。

主持人：我們知道，內丹修煉在中國古代源遠流長，修出了許多大覺者，如果能修煉圓滿也不錯，那您當時修煉內丹了嗎？

孫教授：我嘗試修煉了一段時間，練過氣功的人都知道，有些功法是要意守的。但由於我當時很年輕，心態不穩，常胡思亂想，而用意又太急，太執著於意守，結果弄得頭昏腦脹、精神萎靡。後來打了兩個多月太極拳，才算把身體恢復過來。通過這件事，我體會到，修煉內丹需要安靜的條件，而在學生宿舍是不行的。同時心態要好，而我當時的心態不穩定。還要有明師指導，因為有些問題我還沒有弄清楚。我決定，在年輕的時候先把修煉內丹的詳細方法、步驟搞清楚。同時多讀一讀儒、釋、道三教的經典，把心態修養好。等到我年老退休之後，有空閒時間了，再專心修煉也不遲。為了給我的這段修煉經歷做總結，我的本科生畢業論文的選題是，從哲學的角度，闡釋被古人尊為丹經之王的《周易參同契》。題目是：《人類文明的新大陸－－對氣功古籍〈周易參同契〉的哲學思考》，請當時在吉林大學研究道教的一位老師做指導，畢業論文被評為優秀論文。

主持人：那您當時有沒有讀過《轉法輪》這本書？

孫教授：我在吉林大學，連續讀書、工作。在法輪功開始傳播的時候，就聽人介紹過法輪功，但我當時對流行的氣功功法已經沒有任何興趣了。95年的時候開始有學友極力向我推薦法輪功，但我想，我的專業就是研究如何修煉的，還有什麼是我不知道的呢？有些研究自然科學的人練法輪功，我認為是因為他們缺乏人文科學的知識；有些哲學教授練法輪功，我認為這些人不懂中國文化；後來，有些研究中國文化的人也開始煉法輪功，我認為這些人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不全面、不深入，對中國傳統宗教修煉法門不懂，才做這樣的選擇。我私下認為，對流行的事物，一定要保持足夠的冷靜。直到1999年上半年，我將要離開長春赴北京工作之前，才粗略讀了一遍《轉法輪》。當時我有一位師長，學問很好，人也很好，我很尊敬他，他極力向我推薦法輪大法，並贈送了我一本《轉法輪》，記得是藍皮的，前面有法輪圖形後面有一朵蓮花。並再三囑咐我「一定要連讀三遍」。我盛情難卻，只好硬著頭皮讀了一遍。

主持人：您當時讀完《轉法輪》之後，有什麼感受？

孫教授：因為我當時生活閱歷太淺，對學問的看法也過於偏執，並且由於學業和事業一路順風，不免躊躇滿志、目空一切。我當時還不懂得，什麼樣的道理才是最好的道理；也不明白，對於一個道理，什麼樣的表達方式才是最好的表達方式。我當時認為什麼樣的書才是好書呢？就是那些讀完了得琢磨一段時間的書才是好書，另外語言表達也要精美。比如，《道德經》開篇就講，「道可道，非常道」，像這樣的話您得尋思半天才會明白一點。或者您得反覆看，才能明白個中道理。另外，我過去看的一些丹經，諸如《周易參同契》和《悟真篇》等，都是用精美的韻文或詩詞寫成的。我認為這才真叫有水準。初讀《轉法輪》之後，我發現這也寫得太簡單了。文字淺顯，看一眼就明白，不用思忖。裏邊使用的一些概念，也都是民間流行的，不用特別解釋。唯一可取之處，就是這部書通篇都在勸善，讓人做好人。我當時就想，我的那位師長還讓我連讀三遍呢！這樣淺白的書，讀一遍就全明白了，讀三遍，那也太耽誤時間了。反過來又想，這本書既然讓人做好人，而且還有這麼多人信，這對提高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肯定有好處。這樣，我也不能說這本書不好。後來，我的那位師長就和我聯繫，問：「我送給你的《轉法輪》，你讀完了嗎？」，我說：「讀完了」。又問：「讀了三遍嗎？」我猶豫了一下，回答說：「是三遍」。他接著問：「感覺怎麼樣？」。我說：「寫得好，我到北京去練！您放心吧！」事實上，我當時內心裏根本沒有把這本書當回事。我記得，我是1999年7月5日到首都師範大學報到的，然後就是暑假。開學以後，中共已經開始鎮壓法輪功了，當時掀起了全民揭批法輪功運動。從那時起，到我來美國之前，我再也沒看過大法書籍。

主持人：您當時參加批判法輪功了嗎？，您對這場批判怎麼看？

孫教授：我沒有寫文章，但當時黨內有討論會，我當時是黨員，按規定需要在會上表明態度。因為，我當時不信神，也不明真相，所以我大體是這樣說的：「法輪功肯定有良好的祛病健身效果，不然的話，也不會有這麼多人跟著學。學法輪功的人都是非常好的人。如果說，法輪功宣揚有神論，是愚昧的迷信。但是現在我們用自然科學道理來批判法輪功的做法也很愚昧。信仰和當代自然科學並不在一個層次上。一個層次需要修身、養性、領會、體悟，而另一個層次需要觀察、試驗、測量、推理。信仰領域的問題，還是要用信仰的方法來解決。我們應該認真研究信仰領域的基本規律。而我們現在是用一種愚昧來對抗另一種愚昧，都不可取。」當時，我們學校一看我的表態，就知道我不是法輪功學員。因為，當時中共當局發現，真正修煉法輪功的人，不管在人前還是在背後，決不會說法輪功不好。所以，我在這場政治運動中算是過關了。一直到2008年我來到美國之前，這個基本認識都沒有改變！

主持人：有一個問題，我一直想問您，您的專業領域是宗教心理學，您的研究物件都信神，而您卻不信神，那您以您的不信神的心理，怎麼能準確察知信神者的心理呢？

孫教授：您這個問題，宗教心理學界是這樣解釋的，即：信神者，或特定信仰體系內的人，從心理學的視角來研究這種信仰本身，能準確描述相關信仰活動的心理體驗；但不信神的人，或者信仰體系之外的人，他用心理學的方法來研究相關信仰，能保證研究結果的客觀公允。所以，學界認為，兩種方法都有價值。

主持人：通過您剛才的回顧，我們可以看出，您的思想意識，和法輪功修煉者的思想意識，是有巨大差異的。那您到美國後，究竟是什麼機緣使您的世界觀在短時間內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並最終走入大法修煉之中呢？

孫教授：我來到美國後，在最初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裏，內心深處發生的變化可以用翻天覆地、驚心動魄來形容。其中心路歷程的曲折、複雜，難以盡述。簡單地說，有這樣非常關鍵的幾步，決定我最終走入法輪大法修煉。第一，通過再讀《聖經》，體驗到了神的真實存在。第二，通過閱讀《九評》，對中共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並認為法輪功群體值得尊重。第三，通過看《神韻》，受到巨大的心靈震撼，消除了對法輪功的隔閡。第四，通過接觸法輪功學員，感受到了法輪功學員的修煉境界，我為他們的虔誠、善良所感動。第五，再讀《轉法輪》，幡然醒悟，過去對宗教信仰中的許多疑問，都得到了圓滿解釋。

主持人：看來，信不信神的真實存在，是決定您對法輪大法態度的一個關鍵問題，您能否給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您是如何從一個無神論者，最後變成有神論者的？

孫教授：我於2008年4月3日來到美國夏威夷大學訪學，作宗教心理學研究。搞這個領域的研究不能只讀書，還得深入美國的宗教生活，就選了當地的幾個教堂去參觀。後來一位牧師，看我對基督教感興趣，就送了我一本英文版《聖經》；而一位虔誠的華裔女士，送給了我一本中文版《聖經》。我就對照閱讀。計劃在離開美國返回中國大陸之前，把《聖經》讀幾遍。我過去在中國也讀過《聖經》，感到他只是西方文化的象徵。但在美國讀《聖經》，感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我讀完《馬太福音》的時候，我深深為耶穌基督的智慧所折服，感到耶穌講的道理平易而深刻，是濟世救人的肺腑之言。我猛然醒悟耶穌的道理是真實的，耶穌的故事也是真實的！根據我對宗教的研究和理解，耶穌的神跡也不難解釋。當我確信這一點之後，我的內心瞬間體驗到一種平安喜樂的感覺，這種感覺竟然持續了數週時間。我感覺我周圍的世界比以往美妙了許多。後來，我在教堂中和一些年長的虔誠基督徒作印證，他們也都有大致相同的經歷。於是，我體驗到，神是真正存在的！

主持人：既然您在讀聖經的時候，獲得了這樣深刻的體悟，那您當時為什麼沒有加入基督教會，接受洗禮，並變成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呢？
孫教授：因為，我是研究宗教信仰和修煉的，我自己對這個領域有很多需要解開的疑惑。讀完《聖經》之後，我覺得還有許多疑問需要進一步探討，以求得更圓滿解釋，所以，我當時沒有變成一個基督徒。但我的世界觀確實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

主持人：您的這段經歷真是很寶貴，看來信不信神，把人分為兩個世界，有天壤之別啊！那您是怎樣讀到《九評》這本書的呢？當時讀《九評》有什麼感覺？

孫教授：我讀《九評》是因為朋友的提醒，有些朋友看我初到夏威夷每天閱讀資料，忙忙碌碌。就對我說，您在美國，只有幾個月的時間，您怎麼能看完這麼多資料呢？你應該把中國大陸看不到的資料收集好，拷貝下來，回去慢慢閱讀。我一聽，對呀！但現在學術論文都有資料庫，在中國也可以查找。那什麼資料是看不到的呢？後來一想，中國大陸禁止出版的資料才是我看不到的。根據朋友的建議，按我的這個學科的性質，收集一些有關法輪功、基督教家庭教會、西藏流亡政府的資料，可能回去會有用。法輪功在海內外影響最大，我就決定，先看法輪功的。在大紀元的網站上，我發現《九評》這本書被放在了顯要的位置，我想，應該先讀一讀。我一讀，感覺很震驚，法輪功竟能寫出這樣好的書？因為我在中國大陸經常給雜誌和出版社審稿，什麼樣的論著有什麼樣的水準，我還是有判斷能力的。另外，我又想，共產黨這樣壞嗎？是不是因為法輪功反共，故作這樣的誇張呢？因為美國沒有資訊封鎖，想求證什麼，比較容易。找資料一印證，發現《九評》講的都是真的。我意識到法輪功不簡單，裏面真有人才，非等閒之輩，值得尊重啊！後來的事，大家就都知道了，在《九評》的影響下，我於2009年初公開聲明退出了中共。

主持人：您剛才講，您通過看神韻，受到心靈震撼，消除了對法輪功的隔閡。您能具體談談這個隔閡到底是如何消除的嗎？

孫教授：應該說，看了《九評》，您不得不尊重法輪功；看了《神韻》，您不得不仰視法輪功！我在吉林大學哲學系主講了7年美學課，對文藝是有發言權的。我在北京也現場見識過許多高水準的文藝演出，但這些表演，在藝術格調上和神韻無法相提並論。2009年3月31日，我在檀香山有幸第一次欣賞《神韻》，《神韻》純正的藝術內涵，無與倫比的藝術格調，精湛的藝術技藝，使我受到了巨大的心靈震撼，我為我們華人能有這樣高的藝術成就，而感到由衷的驕傲和自豪！我特別喜歡其中的一個節目，叫《婆羅花開》，我感到這個舞蹈聖潔美妙、超凡脫俗。我過去在讀佛教經典的時候，多次讀過釋迦牟尼有關：優曇婆羅花三千年一開，屆時法輪聖王下世度人的預言。我當時認為，這只是一個美麗動人的傳說而已。後來聽說，現在優曇婆羅花已經開了，但我不知是真是假。看完《神韻》後，我特意仔細搜集、甄別了有關優曇婆羅花開放的各種資訊。最終我確信，真有優曇婆羅花，而且真開了！看來，不僅耶穌的事蹟是真的，釋迦牟尼的事蹟是真的，那法輪聖王也是真的！我就琢磨，難道當年釋迦牟尼的預言就應在法輪功上？要說影響大、傳播廣、傳播迅速，那其他信仰體系是無法與法輪大法相提並論的。但我轉念又一想，即便釋迦牟尼的預言應在法輪大法上，但法輪大法這個法門本身究竟高明到什麼程度？這是個問題！我據十年前初讀《轉法輪》的印象，對這一點，還是持保留態度的！但毋庸置疑，《神韻》晚會確實拉近了我和法輪功修煉者的距離。正是因為看了《神韻》的緣故，從那時起，我認為，我和法輪功修煉者是同一類的人。後來紐約和DC的法輪功學員紀念4.25十週年，舉行大型集會，邀請我參加。我認真思考了一下。覺得法輪功學員虔誠、善良而又才華橫溢，我應該見見他們，應該交這樣的朋友，就去了。

主持人：您剛才講到，您接觸到法輪功學員後，您感受到了他們的修煉境界，您能否舉一個具體的例子，談談您從他們身上，到底感受到了什麼？

孫教授：紐約法輪功學員紀念4.25集會之後，由於太忙，大家當天中午都沒吃飯，有個法輪功學員就邀我們幾個人一起去一家中餐館用晚餐。我盛情難卻，只好客隨主便。在中國大陸的時候，我出外講學或遇上學校公務，也經常到飯店聚餐，但中國大陸的飯局吃起來很累，因為大家總是各懷心腹事。所以說，我每次吃飯前，落座之後，總是先把在場的每個人的心理推斷一番，以免在和他們交往中產生失誤，給自己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但和法輪功學員在一起吃飯，我什麼都沒有想。吃完飯後，我猛然一驚！發現自己這次竟然沒有揣測大家都在想什麼？我一個人，在這樣陌生的環境中，為什麼不作戒備呢？我反覆思考後，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就是因為，我和這些人在一起有安全感，和法輪功學員相處的氛圍是和諧的、美好的。這種氛圍，是在海外的任何一個華人團體中都沒有的。法輪功學員可信、可靠！當然，法輪功學員的優秀品質很多，我不能逐一道來。

主持人：您在什麼時候開始重新讀《轉法輪》的？您這次從《轉法輪》中究竟領悟到了什麼呢？

孫教授：4.25和平抗暴十週年集會過後的第二天，有法輪功學員就問我：「您看過《轉法輪》沒有？」我客氣地說：「十年前看過一遍，是讓人做好人的書。」法輪功學員對我說：「看一遍不夠，這部書不僅是讓人做好人的，是讓人修佛的。」勸我說：「您再看一看，肯定不一樣。」我想，盛情難卻，那就再讀一遍吧！這次，打開《轉法輪》，開篇是《論語》，一讀，發現短短的幾段文字氣勢恢弘、意境非凡。我就想，這得什麼樣的胸襟、氣魄、境界才能寫出這樣的文字呢？十年前的時候，我怎麼就沒有這種感覺呢？我意識到，現在的我已經不是十年前的我了。我經過十多年的教學、科研的經驗積累和生活歷練，加上我為社會不同階層、不同職業、不同地域、不同群體的人講過課，我的見識已經遠非當年可比。已經知道，最好的表達方式，就是用最淺白的語言講最高深的道理。真相的大門已經對我豁然敞開！第三天，我在DC，在一位學員家裏，讀到《轉法輪》第二講「關於天目的問題」，我馬上意識到，這段文字，如果沒有真切的修煉體悟，沒有見過相應境界，是寫不出來的。看來這部法是真的！後來，我回到夏威夷後，一口氣讀完其餘部分。感到我在過去有關修煉問題、宗教信仰問題的許多疑問，全部得到了圓滿解釋，這部書確實是用最淺白的語言，講了最高深的道理，可謂天機盡洩！我當時立即就產生了一種緊迫感。我想，我怎麼這麼不幸呢？十年前我為什麼就沒看出來這些內容來呢？同時又感覺到很幸運，我畢竟今天看出了門道，得到了這部上乘大法！那就趕緊修吧！從此，走入了法輪大法修煉！後來，我反覆讀《轉法輪》，發現每讀一次都有新的啟發，直到現在，依然如此。和十年前初讀《轉法輪》相比，我現在感到，這部經文的高深道理、豐富內涵，值得我永生領悟！

主持人：從您明白了真相，走入修煉，到今天，您在修煉中體會到了什麼呢？能否和我們分享一下？

孫教授：首先說明一點，我很慚愧，我不夠精進，我的修為很淺。但我也確實體驗到了很多美好的境界。我的體會很多，很難盡述！我只從諸位朋友易於理解的角度出發，講幾點。第一，就是用真、善、忍的原則處理世間的任何事務都能得到好的結果，甚至很尖銳的矛盾都能善解，心態變得越來越平和。第二，我感覺身體變得越來越輕，過去的許多不適，不翼而飛，精力十足，思維敏銳。第三，我感到宇宙萬物都是有生命的、有靈性的、和我都有親和感，我每天都生活在美妙的意境之中。第四，我對道德原則能堅持、在生活習慣上能自律。而在過去，我雖然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比如我希望自己像孔子那樣仁愛、像佛蘭克林那樣勤勉，可我做不到！我在首都師範大學帶研究生的時候，一般新生入學的第一次課，我不和他們探討專業問題，而是和他們討論道德行為規範，並把孔夫子的《論語》和《佛蘭克林自傳》作為必讀書推薦給他們，而且強調要把堅守道德律令的重要性，擺在專業學習之上。希望他們以此為借鑒，建立起每個人自己信奉的道德行為規範。但我發現，一個不信神的普通人，堅守道德律令是很困難的。但現在，如果我發現自己在思想和行為方面，有什麼地方不符合「真、善、忍」原則的時候，我馬上就去改正，而且也能改正。以上，就是我在修煉中的初步體會。

主持人：聽了您的這段在美國遇神的傳奇經歷，真是曲折複雜。您通過艱難求索，終得正法的心路歷程，一定會給我們很多有益的啟發。好，謝謝孫教授！

孫教授：謝謝主持人！謝謝朋友們！

－－轉載自希望之聲

辛子陵大胆直言遭监视居住

国防大学退休教授辛子陵（看中国配图，网络图片，吴越摄影）

中国军队作家辛子陵素以直言著称，他著有《毛泽东全传》、《红太阳的陨落》、《林彪正传》和《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等等。据网上介绍，76岁的辛子陵是正师级大校军衔和四级研究员，他专门研究中共党史，力图将历史上毛泽东的罪行与共产党切割开来，增强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然而今年3月，辛子陵突然销声匿迹，5月份多个渠道传出消息说，辛子陵被当局立案审查，受到监视居住，一些便衣在他家附近轮流执勤，对他实行人身监控，他的博客也被一个汽车展览页面覆盖，但在最下面，仍保留谩骂他的留言。外界盛传，辛子陵惹祸的根源，是今年2月初，他在中国科技部离退休干部座谈会上的一次讲演，触怒了中共高层。本次《人与社会》就为您摘要介绍这篇讲演。

这篇讲演的题目是《形式和前途》，辛子陵首先说，今天是老同志座谈会，我们年龄相近，都在七十以上，都是老干部，老党员，“老员外”，对国事仍然很关心。京戏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角色是“员外”，所谓“员外”就是定员以外的人员，头上没有乌纱帽，不求升迁了，可以讲真话，不戴假面具讲话。现在科技发展了，到处有摄像头，有监听设备，我们吃饭的这个地方，可能也有。但我们不怕，我希望我们的一些意见，传到中央去，我们出于善意，出于好心，该说的要说，听不听在他们，在当权的领导人。

辛子陵首先谈到中国的经济形势很好，GDP总量超过日本，钢产量超过了英、美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28个国家。这要在毛时代得乐疯了，尾巴要翘到天上去。

辛子陵认为，中国取得这个成绩并非如中共领导人说的“是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党的英明领导的结果”，恰恰相反，是因为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结果。他还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天窗说亮话，就是改弦易辙，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过，这个资本主义是共产党领导的，是新资本主义。

辛子陵表示，共产主义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它只“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千万不要付诸实践，它不是治国安民的现实政策，真要这样办，一定坏事，一定天下大乱。中共党章中仍然载有“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条文是不符合恩格斯教导的。明年十八大，估计会修改这一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是德国“青年派”的水平，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的思想变化，把共产主义理想在六亿人口的中国大规模地实践了一下，结果饿死了3千7百55万8000人。

他说，据专家统计，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2129年中，一共发生203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共死亡2千9百92万多人。而毛泽东三年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3千7百55.8万人，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全部人口还多7百64万人。这不是个别政策失当，是根本理论的错误，是根本路线的错误。所谓合作化、公社化的理论、路线和道路，是空想社会主义，既不能带来富裕，又不能带来平等，是造成大灾大难的总根源，应予彻底否定。

辛子陵还表示，中国的国家政权，说是代表绝大多是人民的利益，实际上情况发生了变化。他引述一位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美国官员说：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那么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家庭，加上他们的儿孙、亲友及身边工作人员，构成了约5000人的核心体系。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普遍的通婚联姻关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竭力维护现状，并制造了“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

他说，现在我们应该正视，我们的经济改革，从单纯经济观点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谈付出了过多的环境、资源和劳力的沉重代价），但从政治上看，是失败了。要承认这个失败，挽救这个失败，经济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这个失败，将是历史的大倒退。辛子陵说，我们政治上的失败，主要表现在共产党由穷人党向富人党的蜕变；政权由建国初期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经过了毛泽东独裁统治，向官僚资产阶级政权的蜕变。

他说，在高干子弟中出了2932个亿万富翁，平均每人财产6.7亿元人民币，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政权的性质。他说，前中国国家副主席的儿子在澳大利亚悉尼买了一幢豪宅，花了2.5亿元人民币，轰动世界。中共领导人的家族在经济地位上取代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的位置，在巧取豪夺的财富数量上远远超过了他们，还硬说是人民在当家作主，这样的瞒和骗能够长久吗？共产党要想保住政权，保持执政地位，就要继续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就要有决心、有勇气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用改革的手段，用党内斗争的手段，用和平转型的手段，解决权贵资产阶级的问题。

辛子陵说，现在权贵资产阶级确实就在共产党内。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搞早了，现在搞正是时机。所以毛泽东的幽灵回来了。我认为，这件事情有积极意义，对权贵资产阶级是个震撼。我在阳光卫视谈政治体制改革，曾提出用高额累进税的办法，在民主法制轨道上解决他们的问题。税率是80%。你贪污受贿和其它非法收入一个亿，交出8000万来，给你留2000万，你还是个富翁，免去一切处分。你不接受这个办法，就等着没收全部非法财产，戴高帽子游街，进秦城监狱吧。

他还说，薄熙来在重庆搞“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的活动，是否真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真要搞文化大革命？我的回答是，完全不是。真要发生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也不会是薄熙来他们领导。他们是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把毛泽东当作钟馗了。想借毛泽东这面大旗，增加他们接班的合法性，想把毛泽东当门神，保护他们的财产。但他们进错了庙，请错了神。毛在世时，对刘少奇、薄一波等不放心，先把他们打倒，关起来，如今，毛的徒子徒孙、文革的遗老遗少会拥戴刘、薄等人的儿子接班吗？这可是世仇。文革这把火一点起来，先烧高干子弟，因为当年被打入地狱的造反派们知道，是谁断了他们的前程，把他们打入地狱的…。第一批被抄家的可能还是原来的高干子弟，现在的高干们。

辛子陵表示，中国的最终出路和前途可能是民主社会主义。现在内外压力还不够，当权的人觉得还能维持下去，一旦出现突尼斯、埃及那样的形势，就把民主社会主义旗帜打出来了，答应政治体制改革，开放报禁、党禁，实行民主宪政。现在最关键的是火候和时机的选择，当局是能拖一年是一年，宁晚勿早。拖一年，官僚资产阶级就是几千亿、上万亿的收入。他有这个算计，所以就尽量拖着。但是晚了，就是丢江山的问题了，就由不得共产党了。一旦民众起来，你执政党就不再是推动改革的力量，成了革命的阻力和革命的对象了。像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群众一起来，什么改革条件都答应了，但群众不干了，这时候的条件是叫你走人。他提醒当局，宁早勿晚，不要因小失大。

辛子陵在这次演讲中还奉劝胡锦涛：对内不可批温家宝，对外不可发动第二次抗美援朝。他说，有了温家宝，才有胡温新政。汶川地震以后，温家宝深得民心，取消农业税、遏止“国进民退”的势头、在财政支出上较大幅度地向民生倾斜，是胡温新政的三大亮点。去年8月以来，温家宝七谈政治体制改革，胡锦涛没有给以支持，这是很大的失着。但千万不要和权贵集团联手整温家宝。最近，一个中宣部副部长，敢说温家宝是“麻烦制造者”，这是一个整人的信号。整温家宝，作为一把手的胡锦涛，不是后台也是后台。民众会把你当做权贵资产阶级的代表，逼出一个挺温反胡的高潮来。毛泽东晚年整周恩来，党心民心都离开了他，逼出个“四五运动”来，差一点翻车不得善终。这个教训要记取。

在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上，辛子陵说，现在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全面紧张，和美国也严重对立，是由于两韩平安舰纠纷引起的，后来朝鲜又向韩国延坪岛开炮，打死了和平居民。国际社会认为中国无原则偏袒北韩。他奉劝中共中央别在朝鲜越陷越深，别为金氏父子保驾护航。

原题目：辛子陵大胆直言遭监视居住

谁把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迫害死又开膛剖度的？

作者： 解滨

严凤英

2011年5月16日，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但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45周年纪念日。 大多数中国人已经淡忘，四十五年前，毛泽东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带上了一条动乱和浩劫之路。 十年文革期间，上亿中华儿女惨遭批斗和迫害。 文革制造了数百万冤魂。冤魂之一，是我国著名的黄梅戏艺人严凤英。 两年半前我曾发文提出要追查那起冤案的直接制造者。 用网络语言来形容，也就是要把那个迫害严凤英致死的家伙给“人肉”出来。我的人肉呼吁发出后，在国内外各大网站上得到多次转载，并刊登于香港《开放》杂志2009年2月号，得到国内众多网友的响应。 那个默默无闻的家伙因我的那篇文章而走红。 时隔两年半，结果如何？ 在把结果告知天下之前，咱们最好回顾一下那个事件。 以下是当年“人肉”呼吁的全文：

追查迫害严凤英致死的刘万泉

最近看到的一篇文章，细说了文化大革命中严凤英之死。这件事官方在多年前已有报道，只是细节被刻意隐瞒了。这一篇文章把这隐瞒多年的细节披露了出来。

誉满天下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被迫害致死，这类事情在文革中十分普遍。我们知道，那是一个没有法制的年代。连国家主席都不能自保，惨死狱中，别人也就不要奢望了。

然而，即使在那个动乱年代，杀人越货的，强奸的，只要被抓住，还是要下大狱的。就是那些当时没有抓到的刑事犯罪分子，文革结束后官方还是继续追捕。文革中还有些案子，在没有给凶手定案之前，永远都不能结案。即便凶手死了，也还要把案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这不光是要给死者的亲属和后代讨一个说法，也要给历史一个交代。

严凤英之死就是这样一个案子。

严凤英是吞药死的。吞药这种事情在那个年头很平常。不过，严凤英的丈夫很快就察觉了，马上找来了医生，并告知了军代表。军代表来到时，严凤英还可以说话，神智还算清醒。实事求是地说，文革中有不少试图自杀的人由于发现及时，还是被救活了。当迫害者发现被迫害者试图结束生命时，多半会出于政治考量，或者怕日后担当责任，或者出于某种内疚，一般是要设法把被迫害者救活的，美其名曰“留个反面教员”。有些人自杀不成后，当权者便严加看管，防止再次自杀。

然而，这个军代表特别雷。他得知严凤英吞药后，不但不准站在旁边的医生去抢救，反而幸灾乐祸。他甚至还要抓紧最后的时刻，对严凤英进行最后的“现场批斗”，逼严凤英“交代罪行”，以至于耽误了抢救时机。一代黄梅戏大师英年夭折。

这件事情，就是在当时也属于“犯政治错误”，也要“受处分”的。然而，这个军代表并没有就此打住。他太雷了。他最雷的表现还是在严凤英死后。

文革中吞药、跳楼、溺水、上吊自杀的人有成千上万。一般来说，人死了，迫害者便不再追究。再坏的人也知道，死人不会说话，没有痛觉和知觉。所以，迫害再狠，也莫过于置人于死地。

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雷就雷在：就是人家死了也还要把迫害继续下去。

人都死了还怎么迫害呢？军代表自有办法。他叫个医生来给死了的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他的理由是，严凤英有可能把国民党给她的特务发报机和照相机吞到肚子里了。

医生一听吓坏了，差点瘫在地上，连忙推托说：革命领导同志，俺只会按照医书上的步骤给病人开刀治病，开膛剖肚的事俺还真没有学过，那是法医做的事。军代表大怒：你他妈的Ｘ是个什么东西！老子又没有叫你给她看病，不就是叫你找她肚里的发报机吗？你怎么这点革命立场也没有？开刀、开膛不都是开吗？你到底是开还是不开？

迫于军代表的淫威，那个双腿打软的医生战战兢兢地找来一把医用斧头，当着众面把死去的严凤英的衣服剥去，然后就像杀猪那样，照准严凤英的咽喉“喀嚓”一斧子劈下去，再左一刀右一刀地断开她的所有胸骨，然后掀开肚皮。看着严凤英的裸露着的全身和血淋淋的内脏，那个军代表越发得意，开始说起下流话。接着，就叫那个医生翻遍五脏六腑找发报机和照相机，连肠子都给翻过来。除了找到了一百多片安眠药外，医生另外就是发现了她五脏严重下垂，心、肝、脾、肺、胃都不在其位。这当然是“斗争”的结果。其它什么也没有找到。军代表不满意，下令那医生继续“深挖”。最后，医生一刀劈开严凤英的耻骨，膀胱破裂了，死者的尿喷了出来。军代表这时才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严凤英，我没看过你的戏，也没看过你的电影，今天我看到你的原形了！”

如果一个疯人院的患者说，人的肚子里可以藏一个发报机，那可以原谅。但这是个军人。一个见过发报机，知道发报机有多大的军人。不要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老笨发报机，就是今天有人企图把一个最新的“微型发报机”——手持对讲机给吃下去，可能吗。吉尼斯纪录上，吃什么的人都有，有人吃发报机吗？我们退一万步，就算严凤英当时用了什么妖法，一口吞下了整个发报机，那么大个东西任何医生手一摸就可以摸到了，用得着开膛剖肚吗。就算要“拿脏”，那也起码要让法医在解剖室里慢慢给拿出来，为什么要当着众人剥掉她衣服开膛剖肚？

说这个军代表是个衣冠禽兽，那是抬举他。禽兽有做这种事情的吗？如果把这个军代表和割张志新舌头的罪犯们相提并论，那是夸奖他。张志新毕竟还懂政治，也骂过毛主席，割她舌头毕竟是上级批准的。黄梅戏艺人严凤英除了唱戏还懂什么？她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毛主席半句坏话？给严凤英当众开膛剖肚这件事就是送到江青那里去报批，量她也没有那个胆量批。

那么，这个军代表究竟犯了什么错呢？很多人会说，那个年代嘛，人们违心地跟着四人帮，犯了这样或那样的政治错误。要怪还是要怪四人帮。这个军代表做的确实过分了，他犯的充其量也就是政治迫害罪了。

这是屁话！

文革中政治迫害事件有几千万起。有对正在死去的人大加批斗这种迫害法吗？文革中被整死的人有好几百万。有几个人是死了后还继续被整的？这样翻来覆去地公开羞辱和糟蹋死者的尸体是出于任何政治目的吗？

1944年7月20日，一批厌战的纳粹军官策划了一场刺杀希特勒的行动。遗憾的是，炸弹威力不够。希特勒只是受了点轻伤。大批军官被捕。恶魔希姆莱通知刽子手们：不要把他们简单地枪毙，要用肉案上挂猪的铁钩子把他们钩起来，或用钢琴弦把他们吊起来，让他们慢慢地死，同时别忘了拍下电影。刽子手们照办。希姆莱对自己的发明十分得意，他要来影片，放给自己看。不看则已，一看希姆莱当场吓昏。

这个军代表的发明比起希姆莱似乎更胜一筹。而他的胆量也远非希姆莱可比。他亲自“监斩”，面对自己的发明创造面不改色心不跳，甚至还频频地调侃和幽默。他自己观斩还不够兴奋，还把造反派双方的代表，剧团领导，和“革命干部”代表拉来一起陪看，达到心理的最大满足。

这种极端的心理变态和歇斯底里的摧残欲，难道仅仅是犯“政治错误”或者“政治迫害罪”吗？

这种事情，拿到世界上任何一个法庭都会被定为刑事罪，而且是所有刑事罪中最大的、最重的、最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Ｃｒｉｍｅｓ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什么是反人类罪呢？其定义很长，但概念却简单明了。纳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的是反人类罪，日军在南京犯的是反人类罪，非洲某国家的叛军强奸妇女，并把敌人的内脏吃掉，他们犯的也是反人类罪。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把“三种人”给拉下马了。但他却放过了第四种人。什么是文革中的第四种人呢？这就是文革中那些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比如说，那个建议割掉张志新舌头和喉管的官员和那四条汉子，那几个用皮带抽死北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的红卫兵娃娃，那几个打死煤炭工业部长张霖之的造反派干将，那些把地主、富农连同他们的子女一起统统活埋的河北某县的“贫下中农”们，还有我这里说的军代表同志，等等等等。他们都是第四种人。这些人不是什么政治迫害的工具，不是什么“被坏人利用”。他们自己就是最坏的人。把他们的罪行简单地归咎于“四人帮”，就和把所有纳粹分子的罪行都归咎于希特勒一样荒诞无耻。

文革中被被迫害致死的有好几百万人。要整死这么多的人，恐怕至少要一、两百万人参与才行。我没有说这一、两百万把人整死者都犯了反人类罪。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确实犯有那样的罪行。这些罪犯也许现在做了大款，也许在默默无闻地安度晚年，也许下岗在家赋闲，也许成了道貌岸然的学者，也许还在当大官。这些人的子女中定有不少在做学者，当干部，甚至和我一样侨居海外。只要有人一提起文革旧事，这些人包括他们的子女立即会跳出来反驳：冤冤相报何时了？

大概八、九年前，一天早晨，在笔者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有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在诸多媒体的镜头前被警察公然击毙在他家门口。这件事发生后，当地出奇地平静。没有人抗议警察的“暴行”，甚至那位开枪的警察也没有按常规被暂停工作接受调查。为什么呢？因为这位７８岁的老爷爷以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位士兵。他究竟杀了多少人？不知道。二战结束后他隐瞒了那段历史，移居美国，安守本分，在左右邻里有很好的口碑。花甲之年的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半个世纪后以色列政府还是追杀来了。以色列政府的通缉令传到当地警方后，警察上门逮捕他，他持枪拒捕，被当场击毙。

有谁说过犹太人“冤冤相报”吗？没有。有谁奉劝过以色列当局要“以德报怨”吗？没有。德国总理都已经给死难犹太人纪念墓下跪了，可以色列政府仍然在孜孜不倦地追杀纳粹余孽。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反人类罪是任何人都不可赦免的，没有追究期限的，也不是任何政府、或者任何国家的法律可以庇护的。教皇每到一地就要建议当地政府赦免几个死囚。他有要求过赦免任何反人类罪犯吗？赖昌星可以赖在加拿大这么多年，甚至永远赖下去，但你看加拿大政府敢不敢庇护任何一个纳粹余孽？

国与国之间常会有冲突，甚至战争。国家内部不同政见的团体或个人，当权者和平民之间也常会发生一些冲突，甚至演化成内战。不同的种族之间发生冲突或争执，也常大打出手，甚至引发大规模骚乱。但是，人类无论任何一种冲突或战争中，没有任何一方可以使用极端残暴的手段来加害或大规模杀虐对方。即便是罪犯也应该受到最起码的尊重。没有任何人可以以“正义”或任何其它借口这样丧心病狂地残害人类。这种反人类的罪行一旦发生，这些罪犯就成了人类公敌。这些罪犯即使能够逃脱当局的审判，也无法逃脱历史的审判。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要追查那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那个恶魔的暴行被传说了很多年。直到最近，他的名字终于被披露了出来，他叫刘万泉。1967年底他作为12军的一个下级军官被派到安徽合肥的黄梅戏团（当时被改名为红梅戏团）“支左”。在他成功地干掉了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后，被评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但不久他的上司对他的所作所为都有所听闻，开始感到不安。甚至还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就把他调到另外一个省保护起来。文革结束后，安徽省文化局的一个调查组找到了刘万泉，他对他做过的那些事供认不讳，不但没有丝毫的悔意，反而振振有词。

我说要追查刘万泉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就是要把他找出来，不要让他的光荣事迹无声无息地消逝在历史长河里。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在规定的地方把他干的那件事说清楚，也回答一些问题，给严凤英的家人和后代一个说法，给安徽的父老相亲们一个说法，也给全国的黄梅戏迷们一个说法。审判他不是我的事。我知道他已经躲过了好几届政府的审判了。这没有关系。这一届政府不审判他，我们就耐心等待下一届吧。总有一天，刘万泉要面对历史、面对讨说法的人们的。我们现在能做的事，就是乘当年的许多知情人还活着的时候，尽量弄清楚当时的所有细节，搞清楚刘万泉他住在哪，追踪他的下落。以后政府知错了，通缉追捕刘万泉，我们也该提供个线索吧。就是他死了也不要紧。他死了不但不可以侮辱他的尸体，反而要给他树碑立传，让后人永不忘记这个史上最雷的军代表的功勋。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被杀戮、摧残了近两千年。二战结束后，犹太人寻求世界各国政府的协助，竭尽全力追杀每一个双手沾满犹太人鲜血的法西斯纳粹分子。犹太人终于永久地结束了被残杀的历史。

我们中国人自己杀自己，自己残害自己也有悠久的历史。谁都希望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历史上最后的一场浩劫。但这也许不过是一个美梦而已。除非我们能够像犹太人追杀纳粹余孽那样去追捕和审判在文革中每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罪犯。

刘万泉不是文革中第一个犯了反人类罪的嫌犯，也不是最后一个。姑且把他定为嫌犯6408号吧。

后记

当年笔者在网上发出“人肉”刘万泉的呼吁后，在国内众多网友的协助下，不出半年，他的下落就被查出来：

刘万泉，出生于1938年8月5日
出生地: 四川宜宾
籍贯：四川宜宾
身份证编号：36010219380805XXXX.
户籍地派出所：江西省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大院派出所
居住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新公园路8X号X栋X单元X楼X室）

今天的刘万泉已经是一位73岁高龄的老者。 作为这样一个在网上具有相当知名度的红人，他的后代不会不把这一喜讯传递给他。 面对网上成千上万网民的唾骂和谴责，他有没有任何忏悔之意？

前几天，一位名叫约翰.代姆杨尤克的91岁的躺在担架上的老人，被一家德国法院判处5年徒刑。代姆扬尤克出生在乌克兰，二战初期在苏联红军服役，1942年被德军俘虏，后转投德军，成为一名集中营警卫。二战结束后，代姆扬尤克改名换姓，定居德国，后移民美国。他涉嫌参与纳粹屠杀的经历1977年被曝光，经过多年的追杀，今天对于他的迟到的审判终于实现。

四十五年前的文革中，成千上万的罪犯参与那场杀戮，何时才有正义的审判？

【庆祝513】忆参加师父四次传法班（图）

文／大陆大法弟子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五日】虽然自己曾参加过四次师父传法班，仍很喜欢看同修们写的忆师恩，每每静下心来看时都仿佛又回到了当年的传法班，沐浴在温暖的佛恩浩荡中。
第一个：石家庄班

我自幼喜好气功，记得上初中时英语老师就在自习课时传授气功。受家庭的影响，从小就相信佛道神，当兵后，仍一直坚持自己的爱好。记得一九九四年的二月底，一天有位一起练别的气功的大姐（当时她没有参加班，但后来很快走進大法），说有气功大师要到石家庄来亲自传法办班，在军分区礼堂贴有海报，问我能否参加。我当时觉得自己很忙，可能参加不了，但第二天中午办事要经过军分区礼堂，就想，先看看海报吧！

第二天中午来到军分区门口，记得当时阳光明媚，街上行人很少，大门边的门卫室里有个人卖票，他从小窗户往外看着，我走上十多层台阶，来到了礼堂门口，见到了门边的海报，写的是法轮功的八大特点，觉得真好；走下台阶，忍不住又走回去看，反复了三次，在门口犹豫着参不参加。最后终于决定先买个星期天上午两小时的报告会门票，卖票的人看着我笑了，说还有最后一张！当我接过门票后心里就有种说不出的激动。于是来到青少年宫气功协会卖办班票的地方，请了一本刚出版的《中国法轮功》。看着书中师父的法像，有象失散多年的亲人又相聚的感觉，师父的法像是那样的亲切。我象通了电一样，毫不犹豫的买了两张办班票，给了我母亲一张，当时她正好来市里照看我小侄女。

记得那天早晨，在单位列队跑早操时，闻到一股从未有过的浓浓花香，而当时天气很冷，花还没有开，看看旁边其他人好象并没有闻到，后来才知道跟得法有关。

星期天上午，在军分区礼堂的报告会，人坐的很满，从师父讲第一句到最后一句的两小时，我好象定在那里一样，全身心投入，一字不落的都装進来了，都能理解，立时脱胎换骨，象变了一个人一样。

三月三日晚上，从兵营骑自行车近一小时到嫂子家接母亲，再骑半小时，到棉纺厂礼堂去参加讲法班听法，听完再把母亲送回去，来回三个小时。她是从乡村第一次来石家庄，而且没几天，年近七十了，好多方面还不适应。有一天，我单位有事，听完法，没时间送母亲回家，就把她送上一趟不需换车的公交车上，给司机说好哪一站下车提醒她，又告诉母亲下车后怎么走。我觉得说清了，可她下车后还是转向了，在十字路口不知往哪个方向走了。以前没坐过公交车，又是冬天的夜晚十点多，路上没人。母亲正在为难，这时，突然出现了个十多岁的小姑娘，主动说：“奶奶，你是去‘某某'地方吧，”没等她说话，就领着老人向前走，因为母亲根本不知道我嫂子的院叫啥，（因正等单位分房，这是临时住房，一个大杂院）走了二百多米，才到我嫂子家。因为附近单位多、院门也多，小姑娘是怎么能知道要去的地方呢。这是师父在帮助。

石家庄是个兵营多的城市，第一天穿军装的有多个人参加，都不是一个单位的，坚持下来的也没几个，当时的部队中有很多人喜好练气功。

听着师父的讲法觉得太好了，第二天就借来小录音机，放在讲台边想全部录下来。由于没有录音经验，加之电池不是充电的，电量不够，录的效果不好，也不全。可能师父看到了我的诚心，办班结束后，我很快从同修处得到了这个班完整、清晰的讲法录音。

在办班礼堂内的墙壁上贴有石家庄后面几个月办班的海报，每个月三个班，有详细的联系电话，可预订门票。我拿着本子一个不落的记录着，（当时的心情真是想全部参加，哪个都不想落下，那种急切的心情，无法用语言形容，但一年只有十天探亲假，想到只能参加一个班时，那种无限惋惜的心情无法形容、表达。）当时见到师父已坐在讲台上，准备讲课，看我还在抄写电话，微笑的望着我，我赶紧回到位置上坐好。可能师父看到了我想多参加班的那颗虔诚的真心，帮我去掉了许多另外空间的干扰，所以在后来的修炼中能有机缘，听到师父去过的十六个市和一个冠县的二十多期的讲法录音，其中武汉的五个班、广州五个班中的三个班，北京的三个班等，还看了延吉、郑州的全部录像和贵阳的部份录像。师父对我的慈悲无法用语言表达。后来，法轮功研究会通知让销毁时，我真是舍不得，但还是忍痛割爱了。

从一开始见到师父，就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跟在师父身边当弟子，当时以为参加班听法是学员不算弟子。第二天就写了小纸条，让研究会的工作人员转交，见没动静，就又与母亲商量跟师父走。她参加班了，也体会到了大法的美好，当然同意，就又写纸条，说家里同意，写了姓名单位，又递上去，又没动静，很是遗憾。

过了几个月，去一位老同修家串门，他高兴的拿出一桶麦乳精，给我冲了一杯，并说这是师父给的，很珍惜的样子，说：“这是别人送给师父的，师父没舍得喝，给了我，我平时也舍不得喝，来客人时喝”。

这位老同修又主动跟我说起，我写纸条的事，他说：“当时师父很高兴，真想带你走，还拿着纸条让我看，跟我说过两次，还说：‘你看，他家里同意’。我给拦了，觉得你在部队里出不来”。我听后，很是埋怨他，虽然知道确实是很难出来，但还是想试试。不过，这事也让我得到了一些安慰，总算师父看到了我的纸条、考虑过我的要求。

在最后一堂课答疑中，有学员说，前面的学员衣服电了他，问这场上是否带电。师父说：“是带电，办班这几天不仅这场上带电，整个石家庄都带电”。是这样，那几天我给一所大学搞军训，有个学生对我说他的脸盆电了他。我想现在好多人感觉有静电，其实是大法弟子整体能量场强了的缘故，为什么师父传法前没有这种现象呢?

后来听到负责接待师父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开班后的三天，师父除了讲法，回到旅馆后，整日就是清理另外空间，跟随师父办班的北京大法弟子也参与。师父曾严肃的对他说，你们石家庄怎么这样，另外空间这么乱。因为石家庄是个气功城，只要出点名的气功师都到这里办班，布他们的场。三天后清理干净了，天清体透，师父也整日乐呵呵的。

讲法班上学炼第五套神通加持法时，师父在下面纠正动作。我打手印时，右手臂没有伸直，师父从后面托了一下。之后发现打手印时气机特别强，心里说不出的美妙，特别愿意炼功。

与师父照合影，按礼堂的座位号两排一组，我是第九组，在体育馆西门外，我当时穿着军装，请了两张大法像，我和母亲一人一张展开在胸前，一左一右站在师父旁边，师父赶紧卷起来，不让展开显示。当时见到的法像无论书上的还是挂像，法像上的师父表情都是后来很难见到的那种高兴。

照像时有的组先排列好了，有的还没排好队，个别学员争抢着拉师父跟自己组先照，师父低声严肃的说：“别不严肃了，别不严肃了”，当时有的学员还是把师父当作一般的气功师了。

在最后一堂课师父解答完学员提问后，师父在桌上盘腿打了一套小手印，然后又打了一套大手印，真想录下来啊！

第二个：郑州讲法班

我当时一年只有十天探亲假，只能参加一个外地班，左思右想选中了六月的郑州班，让在郑州的表妹提前预订了门票。

在听课中，有一天开课前，有位同修在离讲台不远的空地上，放了个坐垫，给还没来的人占了个位置，一转脸见一个穿着袈裟的胖和尚坐在旁边，就对他说，这是我占的位，人还没来。再一看和尚不见了，才知道是另外空间来听法的。

郑州讲法班的会场，非常祥和，非常的静。头两天师父在风雨球场讲法，那天下午，风慢慢大了，天渐渐暗下来，这时冰雹下的渐渐多了，砸在球场的铁皮顶棚上，使礼堂内的噪音很大，这时断电了，师父说先休息一下吧。过了一会儿，师父开始打大手印。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天很黑，我就以为是晚上了，等师父打完大手印也就是几分钟吧，一道阳光透过窗户射進来，我才回过神来，啊，原来是下午。虽然外面仍下着雨、刮着风，但已经弱小的多了，天也亮了，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拨云见日。等听完课，走出礼堂，才看到外面的惨景，棉纺厂等好几个地方长了几十年的大树都被吹倒了，许多简易房的顶棚都刮飞了。后来听一位开天目的老学员说，师父的传法惹恼了许多魔，但它们又不敢轻易动，就一层一层的上告，最后找到一个它们认为已经很高的魔了，那个魔王长得奇形怪状，带着铺天盖地的群魔直奔会场而来，当时电视中报道的龙卷风，只不过是它们一走一过中的表现，它们就是想把讲法场从这个空间破坏掉，结果它们被师尊清除掉了。在济南班的讲法中有学员问到这次魔的干扰，师父说那不算什么。其实每个班上都有能看到的和看不到的干扰。

那天刚断电时，下面有点不安的躁动，师父为此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在山洞里讲法，一阵风，把洞里的油灯全吹灭了，大家还在静静的听法，没有一个人动。什么都动不了你”。

师父在郑州班上决定，在中国大陆再办两个讲法班：济南和大连，后面就不办了。我感觉是由于另外空间的压力，层层层层旧神、旧因素的阻挡，在停班的以后几个月，师尊一直在清理、解决另外空间对救度众生的阻挡。当时能体会到师父的严肃心情，深感师父救度众生的艰难。

记得有一天开课前，在礼堂门外，有几个同修问研究会的一位工作人员一些修炼中的事情，我也问了一个问题，她当时非常严肃、情绪非常激动的对我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能不能修上去啊！你还牵挂那么多”。她是开着修的，能够看到另外空间压下来的可怕景象。

在答疑中，有个学员说师父讲得有点高。师父说：“高吗？我要有一丈、十丈、百丈，给你讲的还不到一寸”。我就在想：无论我悟到了什么，证悟到了什么，在师父面前，“那啥也不是！”无论什么时候，有什么成绩，永远都不要有骄傲自满的心！永远都是大法中的一个小粒子。

有一天，分组与师父照相，河北与东北的同修合照一张，另外，石家庄去的十来个学员单独与师尊合照一张。


郑州班结束时师父在礼堂讲台与弟子握手道别
在最后一堂课，离场的时候，我和一起去的另一位同修迟迟不愿离开，师父站在讲台默默的目送着大家离去。这时有位老年同修泪流满面的上前与师父握手，其他人见了也陆续上前握手道别。人多了，我不好意思上前挤，就与同修往外走，来到前厅，忍不住又回来。走上前，因人多，师父站在讲台上探出身伸开双手也握不过来，我只好够着摸了一下师父的手背就站到一旁看着这道别的场面。此时同修哭声一片，我当时看的很清楚，师父虽然急切的催促着“赶快走！要不赶不上火车了！赶快走！”反复说着，但眼泪在眼里噙着，努力的抑制着不让泪流出来，其实师父不愿弟子们离开。看到这情景，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象潮水般涌了出来。一直到走回旅馆几站地的路上，泪一直在流，我还跟同去的同修说，怎么止不住呢，我没记得以前因什么事掉过泪。

第三个：济南班

由于还剩两个班，我们一起去的几个人商量后又都去了济南，在车站附近的一个新盖的二层旅馆住下了。这个旅馆里住满了来参加讲法班的人。有广州的、青海的、武汉的，大家相处的很融洽。晚饭后，在楼顶乘凉时，武汉银行来的一位大姐说，她看到所有的路灯上都有彩色的法轮在旋转，非常好看。她还说在郑州班，一天回旅馆的路上，她吐了有一碗血，都没事，知道是师父帮她调整身体呢。

我们住的这家旅馆男主人三十多岁了，见我们这么多外地人来参加讲法班，他也参加了。他有个习惯，一天三包烟，参加班后第二天就戒了，觉得很神奇。于是他的母亲、孩子都参加了。最后我们住这家旅馆的所有几十个人在旅馆楼顶上照了合影，后面就是济南大明湖。

我喜欢摄影，去济南前，郑州班结束后就买了个相机，在济南班上，照了不少像。大家都记得有天师父讲：“别照了，再照就坏了”，当时是指一位学员，在讲桌前照来照去的，影响大家听课，我觉得师父是对着他说的。我当时坐在师父的右前上方的台阶上，距离讲台远，我当时正好也想照，师父说完那句话，我又照了一张，旁边听课的同修直看我，意思是：你怎么不听话。我当时觉得师父没说我，而且离的远，不影响讲法，师父也不知道。忘记了师父讲出来的就是法，带有普遍的约束力，而且还有无数的护法神。

结果，我是以身试法。当时不知道，后来发现那一整卷全曝光了，相机也不能用了，到修理店也没修好。这才觉得修炼的严肃和大法的威力。相机是新的没问题，因为照的第一卷，洗出来像很好的。这是第二卷，全曝光了。

这事对我印象很深，师父讲出来的就是法，违背了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有时，自己做错了，好象也没觉出啥，损失可能体现在另外空间，或是师父慈悲，替我们承担了。

办班期间，我每天背着相机，总想给师父照像。有一次，开课前在体育馆的走廊里，正好与师父走了个迎面，就师父和我俩个人，都默默的，我脑子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有。等走过去了，望着师父的背影，才想起来，怎么没照像呢。在师父的场中，什么人心都没有了。

有一天，我看到整个礼堂里，同修们大多数拿着扇子在扇，看过去花花绿绿的一片扇子，象蝴蝶翅膀一样的在动，很不严肃。不一会师父就讲：“扇扇子的，不妨把扇子放下。”确实感到一阵凉风从后面吹过来。

在济南班上有一天，突然觉的这么好的法，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洪法的心力大增，出去要马上建炼功点。回来后与一个阿姨，在一个路口旁边空地上，建了个点，后来这个点又分出去很多小点。

济南班办的也是不易啊！听说气功协会一开始定了个小礼堂，只能容几百人，辅导站想换成体育馆，他们一直不同意，僵持了很长时间，有个老同修都急哭了，到最后了，才定下体育馆。


九五年庆祝师尊济南传法两周年法会
第四个：广州讲法班

第一次听到广州办班，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体育馆晨炼结束后，同修说的，当时距办班时间很近了，听说门票早就没有了，心里凉凉的，心灰意冷。可在骑着自行车往回走的路上，心中潮水渐渐涌起，心想就这一次机会了，过了这个村再也没有这个店了，右手不由自主的举过头顶，有力可劈山之势，立生一念，我一定要去。

可怎么去呀！我与中医学院的几个学生商议，最后有一个甲同修说，他先去探路，到那看能不能弄到票，再往回打电话，有票了再去。可他一去就没了音信。我们又茫然了，最后决定还是去。

可我去有四难：1、没有门票，2、没有火车票（当时去广州的火车票很不好买，不象现在提前预售多少天的，又是过年期间，一天就一趟车），3、没有假可休，单位没假了，4、没钱，当时工资少的可怜，根本不够用。

那几个要去的大学生也没钱，我们准备了一大袋最便宜的散装方便面，还有咸菜，听说那的旅馆太贵，上百元，所以我们就准备睡马路边了。

最后决定能去的有四个，外加一个我们单位食堂做饭的，山东籍小战士，共五个。

通过这件事我悟到，只要心在法上，认准的路走过去，一切都会柳暗花明，变成好事，师父要的是我们这颗向上的心。实际上所有困难都是假相，结果这“四难”变成了四顺、四吉。

请假前，让我姐给单位拍了电报：“家中有事速归”，我想这也不算假话，听法是家中最大的事嘛。请假的干部拿着电报去找上级签字，赶上星期六下午休息，而且批假的领导平时不好说话，有电报也不一定能批。因为是当晚的火车票，心里急，我在办公楼前默默的求着师父，这时一股浓郁的花香扑鼻而来，跟上次参加石家庄班闻到的一样，心中一喜，有门儿，不一会儿那位干部乐颠颠的回来了，批过了。

买火车票的事，提前曾找过车站的一位关系户，他说没票了，但说到时候可以送上车补票。可当我们来到车站时，他又给我们准备好了火车票，而且都有座位。

坐在车上，看到很多戴小法轮章的，从东北、北京过来参加班的，多数也是坐这趟车。当时听北京的一位老同修说，师父也在这趟车上。我就和那位大姐查看了所有卧铺车厢，没找到。后来才觉得师父不会睡卧铺。车经过河南、湖北时，又上来一些同修，我看到谁都那么亲切，象多年的亲人，有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戴着小法轮章，在过道跑来跑去，我问她家是哪里？谁带你来的？她说：“武汉”、“爸爸”。第一次听到武汉话，好亲切，见到了他爸，结下了一段珍贵的缘，这里就不细说了。

我们下车后，先来的甲同修已在此等候，旅馆出奇的便宜，七元，原来是中医学院学生宿舍楼，过年了，学生放假，几层楼都住满了听讲法的学员，双层床不够用，把放水杯的桌子拼在一起当床。我们这个宿舍大些，睡了十来个人，有长春的，内蒙的。这个楼里住的还有齐齐哈尔的、锦州的、贵州的，贵阳姜站长还给我们讲了很多师父在她们那儿的故事。

广州班原本也是说过不办的，但气功协会为挣钱，就强行把办班广告打出去了，登在气功杂志上。因为广州气功协会，在以前没有办过大型气功班，又怕票卖不出去，提前在杂志上登了卖票的消息，办班门票很多是电邮，提前把钱汇过来，把你的姓名输在电脑里，等你来了再给票。但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买票的人会那么多，很早就卖完了，而且每天问票的电话不停，可够他们忙的。

开班前一天他们说电脑乱了，信息丢了，（那时候电脑还没普及，技术含量低）。有很多是提前交过钱预订的，这样没有拿到票的人太多了，排着长长的队，等着补票。有的已经排了一整天，尤其吉林大学和其他东北的学生，来了很多人，体育馆的广场满是人，大部份是没票的人。我听一位老学员说，师父一下火车，就到广场来了，一见这场景，当时，师父眼泪就下来了。这是另外空间的干扰，反映过来的，就是不让人得法。

还有个原因干扰，在这之前，广州有个地方失火了，所以体育馆怕失火，站票一开始不敢多卖，嫌人多。但开班后的几天，气功协会和体育馆私下卖的站票越来越多，越来越贵，从几十元卖到几百元。

第一天晚上开班很多人没能進会场，法轮大法研究会的一位工作人员看着那么多没進去的人们，她急的直哭。没让進的也没走，坐在馆外围成一堆，静静的坐着。等到师父讲完法才散去，有的是从几千里外来的。气功协会的办公室就在对面，气功协会和体育馆的人都被感动了，终于同意第二天接个音箱在外面，并同意在体育馆附带的大会议室给没能進场的学员，每天放映前一天师父的讲法录像。

我们的票，是先到的甲同修磨了气功协会好几天，才磨出来的站票。站票就是没有座位号，随便坐在体育馆的中心空地上，有座位的还想换站票，离师父近些，面对面，看的清。我就坐在第二排，离师父不到十米。

有一次，师父绕场一周，离得近的，许多人与师父握手，和我一起去的部队小战士（他当时穿着军装）也站起来，走过去握手，回来后高兴的对我说，师父的手软的象棉花，过去有句古话：“佛手如绵”。

有一天，我们很多人在广州中医学院的楼顶上观夜景，看到了空中的光团，飘来荡去，有大有小，有快有慢。第二天我写条问师父，这是否是法轮。师父说：“是有法轮，办班这几天，整个广州地区都罩住了。”

另外，还有石家庄单独去的夫妻俩，本来是治病去的，他们坐在师父后面的座位上，在最后一堂课师父打大手印时，男同修看到了师父的手臂是透明的，他激动的站起来鼓掌，“看到了，看到了（神奇景象）”。

在最后一堂课结束前，大家自愿向师尊献锦旗，有代表个人的，有代表家庭的，更多的是代表地区的。各种锦旗，讲台上摆了有二十多米长，几十面锦旗，都是发自内心的，献上那颗颗赤诚的心，场面感人。结束后，有位同修很是埋怨我：“咱们石家庄去的怎么没准备锦旗，你看其他地区的都有，提前跟我说一声，八个我都准备了”。我说，我当时没想起这事。这个班除了西藏没人去，其他省份都有人去了。

讲法班结束后，走出体育馆，我眼泪就止不住了，唰唰唰的流。这次因穿着军装（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洪法，曾听到有不少人在说，当兵的也来参加班了），怕路上行人不理解，我把军帽压的低低的，遮住了满眼泪。走了几站地一直到住地才止住。

我知道师父给予我们的太多太多，这次班回去到炼功点，有个老同修对其他人说，我从广州回去，看到我周围有许许多多小法轮。

由于大家都知道，九九年整体迫害的原因，我二零零零年就离开了部队，回到地方已有十一年了。

在师父传法十九年、法轮功遭迫害十二年的又一个“5.13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特以此文献给师尊，献给同修，并带上我一颗虔诚的心。如果能对同修的精進有所激励，那是我的欣慰。

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在此，向师尊叩首！千言万语化作——遥拜师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