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脾气刚硬的人，也是个诚实简单到极点的人，当然为此他付出了一生的代价。父亲从部队复员到了地方医院，之后不久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就开始了，这场 人祸让三、四千万无辜的生命命丧黄泉。饿死的人大概有个现象肚子肿得厉害，谁都知道那些人都是饿死的。但是决不可以公开的说。父亲大约在院长面前说了这样 的话，结果被说成“社会主义哪能饿死人”，而被开除。从此开始了他的“无职业”的生涯。
父亲一个人，要养活大大小小八口之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虽然有母亲的勤俭持家，和辛勤劳作，但是八口之家的生计，不是一副轻松的担子。
“ 文 革”的年月，一来运动，父亲就被找去办“学习班”，大概那个小矿上找不出什么太“反动”的人，父亲还有几个和他一样“没有职业”的人就成了替罪羊。和我家 住对门的王大爷，十七岁就当xx党的区长，后来也是不知道因为什么被开除公职，成了和父亲一样的“无职业”者，靠给人打水桶、刻印章来维持生计。王大爷和 父亲是学习班的常客。
如今我也已年过不惑，经历了面对一个政府的压力，也经历了很多的人生挫折，朋友的背叛和忘恩负义，落难时的“再踏上 一 万只脚”的打击，世态炎凉，金钱势力，等等，等等。幸亏有大法，我才能从这样一个个巨大的魔难中，一步步地、踉踉跄跄地走过来，虽然走得艰难，还会撞到墙 上，甚至撞得鼻青脸肿。
这几年，我会时常想起父亲，想他没有大法的法理指导，是怎么熬过那些艰难的岁月。直到他去世，我都没有想过要去了解父亲，觉得他是父亲，他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是他应该做的，就好像我愿意孝顺他一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最近我有个感觉，好像可以进入到父亲的思想里，感受得到他的一些感觉，毕竟我的这幅身躯里，流淌着他的血液，还有他的坚强的性格。
父亲对我大概是很欣赏了吧，所以少不了要在人前显示他的这个“臭丫头片子”的一点点本事，无非是唱个歌、跳个舞之类的，或者说几句“小大人话”。记得七、八岁那年，随父亲送姥姥回山东，一路上我和父亲是游哉乐哉。
小小的我，拗得很，那时我有两条很长的辫子，任谁给梳头我都觉得梳得不好，一定要父亲给梳，我才高兴。一次，在姨家，姨给我梳了头，我难受的不行，怎么都不舒服，但是又无法说出口，只有父亲知道我的心，最后还是他重新给我梳了辫子，我才欢天喜地的出去玩了。
上 中学的时候，读的是当地的煤矿中学，校长以前是煤矿里的保卫科长，姓朱，不记得他的名字，只记得人人都称他“朱大耳朵”，盖因其生了一双大耳朵吧。朱姓校 长，一次对父亲说我如果生在他们的家庭，一定会上大学，言外之意，卖菜籽的老戴，培养不出大学生来。这样的羞辱，对父亲讲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不知道 当时父亲说了些什么。后来我们全家迁回山东，我高中毕业考上大学，父亲特意回到东北见到朱姓校长，说怎么样，老戴也可以培养出大学生吧。因为我们住过的东 北的那个小山沟里，当年出个大学生也是了不得的事情。
我想父亲不仅是为了争口气，大概他一生的落魄和不如意，在那样的社会里，诚实的人没有前途，把孩子培养成才，是接续自己的人生的一种潜意识的做法，当然也是希望孩子们有个好一点的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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