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觊觎这个诺贝尔奖很久了，但一直到现在才开始可以庆祝，因为2000年这个文学奖给了一个被中共认为是错误的人－－流亡法国的自由思想家高行健，以及2010年给了正被中共关押的刘晓波。因此，有这样的笑话流传:“中国出了三个诺贝尔奖得主。第一个不能进入中国，第二个逃不出中国，而第三个是‘莫言’（不能说）。”
周四，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既高兴又有点生气地报导:“这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中国作家等太久了，中国人民等太久了。”新京报则陶侃地用“莫贝尔”来下标题。
如果今年标志着中共文学时代的至高点，那么2009年10月的法兰克福书展就是其最低潮了。当时，中共的代表团（莫言包含在内）因审查制度引起公议而不悦，抵制了这场有中国异议作家出席的盛会。那次的活动引发了关于写作与权力的重要哲学提问:一个身处一党专政的国家、在大量审查环境下的作家，可以真正地自由创作吗?或者审查和妥协会或多或少局限作家意识到或意识不到的创作心灵吗?
在法兰克福书展上，莫言对在场的作家发表开场演讲，听众包括习近平和德国首相梅克尔。他的演说出奇地沉闷，他说作家应该超越政治。
《纽时》记者当时在场听演讲的笔记这样写着:“莫言的讲话—— 前半场沉闷枯燥，身旁的中国记者对我窃窃私语说，这演讲稿不是他写的，是作协写的。突然，他的声调高亢，并开始目视听众，好像这段话是他自己加上去的。他谈到了德国人对他家乡的误解……德国人在他的山东老家有了没膝盖骨的名声，他们一旦坐下就起不来了。喔，他们被认为具有分叉的舌头。这对于去除这类的误解很重要。”
“整体而言，这是一场令人费解的讲话，让人失望。这不是去年展览时被津津乐道的奥尔罕‧帕慕克（Orhan Pamuk，土耳其作家，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演讲。他在那场演讲中批评了限制言论自由的土耳其政府。”“而这是一场小心谨慎的演说……对一个能言善道的作家来说，这真的令人失望，无足轻重。”
去年底，莫言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专访时说，他在法兰克福时太遵守国家路线了，当时他与中共的官员一起走出会场，以抗议戴晴和贝岭这两位中国异议作家的在场，于是引起了一阵批评的骚动。对此，他回答说:“我没得选择。”
他还说:“现在有许多人都说我‘莫言是一名国家作家。’这是真的，就像作家余华、苏童一样，我也领国家文化部的薪水，也从那里取得社会保险。”“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在海外，人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保险，但在中国，若没有身份地位，我生病不起。”
在法兰克福演讲之后，莫言消失了一段时间，但《纽时》记者的笔记仍写着:“事情自此走下坡。莫言没有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他原本应该出现在新的展览台上。”“15分钟以前……有人取消了。他说他跟中共代表团一块。没给任何理由。”
根据主办单位和出版商的说法，莫言对于回答一连串的政治问题感到愤怒，有意避开各种场合。莫言先生真的成为一个“莫现”先生了。
当时，高行健接受访谈时说，（没指名是莫言）他相信活在审查环境下的作家无可避免地会受其箝制，作家需要“完全独立”，才可创造可能“不朽”的文学。他还说:“官员和文学有什么关系？他们与文学没有任何关系，（法兰克福展）是个官方场合。”“官员和文学哪里可以连结呢？没有地方可连结。”
他强调:“如果有任何可以连结的地方，那就仅仅是官方文学，而那是真正可笑的事情。因此，文学不应该被官员组织。如果这样的话，它将变得非常荒谬。在这种情况下，官员将强加政治于文学上。这是确定的。在中国，到今天为止，官员最会干预文学。这不是一个新的现象。这一直以来都那样。这就好像当我还在中国时一样。这就是为何我要离开了。”
对于莫言周四的获奖，高行健说，莫言不是一个政治异议者，“我只能说，他只是比较批评体制，坐在体制内批评。”
文章最后质疑，永传不朽的文学作品可以从中共的体制下产生吗?诺贝尔委员会是如此认为的，但读者您呢？
(责任编辑:毕儒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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