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11年，屬於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這類人。
學齡前我就會反擊父母：“不是你們養活我，是毛主席給我吃的飯！”
上小學時，我這個從未受過地主、資本家壓迫剝削的小學生卻對地主、資本家刻骨仇恨。儘管貧農出生的祖父、父親說地主、資本家遵紀又守法，勤勞又節儉，父母還悄悄地在家熱情款待地主，並接濟點糧食給他們；但這種身傳言教也沒能抵消學校洗腦的影響，我還是頑固地認為全世界的地主、資本家（除了我們村、我們鄉的）都是像劉文彩、黃世仁、周扒皮那樣壞。
上中學時，我最恨的是走資派、美帝國主義。
上大學時，我最擁護的改革開放。
在勞改農場時，我最羨慕的是牛，牛不會遭電警棍電擊，身上挨的鞭抽也遠比我們勞改犯少；農忙時牛吃的是精飼料，勞改犯仍吃粗飼料。
當十來根電警棍電滿我全身時，我這個花崗岩腦袋被電得嗤嗤冒火星，生不如死的我才彷彿認識這個“文明社會”。
當我看到我們全村村民被趕出村宅，由權貴來佔據風水寶地時，我家被搶光光時，我看到了“三個代表”。
當我上訪被警察及政府僱用的打手暴打時，我看到了“和諧社會”。
這不是我一個人的遭遇，而是我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這一代人的縮影。
我由衷地敬佩香港公民的智慧，拒絕“洗腦”才不會重演我們這代人的悲劇。
上海冤民 俞忠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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