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再 说说我的家人。大姐自镇压后由于害怕被抓，就不炼了。二姐、三姐和弟弟，镇压一开始，就去了北京上访。结果，弟弟被警察在天安门广场抓住，警察用鞋（或者 靴子）猛踹他的肋部，造成肋部受伤，然后她和几千名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关在北京的一个体育场，在那里3、4天，没吃没喝没地上厕所。后来被高密公安局的人带 回高密，在公安局被关了一个礼拜左右。他告诉我，在公安局，一个又高又大的警察让他做双盘打坐的姿势，恰巧弟弟因为修炼的时间比较短，双盘还盘不上，但是 他不想让人看到他盘不上，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盘上了。可是这个警察说他盘得不好，说帮他盘盘。结果这高高大大的警察，就站在弟弟的双脚踝骨上，用力又踩 又碾。

弟弟后来在2000年10月份的时候又去了一次北京，这一次回来的时候，也是被警察用车送回来的，同车的有100多个大法弟子。他们 觉得自己没有犯罪，不应该被这样对待，就在途中试图跳车逃走，弟弟跳车时摔坏了腿，不过后来没大碍。可是，另外一个年仅26岁的大法弟子叫王武科，因为不 愿被恶警带走，也从车上跳下，跳下后昏迷。被送去医院，在医院去世。

因为我在国外比较活跃的缘故吧，二姐、三姐和弟弟都受到了特别的注意。 二姐和三姐是被抓被关好多次。二姐有一次被关了二个多月吧，在关押的时候，她用绝食这种方式反抗这种非法、不公正的对待，结果警察用普通的塑料管子给她灌 食，根本不是医用的灌食管。99年底我回去的时候，她还在被关押之中。在这个过程中她们也是一直在告诉人们法轮功的真象，散发资料啊什么的。2000年 12月份，警察要抓她去劳教，为了不被抓住，她勇敢的从一个三层楼里跳下来了，那一年，她39周岁。结果摔坏了腰，幸好遇到好心的邻居，把她给藏了起来， 后来又打车让她逃走了。二姐从此不得不流离失所半年多，结果在2001年8月前后，又被警察抓住，最后送到了济南女子劳教所，判劳教3年。

镇 压开始后，三姐夫受谎言的毒害，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被迫于2000年初和三姐离婚。离婚后的三姐，带着年仅10岁的女儿，没有收入，生活也是非常的艰 辛。三姐在2000年秋天的时候就预感自己可能会被劳教，所以就把72岁的母亲送到了仍住在东北的大姐家。果然，2000年12月警察开始同时抓捕二姐和 三姐，二姐跳楼走了，三姐被抓住，直接送去济南女子劳教所，3年劳教。

在劳教所，姐妹两个人不在同一个大队，所以平时也是见不到面的，当然偶尔两个队在劳教所的操场上路过时可以见到，但是不能随便讲话，只能互相看一看，或者笑一下。

母 亲在父亲98年去世之后，就一直脑子有些糊涂，而且她老人家一辈子的成就，就是我们姊妹姐弟6人。母亲结婚以后就没有工作，所以父亲和我们6个子女就是她 生活的全部，父亲去世，对她老人家是个沉痛的打击，所以那个时候，可以想见，她的6个子女，有4个在受着直接的迫害：二姐、三姐在劳教所，弟弟也是朝不保 夕，每天都有可能被抓，我在国外回不去。尽管他们都瞒着母亲关于两个姐姐被劳教的消息，可是自幼聪慧的母亲，怎能不感知她的女儿们正在承受的痛苦，更何况 母女连心，她如何不知道呢。所以在二姐被劳教的两个月后，母亲也忽然急病倒下，大约2周后过世。

母亲去世的消息，弟媳去劳教所通知两个姐姐，劳教所不仅不给通知，而且接待弟妹的几个警察中的一个还哈哈大笑。对所以母亲过世的消息，两个姐姐是在母亲去世两周后才得知的。

父 亲出生于1927年，幼年父母双亡，和小他4岁的弟弟（我的叔叔），由他们的祖母抚养大。1945年加入八路军。在部队里做过卫生员。攻打四平和长春的战 役他都参加过，当时被国民党围在四平城里一个多月，没有水喝，就喝澡堂子里的水。后来被部队推荐到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学习。父亲的智力，是少见的好。因为 家贫，他从未上过学，可是他竟在班里当数学课代表。同时每天还要识几百个汉字。

1952年，父亲24岁时，和母亲结婚。父亲在部队又做了好几年军医，才转业到高密县医院。那时的大学生很少，父亲一表的人才加上高明的医术，在我们那里也算小有名气，提起戴医生，很多人都知道。

那 个时候的父亲不免有些年轻气盛，靠着自己的资历和智力。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了很多的人，饿死的人表现的状态是“水肿”，就是肚子很大。爱较真儿 的父亲就说是饿死的。那个时候搞大跃进、人民公社，社会主义形势一片大好，怎么还会有饿死的人事儿，这岂不是攻击社会主义吗？所以父亲就和院长争论了起 来，争论中，院长说“我开除你！”，父亲说“我自己走，不用你开除”。就一怒之下离开了医院。后来医院开会，院长就宣布把父亲开除了。

那个 年代，一个被开除了的人，再上哪里能找到工作呢？这个恐怕是不太会搞人际关系的父亲始料未及的。所以在碰了很多壁之后，不得不远走他乡，走上了当年外曾祖 曾经走过的路—--闯关东。在吉林省长白山下的一个小镇子上，开始了他一生的街头摊贩的生活。一开始面子很难拉得下，一个医学院的高材生，堂堂的军医，如 今要在街上卖东西，想想也真是难为了父亲。可是一家人瞪着眼等着吃饭，怎么办？也只能一咬牙，豁出去了。那时大姐7岁，二姐几个月，尚在襁褓中、母亲的怀 里。

我小的时候，最恨的就是填各种表格，在父母的职业一栏里，我要填上“无”这个字，连同我的耻辱。

不过父亲他老人家自己很 明智也很开通，他说以自己那个性格，要是还在医院里，文化大革命，也早就被砸巴死了。那会儿街道上，像他这种没有所谓的正式职业的人不多，有3、4个，所 以每次运动一来，这几个人就是办学习班的对象。那时候一听半夜敲门，母亲和我们就吓得不敢睡觉。通常都是民兵“当当当当”的敲着我家那个罩着窗子的木板， 所以吓唬人的效果绝对好。我长大后还一直害怕公安局或警察，大概就是那时落下的病根。

父亲母亲一生辛辛苦苦把我们几个拉扯大，希望孩子们都 能过上好日子，他们也就安心了。我出国的那会儿的打算是，硕士毕业时。邀请父母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我知道国外的人对毕业典礼很重视，也希望父母能跟我沾 光，出趟国看看。母亲还一直担忧，她又不会说外语，可怎么办。然后我就回国，在北京找个工作，买个房子，伺候父母到终老。可是，1998年，在我回国探亲 刚回来的一个月以后，走时已经见好的父亲，忽然在他回去看他的老家村子以后，一进我家院子就倒下了，两个小时以后去世。父亲去世，我刚从国内回来，没有钱 再回一趟中国，只能远隔重洋流泪。

第二年镇压开始，我的心时刻被国内的形势和情况所牵引，每天明慧网上的关于大法弟子被迫害和虐待的报道都 让我哭上大半天。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回国的原因。我忍受不了眼睁睁的看着大法和大法弟子受迫害，我的师父在被侮辱，我却坐在宽敞舒适的办公楼里，无能为力。 我要回去，用我绵薄之身，为我的师父和大法承受我所有能承受的。

母亲的去世，在我当时沉痛的受伤的心灵，又洒了一把盐、割了一道深深的口子。可我的姐姐弟弟们、相识和不相识的功友们还在国内受着严重的迫害，我不能终日以泪洗面，我还得出去，告诉人们这场迫害，让世界上善良的人都来伸出援手，中止这样的对人类自身是侮辱的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