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才女林昭祭日「歷史將宣告我無罪」

人物簡介：林昭（1932年12月16日－1968年4月29日），原名彭令昭，蘇州人。林昭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因公開支持北京大學學生張元勳的大字報「是時候了」而被劃為右派，後因「陰謀推翻人民民主專政罪，反革命罪」在1960年起被長期關押於上海提籃橋監獄，在獄中她堅持自己的信仰，並書寫了二十萬字的血書與日記。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槍決。
據《中國青年報》報導，1980年8月22日，上海高級法院「滬高刑復字第435號」刑事判決書，宣佈林昭以精神病為由平反為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而1981年1月25日上海高院的「滬高刑申字第2346號」刑事判決書中認為80年的判決書宣告無罪的理由為精神病不妥，但依舊對林昭宣告無罪。
林昭生活的時代已離我們遠去了。然而歷史總是要頑強地呈現出本來面目。飛機機械師出身的胡傑，以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的形式，重現了這個被人遺忘的傑出的中國女性。紀錄片引出了無數人的淚水、震驚、憤慨和無盡的沉思。

「今後寧可到河裡、井裡去死，決不再說違心話！」

林昭，本名彭令昭，1932年生於蘇州。
林昭的父親彭國彥，早年留學英國。1928年在國民政府舉辦的第一屆縣長考試中獲第一名，隨後被任命為蘇州吳縣縣長。因為為政清廉，不擅逢迎，只任兩屆便賦閒在家。日本投降後，他又任中央銀行專員，按例可免費分得鎦金一塊，他卻認為是不義之財，堅決拒收。
她17歲那年，出於對時局的擔憂，母親許憲民要求林昭出國留學，或報考北大。面對母親「出去了就別再回來」的氣話，林昭立下了「生不往來，死不弔孝」的字據，並把自己的父姓去掉，改名「林昭」，以示決絕。
1954年，林昭以江蘇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雖然在文學方面基礎深厚，但她還是選擇了新聞專業，希望能成為一名優秀的記者。
「她笑著，兩條小辮子從後面掛出來，穿一件白色的襯衫，工人褲，剪裁得非常好，非常漂亮。」張玲，林昭北大的好友，向胡傑形容她記憶中的林昭：「大家都叫她林姑娘。我覺得她走起路來輕柔的樣子，就像形容林黛玉的那幾句詞：嫻靜時似嬌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
在這裡，林昭瘋狂地閱讀了大量她喜歡的書籍，同學們常常看見她從圖書館抱出滿滿一懷的線裝書。沒人知道她閱讀和思考的結果。她觀察到現實生活並非如她想像得美好，從而陷入了「愛與恨的一盆糨糊」。但在北大自由的空氣中，她成長著，思考著。在想到自己曾親自揭發過母親的「罪行」時，她痛苦得哭出來，寫信給母親發誓說：「今後寧可到河裡、井裡去死，決不再說違心話！」
這種對親情、對人性的反思和皈依，也許是林昭在北大最重要的思想轉折。

林昭是唯一不肯檢討的右派──「昭，刀在口上之日」

張元勳，林昭當年的北大同學，向胡傑講述了林昭生活中的至關重要的一幕：
那是1957年夏天一個悶熱的夜晚，在北大東門外的馬路上，一場批判「大字報中的話是反革命煽動」的舌戰正在展開。張元勳因為貼出了北大的第一張大字報，而處於猛烈攻擊的焦點，討伐進行得「聲嘶力竭，語無倫次」。這時，一名女學生跳上桌子，夜色中，她沉靜的女中音使會場頓時安靜下來：
「今天晚上的會是什麼會？是演講會還是鬥爭會？鬥爭會是談不上的，因為今天不需要鬥爭。鬥爭誰？張元勳嗎？他有什麼地方值得你們一鬥？我們不是號召黨外人提意見嗎？人家不提，還要一次一次地動員人家提。人家提了，怎麼又勃然大怒了呢？」
話音未落，一聲怒吼從黑暗的人群中傳來：「你是誰？你叫什麼名字？」
「你是誰？你有什麼資格問我？」女生反問道：「你是公檢法嗎？還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著說：「我可以告訴你，沒關係。武松殺了人還寫殺人者打虎武松也，何況我還沒殺人。你記下來，我叫林昭。林，雙木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
人群中一點兒聲音也沒有。她稍停，又說：「告訴你：今天刀在口上也好，刀在頭上也好，既然來了，就不考慮了！」
那天深夜，林昭在未名湖畔對張元勳說：「這或者是個悲壯的祭日！這或者是個悲壯的祭壇！這或者是個悲壯的犧牲！或者會流血！但願不流血！」
在胡傑的考證中，林昭並非因為贊同張元勳的言論而跳上桌子為他申辯。她感到痛苦而無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為的同學被說成是「瘋子」和「魔鬼」。這段時期，她在日記中寫道：「黨啊，你是我們的母親！母親應該最知道孩子的心情！儘管孩子過於偏激，說錯了話，怎麼能說孩子懷有敵意呢？」
這個夜晚成為林昭生活的轉折點。不久，她成為北大800名右派分子之一（這個數字占當時北大學生總人數的十分之一還多），並因此永遠沒能畢業。
「刀在口上之日」，這句精彩的即興演講，成為林昭短暫一生的縮寫。
「幾乎所有的右派都檢討了。我知道的惟一一個不肯檢討的，就是林昭。」陳愛文，另一位北大「右派」回憶說：「不僅不檢討，還在會上公開頂撞。有人對她說，你是什麼觀點，講出來。林昭回答：我的觀點很簡單，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藹，不要這樣咬人！」
「平心而論，林昭那時的言論，實際上都是常識。」林昭的另一名同班同學在接受胡傑的採訪時說。這名同學一直是「左派」，但林昭心無芥蒂，仍然同他談了很多自己的看法。他「都沒敢吭聲」，也「從來沒和別人談過」。
「但我們那時處於歷史的低谷，把常識說出來，就是反革命。」面對胡傑，他激動地揮著右手，一遍遍地重複：「實際上就是這樣：說出常識就是反革命！」

「現在我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

林昭被劃為「右派」後，曾經自殺，也曾痛苦得失眠。但在眾人都沒有意識到時，這個嬌滴滴的林姑娘，卻慢慢地在內心生長出不可思議的精神力量。
1958年的一天，北大「右派」劉發清在校門口碰到了林昭，被強拉出去吃飯。他沒精打埰地坐在林昭面前，愁眉苦臉地吃不下去。林昭邊吃邊咯咯地笑著，告訴他：她當「右派」之初，也不吃，也不睡，人們只見她流淚，卻不知她心裡在流血。
她突然停住了筷子，說：「現在我想通了。這不單是我個人的命運問題，北大劃了那麼多右派，全國劃了多少？」她清瘦蒼白的臉上沒有一絲笑容：「反右鬥爭還在全國進行，它的性質、它的意義、它的後果、它對我們國家、對歷史有什麼影響？對我們自己有什麼教訓？我現在還搞不清楚。但我要認真思考，找尋答案……」
誰也不知道，林昭尋找到了什麼樣的答案。此後兩年，林昭先是在北大苗圃勞動，隨著北大新聞系並入人民大學，林昭也轉到人大書報資料中心監督勞動。在那裡，她結識了另一位右派，開始了一段遭到官方反對的戀情，在申請結婚未果後，男方被發配新疆勞改，林昭也因病被母親接回了上海。
劉發清再次與林昭發生聯繫，已是兩年後在甘肅某地勞動時。那是1960年，他的口糧已減至每月20斤，沒有菜，沒有任何副食，每頓全靠一塊三兩多的玉米麵饅頭。因為餓得全身浮腫，他甚至把醫藥室的藥都吃光了，而周圍的村莊，更是「餓殍遍野」，「晚上可以聽見遍地的哭聲」。
就在這時，他接到了林昭從上海寄來的信，裡面夾了一個小紙包。他打開一看———驚呆了。
「一張糧票，兩張糧票，三張糧票……」在胡傑的鏡頭前，他含著淚，一張張地數著，好像那些糧票現在仍在他手中：「啊，一共是七張糧票，每張都是5斤的全國通用糧票。看到這些糧票，當時我的眼淚就流下來了。」
林昭在信中說：我知道你很困難，我也很困難，但是我很瘦，而且吃得很少。因此把過去節約下來的這一點糧票寄給你……
靠著林昭支援的這些糧票，劉發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糧食，撐過了最艱難的兩個多月。但就在他的浮腫漸漸消退時，林昭的信件消失了。

牢獄生活近8年 所追求的只是簡單的兩個字──人性

1960年10月，林昭因涉嫌參與地下刊物《星火》，在蘇州被捕。她的父親當時已被打為歷史反革命，靠糊火柴盒為生。得知心愛的女兒入獄後，自殺身亡。
「被劃為右派到被捕前，林昭其實是很低調的。她對當時的政策有看法，但並不完全贊成激烈的反對的方式。」經過多方查證，胡傑沒有找到林昭直接參與《星火》編輯出版工作的證據。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星火》刊登了一首她的長詩《普羅米修士受難的一日》。由於主創人員紛紛入獄，這本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宣告夭折。
林昭開始了她近8年的牢獄生活。
8年中，被剝奪了筆和紙的林昭，用竹籤、發卡等物，千百次地戳破皮肉，在牆壁、襯衫和床單上，用鮮血寫了20餘萬字的文章和詩歌，反對奴役人的狀況，控訴不自由的生活，批判讓人流血的制度。這些借鮮血噴湧而出的文字，或許正是幾年前，她還在北大校園裡時，下決心認真思考並努力找尋的答案。
林昭這樣寫道：「每當我沉痛悲憤地想到……人們，特別是我同時代的人，中國的青春代……怎樣地受難，想到這荒謬情況的延續，是如何斷送著民族的正氣和增長著人類的不安，更如何玷污著祖國的名字，而加劇著時代的動盪，這個年輕人，還能不急躁嗎？……
「誠然，我們不惜犧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這樣一種自由的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方法，使它在血泊中建立起來呢？中國人的血歷來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中國這麼一片深厚的中世紀遺址之上，政治鬥爭是不是也有可能，以一種比較文明的形式進行，而不必訴諸流血呢？」
在一份林昭服刑期間重新犯罪的記錄中，這樣寫道：「林犯關押幾年來，一貫拒不接受教育，書寫了大量的反動血書，雖經工作人員多方教育，並採取了單獨關押，專人負責管教，家屬規勸等一系列管教措施，但林犯死不悔改，公開揚言：永遠不放棄宗旨而改變立場。」
她的宗旨和立場的確從未改變。無論是革命時期、土改時期，還是反右之後，她所追求的只是：自由、平等、友愛、和睦。獄中的林昭重新找回了少年時期的信仰，只有簡單的兩個字———人性！
這兩個簡單的字，不僅是她為「右派」辯護的理由，也成為服刑時期她進行血的反抗的最終目的。
「光是鐐銬一事，人們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樣來。一副反銬，兩副反銬，時而平行，時而交叉，最最慘無人道酷無人理的是，無論在我絕食中，在我胃炎發病痛得死去活來時，乃至在婦女生理特殊的情況下，不僅從來未為我解除過鐐銬，甚至從來沒有減輕，比如兩副鐐銬中暫除掉一副……」
可就是在這慘無人道的處境下，這個柔弱的女子依然給迫害者寫下了這樣的文字：「向你們，我的檢察官閣下，恭敬地獻上一朵玫瑰花。這是最有禮貌的抗議，無聲無息，溫和而又文雅。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
「先生們，人性———這就是人心啊！為什麼我要懷抱著，乃至對你們懷抱著一份人性，這麼一份人心呢？……我仍然察見到，還不完全忽略你們身上，偶然有機會顯露出的人性閃光，從而察見到你們的心靈深處，還多少保有未盡泯滅的人性。在那個時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這就是林昭的立場和宗旨———為了他人不流血，為了他人能找回「作為人的一切」，她寧願流盡自己的血，只要「一息沿存，此生寧坐穿牢底，決不稍負初願，稍改初志！」
這些血書能夠最終保留下來，並傳遞到胡傑手上，有賴於數位「具有人性」的公安幹警。至今，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有人告訴胡傑，他們中有人為此獻出了生命。

被槍決於上海龍華機場 母親發瘋7年後死於街頭

張元勳，是胡傑採訪到的惟一一位見過獄中林昭的人。1966年5月，張元勳結束了自己的7年刑期後，以未婚夫的名義，去上海提籃橋監獄看望了林昭。
「她穿一件白色襯衣，很髒。外面披著夾的外套，也很破舊。手裡抱著一個破布包。頭髮很長，最明顯的是，三分之一的頭髮都白了。頭上頂了一塊手絹，上面是血寫的字———冤！
「她對我說：我現在趁此機會告訴你，萬一有一天我死了，母親、弟弟和妹妹都是弱者，請你多多關照他們，他們太可憐了，千萬千萬。說完，她就哭了。」
臨別時，林昭搜遍她的破布包，送給張元勳一件禮物。張元勳拿在手中定睛一看：是一帆用玻璃紙疊成的小船，白色的帆，鮮黃色的船身和桅桿，在陽光下熠熠生輝。他一下子想到了李白的詩句：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1968年4月29日，她被槍決於上海龍華機場。第二天，一名員警到林昭家裡，說了三句話：「我是上海市公安局的。林昭已在4月29日被槍決。家屬要交5分錢子彈費。」
母親許憲民聽到後，立刻暈倒在地。有人說，她不久後就瘋了。7年後，這個當年堅定的抗日分子、熱情幫助過共產黨革命的民主人士，死在上海外灘街頭。
她的親友後來從一位獄醫的口中得知，林昭被槍決那天，是從提籃橋監獄衛生所的病床上被拖走的。來人高喊：「死不改悔的反革命，你的末日到了！」她一直在咳血，但始終在反抗與呼喊。這位獄醫嚇得躲進隔壁的病房，聽到林昭叫他的名字，對他道「永別」。

12年後法院宣告林昭無罪 北大師生為她召開追悼會

此前，在宣判罪行的判決書上，林昭憤然寫下《歷史將宣判我無罪》的血書。12年後，她的預言應驗了。
1980年8月，上海高級法院以「滬高刑復字435號判決書」宣告林昭無罪，結論為「這是一次冤殺無辜」。
但林昭的大部分朋友是在中央為右派平反後，開始內心平靜地相互聯繫時，方知林昭早已不在人世。北大的部分同學和老師在那一年年底為林昭召開了追悼會，沒有骨灰，只擺放了一束林昭的頭髮，和一張遺像。照片上，林昭梳著兩條麻花辮，雙眼沉靜、憂傷而略帶笑意。
在這個追悼會上，出現了一副無字的輓聯———
上聯是：？下聯是：！
事隔20多年，當胡傑再次追尋那個充滿了回憶的悲慟與無奈的惋惜的場面時，卻無人能回憶起這副輓聯的作者，但他們都承認，這的確是對林昭一生最好的詮釋與哀悼，或許，也是對他們所共同經歷過的那個時代，一副含義最為深刻的輓聯。

邪惡是上帝創造的嗎？（視頻）

http://www.youtube.com/watch?v=MwOFn1BFLw8&feature=related

如無法觀看YouTube,可用動態網翻牆：

http://jjbm.sohu.cn.com/

Enjoy!!!

鮑彤：鎮壓法輪功錯了 屬於反人類冤案

【大紀元2011年04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辛玲香港報導）將近12年前的4月25日， 一萬多名法輪功學員來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國務院信訪辦公室，就天津警察公開毆打、逮捕45名向發表誣衊法輪功文章的雜誌社講真相的法輪功學員一事，要求立即釋放無辜被抓的學員，允許法輪功書籍合法發行，保障法輪功學員修煉法輪功的自由。在當時的國家總理接見學員代表並從善調停下，最後天津方面放人，法輪功學員靜靜地散去。這就是當年的「四．二五」萬人大上訪事件。

今年4月25日是「四．二五」和平大上訪12周年，法輪功學員及相關團體於4月24日（星期日）舉行反迫害集會及遊行，抗議中共政權對法輪功修煉者將近12年的殘酷迫害及其對中國民眾的暴政壓迫，呼喚正義良知，以及聲援9,300萬勇士公開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走上精神覺醒的光明前路。前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在集會上發表國語錄音發言，以下是發言全文。

我認為迫害法輪功學員這是一個悲劇，這個悲劇的性質和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和鄧小平發動的天安門鎮壓是一樣的。指責法輪功學員，說他們學習法輪功就是犯罪，我認為這是沒有根據的。

（法輪功）在全世界大陸以外的地方都被知道和承認，唯獨在大陸不被承認，我看這是一個悲劇。當初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當初國家主席江澤民採取的態度是不一樣的。那個時候我已經離開監獄了，我看到報紙，我看到朱鎔基通過中央辦公廳來回答這個問題是比較理智的。但是過了不久呢，中央就有一個新的決定，宣布法輪功是非法，而且授意人大，為此制定一個什麼邪教的一個法律。我覺得這個完全是欲加之罪。由一個人，江澤民，出了一個指示，最後下了一個命令，最後由一個人大常委來通過一個法律，來對付一個組織，我覺得這個事情啊，是一個很大的、很大的錯誤。我想他自己再考慮這些問題他也會後悔的。為什麼好事情不做，偏要做那些壞事情？

當時對法輪功強加的一個罪名，就是說法輪功當中有人自殺。我先不說這個自殺這個事情是偽造的、欺騙的，我先不說這個問題。自殺這一點上來說，如果一個組織裏面有人自殺，這個組織就是邪教。那麼，我認為共產黨首先是邪教。因為據我知道，中國共產黨裏面自殺的人，從政治局委員起都有。每搞一次運動就有多少人自殺。如果說是自殺的人多，這個組織就是邪教，那麼我說，這個國家自殺的人多，這個國家是不是邪國？我想要求統計一下，我相信中國自殺的人一定是多的。為什麼？因為中國冤假錯案多，中國是冤假錯案的原產地。我覺得當年製造法輪功這個事情就是跟文化大革命一樣是個悲劇，跟六四一樣是個悲劇，都是應該平反的。

當時如果認識不到這一點，這麼長時間為什麼不改正。明明知道錯了，又不改正，這是什麼東西？我記得劉少奇1954年的時候講過一句話：「有各種各樣的錯，最大的錯誤就是不改正錯誤的錯誤。」難道共產黨到現在還不知道鎮壓法輪功鎮壓錯了？如果它到現在還不知道，說明它跟老百姓毫無聯繫。如果它已經知道了但是不改正錯誤，那麼說明這件事情是個冤案。這個冤案要寫到歷史上去。這個冤案性質也是屬於反人類的冤案。

中國有這麼多人信仰法輪功，我認為法輪功是老百姓修身養性、健體養老所需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