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荡面对阴险（三）

—— “四•二五”和平上访十周年记

文／陆振岩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四日】（接前文） *祥和理性　高度自律 一 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当天，上万法轮功群众汇集到国家信访局所在的府右街附近。尽管人数众多，人群却出奇的安静，并且秩序井然。而维持治安的警察这时候也 觉得没什么事可做而开始闲聊。我们从当时的中央电视台新闻画面和现场照片都可以看到，上访群众的身后，并不是中南海特有的红色围墙（见图）；而和上访群众 隔街相望的才是中南海的红色围墙，以及中南海西门。众所周知，中南海的正门是面向长安街上的新华门。事实上，四月二十五日在长安街上并没有上访群众聚集。 人群主要分布于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并且无人聚集在中南海红色围墙的一侧。也就是说，民众没有「围」住中南海，更没有发生所谓「冲击」事件。事实上，如果 发生了“冲击中南海”这样的政治大事，警察绝不会如此悠闲的在一边闲聊。 执勤的警察在闲聊（注意群众身后不是紫禁城特有的红色围墙） 和上访群众隔街相望的是中南海西门（这里可以看到紫禁城的红色围墙） 即使在几个月前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现场录像中，也并没有出现示威中常见的情绪激动的人群以及斑驳的标语、喧嚣的口号等。很明显，上访群众没有“围”住中南海，更没有发生所谓“冲击”事件。 据在当时的现场的法轮功学员回忆，上访的人群秩序井然： “路口有学员在自动维持秩序，疏通道路，一遍遍地重复：请自行车和行人不要在此停留！不要在此停留！看得出来，许多学员是从外地赶来的，一夜行路，风尘仆仆。” “大家静立着，微笑而平和。不交谈也不扎堆，也不和路人搭话。有人好奇，会停下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啊？大家只是微笑，友好地劝他不要停留。因为一句两句说不清楚，如果一个人交谈就会围上来一大堆，事情就会起变化……一句说不清楚就容易被坏人利用。” “ 大家都站在行人道上，马路上汽车和自行车畅通无阻，只有警察在马路上来回走动，并不时与学员聊天……即使那么多人有两顿饭就地吃，没有一个人乱扔垃圾，全 留在自己的包里。有一些学员拎着塑料袋拣大家不慎掉下的垃圾。一天下来，地上真的没有一张纸片，一点脏物。大家这么做，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全凭自 觉，其实那是炼功人特有的修养和内涵。” 这样的人群，在当时的中国，在今天的中国，都显得如此不同凡响。国际社会事后也对此作了高度的评价。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引起了中共的嫉恨：中共认为，他们的背后一定有严密的组织，他们这样做一定怀有政治企图。 的 确，信奉无神论、绝对唯物主义的中共，无法理解有信仰的人真实的想法。对于修炼人来说，受到不公、甚至受到非法对待，法轮功学员作为个人其实并没有怨言、 也不仇恨谁。作为有信仰的人，不论怎么样都相信天理公道不灭。但是如果一个人、一个政党做错了，错的太离谱了，错到连基本的信仰自由都要被压制，如果一个 国家连信仰“真善忍”都不能允许，那修炼人也有责任告之，不要一错再错，因为修炼人讲劝善。其实在中国，很多人经历了中共的历次政治斗争，经历了“六四 ”，也清楚中共的残暴声名。虽然最后中共会作出一个什么样的决定，那是它自己的选择――也许是善的，也许是恶的，但这个选择改变不了善恶有报的天理、也改 变不了人世间的公道。可是不管是什么党，不管是什么人当政，作为法轮功学员只希望其了解真相，从而作出理智的选择，善的选择，这对国家和民族都有好处。法 轮功学员无意改变社会，但是作为修炼人，所做的任何事一定是对这个社会有益无害的。 法轮功学员当时是抱着对政府的希望和信任去上访的，希望 它最终作出善的选择。讲究现实的人，可能会把这些修炼人的坦荡当作天真。其实，因为修炼人要看淡的正是人世间的名利，所以他们才能无所畏惧；因为他们不怕 失去什么，才能坦坦荡荡。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但是对于信奉无神论的中共来说，对于习惯了各种政治手腕，习惯了用利益可以收买和诱惑、用压力可以胁迫人放弃 原则的人来说，这些修炼人的行为是不可思议，无法理解的。信奉斗争哲学的中共，认定这样高度协调、高度自律的人群，即使没有政治企图，也可能被潜在敌人利 用而挑战中共政权。 *与政府和平对话 四•二五上访人群分布示意图（“人”字表示人群所在位置） 从 事后CCTV播出的画面看，当时公安部的罗干等对法轮功学员进京之事显然了若指掌，包括从何处开车进京，在何车站下车，经什么路口才能向中南海聚集，并事 先安排了摄像机对每个参与者进行扫描。如果认为上访行为违法，当时完全可以采取措施。很显然，罗干等人希望事情发展的更大。 据公安部内部的人说，“四•二五”事发的前三天，公安部门已经掌握讯息并密切监控，却知情不报，甘愿事后被批评。又据报导，事发后有人请求何祚庥发表评论，何说：目前不去评论，因为不想打乱整个部署（五/5/99电子《明报》）。 据 当事人证实，一开始，学员们是在府右街附近集结（国务院信访办所在地）。后来，几位武警来告诉学员说：这里不安全，那里不行等等。从而在武警人员的引领 下，学员在不知不觉中分为两路，人越来越多了，南北约两公里长的府右街，南口站到了长安街，北口和西安门大街交叉向东快到北海，向西也望不到头。 二 十五日清晨六点多，一位目击者来到府右街北口，发现警察已堵在进入中南海的路口。不久出现了一幕惊人之事：警察先把法轮功学员的队伍从马路东口引到西口； 然后又指挥着队伍，由北向南缓缓地向中南海西门行进；同时，另一队正由南向北一路而来。两行队伍在警察的指挥下正好在中南海西门相遇会合成一队。据各媒体 的报导，汇集人数大约有万名以上。 当天，总理朱镕基接见了学员代表。 据当事的法轮功学员、原中国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学 院轻工食品学院的院长高大维回忆：“大概十点多吧，就是朱镕基总理到机场去送外宾，那么一下看到那么多学员就叫工作人员下去了解情况，那么朱总理当时带了 话，他到送完外宾以后，会回来接见我们的代表，了解详细的情况。法轮功学员的代表提出了我们的三点诉求：第一点是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抓捕的所有学员；第二点 是为广大法轮功群众提供一个合法、合理的修炼环境；第三个就是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的书籍。” 朱镕基很快下令天津公安局放人，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炼功的政策。 另一位当时学员、清华大学炼功点的法轮功学员杨清回忆说，“四•二五的晚上，大约九点多钟呢，进去的代表出来了，出来告诉大家要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各地的信访部门反映，国务院会把这些意见进行处理，当时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就觉得呢，领导上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满意了。” 在 国务院工作人员和法轮功代表会谈之际，上万名学员一直在外静静等候。到晚上八点多，会谈完毕，在得知天津方面已经释放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后，中南海前的法轮 功学员也很快散去，临行时，地上清理的干干净净，一片碎纸都没有留下，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捡走了。整个过程，平静祥和，秩序井然。一个当时维持秩序的警察 对周围的人说，你们看看，这就是德！ 现居荷兰的朱女士谈到当年荷兰媒体的报导时说：“我们荷兰有一个记者在四•二五当天亲自到中南海采访法 轮功学员。在采访上访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写道：这是一支品德高尚的队伍，并把《转法轮》称为蓝色经书，他在后面写道，他们（法轮功学员）有神的纪律，走后 地上没有留下任何脏东西。” 可以说，法轮功学员真诚的善心，以及高度克制、处处为他人考虑的大忍之行，消弭了罗干等人蓄意制造的潜在冲突。 四•二五事件在当天的和平解决，开创了中共建政五十年来，平民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与政府通过和平对话解决矛盾的先例，也震动了全世界。国际媒体对此给予 了高度评价。不少人由此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新的希望。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法轮功这个由最基本群众组成的修炼群体是如此的不同凡响。 一位在美国生 物科技公司从事研究的华人夏一阳听闻此事后表示，“中国这个民族他是一个顺民暴民的民族，他不当顺民就当暴民。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和平解决问题的，没有非暴 力运动解决问题的事情。所以说事实上这一天的行动已经证明了，就是中国人是愿意走非暴力的道路的。事实上这个法轮功已经改变了中国的民族性……” 事情如果这样落幕无疑是个皆大欢喜的局面，但是却有一个人暴跳如雷，这个人就是江泽民。 小人妒嫉 指鹿为马 众 所周知，作为当时中国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最高统治者，江泽民的上台既不是因为有什么治国的才能，也不是因为有深厚的党内资历或人脉，而是凭借政治投机，在一 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中率先积极响应强硬压制手段而获得赏识的。在中共凭出生、讲资历的传统中，江的上台，可以说是一个异数。上台后江泽民也深知，党、 政、军中有一大批资历和才能都远胜于他的中共高干，对于他这样一个无德、无才又无资历的政治投机者是很不以为然的。甚至在江上台的同时，胡锦涛已被指定为 江的接班人了，这在中共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中共内部错综复杂、勾心斗角的政治环境中，江泽民的投机背景和身处的奇特政治环境使其虽然身处 高位，却时刻担心自己权位不保。对权力的偏执以及由此发展的对失去权位的极端恐惧，助长了江的妒嫉心理。法轮功及其创始人在国内外的广受欢迎，以及由此体 现出道德上的强大凝聚力，让离心离德的江泽民感到极为妒嫉和恐惧；同时，四•二五上访事件的和平结局，使得国际媒体聚焦于当事人朱镕基，这也令当时集党政 军最高权力于一身的江泽民倍感尴尬和恼恨。强烈的妒嫉和恐惧使江泽民失去了理智。 按照中共的传统，巩固领导者地位和清除异己的最佳手段，一 向是政治运动。这次江泽民看到了毫无政治攻击能力和政治倾向的法轮功修炼群众，一群以真善忍为核心的和平的民间修炼团体，似乎是斗争对象非常合适的候选 者：他计划发动一场打击法轮功的政治运动，来强迫全党表态，看看谁在此时会站在他自己这边，这和赵高以“指鹿为马”来考验群臣是否依附自己的方法是一样 的。 四月二十五日当晚，江泽民在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的情况下，模仿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的做法，给政治局全体人员写了一封 信。据《江泽民文选》，江在信中假装忧心忡忡地说：“难道我们共产党人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信奉的唯物论、无神论，还战胜不了法轮功所宣扬的那一套 东西吗？果真是那样，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这封信随后被中央办公厅作为通知内部印发，并特别注明：请注意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求的是：学习贯彻落实，不是 征求意见、或讨论研究。 CNN中国问题高级分析员威利．林在“中国的镇压代价高昂”一文中指出，一些政治局委员并不支持江泽民的镇压，这已 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文章还引用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话说，“通过发动政治运动，江泽民正逼迫高级干部向他的路线宣誓效忠，这会提升他的权威。江泽民希望，就算 政治局在如何处理法轮功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也要表现出对他的公开支持。” 众所周知，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共来说，是从来都不 愿、也不敢放松的“阵地”。应该说，江泽民把与政治无缘的法轮功修炼团体描绘成中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敌人”，确实摸准了“党”的脉搏。所以，当这封信明 确提出了用共产党的无神论来“战胜”法轮功，政治局中其他常委的“党性”便提醒他们，这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个人的不同意见只能保留。 为 了确保在政治局中推动这场计划中的大规模政治迫害，江泽民于六月七日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此讲话，该讲话于六月十三日在中共内部秘密传达。（中办发电 [1999]30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的通知”）。江在讲话中说：“我们 党……有二百五十万人民军队，有六千多万党员，有一大批高中级领导干部，为什么却让‘法轮功’这样的问题冒了出来”，江认为，“显然，”法轮功创始人“不 可能有这么大的能耐。‘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 就这样，尽管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江泽民还是极力把法轮 功描绘成有“海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危险”政治团体，这样就可以轻易使任何党内反对者因为惧怕承担“亡党”的帽子而闭口不言，而且发动迫害法轮功团体的个 人决定也具有了特别意义――如果江的决定“在危难时刻挽救了党”，那么无疑他将在党内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江泽民相信，不出三个月一定能迅速消灭法轮功。 因为这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中积累的整人手段，足以使任何一个人生不如死。江泽民盘算，一旦这次毫无风险的迫害成功，从此自己就可以在党内享有傲人的政治资 本。 流氓权术 “阳谋”遗臭 在四•二五过后的第二天，四月二十七日，国务院信访局的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并发表谈话，称法轮功学员“聚集”北京，并指出“对各种炼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有不同看法和意见是允许的”。这也表明四•二五是合法的上访。 四•二五事件两个月后的六月十四日，中央信访办和国务院信访办公告在中国大陆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同时播出，表示从来都没有禁止任何功派。 同时，大陆党政机关传达江泽民的讲话，规定“共产党员一律不准炼法轮功”。据中国时报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报导，当时中共山东省官员在六月下旬就称两办公告是「缓兵之计」。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掩耳盗铃，和中共前党魁毛在五十年代整肃知识份子时发动“反右”迫害时臭名昭著的所谓“阳谋”如出一辙。 自一九九九年五月下旬开始，全国许多地区法轮功学员的日常炼功活动就受到城管、公安部门的驱散。一些地区公安用高压水龙头驱赶炼功人群，并用高音喇叭干扰炼功。各地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被单位和公安找去谈话、盘查，受到监视、跟踪和电话监听，并被规定不得离开当地。 当代盖世太保“六一零” 一 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即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三天后，中共中央成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由李岚清任组长，罗干、丁关根任副组长，成员单位 包括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中宣部、外交部等在内的中央党政各部委。从中共中央到各级党委，都设立了“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其 下设的常设机构叫“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因其设立时间又叫“六一零办公室”，大部份挂靠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少数挂靠党委办公室，属于党务部 门。 由于党务部门直接插手行政名不正言不顺，二零零零年九月，由国务院以下的各级政府部门成立了“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名义上属政 府部门，其实和党委的“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是一个部门两块牌子，就是“六一零办公室”。这个办公室中途几经调整、加强、改名，至今仍拥有超级 权力，可以支配巨额专项资金，管辖范围扩大到不信仰共产党的教会、其他宗教信仰团体和气功组织。虽然“六一零办公室”能在早期的新闻报道中见到，但并不见 于中共中央一级公开的文件、正式的法律文件和政府文件。其存在即使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也是非法的。 按照法律常识，如果真的存在公民违法问题，完全可以交由司法和执法机构处理。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一套超越于公检法的“六一零”系统，如同文革期间的各级革委会、或者纳粹的盖世太保一样，其目的是便于江泽民、罗干等能够超越法律权限，直接有效调动镇压机器为自己服务。 图穷匕现露狰狞 至此，中共经过几十年经验积累的镇压机器已经准备启动，并随时可以调用十三亿纳税人的庞大国家资源。一场由江泽民发动，旨在铲除法轮功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全部准备就绪。 回 顾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上访的前前后后，我们看到了“中南海上访事件”，虽然是一个导火索，成为日后中共大规模迫害的借口，但是江泽 民决心铲除法轮功的真正原因，却完全出于维持个人的权威和极端的妒嫉心理。另一方面，法轮功的“真善忍”如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阴暗和邪恶，令中共不 能容忍；而罗干等一批政治小丑，在这期间起到了煽风点火和催化的作用，最终使共产党在迫害法轮功这件事情上与江泽民一拍即合。 对于共产党来 说，在所谓的经济改革、开放国门以后，中共的意识形态已经彻底破产，所谓“共产主义理想”连中共高官们自己都不相信。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门屠 杀，一九九一年八月苏共垮台和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之后，内外交困的形势给中共带来极大的恐惧和危机感，这时候中共唯一可以聚拢党徒的手段就是腐败，人们愿 意成为中共体制内的一员，仅仅是因为可以由此而得到物质上的现实利益。 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最严重的其实莫过于这个社会道德 的崩溃，这不仅体现在腐败遍及全社会，甚至连昔日被誉为“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被誉为“白衣天使”的医生也无法保持清廉，也体现在黄色产业的泛滥，为了经 济利益而造成环境资源的无度挥霍与污染，有毒、有害、伪劣的商品横行，更体现在人与人之间彻底失掉了诚信，人心冷漠而不敢彼此关心。不论经济怎样发展，要 想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都将是万般艰难，因为在道德崩溃的社会里人们看不到希望：当好人、讲真话、讲诚信只能自己吃亏。法轮功的传出，其实是中国社会的一个 转机、一个希望。 一九九九年的中南海上访，让许多人初次看到了信仰的力量。也让许多人，特别是饱经政治沧桑，对麻木的民族性失望的人看到了希望。法轮功如浊世的清流，短短几年间引来上亿民众参与修炼。这也就是中共不能容忍的所谓“和党争夺民心”。 二 零零四年底，由《大纪元时报》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中这样评价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功：“江泽民无德无能，如果没有中共这样一架运转精 准、专以杀人和谎言为事的暴力机器相助，他绝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波及全中国甚至海外的群体灭绝式迫害；同样，中共在当前的开放政策与世界接轨的国际大气候 下，如果没有江泽民这样一个刚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恶的独裁者，中共也难以逆历史的潮流而动。正是江泽民与共产邪灵互相呼应、共鸣，恰如攀登雪山者的声音 与积雪共振可以发生雪崩式的灾难性后果一样，江泽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将镇压之邪恶放大到史无前例的地步。” 结语 江泽民在七月十九日的高层会议中正式宣布定案，二十日全国展开逮捕法轮功学员行动。一场由江泽民直接指挥，发动中共镇压机器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就这样开始了。 在 红头文件层层传达之后，一亿被划为“一小撮”另类的普通百姓，一夜间就失去了宪法规定的种种权利和自由，而全国各地的人们从此便被迫进行所谓“拥护”和“ 响应”。这种情形对于经历过历次中共政治斗争的人也许并不陌生。有经验的人们预料，在这样铺天盖地迫害狂飙中，法轮功修炼团体也许最多能坚持三个月，而最 终仍会被中共的专制杀人机器而吞噬。 然而，人们意料不到的是，法轮功修炼团体三个月后仍然没有屈服，三年后没有倒下、十年后也没有倒下。“ 真、善、忍”的信仰力量，有如莲花的温和高洁，却又如梅花般坚毅不拔，在十年的漫漫严寒中傲雪挺立。自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与世无争的法轮功修炼团体 因为中共的打压而被推向国际舞台，十年来法轮功学员和平的讲真相、不屈的反迫害也赢得全世界所有关注正义与和平的人们的支持。如今，从中国大陆到台湾，从 亚洲的日本、韩国到欧洲的瑞典、比利时，从非洲大陆的南非到南美的巴西、阿根廷、到北美的加拿大、美国，到处都是对正义的呼声和对迫害的谴责。四•二五中 南海大上访，见证了中共的阴险与狡诈，见证了法轮功学员的坦荡与和平，也呼唤着人世的良知和道义。 （全文完）

坦荡面对阴险（二）

—— “四·二五”和平上访十周年记

文／陆振岩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二日】（接前文） 风云突变　山雨欲来 一 九九六年，中宣部副部长徐光春召集十个中央大报总编开会，要《光明日报》刊登诋毁法轮功的文章，并要其它各大报转载。随后，中宣部管辖的新闻出版署向全国 各省市新闻出版局下发内部文件，以“宣扬迷信”为由，禁止出版发行当时名列北京十大畅销书的《转法轮》、《中国法轮功》等法轮功书籍。徐光春这么做实际上 违反了中共自己的“三不”（对气功和特异功能“不干涉、不宣传、不打棍子”）政策，想通过打击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当时就想给法轮功扣一个“初级简陋邪教 ”的帽子。 但是各大报都有许多人修炼法轮功，真正执行镇压的国家机器――公安部中炼功的人就更多。前面说的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感谢信中还专 门提到为当时的公安部长王芳治病，效果非常好。因而当时公安部里了解法轮功的人相当多，很多人本来就是气功爱好者。一些司长、局长、处长一级官员，还有很 多外地公安局或公安厅的厅局长就是法轮功学员。原法轮大法研究会成员叶浩和李昌原来都是公安部的副局长、处长。 一九九六年的镇压根本没来得及开始，就收到了几十万封群众来信，澄清法轮功的真相，后来不了了之。 一 九九七年初，罗干指示公安部在全国进行调查，网罗罪证欲定法轮功为“邪教”。全国各地公安局经充份调查后均上报反映“尚未发现问题”，调查不了了之。一九 九八年七月公安部一局发出公政[1998]第555号《关于对法轮功开展调查的通知》。《通知》中先把法轮功定罪为“邪教”，紧接着又提出：要掌握活动内 幕情况，发现其违法犯罪的证据，各地公安政保部门要深入开展调查。 罗干当时发的文件明显带有构陷的性质，先是声称法轮功是“邪教”，然后让 各地公安去搜集证据，等于“先定罪，后调查”。当时陆续有公安、统战部和特工到法轮功的炼功点上学功，并和学员一起学习《转法轮》，其实都是去卧底。但是 法轮功无底可卧，因为法轮功学员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而且来去自由，谁愿意来炼都行，不愿意了就走，既没有人员登记，也没有会费。很多卧底人员倒因此机 缘而对法轮功有了深刻了解，反而成为坚定的学员。令罗干吃惊的是，在全国各地，一条法轮功的罪证都没有搜集到。 但罗干的两次“调查”还是在一些地区造成了严重后果。 如： 辽宁省朝阳市公安局，向所属公安部门发出了朝公发（1998）37号《关于禁止法轮功非法活动的通知》，有的辅导员被数次罚款，累计金额达四千多元。有的 不给收据单，有的只给白条。由此引起四十余人到公安部上访；一千余人联名投诉朝阳公安局侵害公民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 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公安部一局又向全国公安部门发出《通知》，再度引发新疆、黑龙江、河北、福建等地基层公安部门强行驱散炼功群众，非法抄家，私闯民宅，没收属于个人的私有财产等违法乱纪问题。 罗 干在一九九七、一九九八年两次想把法轮功定为“邪教”进行镇压。这倒不是因为法轮功做错了什么，而是罗干那时当了中央政法委书记，官儿坐到头了，要想继续 往上升，就必须做出大动作来。这个和军人不到战争时期很难立大功晋升将军一样。罗干也想把水搅浑，这样他这个政法委书记才能成为政治焦点。 罗干搜集不到资料也很着急。他发现公安部这些负责气功的人都很懂气功，很多人自己也练气功。罗干在一九九六年开始为此特意改组公安部，不但把编制改了，原来管气功和懂气功的人一律调走，为下一步打压法轮功铺路。 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公安非法对待法轮功炼功群众的问题，对法轮功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并于年底向江泽民为首的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 科痞开道　颠倒是非 因为罗干等执意想通过打压法轮功来搅浑水，围绕法轮功的政治空气也越来越敏感。在这期间，既有敢讲真话、正面支持法轮功的媒体记者、政府官员，也有见风使舵、乘机大捞政治资本的小人利用各种机会诽谤、诬蔑法轮功，为日后的全面迫害制造事端。 一 九九八年五月，罗干的连襟何祚庥挑起了北京电视台事件。事情的起因是何祚庥对北京电视台《北京特快》节目的一个记者造谣，说中科院一个孙姓的研究生，因练 法轮功导致精神病。实际上孙当时表现的不正常状态和法轮功毫无关系。孙的室友和孙的同学都多次以详细具体事实向何讲清了。可何祚庥在十分清楚事实的情况 下，在电台竟仍用同一假证栽赃法轮功，纯属故意。许多从法轮功中受益的人自发去北京电视台澄清事实真相。北京电视台的一个副台长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祥和，在 了解真相后决定制作关于法轮功学员户外炼功的新闻以挽回错误宣传的影响（但是没有公开道歉）。事情得以初步解决。 何祚庥号称是“两栖院士 ”，实为政治投机分子。他善于在科学家面前冒充哲学家，在政治家面前冒充科学家，尤其善于从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真正的科学。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宣传 部理论处副处长于光远来到清华大学，找青年学生召开了理论学习座谈会。何柞庥在会上提出探讨与众不同的问题：“自然科学有没有阶级性？”何祚庥因此而被于 光远看中，五一年毕业时，何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在于手下工作。从此，何开始在科技界到处挥舞大棒。 比如说，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何祚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苏联科学界批判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提倡把当时国内政治斗争中对所谓唯心主义的批判应用到物理学。一九五五年， 围绕北京市古建筑的拆留问题，正当以毛泽东为首的“主拆派”和以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梁思成为首的“主留派”之间的争论不休时，当时在中宣部的何祚庥 抓住机遇，在《学习》上率先抛出一篇批判文章，《论梁思成对建筑问题的若干错误见解》，攻击梁思成的建筑风格是“中国人的脑袋，外国人的身子”，是“阶级 调和的变种”，“梁思成的建筑理论是直接违反总路线的错误理论”。于是，梁思成被迫做检讨，一场大拆大毁北京古建筑的狂潮同时掀起，从而根本改变了北京城 的面貌，也改变了何自己的政治命运。据一九九八年《人民日报》一篇题为“‘两栖学者’─何祚庥”的报道，何迄今为止仍然对这段经历津津乐道，认为使他“逐 渐领会到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此外何祚庥还抡起意识形态的棍子批判过摩尔根的遗传学说、用马列主义批判盖尔曼获得诺贝尔奖的“ 夸克模型”，一直到晚年转而批判气功，声称是“伪科学”。 因为何祚庥打击科学、维护中共意识形态有功，《红旗》杂志力荐他当了中科院的院 士。何则继续利用他的院士头衔拍中共、特别是最高领导人的马屁。二零零一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宣传正火，何祚庥在中科院的一次量子力学研讨会上发言说 “量子力学的发展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理论”，当即有几位正直的学者拂袖而去；何同时不知耻地将其“理论”整理成“论文”发表（何祚庥二零零 一，“量子力学的建立与科技创新的评价体系”，《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二零零一年一期）。 因为罗干想借打法轮功向江泽民邀功请赏，罗的连襟何祚庥也就一次次不遗余力地披着科学的外衣诋毁法轮功。但何祚庥的名声实在太差，北京市的一位副市长亲自指示，今后北京市的媒体不得刊登何祚庥的欺骗言论，对气功仍旧执行中央“三不”的政策。 （待续）

坦荡面对阴险（一）（转贴）

—— “四•二五”和平上访十周年记

文／陆振岩

【明慧网二零零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上万法轮功学员陆续汇集在北京的国家信访局府右街和西安门大街附近。事件的发生地点紧邻中共政治中心――中南海，所以这个后来被称作“四•二五”的事件，也被称作“中南海事件”。这一事件并被认为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导火索。

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聚集在中共的政治心脏附近？这是挑战中共吗？“四•二五事件”是促使中共下决心铲除法轮功的根本原因吗？亲爱的读者朋友，如今整整十年过去了。今天，让我们围绕“四•二五”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回顾一下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通过当时的历史记录，以及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拨开迷雾，还原历史真相，并进一步解读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于当时和今天的中国社会，又意味着什么？

一九九九年之前政府、媒体对法轮功的正面了解

您能想象，以下的新闻内容出自于上海电视台吗？

“ 今天一大早，上海体育中心人头攒动，本市近万名爱好法轮大法的炼功者会聚一处进行推广表演。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于一九九二年向社会公开传功讲法，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六年来，功法以炼功时不受场地时间的限制以及无需意念引导等不同于其他气功的全新内容令人耳目一新，独树一帜，到目前为止，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全国各地都有自发性的群众炼功组织，并传遍欧、美、澳、亚四大洲，全世界约有一亿人在学法轮大法。这是本台记者报道的。”

这是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之前，上海电视台一九九八年十二月播出的一段新闻。今天很多人看到这一段新闻节目，会大吃一惊。事实上，直到一九九九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之前，法轮大法不但在中国大陆广受欢迎，中共政府部门、甚至政治局高层也对法轮功早有了正面的了解——尽管这其中有一部份中共官员一直想利用法轮功制造事端，从而为自己捞政治资本。

法轮功是一九九二年向社会公开传出的。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三日，李洪志先生在长春开办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随后，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向李洪志先生颁发了气功师证书，一九九三年又向北京的法轮功研究会颁发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直属功法登记证”，正式表明法轮功研究会的类别为“学术性团体”，业务范围为“理论研究，普及功法，咨询服务”三大项，活动地域为全中国。李洪志先生在一九九四年底停止在中国大陆办传功学习班，一九九五年七月，停止在海外办传功学习班，并于一九九六年初正式退出了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所以此后被“取缔”的法轮功研究会，早在一九九六年就不存在了。

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是一九八五年底经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批准成立的，并由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担任理事长，所以它并非单纯民间学术组织。九十年代开始，该会直接由国务院“人体科学工作小组”管辖（注：“人体科学工作小组”，即所谓“九人小组”，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十四事件之后，中共杯弓蛇影，为了将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所有组织纳入监督管辖范围而扩充组成的一个九人工作小组。这个小组成员来自国家体委、国家科委、卫生部、安全部、中宣部、财政部、公安部、总政联络部、武警总部等正副部级官员。）小组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监督气功组织里的“政治苗头 ”，从这一点来讲，法轮功有没有所谓“政治企图”，当时的中共是非常清楚的。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致信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对李洪志大师表示感谢，感谢李洪志先生为全国第三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表彰大会代表免费提供康复治疗。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中国公安部主办的《人民公安报》刊登报导《法轮功为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提供康复治疗》，称公安部见义勇为先进分子“经调治后普遍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公安部所属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授予李洪志先生的荣誉证书。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在一九九三年北京东方健康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获博览会最高奖“边缘科学进步奖”，和大会的“特别金奖”，以及“受欢迎的气功师”称号，在该届博览会上李洪志先生是荣获奖励最多的气功师。

国家体育总局于一九九八年五月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调查了解。九月由医学专家组成的小组为配合此次调查，对广东一万二千五百五十三名法轮功学员进行表格抽样调查，结果表明祛病健身总有效率为百分之九十七点九。十月二十日，国家体总派到长春和哈尔滨的调研组组长发表讲话说：“我们认为法轮功的功法功效都不错，对于社会的稳定，对于精神文明建设，效果是很显著的，这个要充份肯定的。”其间，大连、北京等地对法轮功功效的民间调查也得出了一致的结果。

一九九九年二月，美国一家权威性杂志《US News and World Report》发表文章谈到了法轮功在健身方面的好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说：‘法轮功和其他气功可以使每人每年节省医药费一千元。如果炼功人是一亿，就可以节省一千亿元。朱镕基对此非常高兴。国家可以更好地使用这笔钱。’”

外界认为中共在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万人上访之前，并不了解法轮功。这其实是中共为了开脱责任故意造成的一种误解。前述事实清楚表明了中共一直对法轮功有着调查和监控。一九九四年五月十四、十五日，当时由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主办，李洪志先生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举办两场带功报告会，下面听课的人中就有公安部的高层人士。李洪志先生一九九五年开始在海外传功讲法。李先生在海外的第一次讲法学习班，就是应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邀请，于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三日在使馆文化处举办的，大使馆的人也有不少在下面听。那时候从上到下大家都觉得这功法很好，而且是在海外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大家都很高兴。在江泽民发动政治运动之前，没人觉得不正常。

“四•二五”之前中共高层对法轮功早已知情

中共的高层，包括政治局成员，在一九九九年之前也对法轮功都有了解。

李洪志先生在一九九二年五月开始传法，当时在北京紫竹院有一个相当大的炼功点。紫竹院附近有许多退休中共老干部，有的是部队的退役将军，也有的是国务院或中央机关的退休高干。这些人中有的在中共党内的资历比江泽民、朱镕基、罗干、李岚清等人老得多，有的人甚至是参加过长征的。中共十五大的这些常委有些是他们过去的下属。

这些退休中共老干部在学炼了法轮功并从中受益之后，自然而然的想到向身居高位的昔日同僚们介绍法轮功。

至少在一九九六年以前，紫竹院就有一位法轮功学员亲自到江泽民的家里教江的夫人王冶坪学法轮功。

李岚清原来在外经贸部当部长，他是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的顶头上司，两人原来关系不错。早在一九九五年，这位学员也说起过向老部长李岚清介绍法轮功的事，还给了李岚清一本《转法轮》。

江泽民原来在武汉热工所的上级也炼法轮功，江泽民和武汉热工所的人聚会时，老同事也给他当面介绍过法轮功。江泽民后来说他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才第一次听说法轮功，这是公然撒谎。一九九六年，江泽民去视察中央电视台，看见一个工作人员桌子上有一本《转法轮》，还对这位工作人员说“《转法轮》，这本书挺不错。”

罗干也是在一九九五年就知道法轮功的，是他原来在机械科学院的老上级和老同事介绍的。

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北京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迅速增长，中共各大部委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炼功，甚至有的在任副部长也炼，很多人都看过《转法轮》。因法轮功对人身体和精神道德的改善作用巨大，人传人，速度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到一九九九年，中国大陆学炼法轮功的已达一亿人。

法轮功在祛病健身方面的奇效，在提升社会道德水准的巨大作用，以及在修炼其他方面超越人们常规思维的事实，让许多人改变了固有的观念，甚至跳出原有意识形态的框框重新看待宇宙人生。然而，中共毕竟是一个依靠严厉控制全民意识形态而维持的政党，绝对的唯物主义是中共意识形态的根本；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的迅速传播，也引起了中共的高度警觉，从而被中共视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可能挑战力量，这为日后的大规模迫害埋下了导火索。

（待续）

发稿：2009年04月21日 更新：2009年04月21日 02:08:32

过 年

(题记：这是一篇以前-2005-发表的旧闻，现在贴过来）

这几日，脑子里都是小的时候过年的情景，穿新衣、新鞋，扎上红红绿绿的绸子发带，打着灯笼，和小朋友一起出去滑冰，拜年；年前，父亲母亲忙得不亦乐乎，所谓忙年。父亲忙着置办过年全家所需，最重要的当然是祭拜祖宗的供品；母亲也是忙着做馒头（最重要的也是供桌上的馒头）、年糕等等年货，还有为我们姊妹几个做新衣服。一派忙碌景象。

然而当我想起这些的时候，内心并不是愉悦，反而是忧伤里有一些欣慰。我的父母这几年相继过世，我还没有完全能够从这个事实中走出来，因为他们过世时我不在身边，所以总觉得这对我不太真实，总以为他们还在老家的屋里或者园子里忙活着。

父亲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人，我现在猜想，这可能和他从小无父无母，由曾祖母一手养大。曾祖母可怜他们兄弟俩，所以免不了有些宠惯，养成了这样的性子。

不过父亲并不是无理之人，相反，他非常的注重礼仪，对我们的要求有其严格，可能怕我们像他一样也“无法无天”。父亲十八岁参军后来做医生上大学，再转业到地方医院，直至因讲真话被开除，他的骨子里是山东人的东西，共产党的教育少之又少。山东是孔子的家乡，尽管我的家乡高密，古称夷维，属古代的齐国，可是比较其他的省份来讲，还是保留了老夫子的精神和礼数多些。

我小的时候最愿意回外祖母家了，外祖母，舅父，还有那些乡里乡亲，他们可能都没有上过几年现代的学校，可是说起话来，全是文明的让我这个城里孩子觉得特别无知和无礼。父母老是教我们回外祖母家要有礼貌，不然会被笑话。

再说父亲，受了共产党多年的教育，可是本性不改。我小的时候记得，父亲总是在腊月三十晚上挂上“竹子”。不知道是否是这两个字，只是听父母这样叫。就是族谱。上面列了祖宗的牌位，四周饰有我们高密特有的扑灰年画，我小的时候对那些造型奇特的人物非常的有兴趣。因为他们的脑袋显得相对的有些大，身子胖胖的，脸也是胖胖的，看上去非常的有趣。记得家里的那幅“竹子”，最上面是两位老者，年纪应该在五十岁以上，一男一女，应该是代表祖先的；接下来是列祖列宗的名字；中间是空的格子，留给后面的人；我最感兴趣的是最下边，是一扇大门，大门边上有一个大人，穿着长袍正在作揖，好像是向客人献礼，门外边是两个小孩子，一个正在大胆的用香火点炮仗，另外一个小孩子，两只手捂着耳朵，大概是怕炮仗震着耳朵。

“竹子”的两边是一首传统的对联，上联是：忠厚传家久，下联是：诗书继世长。横批是什么忘了。

这个“竹子”之所以叫“竹子”，大概是因其挂在一幅真的竹帘子的前面，在一进门的厅里，下面是一张桌子，我想应该是传统的八仙桌，可是那时候太穷，就用了家里的唯一的一张桌子。香炉和烛台都是父亲自制的，到也满像那么回事儿。桌子上的供品不用说是母亲做的，但可得父亲摆上去。我小的时候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老跟在父亲身后，看他忙这忙那，可惜因为我是女孩，以后出了门子是人家的人，我是没有资格动那些供品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对这个规矩有些恨恨的。家里唯一的男孩，弟弟反而对这些没有丝毫的兴趣，父亲老早就看出来了，说将来我死了，你们就把我埋在院子里就行了，不然，军将来肯定不会专门回老家给我上坟的。军是弟弟的名字。

我出生的那年是文革开始的时候，全国破四旧、迷信、封建，我记事的时候，还是那个气候。父亲只能在三十晚上挂上竹子，摆上贡品，然后初一一大早摘下来，撤下供品，到初二晚上送年的时候再挂回去，因为民兵随时随地会来搜查。

我最激动的是快十二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母亲开始下饺子，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们到外面去放鞭炮，那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响成一片。然后，饺子摆上桌，父亲先在祖宗的牌位前，下跪、磕头，请祖宗回家过年；然后是母亲。父母亲坐到炕上的桌子边上，轮到我们姊妹几个。大姐那个时候迷信于用扑克牌算卦，所以一到快十二点，她就躲到自己的小屋子里算卦，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算什么，大概是算能不能找到一个称心的男朋友吧。我们几个孩子轮流的跪在供桌前，磕头，给父母拜年，然后父母齐声说，好孩子，上炕吃饺子吧。吃完饺子，分压岁钱，我们也叫磕头钱。通常是两毛或者五毛的崭崭新的票子。后来长到一块、五块直至十块，一直到我临出国，父母仍给我压岁钱，还是十块钱。

吃完年夜饺子，就是挨家挨户的拜年。

我们全家在父亲被开除之后，无奈闯关东，在东北住了二十二年。在东北的时候父亲有一个高密老乡王大爷，可能离父亲的老家很近，因为我是在东北生的，所以对父亲的老家不是非常熟悉，不知道这个王大爷到底是哪个村的。王大爷每年三十晚上都要在我家和父亲通宵的聊天，我记得的内容很少，因为我那个时候疯着出去玩，没有心思在家听他们说话。王大爷讲的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清楚，这个王大爷，有一次去赶集，大概回家晚了，路过一座坟地的时候，给迷了路，第二天早上才回家，他说昨天晚上推着车子上坡下坡走了好远的路。结果第二天，家人才发现，他是在坟地里走了一晚上，车子把个坟都快碾平了。后来人们说他是被“附”着了。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原来还真有这样离奇的事情。因为那会的宣传这些都是迷信，不存在。

父亲高兴了还会给我们唱戏，或者拉个乐器什么的。母亲也会唱戏，只不过她只会唱高密地方戏“茂腔”，俗称“走棍子戏”，我们姊妹们一致认为这个戏很难听，好像就是一直在直着嗓子喊。父亲会唱京戏，很好听，父亲的“打鱼杀家”很拿手。还会唱很多好听的歌，俄罗斯歌曲，还有一些三、四十年代的的老歌。可惜我那个时候脑子里被“革命京剧样板戏”充斥着，没有学会父亲会唱的歌和戏。

父亲“胆大妄为”，不听号召。但是给了我们很多其他的孩子所没有的教育。母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跟着父亲辛苦了很多年，但是把幼时外祖父母对她的教育，传给了我们。

我小的时候虽然很愿意跟着父母亲回山东外祖母家过年，只不过一件事，我不太高兴，就是过年的时候吃饺子，要分着吃。因为那个时候实在太穷了，外祖母没有那么多细粮，所以饺子是有数的，每个人只能分几个。外祖母年老多病，不能到队里劳动，全靠舅父抚养，生活很艰辛。所以我对那个时候回外祖母家过年唯一的不快乐的记忆就是饺子不能敞开肚皮吃。其余都很有趣。父亲尊重外祖母也是出了格的，大概他自己从小无父无母的缘故吧。有一次父母回老家过年，正赶上邻村唱戏，都是戏迷的父母得到了外祖母的首肯，去看戏。父母难得听一回真正的家乡戏，可能听在兴头上忘了时间，等到记起已经过了应回家的时间，就急忙往家赶。可是回了家，外祖母已然生了气，过时不回家，这还了得。于是老太太大门一闩，任由父母亲在外边叫“娘，开门”，就是不开。可怜已经五十几岁的父母亲，在寒风里站了半个多小时，又赔礼又道歉又请求，才最后给开了门。只此一次，父母亲以后还哪敢太晚回家。所以我们小的时候，要出去同学家玩一会儿，父母说几点回来，那就得几点回来，从不敢在外太晚以至过了点。

搬家回山东老家以后，我已经大了，十几岁了。过年的时候，可以跟着父亲帮他挂竹子。在我自己练了几天书法以后，他觉得很自豪，认为我的水平可以写对联了，就让我写，可是我自己觉得我的水平是在有限，可是父亲就说可以，无奈，我就被“逼上梁山”，硬着头皮写。“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等等。我现在想起来，我是偏得，父亲用这个方式让我继承了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以及中国人的“仁义礼智信”的精神。我有的地方不明白，就问父亲，他就给我详细的解释。

二姐心灵手巧，有一年她自己设计剪刻的“挂贴”，为父亲所称道，所以自那时起，我家都是二姐自己做。挂贴是贴在大门门楣上的一种装饰，贴在横批的下面，五颜六色，迎风招展，平添新年气氛。二姐结婚以后，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我身上，所以过年的时候，除了帮助母亲做馒头、扫除之外，就是写对联、刻挂贴。

父亲对我是很欣赏，大家都这么说，只可惜我是女孩子，不然可以光宗耀祖的。我以前一直引以为憾，恨自己没有脱生成男的，可以在弟弟极其不乐意回老家上坟的时候，替他去。好几次，我都跟父亲说，爸，我去吧。父亲回我，胡闹。

父亲对共产党的认识大概是很深刻的，他因为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中与医院院长意见不一致，就被开除。父亲坚持说真话，不肯顺着潮流说。但终生不悔，宁肯终其一生背井离乡，在东北偏僻的小镇子的街上卖菜籽，也决不低头。我“六四”的时候，因为嗓门大，被叫去领着喊口号，又去北京，所以后来虽然已经毕业了，又在清洗的时候，被从单位招回学校，软禁一个多月写交代材料。但是我的骨子里秉承了父亲的硬，不肯交待不该说的细节，甚至不肯告诉他们是谁让我喊的口号，其实那个人是学生会的，后来已经站回到了中央的一边，我也不肯说出他的名字。因为我觉得他的所作所为是他自己要负责的，尽管我鄙视他的行为；但是我作为一个人，决不能做出卖的事。这是我的原则。父亲知道了后，说你和共产党斗，没赢。我想他大概已看透了这个党的邪恶和残忍。

这几年姐姐弟弟被抓，母亲忧急之下过世，我自己归国被抓，护照被拒，如果父亲还活着，不知道他老人家会对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说什么。

父亲冒着被抓起来的风险，过年的时候也要不失去他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朴素的对祖先的祭奠，不忘祖先留给我们的传统、财富和精神，尽管他自己可能并不认识到这一点，只是作为一个人的本分，不忘祖宗、不忘本。父亲也有爱说大话，脾气大，爱摆架子，等等一般的老百姓都可能有的缺点，可是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能对这个庞大的邪恶的机构说不，在大家都放卫星、说假话的时候，他说真话；在大家都听从召唤，把马恩列斯毛这些邪灵作为神灵供奉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忘了列祖列宗，而且公然地把祖宗的牌位摆在那里，供亲友们敬奉。

我小的时候，甚至有些恨父亲，恨他那个时候不会低低头，不然他的职位可能已经很高，我们也许可以算作“高干子弟”了吧。今天我为自己卑鄙的想法而感到羞辱，更为我玷污了父亲的品德而觉得自己那个时候多么的可耻。

父亲已经仙去，愿他在天之灵安详。尽管我是女孩子，可是我仍然在过年的时候向他祭拜，希望他和母亲大人平安。

乙酉年正月初六日

爱丁堡看神韵

四月八日去英国的爱丁堡关看神韵演出。爱丁堡是苏格兰的首府，传统的建筑林立栉比，爱丁堡古堡，Walter Scott 纪念塔，等等。那两天天气清冷，虽然还是有点冷，但是阳光明媚，我们一行几人在观看演出的当天和第二天，在这个古老的城市里游走了一番。

八日晚的神韵演出，不消说是世界级的演出，优美绝伦的舞蹈和歌唱令人恍若仙境。传统的中国文化，多才多姿的民族舞蹈，神佛下世度人的中国古典舞，男女声的独唱，二胡的演奏，无一不是精品。正如和我同行的爱尔兰人所言是一个“视觉的享宴”。

好了，演出的照片我们无法获得，拍了几张我们在剧场入口和座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