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笑蜀
编者按：刘文彩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反派明星，可说是家喻户晓。“水牢”、“庄园”、《收租院》使刘文彩成了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收租院》群雕更曾飘洋过海展出。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五千万人次。在中共的谎言宣传下，刘文彩集中了人间的一切残酷剥削与罪恶，从吃人的人间地狱水牢到吃人奶的人间豺狼刘文彩，凡此种种恶贯满盈的“铁证”家喻户晓，全国上下到处都向刘文彩举起过愤怒声讨的拳头，男女老少无不为刘文彩登峰造极的人间罪恶流下控诉的眼泪。但公众并不清楚，刘文彩不过是虚构的一具政治恐龙。1995年，作者笑蜀赴四川省大邑县实地采访，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和刘文彩后裔协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刘文彩真相》，还历史本来面目。该书99年曾在大陆出版，但马上遭到当局封杀。本站连载《刘文彩真相》，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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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彩真相》第一章 发现刘文彩
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棺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
在当代中国历史上，1958年是个不平常的年头。这一年，大跃进正是紧锣密鼓；与急剧恶化的经济形势相对应，阶级斗争之风愈刮愈烈，意识形态领域草木皆兵。
就在这时，一个幽灵破土而出。
那是一个北风呼啸的早上，一队青年工人肩扛铁锤钢千，从四川省大邑县安仁公社钢铁厂开出，直奔金井村一片叫作“三埂四梁”的开阔地，向坐落在这里的一座豪华巨大的坟茔发起“总攻”。几十个小伙子奋战了整整一天，才在坟背上敲开一个箩筛大的洞。到了第三天，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和欢呼声中，“建昌花板”特制的棺材终于从椭圆形墓穴里露出了“真容”。只见它宽大坚固，虽已入土十年，仍光亮如新。掀开棺盖，但见死者仰天而卧，神色安详，似乎是在熟睡。身上寿衣笔挺。也不知是用什么料子做的，寿衣非常结实，用刀子戳都很难戳开，两人对撕，断裂声清晰可闻。死者脚穿绣花鞋，鞋尖镶著一颗价格昂贵的珍珠。棺材中塞了许多蚕丝绒，这时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熊熊火焰使激动的人群更加无法自持，他们一涌而上，把棺材主人从墓穴中抛出来，抛到杂草丛生的河滩上……
在毁墓过程中，守墓人刘清山尚健在。这位老人出身贫农，按说根红叶正；但他却完全无法理解毁墓掘尸这一革命行动。固执的老人忠于职守，跑前跑后地劝说、阻止激动的人群，他当然是白费心思。四天后，又气又急的刘清山老人便死在了墓旁。
被从墓穴中抛出来的是大地主刘文彩。尸首被抛出后，在凄风苦雨中一天天腐烂，只剩得几根白骨。据说白骨被好心人用衣服包了，悄悄掩埋在至今未披露的一个神秘的地方。腾出来的的上好棺材，被用来安葬守墓人刘清山；绣花鞋和鞋尖上的宝珠则不胫而走，一直踪影皆无。
本来在九泉之下、与世无争的刘文彩，就这样开始了他被“发现”、被“创造”的历史。
庄园中的刘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引发了筹办人员与庄园驻军之间的一场口舌之争。
破土而出的刘文彩，马上便登台亮相，成了一具政治恐龙──这恐怕是几十年来，中国形形色色的政治恐龙中，最奇特、最长寿的一具政治恐龙。
刘文彩如何登台亮相？四川省有关部门是这样介绍的：
1958 年8─9月间，中央文化部分别在郑州、合肥两地召开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通过了“县县办博物馆”、“村村办展览室”、“开展群众性文物保护工作”等四个决议。根据会议精神，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指示说：“关于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在剥削和压迫农民方面，在我省较为突出。为了用具体而生动的事实说明旧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决定将该庄园（新旧公馆）保留，设立地主庄园陈列馆。”10月22日，中共大邑县委员会、大邑县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在我县安仁公社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通知》。同时成立地主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由县委宣传部、农村工作部、县人委工业局、文教卫生局联合组成，下设办公室，由文化馆具体负责，并抽调小学教师严克全和干部施本朴、刘永昌三人进行日常工作（庄园陈列馆档案67宗G1 卷）。
其实，地主庄园陈列馆并非发轫于全国文物博物馆现场会议，而是与反右之后“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直接相关。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修改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著名论断。次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盘接受了毛泽东的这个论断。八大二次会议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6 月，大邑方面已派员前往庄园，搜集整理刘文彩文物，筹办地主庄园陈列馆。时间上衔接如此紧凑，很可能是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四川省委主要负责人在回川后，为身先士卒地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而亲自布置的。
当时，整个地主庄园均属成都军区营地，具体主管部门则为成都军区辖下的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筹办人员进驻庄园后，发现刘文彩文物大多流失，很恼火，与庄园驻军展开了一场口舌之争。6月29日，筹办人员致函大邑县人委，指控西藏军区退役大队擅自打开园内所存的保险箱，并从中取出鸦片等物。请求县人委出面与驻军交涉，“将原住部队带走的金银饰物及其它物品清回，备作陈列之用。”同时要求“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尽快迁出，以便积极进行筹办”，而且在迁出时“尽量保持庄园旧观，不要拆除、改建或将已有之物携走，以免失去它的价值。”驻军承认曾于五月间开启了一个保险箱，同意交回箱内文物；但驻军声明，箱内文物并不多──只有二锭小银元宝，一对玉躅，一串项链，“别无它物”。至于其它保险箱的文物流失情况，驻军特别声明：“……自我区各部队五0年进驻该园起，就发现除此次打开的一个保险箱有暗锁外，其余保险箱均开敞未锁。”也就是说，其它文物的流失与驻军无关。
筹办人员与庄园驻军的这场口舌之争实际上是无头官司──军方1950年接管庄园，而在军方接管之前的1949年年底，庄园已屡遭兵匪洗劫，究竟哪些文物是接管前流失的、哪些文物是接管后流失的，谁也说不清楚。口舌之争只能不了了之。
庄园内可资利用的文物有限，筹办人员便转而向社会搜求。如当时一份材料所说，“安仁刘家地主东西在解放初期和土改前后流散面甚大，又因辗转售让分布面甚广。”为此，1958年12月1日，大邑县委、县人委发出联合通知，责令下属各部门将留存使用的“安仁刘家地主家庭陈列品和其它遗物”交由筹委会鉴别， “凡属陈列需用的即由筹委会进行登记，向县委和县人委汇报请示后出据收回或调买”。并号召“买过属于安仁刘家地主的部分农民斗争果实的国家工作人员，及工人、农民、居民、商人”，包括“买过刘家地主的东西现已调往他处的同志”，尽快将所留存的“安仁刘家地主”遗物交由陈列馆筹委会收购或登记造册。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陈列品征集范围不限于刘文彩个人或刘文彩一家，而是整个“安仁刘家地主”，即包括刘文渊、刘文成、刘文昭和刘文辉几兄弟在内。这不足怪，四川省文化局文社（58）字第79号函就明确指示，地主庄园陈列馆馆址不仅包括刘文彩老公馆，更包括刘文辉新公馆。纯就陈列品或馆址而言，登台亮相的已经不只是一个刘文彩，而是整个刘氏家族了。
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筹办早于全国文博馆现场会议，是四川地方政府独立决策，与中央政府没什么干系。中央政府召集的文博馆现场会议只不过给了四川地方政府一个借题发挥的由头。就当时的政治大气候来说，中央政府需要一个阶级斗争的典型，四川地方政府的决策客观上迎合了中央政府的这种需要，中央政府也不至于否定。随著阶级斗争的急剧升温以致于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中央政府对阶级斗争典型的需要愈加迫切，对刘文彩问题也就愈加重视，刘文彩这才由地方的变成全国的，并终于在文革期间“走向世界”。
经过两次非正式展出，庄园陈列馆名震川西，由此摇身一变，从“丑小鸭”变成了宠冠天下的“白天鹅”。
庄园陈列馆筹备委员会于1958年11月正式挂牌，筹备工作至此完全走上正轨，每天都有穿中山装、梳分头的人夹著公文包进出庄园大门，搜集和整理刘文彩资料。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1959年春节，地主庄园陈列馆开门迎客。
这次开门迎客是非正式展出，共设十九个展室，展出内容分为三大板块，一是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封建会门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最后是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工具、刑具。
奢侈生活方面，布置了刘文彩的中、西式客堂各一间，大小敞厅各一个，刘文彩寝室、刘文彩长子刘元龙寝室、刘文彩姨太太王玉清寝室及吸烟室、衣物室、餐具用具室、珠宝玉器室、金银室、瓷器室、古玩室、字画室各一间；还布置了所谓“善堂”和“寿堂”。
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方面，陈列了据说是刘文彩生前的来往信件和“大特务魏廷鹤，军阀田颂尧、汤国华，土匪头子郭保之，各码头舵把子、各地大地主给他送的生前祝寿、死后吊唁、修房子、娶媳妇的匾、对联、字画、用具。”
剥削工具、刑具方面，陈列了大斗小斗、佃户名册、帐本、铁链、铁枷、脚镣手铐、手枪、手棍刀加快枪、钢丝鞭、青杠扁担、血衣等。
刘文彩老公馆久负盛名。刘文彩在世，一般人自是非请莫入；刘文彩去世后为军方接收，一般人同样难以涉足。现在终于敞开了大门，老公馆也就成了春节游玩的绝好去处。有一万四千余人前去观光，观光客既有刘文彩的安仁乡亲，更不乏来自邻乡邻县的，如邛崃县、崇庆县、双流县、新津县等。那时没有今天这样便利的交通，邻乡邻县的观光客大多步行而来，有的步行竟达百余里。展厅从早到晚都是人声鼎沸。如此盛况，馆方始料未及，不免应接不暇，后来在展出情况汇报中坦承：“组织工作和解说工作较差。”出点小乱子也就在情理之中：“初三曾经踩伤两个小孩，许多年纪大的观众不敢和小伙子一起挤，走了空趟有怨言（如崇庆燎原公社四连杨尹凡和白头公社九营五连郑杨氏初三没有看到，非常气愤，初四冒雨又来了），挤坏了不少玻璃（大小十多张）。还掉了两个坐垫。”
虽然如此，据馆方称，这次非正式展出仍然效果很好。一般观众出于好奇前来观光，“却怀著愤恨沉痛的心情而去。”展室解说员反映，观众在参观时骂不绝口，“有些老大娘（如安仁幸福院李张氏和中和乡四大队星光二社白王氏）看过刘文彩的刑具、水牢后，在出口处泣不成声的哭诉、痛骂。李大娘说：‘刘文彩这个大恶霸，做这些没良心的事，我一看见就哭一场。剥削我们农民的钱，他们这样享受。’白大娘说：‘我们穷人增你的、欠你的呀？你咋这么块整我们嘛！硬是看到都打冷颤颤，不是解放，他这屋头天晓得还要冤死多少好人啊！’”曾参与修建刘文彩老公馆的一个泥工留言：“筑墙有我，修好不准进；这些大坏蛋，真叫人愤恨。”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留言当然出自文人笔下。大邑县全体教师在参观后推举代表在意见簿上题词：
“我们看了恶霸地主刘文彩残酷地剥削农民、屠杀农民的罪恶事迹，忍不住心头的愤怒。我们誓化愤怒为力量，教育好青年一代，为彻底消灭全世界的剥削阶级、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此次非正式展出持续五天。五天中从没有冷场。直到最后一天，虽然淫雨霏霏，仍有不少观众远道而来。馆方非常振奋，一个月后，便乘大邑县先进生产者代表会召开的“东风”，举行了第二次非正式展出。五天展出又接待了八千多名观众，包括先进生产者代表会代表、省化工训练班学员、护士学校学员、驻川部队官兵。陈列馆名震川西。新华社派记者常驻大邑县唐场镇，追踪采访据说是坐过刘文彩“水牢”的“冷妈妈”冷月英──“冷妈妈”家在唐场，并任唐场农场场长兼党支部书记。《四川日报》辟出专版，刊发有关刘文彩老公馆的文稿。画家谢趣生的水牢连环画，更是倾倒了无数读者……。
所有这些莫不显示出庄园陈列馆巨大的政治威力，人们不能不对庄园陈列馆刮目相看。非正式展出前，筹备工作难度很大。尽管馆方全力征集流散于大邑县各机关的刘文彩遗物，效果却并不理想。 1959年3月19日，陈列馆筹委会在给中共大邑县委的报告中诉苦：“有些单位（如财政局）就强调自己需要或借口不是刘家东西不拿，因而县里除文化馆、书店、人委办公室而外，其它单位东西都一律未动。”“衣物方面，截至现在还未从私人手中收购到一件。”陈列品成问题，馆址也成问题──1958年6月，大邑县人委行文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希望回收庄园房产。该办事处答称：“我区部队是否迁出该园问题，因我处系驻军单位，请迳向成都军区后勤部直接联系。”遂由四川省文化局出面，请成都军区将庄园交出，未果。11月下旬，四川省文化局再次行文成都军区并抄报四川省委催交庄园房产。西藏军区办事处不仅闻风不动，反而于11月12日致函大邑县人委，指责“安仁镇乡人民委员会未经我处，自行住用我处安仁地区新公馆营房及部分营具成立社办中学。”函件强调指出：西藏军区地处边疆，交通不便，只能在内地训练新兵和集中教育退役老兵。“安仁镇、唐场营房，是我军区专备上述用途之机动营房（也是驻边疆部队所必须的）”。自然碍难让出。办事处同时函告陈列馆筹委会：1959年度新兵接收在即，“本月底将有部队回驻新老公馆”。陈列馆筹委会只好向县人委告急，要求马上与军方办理庄园房产交接手续，“不然驻上部队又要多费周折”。成名之前的陈列馆筹备工作，就这样步履维艰。但两次非正式展出之后，陈列馆声名鹊起，社会各界再不敢等闲视之，工作难度小多了。1959年3月31日，大邑县委、大邑县人委联合行文省委农村工作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中国革命博物馆，“请为借走的大邑地主庄园文物一批给予返回，复制给据，以便恢复陈列展出。”一批更高档次的文物从成都、重庆、北京陆续送回，大大充实了陈列馆的展柜。房产、经费和人员配备同样一路绿灯。筹备进度也就今非昔比。1959年7月29日，陈列馆举办了最后一次非正式展出，即于11月8日正式开馆。“地主庄园陈列馆”门牌请由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元帅题写，沿用至今。
经过一次筹备，三次演练，政治恐龙刘文彩终于被推送到预定位置。
2010年1月8日星期五
《刘文彩真相》内容说明
作者：笑蜀
文彩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反派明星。以他为主角的“水牢”、《收租院》红极一时，《收租院》群雕更曾飘洋过海，到日本、阿尔巴尼亚、越南、加拿大展出。以他的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五千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
刘文彩可说是家喻户晓。但公众并不清楚，说到底，刘文彩不过是虚构的一具政治恐龙
历史上的刘文彩，是中共统战对象、原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胞兄和主要助手，与刘文辉一贯两位一体，一贯绝对服务和服从于刘文辉家族集团，以家族集团的利益为自己唯一的价值取向，家族集团需要他干坏事他就干坏事，需要他做好事他就做好事。所以，刘文辉家族集团的斑斑污点，他难逃其责；刘文辉家族集团的种种光环，也都有他的功劳。于是，历史的刘文彩既有助长烟毒、搜刮民脂民膏的一面，也有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一面。历史的刘文彩实际上是复杂形象的混合体。这种复杂形象的混合放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中，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但经过后人“改进”，历史的刘文彩不见了，公众看到的是纯粹政治化的刘文彩。政治的刘文彩被官方定义为中国上下五千年地主阶级的总典型，几乎集中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面目之狰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则是要借此强化恐怖，，从而为极左型专制提供更强有力的辩护。政治的刘文彩实际上成了极左意识形态的火车头。
历史的刘文彩向政治的刘文彩的转化，主要是借助肆无忌惮的夸张、歪曲、篡改、捏造等手段来完成的。极左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今天，仍有人竭力维持对刘文彩的传统定义。 1996年7月21日新华社消息《“刘文彩热”闹大邑》，便言之凿凿地称：“刘文彩是旧中国地主恶霸的一个典型，其残酷压榨农民的罪行在我国中小学课本、《收租院》和大邑地主庄园中有详细的记载，早已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公众所知的刘文彩，因此仍然只是政治的刘文彩，和过去几十年中的刘文彩形象差不多是毫无二致。极左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并没有充分暴露，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1995年，作者赴四川省大邑县实地采访，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和刘文彩后裔协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写出本书。全书27万字，图片八十多幅。
文彩是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反派明星。以他为主角的“水牢”、《收租院》红极一时，《收租院》群雕更曾飘洋过海，到日本、阿尔巴尼亚、越南、加拿大展出。以他的故居改造的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接待观众达五千万人次，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国家的全部人口。
刘文彩可说是家喻户晓。但公众并不清楚，说到底，刘文彩不过是虚构的一具政治恐龙
历史上的刘文彩，是中共统战对象、原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兼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的胞兄和主要助手，与刘文辉一贯两位一体，一贯绝对服务和服从于刘文辉家族集团，以家族集团的利益为自己唯一的价值取向，家族集团需要他干坏事他就干坏事，需要他做好事他就做好事。所以，刘文辉家族集团的斑斑污点，他难逃其责；刘文辉家族集团的种种光环，也都有他的功劳。于是，历史的刘文彩既有助长烟毒、搜刮民脂民膏的一面，也有慷慨兴学、济困扶危的一面。历史的刘文彩实际上是复杂形象的混合体。这种复杂形象的混合放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中，应该是不难理解的。但经过后人“改进”，历史的刘文彩不见了，公众看到的是纯粹政治化的刘文彩。政治的刘文彩被官方定义为中国上下五千年地主阶级的总典型，几乎集中了人世间的一切丑恶；面目之狰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实则是要借此强化恐怖，，从而为极左型专制提供更强有力的辩护。政治的刘文彩实际上成了极左意识形态的火车头。
历史的刘文彩向政治的刘文彩的转化，主要是借助肆无忌惮的夸张、歪曲、篡改、捏造等手段来完成的。极左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在这里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今天，仍有人竭力维持对刘文彩的传统定义。 1996年7月21日新华社消息《“刘文彩热”闹大邑》，便言之凿凿地称：“刘文彩是旧中国地主恶霸的一个典型，其残酷压榨农民的罪行在我国中小学课本、《收租院》和大邑地主庄园中有详细的记载，早已被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公众所知的刘文彩，因此仍然只是政治的刘文彩，和过去几十年中的刘文彩形象差不多是毫无二致。极左意识形态的虚伪性、欺骗性并没有充分暴露，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1995年，作者赴四川省大邑县实地采访，在地主庄园陈列馆和刘文彩后裔协助下，搜集到大量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础上写出本书。全书27万字，图片八十多幅。
刘文彩孙子刘小飞痛斥德国举办《收租院》展览
天溢 自由亚洲电台 2010年01月04日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先生说，在德国展览的中国雕塑品《收租院》，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产物，它不但违背历史事实，而且使得很多人惨遭迫害。
从去年九月开始在德国法兰克福展览的中国雕塑作品《收租院》，在德国社会也引起了争议和讨论。反对这个展览的人，认为它宣扬了对于另外一个族群，地主阶级的仇恨和灭绝，因此违背了基本的人权原则。他们要求展览者举办进一步的讨论，但是这一要求被拒绝。这个展览将在一月份结束，关于如何看待这个展览，记者直接电话采访了人在四川的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先生："首先他们是抹黑他人，完全是践踏人权的东西，根本就没有那些个东西！"
刘小飞说，这个展览根本就没有事实基础，他举例说，"摇风谷机的那个叫古仑山，他是我们家的长工。因为当初四川美术学院的人，也就是雕塑收租院的人，来找他，一看他体格很强壮，有劳动人民的样子，觉得他形象很好，就想把他扶起来，让他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结果古仑山不讲，他们就对他讲，说共产党毛主席把你解放了，分了田地，你翻身了，就应该来控诉那些地主老爷对你的剥削压迫。刘文彩过着奢侈的生活，你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吃得山珍海味，你吃不饱。可是，他说，我在他家吃的非常好！后来又给他做工作，又说刘文彩是地主阶级，是坏人；你是贫雇农，无产阶级。你要起来控诉他，要诉苦。他说，你们明天就把我拉出去枪毙，我也说他是好人！结果就把他批斗、打，最后就把他定为刘文彩的狗腿子。这就是那个雕塑中摇风谷机的人。那中间涉及的还有几个长工，他们都说刘文彩是好人。有一个叫龙万福的，现在九十岁了还在干活。他们都讲刘文彩好。看到我去了，对我可好了！"
刘小飞说，展览使得很多涉及的人深受迫害，尤其是他们家族的人。"我们一家受的迫害真的是语言所不能够讲的，说不清的，写一本书也写不完的。多少年，这些东西，我们一直在受害。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编造的东西，他们现在内部也承认是编造的了。"
对于西方社会举办《收租院》展览等活动，刘小飞先生说，"意大利什么单位授给《收租院》金质奖章，这个是什么奖章？血淋淋的奖章啊！说这是收租院，结果就算到我们头上，把我的母亲抓起来，吊起来打，你说自己母亲被吊起来打，你说我看着，我是什么滋味！？把我母亲吊起来打，打了一下午，几个小时吊起来地打。这就是收租院干的事情！你们说这还是艺术呢！？这奖你们是授给刽子手的！金质奖章是授给刽子手！你们还是人权国家、民主国家，你们知道这些事情吗！你们授金质奖章，你们在帮谁的忙，你们是在给刽子手授金质奖章！我心里气愤得要命，老百姓现在都说，‘胡编的收租院'。你们授金质奖章......"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先生说，在德国展览的中国雕塑品《收租院》，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产物，它不但违背历史事实，而且使得很多人惨遭迫害。
从去年九月开始在德国法兰克福展览的中国雕塑作品《收租院》，在德国社会也引起了争议和讨论。反对这个展览的人，认为它宣扬了对于另外一个族群，地主阶级的仇恨和灭绝，因此违背了基本的人权原则。他们要求展览者举办进一步的讨论，但是这一要求被拒绝。这个展览将在一月份结束，关于如何看待这个展览，记者直接电话采访了人在四川的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先生："首先他们是抹黑他人，完全是践踏人权的东西，根本就没有那些个东西！"
刘小飞说，这个展览根本就没有事实基础，他举例说，"摇风谷机的那个叫古仑山，他是我们家的长工。因为当初四川美术学院的人，也就是雕塑收租院的人，来找他，一看他体格很强壮，有劳动人民的样子，觉得他形象很好，就想把他扶起来，让他诉苦，会有很大的煽动性。结果古仑山不讲，他们就对他讲，说共产党毛主席把你解放了，分了田地，你翻身了，就应该来控诉那些地主老爷对你的剥削压迫。刘文彩过着奢侈的生活，你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吃得山珍海味，你吃不饱。可是，他说，我在他家吃的非常好！后来又给他做工作，又说刘文彩是地主阶级，是坏人；你是贫雇农，无产阶级。你要起来控诉他，要诉苦。他说，你们明天就把我拉出去枪毙，我也说他是好人！结果就把他批斗、打，最后就把他定为刘文彩的狗腿子。这就是那个雕塑中摇风谷机的人。那中间涉及的还有几个长工，他们都说刘文彩是好人。有一个叫龙万福的，现在九十岁了还在干活。他们都讲刘文彩好。看到我去了，对我可好了！"
刘小飞说，展览使得很多涉及的人深受迫害，尤其是他们家族的人。"我们一家受的迫害真的是语言所不能够讲的，说不清的，写一本书也写不完的。多少年，这些东西，我们一直在受害。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编造的东西，他们现在内部也承认是编造的了。"
对于西方社会举办《收租院》展览等活动，刘小飞先生说，"意大利什么单位授给《收租院》金质奖章，这个是什么奖章？血淋淋的奖章啊！说这是收租院，结果就算到我们头上，把我的母亲抓起来，吊起来打，你说自己母亲被吊起来打，你说我看着，我是什么滋味！？把我母亲吊起来打，打了一下午，几个小时吊起来地打。这就是收租院干的事情！你们说这还是艺术呢！？这奖你们是授给刽子手的！金质奖章是授给刽子手！你们还是人权国家、民主国家，你们知道这些事情吗！你们授金质奖章，你们在帮谁的忙，你们是在给刽子手授金质奖章！我心里气愤得要命，老百姓现在都说，‘胡编的收租院'。你们授金质奖章......"
毛泽东第一“通房大丫头”张玉凤揭毛晚年秘密
据动向杂志透露，近日，张玉凤向中共中央提供了她个人关于毛晚年的回忆资料以及部分档案资料，暴露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象。
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二OO二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
以下便是张玉凤亲身经历的一些重要情况片段。
林彪事件后的毛
林彪事件后，毛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
这时，毛对其他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
毛多次把周恩来请来，重覆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周恩来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保卫毛，捍卫毛思想，紧跟毛干革命！”毛也总是会重覆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会仰头哈哈大笑，发着呆。
七二年十一前夕，毛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毛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毛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关于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伪
席间，有老帅、将军赞毛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
毛听后，摇摇手，插话：“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
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这是毛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张玉凤回忆说：毛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周恩来、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 “毛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毛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周恩来：“你也信吗？”周恩来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毛接著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毛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毛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周恩来，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毛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当进晚餐时，毛临时又通知：请周恩来、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
张玉凤说：后来，毛、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周周恩来的死
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毛定论”。
毛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周恩来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
七六年一月，周周恩来死亡。当时有四十名老帅、将军给毛写信，要求和盼望毛能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毛看了信后，说：“老帅、老将军对周恩来爱得很深，是为周恩来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
宋庆龄也给毛来信，也要求毛能出席周周恩来的追悼会，体现国家、人民、党的团结，毛健在。毛请汪东兴代覆宋庆龄，内容称：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问题还是丛生，并说：“自己也快走了！”
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的毛
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毛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
毛曾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着向毛发誓，毛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
毛对天安门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周恩来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毛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毛常把毛远新、我（张玉凤）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回忆：毛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毛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毛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毛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毛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毛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毛对华国锋接班人批条的真相
张玉凤还澄清了盛传毛对华国锋为接班人批条的真相。张回忆说：七六年五月初，华国锋向毛汇报工作时，表示：力不从心，政治局会议都吵得没法取得共识，连进口五万吨糖，都要拖上一个月的争议。毛就劝导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这句话是汪东兴记录的。
有关“你办事，我放心”的批条，张玉凤说：我没听到，也没有记忆，那是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后，来向我“核实”的。汪要我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我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他还拿出据说是毛亲笔写的条子，要我确认。
然而张玉凤此次在回忆材料中证实：从七六年四月十日后，毛就没有用笔写过字。
编后语(载自动向)
暴君晚年的昏庸祸国
张玉凤是毛晚年唯一最亲近的人，她应该知道最真实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其可信度当然有待验证。不过可以断定的是：第一，她所揭露的黑幕只能少於实际，而不会多於实际；第二，这黑幕的色彩不会比实际更黑，而只能比实际更淡。
从这些片段的材料里，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暴君在做尽坏事之后，遭到了历史的惩罚，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这一点上，毛很清醒，知道人民已经最后抛弃了他，也知道左右亲信都靠不住了。除了一个红颜知己对他始终如一之外，连最度幸的管家汪东兴都靠不住了。
以毛的聪明，面对这种凄凉晚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但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权力腐蚀人，在独裁体制下，任何人都逃不脱权力的腐蚀。毛在清醒地看透这一切之后，依然在权力欲的推动下，继续沿著独裁的轨道往前走，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祸国殃民的昏庸决策：组建一个第二代毛家班子，把自己的侄子立为太子，把夫人和贴身侍女以及内侍管家都塞进这个班子──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核心，简直肮脏透顶，能见天日吗？如果真按这个名单来“接班”，那就不必等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恐怕九月十日（即毛去世次日），就已经天下大乱了。
毛去世后，这个“毛家班子”名单为什么没有实现，内幕还没有曝光。但在毛弥留之际，这个名单上的人再加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军方将领，围绕著权力交接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则是已经肯定的事实。这正是一切独裁体制在新老交替之际必然发作的通病。
直到现在，十几亿人的命运仍然被老朽昏庸的现代帝王玩弄於股掌之上，整个国家就像他们的私人玩物一样，只能移交给称心如意的 “接班人”毛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他不惜毁掉自己的形象而血洗北京，也要废掉不称心的赵紫阳而把权力传授给江泽民。江泽民作梦也没想到能被老人帮像抱小孩一样从上海滩抱过来并被送上中南海的金鸾殿。如今食髓知味，一坐上就再也不想下来了，於是就死皮赖脸握住枪杆子不放，并把自己的大管家扶植成实际上的接班人，以致造成今日中南海两个司令部并存的怪现状。这场核心内部的恶斗，只是刚刚开场，将来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反正中南海不会风平浪静就是了。他们口口声声高唱“稳定”，其实正是这种权力内斗是破坏稳定的最大隐患。今日有张玉凤揭开毛晚年昏庸祸国的内幕，将来又有谁揭开邓小平和江泽民晚年胡作非为的黑幕呢？
据张玉凤称：这些谈话记录资料，在毛逝世后，是交给警卫组长保存的，直至二OO二年十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夕，才要回来自己保存的。张声称：当初将这些资料转移，是怕江青、汪东兴要拿走。
以下便是张玉凤亲身经历的一些重要情况片段。
林彪事件后的毛
林彪事件后，毛患有高血压症、狂躁症，常常摔东西、撕文件、骂人。他经常失眠，睡梦中惊叫“亲密战友”、“接班人”、“副统帅”、“永远健康”等。
这时，毛对其他老帅和老将军的疑心加深。他点了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的名，还定下了老帅、将军可以出来挂个职，但不准带兵的决定。
毛多次把周恩来请来，重覆地问：“我周围还有没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周恩来总是照例地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热爱毛、保卫毛，捍卫毛思想，紧跟毛干革命！”毛也总是会重覆反问：“是真心吗？我看不是。（对）亲密战友，我，你，都没有发觉嘛！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你信吗？”然后，毛会仰头哈哈大笑，发着呆。
七二年十一前夕，毛在中南海宴请近三十名老帅、老将军。毛要我做些记录，要汪东兴也参加。毛开场白说：“我们之间是战友加同志，有误会，有争议，也有伤害过，那请多多包涵！我的亲密战友不告而别，今天还是百思不解......”。
关于六六年毛致江青信的真伪
席间，有老帅、将军赞毛英明、洞察一切，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给江青的信，已对林彪有防备，看出了林彪有野心，是阴谋家等。
毛听后，摇摇手，插话：“我不是神，不是神。能洞察一切，那就交不上最亲密的战友了！我劝（你们）不要信这封信！”
宴请结束后，汪东兴下令．在记录上把这段话全部取消，说：“这是毛的伟大胸怀和品质。如果扩散出去，会给阶级敌人，帝、修、反作反面宣传。”
张玉凤回忆说：毛曾多次谈到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内容，问过周恩来、汪东兴、江青、张春桥关于党内外的反应和议论。这些人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地说： “毛英明、伟大，洞察一切，顾全大局，让林彪有个（暴露的）过程”等。毛听后，总是哈哈大笑，还问过周恩来：“你也信吗？”周恩来听后也不知如何回答。毛接著说一句：“你不了解，但是你明白。”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生日，亲自点将，邀请了康生、江青、张春桥、汪东兴、张玉凤。在晚餐前，毛又提及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信中的内容。毛说：“康老，还有春桥，在信中做了文章。动机、目的，我理解。不打招呼，作为文件下达，世人皆知，是主动还是被动，难下结论，总而言之，会成个谜。我不信，周恩来，还有一些老帅，会被‘谜’迷倒。”毛又说：“这件事，我是很违心接受的。”
当进晚餐时，毛临时又通知：请周恩来、叶帅、陈锡联将军、吴德也参加。
张玉凤说：后来，毛、汪东兴告知，我才清楚：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毛给江青的信，是康生出的主意，张春桥和江青研究后写成的。
关于邓小平复出和周周恩来的死
张玉凤回忆：邓小平当年复出，毛是迟疑不决的，问了叶剑英、李先念，他们很赞成；问了汪东兴、江青、张春桥，他们很反对；问了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他们都表示：“毛定论”。
毛就召见江青、张春桥、华国锋、陈锡联、汪东兴，说：“周恩来病不轻，我很着急，他催得我好紧。我不至立即去见马克思，谅他（指邓小平）不敢翻案。今天就定论：请第二号走资派出来，不要太固执。春桥出来主持工作，老帅、将军不会服，今天在座的也不会服，你（指江青）也不会真服。”
七六年一月，周周恩来死亡。当时有四十名老帅、将军给毛写信，要求和盼望毛能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毛看了信后，说：“老帅、老将军对周恩来爱得很深，是为周恩来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搞文化大革命。”
宋庆龄也给毛来信，也要求毛能出席周周恩来的追悼会，体现国家、人民、党的团结，毛健在。毛请汪东兴代覆宋庆龄，内容称：文化大革命已经十年，问题还是丛生，并说：“自己也快走了！”
七六年“天安门事件”后的毛
张玉凤回忆：七六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毛病情恶化，但头脑、思维还是很清晰的。他多次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汪东兴和我（张玉凤），商议身后的党政军领导班子。
毛曾当着汪东兴的面说：“我对你只能信任一半。我死后，你会有野心！”汪东兴听后，即跪着向毛发誓，毛才又说：“是我错责你了。”
毛对天安门事件是作了多次评价的，他说：“是炮打我，是对周恩来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倒文化大革命。”
毛常在沉思回忆战争年代的生活和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毛常把毛远新、我（张玉凤）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回忆：毛从（七六年）四月至七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划，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毛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张玉凤又提供：毛在七六年七月十五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她本人（张玉凤），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班子名单，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作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毛再重覆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毛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往左右方各斩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张玉凤还交代：打倒四人帮后，汪东兴曾以党中央的名义，命令张玉凤将此记录交出，并不准对外透露毛对中央领导的评价。张玉凤声称：该记录已毁掉了。
毛对华国锋接班人批条的真相
张玉凤还澄清了盛传毛对华国锋为接班人批条的真相。张回忆说：七六年五月初，华国锋向毛汇报工作时，表示：力不从心，政治局会议都吵得没法取得共识，连进口五万吨糖，都要拖上一个月的争议。毛就劝导说：“慢慢来，不要着急！”这句话是汪东兴记录的。
有关“你办事，我放心”的批条，张玉凤说：我没听到，也没有记忆，那是汪东兴在打倒四人帮后，来向我“核实”的。汪要我认真回忆，说：这是政治大问题，对我是一次政治立场的考验，他还拿出据说是毛亲笔写的条子，要我确认。
然而张玉凤此次在回忆材料中证实：从七六年四月十日后，毛就没有用笔写过字。
编后语(载自动向)
暴君晚年的昏庸祸国
张玉凤是毛晚年唯一最亲近的人，她应该知道最真实的材料。这里所提供的，其可信度当然有待验证。不过可以断定的是：第一，她所揭露的黑幕只能少於实际，而不会多於实际；第二，这黑幕的色彩不会比实际更黑，而只能比实际更淡。
从这些片段的材料里，人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暴君在做尽坏事之后，遭到了历史的惩罚，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这一点上，毛很清醒，知道人民已经最后抛弃了他，也知道左右亲信都靠不住了。除了一个红颜知己对他始终如一之外，连最度幸的管家汪东兴都靠不住了。
以毛的聪明，面对这种凄凉晚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但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权力腐蚀人，在独裁体制下，任何人都逃不脱权力的腐蚀。毛在清醒地看透这一切之后，依然在权力欲的推动下，继续沿著独裁的轨道往前走，做了他一生中最后一个祸国殃民的昏庸决策：组建一个第二代毛家班子，把自己的侄子立为太子，把夫人和贴身侍女以及内侍管家都塞进这个班子──这样一个最高权力核心，简直肮脏透顶，能见天日吗？如果真按这个名单来“接班”，那就不必等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恐怕九月十日（即毛去世次日），就已经天下大乱了。
毛去世后，这个“毛家班子”名单为什么没有实现，内幕还没有曝光。但在毛弥留之际，这个名单上的人再加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军方将领，围绕著权力交接的明争暗斗十分激烈，则是已经肯定的事实。这正是一切独裁体制在新老交替之际必然发作的通病。
直到现在，十几亿人的命运仍然被老朽昏庸的现代帝王玩弄於股掌之上，整个国家就像他们的私人玩物一样，只能移交给称心如意的 “接班人”毛是这样，邓小平也是这样，他不惜毁掉自己的形象而血洗北京，也要废掉不称心的赵紫阳而把权力传授给江泽民。江泽民作梦也没想到能被老人帮像抱小孩一样从上海滩抱过来并被送上中南海的金鸾殿。如今食髓知味，一坐上就再也不想下来了，於是就死皮赖脸握住枪杆子不放，并把自己的大管家扶植成实际上的接班人，以致造成今日中南海两个司令部并存的怪现状。这场核心内部的恶斗，只是刚刚开场，将来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反正中南海不会风平浪静就是了。他们口口声声高唱“稳定”，其实正是这种权力内斗是破坏稳定的最大隐患。今日有张玉凤揭开毛晚年昏庸祸国的内幕，将来又有谁揭开邓小平和江泽民晚年胡作非为的黑幕呢？
爆江通奸后 吕加平公开信再爆中共史上最大丑闻
关于江泽民的"二奸二假"和政治诈骗问题与要求调查的呼吁
吕加平 (2009年12月5日)
文前说明：
此文是笔者12月1日所写，并已通过公安国保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组织系统呈交于中共党中央、胡总书记、中央政法委、中纪委、公安部和国安部等领导及部门，笔者于12月5日对该文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现以12月5日的版本为准，并作为附件附于12月26日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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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站在中国最高权位上发号施令十数年并又当"太上皇"的江，在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唬人画皮里面，裹着的竟是一个"二奸二假"的黑核心。其黑核心中"二奸"的第一奸，是江本人和他的亲生父亲都是日伪汉奸，第二奸是，他还是一个效力于苏联克格勃情报间谍机关和向俄出卖奉送大片中国领土的苏俄奸细；其"二假"的第一假，他是一个冒充解放前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假党员，第二假，他又是一个冒充中共烈士江上青养子的假革命烈士子弟。关于江的这个"二奸二假"严重历史问题以及他的政治诈骗问题，据笔者所知的情况大致简介如下：
一、日伪汉奸问题
江的生父叫江世俊，排行老大，日寇侵华初期他投靠日本，成为华中地区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汉奸要员。1940年3月，于1938年12月中旬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其妻陈璧君率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批国民党高官要人，与日寇沦陷区地方性的伪华北王克敏临时政府和伪南京梁鸿志维新政府合流成立全国性的南京汪伪中央国民政府后，他又转而成为该汪伪中央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是一个货真价实、卖国求荣的日伪大汉奸；江世俊之子江1943年十七岁时在老家杨州高中毕业，这位汪伪高干子弟靠其生父的汪伪高干关系，到南京专门为日寇侵华服务、为汪伪卖国反共效力培养汉奸精英人才的汪伪中央大学就读，并加入了汉奸反共组织，据说曾受到设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汪伪特工组织总部特务头子丁默邨或李士群的接见并合影嘉奖。
1945年9月3 日日本战败投降，汪伪政府彻底覆灭，作为该卖国反共汉奸政府高官要员的江世俊和其他汪伪大汉奸一样，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辑、逮捕和惩处。而国民党9月收复南京后即于当月26日颁布《收复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里由日伪掌握的公立院校专科以上的在校伪学生进行审查，对他们是否汉奸予以甄别，一旦查出某学生参加汉奸组织或有汉奸罪行的，即以投敌卖国汉奸罪逮捕法办。同年10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把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并为一，校址定在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上海交大，并把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列为为日伪服务的汉奸伪院校，对在校的伪学生进行甄别处理。
江因是汪伪高干子弟，又就读于汪伪汉奸大学并有汉奸嫌疑，也成为国民党政府追查惩办的重点对象。他闻讯后害怕被查出自己的汉奸问题而像其父一样受到清算严办，所以极为担忧惊恐而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即就迅速离校，匆匆逃跑，隐名埋姓，东藏西躲，流浪奔波。据说后来跑到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名叫棉花坪的偏僻村庄躲避了起来，虽因盘缠用尽、难以维继，但算他命大，被当地一位听信他编造受难谎言的好心农民收留，并让他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半年。
在江因怕查出汉奸问题而出逃江西避难期间，国民党政府对这位汉奸高干子弟并自己也有汉奸问题的江曾发出通辑令追捕捉拿，而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认为在伪大学就读的大多数学生只是在学习文化知识的普通学生，而并非是与日伪有密切关系的汉奸伪学生，所以利用广大学生对国民党政府甄审伪学生的不满情绪，发动市内六所院校的学生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并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组织他们先后举行了7次上街抗议游行、8次请愿、多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南京、北平等地被列为伪学校的学生们在当地中共地下党领导和鼓动下也相继游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对汉奸伪学生的审查甄别。刚刚取得抗战胜利忙于全国性光复接收而还立足未稳的国民党政府在此强大压力下终于同意取消甄审。逃亡躲避于江西的江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知道大难已过，喜极而泣，便离开永新棉花坪。后来传说他临走时万分感谢那位收留救助他躲过劫难的农民，并在这位农民的一本旧医书上写下了如果以后他发达了一定会回来报答这家人之类的感恩之语，还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决不食言而将来必会兑现这个许诺的决心。然后回到上海已与南京中央大学合并的上海交大继续学业，他的这桩汉奸伪学生案靠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这种形式的帮助，就这样逢凶化吉地不了了之了。
几十年后，江仍不忘这段使他逃过一劫的避难往事，据说有一次他在去井冈山时途中专门在永新县停留了一天，并特意专程去了棉花坪小村悄悄地看了看，人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偏僻小山村来瞻顾，也不知道他与这个叫棉花坪的小村庄之间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特殊关系。但此时当年因躲避国民党追查他汉奸问题而落难于此的江，已是至高无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总了，谁还敢问他件使他心惊胆战的可怕往事呢，他也因害怕暴露这个历史问题而没有敢去找那位他日后发达了要给予感恩报答的救他命的善良农民，然后在深感遗憾又倍感庆幸的复杂心情中悄然离去。据说1997年时那位农民的后人发现了那本有江留下感恩报答之言的旧医书，就想办法找到也是永新人的尉建行(时任中央纪委书记)之妻的一位亲威，想通过尉去和江取得联系，图其兑现报答诺言。但那位尉妻亲戚很可能知道是因汉奸问题被国民党通辑而来此避难的内情，生怕因此漏了江的这个见不得人的汉奸底细而招来麻烦和灾祸，于是就把这位农民的后人给劝住了。
又有一则传说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校方查到了江原是抗战后期南京大学的学生，原来当朝江总"圣上"是南大校友，顿时喜出望外、倍感荣耀，即向中央组织部汇报，希望江总能前来南京参加母校百年大庆纪念活动，并能给母校提词祝贺和一些实惠的好处。不料他们的邀请请示立即遭到中组部领导的制止，勒令他们不要再提此事，更不要请江出席南大校庆。南大校方接此指示后不知其因，深感困惑，上下哑然，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原来江当年读的是被国民党定性为汉奸伪大学的汪伪南京中央大学，而不是国民党、共产党办的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更使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现在伟大的江总当时竟是一个被国民党政府通辑捉拿而要予以严惩的汉奸伪学生，这样的敌伪身份又怎能请他来出席南大百年校庆而公开出去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人所皆知呢？于是只得知趣而退、无奈作罢、不再邀请。但此时江的汉奸伪学生的严重历史问题已经流传出去而为许多人所知，南大校方在上级的指令下为了掩人耳目，堵人咀巴，不再扩散江是日伪汉奸的"恶劣"影响，虽然没有邀请江前来南大，却在百年校庆后所出的纪念文集中专门刊登了江的一篇自述文章，让他大肆吹嘘渲染自己在汪伪中央大学时是如何奔上南京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冲入烟馆赌场禁鸦片禁赌的"爱国"学生运动的。
其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时中国的日本沦陷区城市和学校里，只有中共地下党领导反日伪的抗日斗争活动，而没有别的什么爱国学生运动，在国统区才有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的爱国学生运动。因为在日寇血腥残暴的武力占领和殖民统治下，沦陷区里任何中国学校的师生要想上街抗议示威、集会游行，进行反对和打倒日伪的抗日学生运动，必会遭到日伪当局的残酷镇压而大肆逮捕关押、严刑拷打，甚至格杀勿论。但江把在南京日伪当局允许下所搞的对日伪侵华殖民统治有利的禁烟禁赌活动，恬不知耻地标榜是爱国学生运动，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爱国者"，但是他这篇自吹文章反而不打自招地供认和暴露了他为日伪服务效力的汉奸学生真面目。
二、苏俄奸细问题
据网上文章引用国外有关情报部门资料披露，江在解放后被派往苏联企业学习和工作期间，苏联克格勃情报间谍机关专门给他派了一位名叫克拉娃的苏联年轻女特工与他联络，要他向苏方提供有关中国国内、中共党内的种种消息情报。在克拉娃的领导和指示下，江遵命执行，在数年内不仅把所知道的和收集到的中国各种情报暗中交给了克拉娃，而且还和这位苏联女特工成了相好关系。而江在回国后不仅始终没有把这些情况向党组织和国家安全部门汇报交代而完全隐瞒了起来，而且与苏联克格勃仍还保持有领导和被领导的上下级组织关系，成为一个暗藏在中国内部一旦苏方有令就随时可以听令为其服务效力的苏联奸细。后来又据国外媒体曝料，江当上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后，一次对俄罗斯访问时，俄总统叶利钦专门把那位过去曾是江的情报联络人兼情人的苏联克格勃女特工克拉娃请出来与江单独见面，让他俩重叙旧事旧情，以此提醒江必须还要继续为伟大的俄罗斯效力服务(据说日本有杂志刊登了江与克拉娃私下会面的照片)。而江也果然不负叶利钦和俄国人众望，在所谓保障北方安全和与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名义下，把黑龙江和额尔古纳河对岸及乌苏里江以东本属于中国领土主权、相当于40多个台湾省面积的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北领土，以法律的条约形式拱手相让、白白奉送给了俄罗斯。如果此事属实，完全可以证明江不仅是一个卖身投靠日伪并在抗战胜利后受到国民党当局通辑的汉奸，而且还是一个打入中国党政军最高核心领导层内部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和大宗国家利益的苏俄奸细，所以才使他有"二奸"之"美誉"。
三、假党员问题
江参加中共成为党员，在参加时间上有1944年、1946年和1956年三种版本的说法，第一种1944年说是：江在1943年上南京汪伪中央大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后由该校比他高年级的同校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王嘉猷在1944年介绍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第二种1946年说出自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大会权威公报，该公报在介绍江的履历时公布说，他是1946年入的党：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结束后大会公报更具体地公布说，他是1946年4月入的党。然而中共十六大和十届人大的这个权威之说，一方面否定了江是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入党的说法，但另一方面却也暴露了他在1946年4月入党之说漏洞百出、疑点颇多、难以成立。
如前所述，江就读的南京汪伪中央大学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即被国民党教育部定性为六所汉奸伪大学之一，而江本人则是被国民党教育部根据同年9月颁布的对伪学生甄别办法所认定的甄审对象，作为汪伪汉奸高干子弟的江因害怕查出他在汪伪中央大学里的汉奸问题，即就跑到江西永新县棉花坪躲避了半年。他在躲藏期间国民党政府对他发出了通辑令，而中共上海地下党则不断组织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对汉奸伪学生的甄审，到1946年3月，国民党当局被迫收回对伪学生甄审命令，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的政策，直到这时江才敢离开江西回来。
由于此时汪伪南京中央大学已与上海交大合并后迁往上海，二十岁的江在3月或4月离开江西后就到上海交大恢复学业，可是他刚避难回到上海，就在4月于上海交大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这不能不使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他刚到上海交大时人生地不熟，怎么刚一回校就被根本不了解他的上海交大地下党组织吸收入党了呢？他的生父是国民党下令逮捕镇压的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实属汉奸要犯，他本人也有汉奸问题，并作为汉奸伪学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甄审和通辑，上海地下党市委和交大地下党组织对这样一个有汉奸高干背景并是汉奸嫌犯的可疑者，怎么可以不作任何严格调查审查和严厉考验就轻易吸收他为中共地下党员了呢？他是采取什么神通手段和依靠何种特别关系在到交大才一个月、甚至可能不到一个月，就能得到上海和交大的中共地下党高度信任并能够如此快速顺利地入党的呢？而且即使他是
1946年4月在上海交大入的党，从一些公开的资料介绍来看，他的入党介绍人只有王嘉猷一人，这根本不符合任何人要加入中共地下党必须要由二人以上介绍的严格规定，那么他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又是谁呢？另外，王嘉猷原是他在南京伪中央大学年级比他高的同校同学，抗战胜利后王是否也随三校合并而到上海交大来了呢？如果他已在南京毕业而未来上海交大，那么江的入党介绍人又怎么可能会是王嘉猷呢？
还有值得关注的疑点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于1945年8月9日，当时的学运领导人是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吴学谦、钱其琛和后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乔石等。1946年4月，也就是江从江西避难刚刚回到上海交大时，中共中央直辖的上海局成立。同年6月，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同时迁往，并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直接领导上海地下党活动，由周恩来在南京遥控指挥组织了著名的反内战"6.23"大游行，这以后上海地下党又向苏北解放区输送了大批上海进步青年参加革命。如果此时江已是上海地下党员的话，这样的反内战游行和支援苏北解放区的行动他是应该积极参加的，但现在没有任何史料和当事人可以证明江曾以地下党员身份参加了"6.23"游行和接受过中共上海地下党分配安排的任何任务，因此对于他在1946年4月入党之说大有可疑之处，这很可能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第三种说法是，江是在1956年8000名留苏人员回国后集体办理入党手续时才入的党，当时他在鞍山某企业工作，其入党介绍人是时任鞍钢公司总经理、现在是一位著名拥毛左派老干部，而这位老干部1956年介绍江入党的事，在许多公开场合向许多人说过，笔者本人就曾听他说过。
如果以上事实属实，那么江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在1956年才入党的党员，而不是解放前1946年4月入党的地下党员，因此他是一个冒充解放前入党的假党员。由此也可见，中共十六大和全国十届人大对江是在1946年4月入党的官方权威性发布是一个与事实并不相符的不正确结论，这也给广大党员和民众以为江是解放前入党的老革命的误导而使人们信以为真。
四、假革命烈士子弟与政治诈骗问题
江的父亲江世俊明明是日伪大汉奸，而江本人也是一个有汉奸问题而被国民党政府追查通辑的汉奸伪学生，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江的公开身份却是革命烈士子弟了。之所以会有这种根本性改变，是因为据江自己说他的生父江世俊在解放前就已把他过继给了他的六叔江上青成为其养子了。而1929年入党的江上青是一位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即1939年8月牺牲的中共革命烈士，因为江是江上青的养子，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共革命烈士子弟了。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江上青养子之说在八十年代初首先得到了张爱萍上将的认可。
江上青是江的养父或者江是江上青的养子之说，据说是这么来的：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江在散会时有意在会场门口守候张爱萍将军，当张出来被他拦住后他恭谦客气地问张是否认识江上青。张听后一惊，并很是诧异地打量江，然后说，他不仅认识江上青，而且江上青是他的好战友。又说江上青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后来不幸牺牲了，他一直在怀念这位好战友。接着他问江是江上青的什么人，江立刻回答说他是江上青的儿子，但又马上改口说江上青是他的养父，他是江上青的养子，他在江上青牺牲后就被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做儿子了。张听后非常高兴和激动，热情地拉着江的手连连地说：这太好了，江上青同志牺牲以后我们一直在找他的家人，想表示哀悼和慰问，但一直没有找到。没有想到你是他的养子，总算找到他的亲人了，这太好了!你要继承你父亲江上青革命烈士的遗志，好好为党工作。
在这次江、张会面时对江是江上青养子之事经江这么一说，再由张爱萍将军热情有余却未经调查了解地听信江的这一面之词以后就加以认可肯定，于是江是江上青养子和江是革命家庭出身的革命烈士子弟之说也就不胫而走了。
张爱萍是怎么认识江上青并会对他如此赞扬的呢？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江上青在由王明建立并由项英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8年8月调到中共安徽省委工委民众动员委员会第八团在大别山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当年秋天因皖东北地区被日寇占领，他被派遣到皖东北泗县。11月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传部长的张劲夫以动委会名义派他率赵敏、周邨、吕振球、王毓贞等组织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与国民党皖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取得了联系。因盛也有与中共合作抗日之意，所以允许该以江上青为支部书记的中共特别支部来皖东北，并委任江上青为自己的专员秘书兼第五战区保安副司令和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之职，以便使他以此合法身份公开与盛部进行合作抗日的统战工作。1939年3月中共皖东北特委成立，江上青为特委委员，当年5月至7月的春夏之际，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部进
入皖东北开辟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各部也先后向苏皖鄂豫敌后实行了战略展开，其中彭雪枫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而江上青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促成八路军、新四军到皖东北地区与国民党盛子瑾部合作抗日的局面。为了尽快促进中共与盛部合作抗日，时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八路军高级参谋兼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主任的张爱萍将军赴皖东北与盛会谈，而江上青在协助张爱萍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工作对促成这次张、盛会谈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园满成功。
但不幸的是，这次张、盛会谈园满结束三天后于8月29日与盛子瑾等率部返回盛部专署司令部的途中，在安徽省泗县小湾西口遭到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日伪顽地主反动武装的夜间伏击而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张闻讯后非常悲痛，而由于江上青在这次张、盛会谈中的出色表现和重要作用，给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张在他牺牲后始终记得他，怀念他，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经江这么一提，张也就回忆起了这桩历史往事并称赞江上青，同时也在高兴激动的情绪中，怀着对战友和烈士江上青的怀念之情和对他家人的关怀之意，无意间脱口认同了江自己说的他已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说法。于是江就拿着张将军这个亲口的公开认同当作金口圣言，到处宣称江上青是他的父亲，他是革命烈士家庭出身。1982年江上青的墓址从埋葬地安徽省东北部的泗县管镇崔集迁到了毗邻江苏省西北部的泗洪县烈士
陵园，1985年张爱萍将军亲自为江上青烈士题写墓碑，江立即于当年四月与其妻王治坪率领江上青的两个女儿泽慧、泽玲夫妇和江氏家族的一些亲属第一次到泗洪县烈士陵园祭奠瞻仰，这样一来，江也就从一个汉奸高干子弟并且自己也是汉奸的敌伪身份，冠冕堂皇、名正言顺地摇身一变，正式成了地位崇高、金光灿灿的革命烈士子弟了。
那么江是否像他自己说的他是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呢？如果真的如他所说的江上青是他的养父，他又是怎样过继和在什么时候过继过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江上青的亲生女儿、也就是江的堂妹江泽慧撰写并发表在今年 9月22日人民日报要闻版上的《纪念江上青烈士牺牲七十周年》一文中有这样的具体叙述描写：
"父亲的牺牲使党和皖东北地区失去了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对我们大家庭来说，全家上下，悲痛万分，在祖父去世后，我们的祖母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父亲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母亲王者兰悲痛欲绝。此情此景，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为子，按传统习俗戴孝祭奠，大伯母吴月卿陪伴母亲王者兰由管镇邮差欧阳甫带路到安葬地崔集扫墓。"
江泽慧这段叙述描写的文字（以下简称慧文-笔者）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江是在江上青牺牲以后不久过继给江上青的。也就是如她文中所说的，江上青牺牲以后，江的生父母，也就是江泽慧的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念与其弟的手足情深，所以决定将自己的亲子江过继给已经去世的亡弟江上青，而且还按照传统的过继习俗要江为已故小叔披麻戴孝上坟扫墓，以这种祭奠仪式表明他从此以后正式过继给了江上青而成为其养子了。
这篇慧文是对于江被其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在报刊上、尤其在极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人民日报上第一次有文字记录的权威性公开发布，但如果细读此文，却可以发现事实却并不是如此。
在中国子嗣继承传宗接代的传统世俗里，要把自家之子过继给本家族或同宗族内的亲戚人家做养子，不是愿过继者一句话说一下就可以作算的，而是要召集本家族和同宗族的人，尤其比自己辈份高的长辈族长要到场，主持举行公开隆重的过继拜礼和过继与被过继双方长辈立据签字仪式，并且还要大摆宴席庆贺，方能得到本家族和同宗族的认可，同时还要到当地官方有关部门进行变更亲属关系的公证和登记造册方能正式生效。就像新人结婚男女双方必须要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然后还要举行婚庆典礼，并大办酒席宴请本家族宗族亲朋友好以示证婚，方能成为合法夫妻组成正式家庭一样。
那么江世俊在将其子江过继给亡弟江上青时有没有请来本家兄弟姊妹和本宗族长辈族长、同辈与晚辈族人到江家祠堂举行这种正式签字立据的过继仪式呢？在举办这个过继仪式之前或事后有没有到当时杨州市有关官方部门去办理变更江的亲属关系的过继公证和登记造册手续呢？显然没有，因为如果真的举办过这种按照嗣承传统习俗的正宗过继礼仪和办理过继的官方登记注册手续的话，这篇慧文是绝对不会不提的，而是必定是要大书特书地描写渲染一番的，因为这是江的正式过继而名正言顺、合理合法地成为江上青养子的大事，同时也是江是江上青养子最具权威性和说服力的佐证。何况江家是当时杨州城里有钱有势的望族大户，江世俊本人就是日本人麾下南京梁鸿志维新政府的显赫高官，因此这个过继礼仪一定是会办得非常排场风光的，其到杨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办理过继登记手续也非常方便容易。可是江世俊
却并没有为江的过继去办这种符合传统嗣承世俗的隆重仪式，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有些奇怪和不解了。
既然江世俊没有举办这种正式过继的礼仪程序手续，那么他又是怎么把其子江过继给亡弟江上青的呢？慧文中说是按照传统习俗由江戴孝到江上青坟上扫墓祭典，就算是把江正式过继给其小叔做养子了。慧文的这种说法显然缺乏过继规矩的起码常识，因为在进行过继礼仪时被过继者的男性长辈或本宗族族长必须在场主持仪式，也必须当着本家族宗族履行包括立据签字在内的过继手续并得其认同，而且还应该在事先或事后办理官方继承关系变更登记。但是这次把江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而去戴孝扫墓祭奠，只有他生母吴月卿和婶母王者兰陪同去了，而决定和主持这次过继的他的生父江世俊却没有去，其他一切过继的规矩、礼仪和手续更是一项都没有。而本家亲戚，尤其是兄弟子侄直系之亲，在随同本家族死者家属上坟扫墓祭典时也要披白戴孝，这是殡丧礼仪的正常规矩，所以这次在生父不出面的情况下江戴孝为叔叔江上青祭奠扫墓，只能看成是他和生母作为江上青的本家亲戚随江上青的遗属王者兰等一同去给江上青上坟扫墓而已，而并不是在办理江过继的礼仪和手续，因此这不能算是过继，也根本不是过继。因为哪有随同死者遗孀遣孤上坟扫个墓，而且又没有其生父和族长同去举行过继仪式，就算是把亲子过继给亡弟了，这真是欺人不懂过继规矩常识的天大荒唐和笑话，因此慧文中"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为子"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其次，这次江由生母和婶母一起到安徽泗县去给已故小叔扫墓，是由管镇的一个名叫欧阳甫的邮差带路才找到在崔集的江上青墓地的，可见这时江上青已埋葬他乡多年，连其妻王者兰都找不到他的坟地了，而是要请人带路才找到。也就是说江等的这次由人带路去江上青安葬地扫墓，肯定是在江上青牺牲埋葬多年以后才去的，这表明即使江被过继给了江上青，也是他牺牲多年以后才办理的，而不是在他牺牲以后不久过继的。
再者，江上青仅比江大十五岁，江上青遗孀王者兰如果比其夫小的话，她只比江大十来岁，年龄相差不大的他们之间甚至可以以姐弟相称，因此江如果要过继到这位已故小叔家当养子，他可以当他姐姐的年轻寡妇养母不仅要抚养两个幼小的孤女，而且还要负担已经十三岁并已是中学生的江的全部生活和学业费用，已经悲痛欲绝、不堪重负的寡妇王者兰此时有这样的家境条件和经济能力供养得起江吗？如果没有，这种更会加重王者兰全家困难的过继对江上青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因此，透过慧文可以看到的真实情况和问题是：
1、即使江被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也不是在江上青牺牲不久后过继的，而是在江上青牺牲多年后过继的，慧文在这个过继时间上却是用一种似有似无、似近非远的模糊描述，使人误以为江是在江上青死后不久被他亲生父母过继过去的，这显然是为了与江向张爱萍所说的他在江上青牺牲后就被过继给江上青做儿子的说法保持统一口径；
2、江的祖父中医江石溪早在1933年就已去世了，因此他与江的所谓"过继"没有任何关系，但慧文中特意提到江的祖父去世和祖母悲痛的情景，想以此来突出和渲染江的父母念与其弟手足之情而要把江过继给上青为子的必要性，这显然是在做悲情过继秀；
3、此时王者兰一家根本负担不起江的生活和学业的费用，因此江世俊没有必要再把江过继给已很困难的寡妇弟媳王者兰而加重她家的负担；
4、过继的目的是为了使本家族或同宗族无子嗣兄弟获有养子代亲子去传宗接代，使该被过继之家的血脉香火和家业家产得到继承延续。但江世俊将其亲子江过继给江上青的理由，却是因为看到母亲过于悲伤、亡弟遗孀悲痛欲绝、幼小遗孤非常可怜，于是看在自己与亡弟"手足情深"的份上而动了侧隐之心的感情原因，也就是江世俊是因为与江上青感情深厚才把亲子江过继给他的。应该说兄弟之间感情深厚可以是多子者向无子者过继其子的一个原因，但一般来说这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它不符合传宗接代、继承家产家业的主要目的，因此兄弟情谊的"感情原因"不能成为过继的主要理由而使这个过继之说不能成立。
5、江世俊是老大，原名江世候的江上青是老六，按照中国历来厚长薄幼的传统嗣承世俗，长子之子是不能过继给其弟的，尤其长子之长子即长孙，更是不能过继给他人的。慧文中说江是她大伯父江世俊的次子，但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江是江世俊的长子而不是次子，即是江的祖父江石溪的长孙。那么江究竟是江世俊的次子呢还是长子呢？如果真是次子，那么那位长子也就是他的亲哥哥又是谁呢？慧文中提到，1985年江率领江氏家族到泗洪县烈士陵园为江上青扫墓时，所去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江蛰君的，慧文称他为大哥，而将江称为三哥，同去的人中还有一位叫江泽宽的四哥，可见江石溪孙子辈兄弟之间的前后排序实行的是全家族的大排行，而不是以各家为单元的亲兄弟小排行。这也就意味着排行老三的江前面有排行老大的江蛰君和排行老二的江某某，这两人中的一位是江的亲兄长，另一位是江世俊的二弟或弟之子，即是江的堂兄。根据长子如父的中国家族权力分配排位的传统规矩，江世俊要把江过继给江上青而要江去为其戴孝扫墓祭典时，即使自己因种种原因不能同去，也应该委托自己的长子即江蛰君和江某某中的一位随同前去，代替他作父亲的长辈身份主持这个次子的过继仪式，这也算是履行了一部分过继程序手续。然而这位江的亲兄长却并没有一起去，这是为什么呢？是否因为大排行的老大江蛰君和老二江某某都不是江的亲兄长，所以才不同去呢？如果真是这样，这又
可以证明江就是江世俊的长子，而长子是不能过继他人做养子的。
另外，根据中国家庭重长轻幼的传统习俗，江世俊对长子的教育培养扶植的重视程度和所会给予的各方面条件，肯定要大大优于次子江，既然次子江可以被送去上中学、大学深造，那么对于江蛰君或汪某某这个长子就更会着重培养，因此这位江的亲长兄一定会比他先上中学、大学受高等教育和先大学毕业，毕业后其父也一定会给他以最好的安排和指导，或专搞学问专业，或走政治仕途之路，或在经济等其他方面给他提供和创造发展条件，因而此长子必定会学业有成，或仕途有为，或实业有获而非等闲之辈，甚至可能比大排行老三的次子江更有成就和名气。但奇怪的是，对于这位江石溪的长孙、江世俊的长子和江的亲兄长，却从来没有有关他的消息和踪影，即使江成为江总后也从未见过有关他的报道，只是这次从这篇慧文中才知道江有位叫江蛰君的亲大哥的。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江是江世俊的次子，那么为什么不把大排行老大或老二但是江世俊长子的江蛰君或江某某搬出来以确实证明江的次子身份呢？这位大排行老大的江蛰君是不是江世俊的长子和江的亲大哥？如果是的话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不是也和其生父江世俊一样在大学毕业后走了投靠日伪的汉奸仕途之路呢？或是干了别的什么事情？解放后和江掌权后他在干什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如果江蛰君不是江世俊的长子，那么那位大排行老二的江某某是不是呢？如果也不是的话，那么江就是江世俊的长子了，而长子是不能作为过继品的。
所以说不论是江上青牺牲后不久，或是牺牲多年后，江世俊都不会把其子、尤其可能是长子的江过继给亡弟的，而实际上江世俊也是根本不可能给江上青送子过继的，这其中更重要的是与慧文所说的所谓"手足情深"的"情感原因"恰恰相反的敌对性"情感原因"：
江上青是坚决抗日除奸的中共高级干部，其兄江世俊是卖国反共的日伪高级官员，虽然两人都搞宣传工作，却是分属两个民族敌对阵营而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敌人关系。而1939年正是皖苏豫华中地区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助日侵华反共的猖狂之时，日伪在该地区进行了五次大"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敌伪作战达200多次，而"扫荡"清剿皖东北中共抗日根据地并竭力破坏中共与皖东北国民党军盛子瑾部的合作抗日，则是日军和南京梁伪政府的重点任务之一。日本方面和南京梁伪政府以及杨州地方日伪政府肯定知道江世俊是江上青之兄，而江上青又是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传部要员和联络促进皖东北国民党盛子瑾部与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合作抗日的重要人物，因此必定会对江上青恨之入骨，重点关注，百般侦探其一举一动，同时也会要求其兄江世俊或利用家族和兄弟关系，或配合日伪军和特高课及国民党投降派、顽固派派人打入盛部行署进行卧底，密切注意和打探其弟的行踪动向，为日后将其剪除创造条件和机会。
江世俊一方面为了消除因有共党之弟而使日伪对他有通共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日伪主子表示自己的效忠之心，并为不久以后在将要与南北两个伪政府合流成立的汪精卫全国性伪中央政府中谋取高位增添政治资本，所以不仅要与共党的六弟坚决划清界线，以博得日伪上司的青睐和信任，而且更要对上级清剿皖东北国共合作抗日活动出谋划策，打探和提供其弟的消息，为敌伪对其进行暗害所用，以此立功获取日伪主子的赏识和重用。后来江上青在促成张、盛合作抗日的会谈成功后，在回专署途中被获悉他行踪情报的日伪顽反动地主武装事先埋伏袭击所杀害，而仅半年之后的1940年3月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时，江世俊果然因对日伪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
那么江世俊究竟为日伪立了什么卖国反共大功而能得此高升的呢？他在日伪政府中负责的也是宣传工作，因此侦探对付在国共合作抗日中搞宣传和联络的江上青活动行踪，也是他反共职责范围内的重点任务，他是否在杀害江上青这件阴谋活动中与日伪顽有什么提供这方面情报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呢？虽然这其中的内幕真相还不清楚，但不能排除江上青的死与他坚决投敌反共、破坏国共联合抗日、甚至提供江上青的消息行踪情报有关的嫌疑，否则他不会在半年后成立的汪伪汉奸新政府中能谋得如此要职。
即使退一步说他与其弟的死关系不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作为死心塌地效劳于日伪的大汉奸，他不仅不会对其弟的遇害而如慧文所说的有念兄弟"手足情深"的悲痛伤心，反倒是对其弟的死会表示出终于除掉了会使日伪主子对他产生通共怀疑的最大心头大患而庆幸甚至高兴。而在江上青遇害牺牲之时，或者在日伪还未失败投降以前的任何时候，他如果要把其子江过继给被日伪顽打死的共党之弟江上青做养子而去举办过继仪式和手续，这等于是在告诉日伪自己不仅同情共党之弟，而且还可能与中共有什么沟通关系；也等于是在主动把反日伪通共党的"红帽子"公开地往自己头上戴，由此而招引来日伪上司和军警特高课对自己的怀疑和肃正，因此他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否则他是不能在汪伪政府中博得日伪主子的信任而谋到如此要职高位的。
既然江世俊如此害怕与共党之弟有牵连，那么他又为什么还要其子江去给江上青戴孝扫墓呢？这不也是在自戴"红帽子"而会使日伪当局怀疑吗？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释，因为这次江家到安徽省的泗县管镇崔集去为江上青扫墓祭奠之行，不是发生在日伪猖狂侵华的抗日战争时期，而是应该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以后，这是因为：
江上青在皖东北泗县小湾西口牺牲后，国民党盛子瑾部和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把他安葬在泗县的管镇崔集，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江苏北部中共抗日根据地泗洪县宋庄（现孙元乡）等地的抗日军民还举行了追悼大会。可是由于江上青的遗属和他的本家族人都生活在日寇沦陷区的杨州市而被日伪封锁，与皖东北盛部国统区隔绝不通，所以得知江上青殉国的消息比较晚。而江家长兄江世俊是日本人梁伪政府的汉奸要员，这一方面因无法越过日伪封锁线从沦陷区到皖东北国统区的泗县，因此不能前去参加葬礼和扫墓；另一方面坚决要与共党亡弟划清界线并有害弟嫌疑的江世俊不仅自己绝对不会去，而且也决不允许江家人去，否则会暴露江上青家属的共产党、新四军烈属身份而使江氏家族会被日伪迫害，同时江世俊也会受到日伪上司的通共怀疑而有害于他的日伪汉奸仕途前程。因此江上青家属和江氏家族的人不论当时还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就是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沦陷时期，都始终不能、也绝对不敢去泗县替江上青上坟扫墓的，直到日本投降、汪伪覆灭以后才有这种可能，所以也就根本不会发生江世俊在江上青死后直到日本投降的六年沦陷时间里会把其子江过继给亡弟江上青和其遗孀弟媳王者兰做养子的事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州地区成了国统区，江上青的家人和江氏家族的人也就可以到皖东北的泗县去为江上青上坟扫墓了。但这时江世俊已被国民党政府作为汪伪大汉奸查抄、抓捕和关押，他的几个弟弟等江家直系亲族也被国民党当局以敌伪家属而审查管制，江也因自己是伪学生的汉奸问题遭国民党教育部通辑追查正逃亡江西躲避，加上江上青是中共党员烈士，所以这时江上青遗属和江氏家族的人仍然不能和不敢到泗县为江上青扫墓。1946年3、4月间江从江西避难回来，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皖东北解放区被国民党军占领，国民党当局对汉奸江世俊和其伪属江家族人的惩治和管制可能也已有所放松，这个时候江上青的遗属王者兰一家才有可能去也是国统区的泗县为其亡夫扫墓。但因江世俊是汉奸身份，甚至可能仍关在国民党的监狱之中，所以不能同去，其他族人也因怕被牵连而不敢同去，只有江世俊之妻吴月卿和已经回上海交大恢复学业并已是二十岁成年人的其子江可以陪同前往。可是江苏杨州离皖东北的泗县路途较远，又不知道江上青的墓地在何处，同时又怕国民党发现他们是在为共党死者扫墓而会给扣上通共"红帽子"带来麻烦，所以只能悄悄出发，绕路而行，长途跋涉到了泗县的管镇后设法找到了一位知道江上青墓地的邮差欧阳甫，他带路，于是王者兰带着泽慧、泽玲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和兄嫂吴月卿和其子江等一起，根据上坟的世俗传统礼仪和规矩，都披白戴孝地到位于崔集的江上青墓地为其扫墓祭典。
以上就是这次王者兰家和江世俊的妻与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泗县管镇崔集为江上青扫墓的来龙去脉和全过程，时间应在1946年4月以后的当年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发生前的这两年半时间里。因为淮海战役的发生使整个苏北和皖北地区成为国共决战主战场而无法前行，该战役于1949年1月6日结束后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地区全部成为解放区，杨州也被解放，如果江上青遗属和江氏家族的人这时前去泗县为中共抗日烈士、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的江上青扫墓祭典，不仅不会有沿途奔波寻找的种种麻烦与不便，而且必定会受到当地中共政府和军队领导的热情欢迎接待和举行纪念仪式陪同扫墓。可是慧文根本没有提到此事，可见这次到泗县为江上青扫墓并不是发生在淮海战役结束以后至全国解放这段时间，而是必定发生在1946年6月内战爆发至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以前的两年半时间里的某一年，最有可能发生在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而使整个苏北、皖北成为国统区的1946年下半年至 1947年上半年。而由于这时的江已是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如果他也去了的话，他一起同去主要是在一路上照顾其母其婶和两个小堂妹旅途上的行路食宿和安全，以及为扫墓进行寻找联系和在当地购买置办上坟祭典用品。而由于他们这是在为中共党员烈士亲属扫墓，很怕国民党当局发现和怀疑，所以不敢张扬操办，而是非常低调地扫完墓后即就返回杨州。由此可见，这次江
家泗县之行也就是一次为死者的扫墓祭典，而根本不是将江过继给江上青的什么传统习俗礼仪，背有汉奸恶名并可能仍在国民党监狱里关押之中的江世俊也根本不可能通过江氏家族这第一次为江上青上坟扫墓而会把江过继给江上青的，而这也就是他作为江的生父为什么不一同前去扫墓的真正原因，因此慧文中关于"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烈士为子"的过继之说被进一步证明是不能成立的。
据笔者所知，在2003年时关于江是否真的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问题已经有不少人产生了怀疑，有人还专门去问过时任中国林业科研院党委书记的江泽慧，她回答说她没有听说过有这件事，江没有过继给她父亲江上青做养子，她的几个叔伯家也不知道江在解放前被大伯父江世俊过继给六叔江上青的事，过继之事这是江自己说的。
由此可见，在历史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江世俊把江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这件事，这纯粹是江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来的骗人假话，所以江的这个所谓革命烈士子弟的名份也完全是假冒的。
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篇慧文显然不是江泽慧写的，而是出于江的精心设计之笔，文中故意模糊过继的时间概念，混淆过继的礼仪规矩，特意抽掉江家兄弟一个汉奸卖国反共与一个中共爱国抗日伪之间尖锐敌我矛盾的背景内容，也故意掩盖江世俊的汉奸身份和被国民党惩处的情况，而大肆渲染所谓江家悲伤之情和俊、青兄弟"手足情深"的悲情，给人以江是江上青牺牲后不久或解放以前其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的假象，以这种公然的撒谎来骗取人们相信江是江上青养子的烈士子弟身份，继续掩盖自己是汉奸、假烈士子弟的真实面目，继续捞取政治资本，去骗取广大干群和拥毛左派的的信任。
然而，江上青的亲生女儿江泽慧才是真正的革命烈士子弟，有汉奸家庭背景并自己也是汉奸嫌疑的堂兄江则完全是假的，烈士遗孀王者兰解放后每年到苏北淮阴新四军办事处领取抚恤金，与这个根本没有过给江上青家做养子而且也根本不是江上青家人的江没有任何关系，而这个以骗术挤进江上青革命家庭并披着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光辉外衣的江，总有一天会被揭发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还原于自己"二奸二假"黑核心和政治诈骗手段的本来面目的。因此根正苗红的江泽慧没有必要去跟这样一个臭名远扬、劣迹斑斑、奸假贪腐黑五毒俱全而被国人痛恨唾骂的坏人套近乎、拉关系，更不会用伪造历史的骗人谎言去帮助他借自己父亲江上青的英灵为他裹上"革命烈士子弟"的画皮，而沾污了自己的烈士父亲江上青的一世英名和有损自己革命烈士子弟的响亮名声。
假的就是假的，骗局应该戳穿，画皮必须撕开，伪装应当剥去。江假借堂妹之名伪造历史、窃取先烈江上青的英名而给自己脸上贴金，为汉奸和假烈士子弟身份开脱，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勿曾偷"的拙劣表演，反而使自己暴露了"原来江三是个贼"的马脚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江从敌伪汉奸成份摇身一变为革命烈士子弟的整个过程中，如果张爱萍将军对江是江上青之子的公开认同之事属实的话，那么张为江的这个混进江上青革命烈士家庭的伪装和假冒是起到了很重要的、甚至关键性作用的。因为这是出自德高望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杰出贡献并且是国防部长的张将军之口，而且后来张又受江之盛请在1985亲自为江上青烈士题词墓碑，江也趁热打铁而不失时机地马上前去泗洪为江上青扫墓祭典，这更加肯定和确立了江是江上青养子的革命烈士子弟身份，张的这种极具权威性的做法极大地误导了人们对江是烈士子弟的身份信以为真而不去怀疑和追查了。后来张将军知道了江是江上青养子之事是江自己无中生有的编造之词，才明白原来这是江事先对自己精心设计好的一场骗局陷阱，目的是充分利用张将军对战友、烈士江上青怀念和敬重的心理，以自己是江上青养子的谎言，诱使不知底细的张误以为他真是老战友的养子而在口头上和文字上公开加以认可，遂使他可以借张之口之笔冒充革命烈士子弟的诱骗诡计轻易得逞，然后拿着张认同的话到处招摇撞骗，并且像演戏似地到江上青墓地祭典，极其肉麻称江上青烈士是他"最最敬爱的父亲"，他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烈士子弟"，并以此"革命本钱"作为他骗取中央领导信任而往上爬的政治资本，甚至爬到了中国政坛的最高位而竟做了第三代领导人。据笔者所知，张将军在得知江的这个精心骗局以后，对
江的欺骗愚弄极为气愤，也对自己上当受骗而不慎失言助江假冒伪装深感后悔，虽然这时他要想对自己的失误加以纠正已无能为力、为时已晚，但据说这位名震中外的老将军以后在看电视时凡是电视屏幕上出现江的镜头时他就觉得非常恶心而转台另看，或关掉电视干脆不看，并骂江是不要脸的无耻骗子、卑鄙小人。
五、呼吁调查
以上就是笔者所知道的江的"二奸二假"严重历史问题和进行政治权力诈骗的事实和传言，如果这些事实和传言基本属实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桩跨世纪的特大奸假政治诈骗案，甚至可以说这是古今中外各个国家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力超级诈骗案：一对投降异族敌国的父子汉奸、民族败类，其子竟然能够冒充诈骗打入敌对者内部高层，甚至爬到了最高权位当上了令十三亿国人顶礼膜拜的当今"圣上"长达十数年，还枪指挥党地当上了"太上皇"，并且直到现在仍还在恬不知耻地以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身份频频出场，干政扰政。更有甚者，他还在插手干预十八大的人事安排，竭力想把自己的信任者推举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成为十八大他的隔代接班人，以延续他江家帮天下的权脉。这真是天下绝无仅有的、并且也是世上最为成功的政治权力超级诈骗大案奇案，难怪大多数中国人都骂他是一只鼓眼咧咀、面目狰狞、浑身毒疙瘩、一肚子坏水的"癞哈蟆精"。
在中国历史上只一人有这样的"政治业绩"，这就是南宋的大汉奸秦桧，但若与江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秦桧投降敌国当汉奸而依靠诈骗混进南宋朝内部只爬到了宰相之位，并没有成为当朝"圣上"，而且丢失北方大片领土的罪责不在于他，他的父亲也不是汉奸，而江的这个政治诈骗业绩成就比人人痛恨唾骂的秦桧不知要"伟大"和"辉"多少倍了。因此对于江这样一个特大政治骗子、可怕内奸，其具体表现和暴露出来的"二奸二假"严重历史问题，臭不可闻、人人切
齿的"以腐治腐"严重贪腐黑问题，以及极其高超狡滑的政治诈骗术和阴险弄权术，笔者认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去尽一个公民的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尽自己所知向上级如实揭露反映，并呼吁有关部门进行严厉调查，同时还应该严肃检查中共党政干部审查系统方面在哪些运作环节的政审把关上出了问题，并且追究其所以会发生这种特大失误事件的原因和责任。
笔者已将此文通过组织系统上交给了胡锦涛总书记、中纪委、政法委以及公安、国安、国保等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笔者也希望凡是看到此文并关心此事者能够响应、支持和呼吁这个对江"二奸二假"和政治诈骗问题的调查，并通过多种渠道将此文递交给党中央、胡总书记、中央常委李长春、习近平、中纪委贺国强书记和何勇副书记、政法委周永康书记和公安部孟建柱部长、国安部耿惠昌部长以及中央和有关权威部门，以推动和促进这个调查，而只要一旦把江的奸假贪腐黑盖子揭开，必将会大有利于全国性反腐败运动的大规模开展。
笔者系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民间战略研究者，家住湖南省邵阳市。
吕加平 (2009年12月5日)
文前说明：
此文是笔者12月1日所写，并已通过公安国保和国家安全部门的组织系统呈交于中共党中央、胡总书记、中央政法委、中纪委、公安部和国安部等领导及部门，笔者于12月5日对该文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现以12月5日的版本为准，并作为附件附于12月26日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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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站在中国最高权位上发号施令十数年并又当"太上皇"的江，在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唬人画皮里面，裹着的竟是一个"二奸二假"的黑核心。其黑核心中"二奸"的第一奸，是江本人和他的亲生父亲都是日伪汉奸，第二奸是，他还是一个效力于苏联克格勃情报间谍机关和向俄出卖奉送大片中国领土的苏俄奸细；其"二假"的第一假，他是一个冒充解放前加入中共地下党的假党员，第二假，他又是一个冒充中共烈士江上青养子的假革命烈士子弟。关于江的这个"二奸二假"严重历史问题以及他的政治诈骗问题，据笔者所知的情况大致简介如下：
一、日伪汉奸问题
江的生父叫江世俊，排行老大，日寇侵华初期他投靠日本，成为华中地区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汉奸要员。1940年3月，于1938年12月中旬投降日本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携其妻陈璧君率领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一批国民党高官要人，与日寇沦陷区地方性的伪华北王克敏临时政府和伪南京梁鸿志维新政府合流成立全国性的南京汪伪中央国民政府后，他又转而成为该汪伪中央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是一个货真价实、卖国求荣的日伪大汉奸；江世俊之子江1943年十七岁时在老家杨州高中毕业，这位汪伪高干子弟靠其生父的汪伪高干关系，到南京专门为日寇侵华服务、为汪伪卖国反共效力培养汉奸精英人才的汪伪中央大学就读，并加入了汉奸反共组织，据说曾受到设在上海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汪伪特工组织总部特务头子丁默邨或李士群的接见并合影嘉奖。
1945年9月3 日日本战败投降，汪伪政府彻底覆灭，作为该卖国反共汉奸政府高官要员的江世俊和其他汪伪大汉奸一样，受到国民党政府的通辑、逮捕和惩处。而国民党9月收复南京后即于当月26日颁布《收复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甄别办法》，对日本侵华时期沦陷区里由日伪掌握的公立院校专科以上的在校伪学生进行审查，对他们是否汉奸予以甄别，一旦查出某学生参加汉奸组织或有汉奸罪行的，即以投敌卖国汉奸罪逮捕法办。同年10月，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把上海交通大学、重庆交通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三校合并为一，校址定在位于上海徐家汇的上海交大，并把南京中央大学、上海交大等六所院校列为为日伪服务的汉奸伪院校，对在校的伪学生进行甄别处理。
江因是汪伪高干子弟，又就读于汪伪汉奸大学并有汉奸嫌疑，也成为国民党政府追查惩办的重点对象。他闻讯后害怕被查出自己的汉奸问题而像其父一样受到清算严办，所以极为担忧惊恐而惶惶不可终日，于是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即就迅速离校，匆匆逃跑，隐名埋姓，东藏西躲，流浪奔波。据说后来跑到江西省永新县一个名叫棉花坪的偏僻村庄躲避了起来，虽因盘缠用尽、难以维继，但算他命大，被当地一位听信他编造受难谎言的好心农民收留，并让他在自己家中躲藏了半年。
在江因怕查出汉奸问题而出逃江西避难期间，国民党政府对这位汉奸高干子弟并自己也有汉奸问题的江曾发出通辑令追捕捉拿，而中共上海地下党学委认为在伪大学就读的大多数学生只是在学习文化知识的普通学生，而并非是与日伪有密切关系的汉奸伪学生，所以利用广大学生对国民党政府甄审伪学生的不满情绪，发动市内六所院校的学生成立上海学生联合会，并在1945年10月至1946年3月的半年时间内组织他们先后举行了7次上街抗议游行、8次请愿、多次中外记者招待会，南京、北平等地被列为伪学校的学生们在当地中共地下党领导和鼓动下也相继游行抗议，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取消对汉奸伪学生的审查甄别。刚刚取得抗战胜利忙于全国性光复接收而还立足未稳的国民党政府在此强大压力下终于同意取消甄审。逃亡躲避于江西的江在得知这个消息后知道大难已过，喜极而泣，便离开永新棉花坪。后来传说他临走时万分感谢那位收留救助他躲过劫难的农民，并在这位农民的一本旧医书上写下了如果以后他发达了一定会回来报答这家人之类的感恩之语，还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以表示决不食言而将来必会兑现这个许诺的决心。然后回到上海已与南京中央大学合并的上海交大继续学业，他的这桩汉奸伪学生案靠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这种形式的帮助，就这样逢凶化吉地不了了之了。
几十年后，江仍不忘这段使他逃过一劫的避难往事，据说有一次他在去井冈山时途中专门在永新县停留了一天，并特意专程去了棉花坪小村悄悄地看了看，人们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到这个不为外界所知的偏僻小山村来瞻顾，也不知道他与这个叫棉花坪的小村庄之间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特殊关系。但此时当年因躲避国民党追查他汉奸问题而落难于此的江，已是至高无上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江总了，谁还敢问他件使他心惊胆战的可怕往事呢，他也因害怕暴露这个历史问题而没有敢去找那位他日后发达了要给予感恩报答的救他命的善良农民，然后在深感遗憾又倍感庆幸的复杂心情中悄然离去。据说1997年时那位农民的后人发现了那本有江留下感恩报答之言的旧医书，就想办法找到也是永新人的尉建行(时任中央纪委书记)之妻的一位亲威，想通过尉去和江取得联系，图其兑现报答诺言。但那位尉妻亲戚很可能知道是因汉奸问题被国民党通辑而来此避难的内情，生怕因此漏了江的这个见不得人的汉奸底细而招来麻烦和灾祸，于是就把这位农民的后人给劝住了。
又有一则传说是，南京大学百年校庆前，校方查到了江原是抗战后期南京大学的学生，原来当朝江总"圣上"是南大校友，顿时喜出望外、倍感荣耀，即向中央组织部汇报，希望江总能前来南京参加母校百年大庆纪念活动，并能给母校提词祝贺和一些实惠的好处。不料他们的邀请请示立即遭到中组部领导的制止，勒令他们不要再提此事，更不要请江出席南大校庆。南大校方接此指示后不知其因，深感困惑，上下哑然，不知所措，后来才知道原来江当年读的是被国民党定性为汉奸伪大学的汪伪南京中央大学，而不是国民党、共产党办的金陵大学和南京大学。更使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位现在伟大的江总当时竟是一个被国民党政府通辑捉拿而要予以严惩的汉奸伪学生，这样的敌伪身份又怎能请他来出席南大百年校庆而公开出去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让人所皆知呢？于是只得知趣而退、无奈作罢、不再邀请。但此时江的汉奸伪学生的严重历史问题已经流传出去而为许多人所知，南大校方在上级的指令下为了掩人耳目，堵人咀巴，不再扩散江是日伪汉奸的"恶劣"影响，虽然没有邀请江前来南大，却在百年校庆后所出的纪念文集中专门刊登了江的一篇自述文章，让他大肆吹嘘渲染自己在汪伪中央大学时是如何奔上南京街头参加示威游行、冲入烟馆赌场禁鸦片禁赌的"爱国"学生运动的。
其实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当时中国的日本沦陷区城市和学校里，只有中共地下党领导反日伪的抗日斗争活动，而没有别的什么爱国学生运动，在国统区才有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的爱国学生运动。因为在日寇血腥残暴的武力占领和殖民统治下，沦陷区里任何中国学校的师生要想上街抗议示威、集会游行，进行反对和打倒日伪的抗日学生运动，必会遭到日伪当局的残酷镇压而大肆逮捕关押、严刑拷打，甚至格杀勿论。但江把在南京日伪当局允许下所搞的对日伪侵华殖民统治有利的禁烟禁赌活动，恬不知耻地标榜是爱国学生运动，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爱国者"，但是他这篇自吹文章反而不打自招地供认和暴露了他为日伪服务效力的汉奸学生真面目。
二、苏俄奸细问题
据网上文章引用国外有关情报部门资料披露，江在解放后被派往苏联企业学习和工作期间，苏联克格勃情报间谍机关专门给他派了一位名叫克拉娃的苏联年轻女特工与他联络，要他向苏方提供有关中国国内、中共党内的种种消息情报。在克拉娃的领导和指示下，江遵命执行，在数年内不仅把所知道的和收集到的中国各种情报暗中交给了克拉娃，而且还和这位苏联女特工成了相好关系。而江在回国后不仅始终没有把这些情况向党组织和国家安全部门汇报交代而完全隐瞒了起来，而且与苏联克格勃仍还保持有领导和被领导的上下级组织关系，成为一个暗藏在中国内部一旦苏方有令就随时可以听令为其服务效力的苏联奸细。后来又据国外媒体曝料，江当上国家最高领导人以后，一次对俄罗斯访问时，俄总统叶利钦专门把那位过去曾是江的情报联络人兼情人的苏联克格勃女特工克拉娃请出来与江单独见面，让他俩重叙旧事旧情，以此提醒江必须还要继续为伟大的俄罗斯效力服务(据说日本有杂志刊登了江与克拉娃私下会面的照片)。而江也果然不负叶利钦和俄国人众望，在所谓保障北方安全和与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名义下，把黑龙江和额尔古纳河对岸及乌苏里江以东本属于中国领土主权、相当于40多个台湾省面积的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北领土，以法律的条约形式拱手相让、白白奉送给了俄罗斯。如果此事属实，完全可以证明江不仅是一个卖身投靠日伪并在抗战胜利后受到国民党当局通辑的汉奸，而且还是一个打入中国党政军最高核心领导层内部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和大宗国家利益的苏俄奸细，所以才使他有"二奸"之"美誉"。
三、假党员问题
江参加中共成为党员，在参加时间上有1944年、1946年和1956年三种版本的说法，第一种1944年说是：江在1943年上南京汪伪中央大学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学生运动，后由该校比他高年级的同校学生、中共地下党员王嘉猷在1944年介绍他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第二种1946年说出自2002年11月中旬中共十六大结束后的大会权威公报，该公报在介绍江的履历时公布说，他是1946年入的党：2003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结束后大会公报更具体地公布说，他是1946年4月入的党。然而中共十六大和十届人大的这个权威之说，一方面否定了江是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入党的说法，但另一方面却也暴露了他在1946年4月入党之说漏洞百出、疑点颇多、难以成立。
如前所述，江就读的南京汪伪中央大学在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即被国民党教育部定性为六所汉奸伪大学之一，而江本人则是被国民党教育部根据同年9月颁布的对伪学生甄别办法所认定的甄审对象，作为汪伪汉奸高干子弟的江因害怕查出他在汪伪中央大学里的汉奸问题，即就跑到江西永新县棉花坪躲避了半年。他在躲藏期间国民党政府对他发出了通辑令，而中共上海地下党则不断组织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对汉奸伪学生的甄审，到1946年3月，国民党当局被迫收回对伪学生甄审命令，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的政策，直到这时江才敢离开江西回来。
由于此时汪伪南京中央大学已与上海交大合并后迁往上海，二十岁的江在3月或4月离开江西后就到上海交大恢复学业，可是他刚避难回到上海，就在4月于上海交大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这不能不使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他刚到上海交大时人生地不熟，怎么刚一回校就被根本不了解他的上海交大地下党组织吸收入党了呢？他的生父是国民党下令逮捕镇压的汪伪政府宣传部副部长，实属汉奸要犯，他本人也有汉奸问题，并作为汉奸伪学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甄审和通辑，上海地下党市委和交大地下党组织对这样一个有汉奸高干背景并是汉奸嫌犯的可疑者，怎么可以不作任何严格调查审查和严厉考验就轻易吸收他为中共地下党员了呢？他是采取什么神通手段和依靠何种特别关系在到交大才一个月、甚至可能不到一个月，就能得到上海和交大的中共地下党高度信任并能够如此快速顺利地入党的呢？而且即使他是
1946年4月在上海交大入的党，从一些公开的资料介绍来看，他的入党介绍人只有王嘉猷一人，这根本不符合任何人要加入中共地下党必须要由二人以上介绍的严格规定，那么他的另一位入党介绍人又是谁呢？另外，王嘉猷原是他在南京伪中央大学年级比他高的同校同学，抗战胜利后王是否也随三校合并而到上海交大来了呢？如果他已在南京毕业而未来上海交大，那么江的入党介绍人又怎么可能会是王嘉猷呢？
还有值得关注的疑点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市委成立于1945年8月9日，当时的学运领导人是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吴学谦、钱其琛和后来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乔石等。1946年4月，也就是江从江西避难刚刚回到上海交大时，中共中央直辖的上海局成立。同年6月，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同时迁往，并在上海成立了办事处，直接领导上海地下党活动，由周恩来在南京遥控指挥组织了著名的反内战"6.23"大游行，这以后上海地下党又向苏北解放区输送了大批上海进步青年参加革命。如果此时江已是上海地下党员的话，这样的反内战游行和支援苏北解放区的行动他是应该积极参加的，但现在没有任何史料和当事人可以证明江曾以地下党员身份参加了"6.23"游行和接受过中共上海地下党分配安排的任何任务，因此对于他在1946年4月入党之说大有可疑之处，这很可能是他自己编造出来的。
第三种说法是，江是在1956年8000名留苏人员回国后集体办理入党手续时才入的党，当时他在鞍山某企业工作，其入党介绍人是时任鞍钢公司总经理、现在是一位著名拥毛左派老干部，而这位老干部1956年介绍江入党的事，在许多公开场合向许多人说过，笔者本人就曾听他说过。
如果以上事实属实，那么江最多只能算是一个在1956年才入党的党员，而不是解放前1946年4月入党的地下党员，因此他是一个冒充解放前入党的假党员。由此也可见，中共十六大和全国十届人大对江是在1946年4月入党的官方权威性发布是一个与事实并不相符的不正确结论，这也给广大党员和民众以为江是解放前入党的老革命的误导而使人们信以为真。
四、假革命烈士子弟与政治诈骗问题
江的父亲江世俊明明是日伪大汉奸，而江本人也是一个有汉奸问题而被国民党政府追查通辑的汉奸伪学生，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江的公开身份却是革命烈士子弟了。之所以会有这种根本性改变，是因为据江自己说他的生父江世俊在解放前就已把他过继给了他的六叔江上青成为其养子了。而1929年入党的江上青是一位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即1939年8月牺牲的中共革命烈士，因为江是江上青的养子，所以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共革命烈士子弟了。然而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江上青养子之说在八十年代初首先得到了张爱萍上将的认可。
江上青是江的养父或者江是江上青的养子之说，据说是这么来的：在八十年代初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江在散会时有意在会场门口守候张爱萍将军，当张出来被他拦住后他恭谦客气地问张是否认识江上青。张听后一惊，并很是诧异地打量江，然后说，他不仅认识江上青，而且江上青是他的好战友。又说江上青是一位很好的同志，后来不幸牺牲了，他一直在怀念这位好战友。接着他问江是江上青的什么人，江立刻回答说他是江上青的儿子，但又马上改口说江上青是他的养父，他是江上青的养子，他在江上青牺牲后就被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做儿子了。张听后非常高兴和激动，热情地拉着江的手连连地说：这太好了，江上青同志牺牲以后我们一直在找他的家人，想表示哀悼和慰问，但一直没有找到。没有想到你是他的养子，总算找到他的亲人了，这太好了!你要继承你父亲江上青革命烈士的遗志，好好为党工作。
在这次江、张会面时对江是江上青养子之事经江这么一说，再由张爱萍将军热情有余却未经调查了解地听信江的这一面之词以后就加以认可肯定，于是江是江上青养子和江是革命家庭出身的革命烈士子弟之说也就不胫而走了。
张爱萍是怎么认识江上青并会对他如此赞扬的呢？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江上青在由王明建立并由项英主持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8年8月调到中共安徽省委工委民众动员委员会第八团在大别山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当年秋天因皖东北地区被日寇占领，他被派遣到皖东北泗县。11月时任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传部长的张劲夫以动委会名义派他率赵敏、周邨、吕振球、王毓贞等组织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与国民党皖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盛子瑾取得了联系。因盛也有与中共合作抗日之意，所以允许该以江上青为支部书记的中共特别支部来皖东北，并委任江上青为自己的专员秘书兼第五战区保安副司令和第五游击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之职，以便使他以此合法身份公开与盛部进行合作抗日的统战工作。1939年3月中共皖东北特委成立，江上青为特委委员，当年5月至7月的春夏之际，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一部进
入皖东北开辟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各部也先后向苏皖鄂豫敌后实行了战略展开，其中彭雪枫的新四军第六支队创建了豫皖苏抗日根据地，而江上青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促成八路军、新四军到皖东北地区与国民党盛子瑾部合作抗日的局面。为了尽快促进中共与盛部合作抗日，时任中共豫皖苏省委书记、八路军高级参谋兼八路军、新四军驻皖东北办事处主任的张爱萍将军赴皖东北与盛会谈，而江上青在协助张爱萍做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工作对促成这次张、盛会谈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园满成功。
但不幸的是，这次张、盛会谈园满结束三天后于8月29日与盛子瑾等率部返回盛部专署司令部的途中，在安徽省泗县小湾西口遭到企图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的日伪顽地主反动武装的夜间伏击而身中数弹，壮烈牺牲，年仅28岁。张闻讯后非常悲痛，而由于江上青在这次张、盛会谈中的出色表现和重要作用，给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张在他牺牲后始终记得他，怀念他，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现在经江这么一提，张也就回忆起了这桩历史往事并称赞江上青，同时也在高兴激动的情绪中，怀着对战友和烈士江上青的怀念之情和对他家人的关怀之意，无意间脱口认同了江自己说的他已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说法。于是江就拿着张将军这个亲口的公开认同当作金口圣言，到处宣称江上青是他的父亲，他是革命烈士家庭出身。1982年江上青的墓址从埋葬地安徽省东北部的泗县管镇崔集迁到了毗邻江苏省西北部的泗洪县烈士
陵园，1985年张爱萍将军亲自为江上青烈士题写墓碑，江立即于当年四月与其妻王治坪率领江上青的两个女儿泽慧、泽玲夫妇和江氏家族的一些亲属第一次到泗洪县烈士陵园祭奠瞻仰，这样一来，江也就从一个汉奸高干子弟并且自己也是汉奸的敌伪身份，冠冕堂皇、名正言顺地摇身一变，正式成了地位崇高、金光灿灿的革命烈士子弟了。
那么江是否像他自己说的他是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呢？如果真的如他所说的江上青是他的养父，他又是怎样过继和在什么时候过继过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江上青的亲生女儿、也就是江的堂妹江泽慧撰写并发表在今年 9月22日人民日报要闻版上的《纪念江上青烈士牺牲七十周年》一文中有这样的具体叙述描写：
"父亲的牺牲使党和皖东北地区失去了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对我们大家庭来说，全家上下，悲痛万分，在祖父去世后，我们的祖母已经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父亲留下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母亲王者兰悲痛欲绝。此情此景，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为子，按传统习俗戴孝祭奠，大伯母吴月卿陪伴母亲王者兰由管镇邮差欧阳甫带路到安葬地崔集扫墓。"
江泽慧这段叙述描写的文字（以下简称慧文-笔者）给人的第一感觉是，江是在江上青牺牲以后不久过继给江上青的。也就是如她文中所说的，江上青牺牲以后，江的生父母，也就是江泽慧的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念与其弟的手足情深，所以决定将自己的亲子江过继给已经去世的亡弟江上青，而且还按照传统的过继习俗要江为已故小叔披麻戴孝上坟扫墓，以这种祭奠仪式表明他从此以后正式过继给了江上青而成为其养子了。
这篇慧文是对于江被其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在报刊上、尤其在极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人民日报上第一次有文字记录的权威性公开发布，但如果细读此文，却可以发现事实却并不是如此。
在中国子嗣继承传宗接代的传统世俗里，要把自家之子过继给本家族或同宗族内的亲戚人家做养子，不是愿过继者一句话说一下就可以作算的，而是要召集本家族和同宗族的人，尤其比自己辈份高的长辈族长要到场，主持举行公开隆重的过继拜礼和过继与被过继双方长辈立据签字仪式，并且还要大摆宴席庆贺，方能得到本家族和同宗族的认可，同时还要到当地官方有关部门进行变更亲属关系的公证和登记造册方能正式生效。就像新人结婚男女双方必须要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然后还要举行婚庆典礼，并大办酒席宴请本家族宗族亲朋友好以示证婚，方能成为合法夫妻组成正式家庭一样。
那么江世俊在将其子江过继给亡弟江上青时有没有请来本家兄弟姊妹和本宗族长辈族长、同辈与晚辈族人到江家祠堂举行这种正式签字立据的过继仪式呢？在举办这个过继仪式之前或事后有没有到当时杨州市有关官方部门去办理变更江的亲属关系的过继公证和登记造册手续呢？显然没有，因为如果真的举办过这种按照嗣承传统习俗的正宗过继礼仪和办理过继的官方登记注册手续的话，这篇慧文是绝对不会不提的，而是必定是要大书特书地描写渲染一番的，因为这是江的正式过继而名正言顺、合理合法地成为江上青养子的大事，同时也是江是江上青养子最具权威性和说服力的佐证。何况江家是当时杨州城里有钱有势的望族大户，江世俊本人就是日本人麾下南京梁鸿志维新政府的显赫高官，因此这个过继礼仪一定是会办得非常排场风光的，其到杨州市政府有关部门办理过继登记手续也非常方便容易。可是江世俊
却并没有为江的过继去办这种符合传统嗣承世俗的隆重仪式，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有些奇怪和不解了。
既然江世俊没有举办这种正式过继的礼仪程序手续，那么他又是怎么把其子江过继给亡弟江上青的呢？慧文中说是按照传统习俗由江戴孝到江上青坟上扫墓祭典，就算是把江正式过继给其小叔做养子了。慧文的这种说法显然缺乏过继规矩的起码常识，因为在进行过继礼仪时被过继者的男性长辈或本宗族族长必须在场主持仪式，也必须当着本家族宗族履行包括立据签字在内的过继手续并得其认同，而且还应该在事先或事后办理官方继承关系变更登记。但是这次把江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而去戴孝扫墓祭奠，只有他生母吴月卿和婶母王者兰陪同去了，而决定和主持这次过继的他的生父江世俊却没有去，其他一切过继的规矩、礼仪和手续更是一项都没有。而本家亲戚，尤其是兄弟子侄直系之亲，在随同本家族死者家属上坟扫墓祭典时也要披白戴孝，这是殡丧礼仪的正常规矩，所以这次在生父不出面的情况下江戴孝为叔叔江上青祭奠扫墓，只能看成是他和生母作为江上青的本家亲戚随江上青的遗属王者兰等一同去给江上青上坟扫墓而已，而并不是在办理江过继的礼仪和手续，因此这不能算是过继，也根本不是过继。因为哪有随同死者遗孀遣孤上坟扫个墓，而且又没有其生父和族长同去举行过继仪式，就算是把亲子过继给亡弟了，这真是欺人不懂过继规矩常识的天大荒唐和笑话，因此慧文中"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为子"的说法并不能成立。
其次，这次江由生母和婶母一起到安徽泗县去给已故小叔扫墓，是由管镇的一个名叫欧阳甫的邮差带路才找到在崔集的江上青墓地的，可见这时江上青已埋葬他乡多年，连其妻王者兰都找不到他的坟地了，而是要请人带路才找到。也就是说江等的这次由人带路去江上青安葬地扫墓，肯定是在江上青牺牲埋葬多年以后才去的，这表明即使江被过继给了江上青，也是他牺牲多年以后才办理的，而不是在他牺牲以后不久过继的。
再者，江上青仅比江大十五岁，江上青遗孀王者兰如果比其夫小的话，她只比江大十来岁，年龄相差不大的他们之间甚至可以以姐弟相称，因此江如果要过继到这位已故小叔家当养子，他可以当他姐姐的年轻寡妇养母不仅要抚养两个幼小的孤女，而且还要负担已经十三岁并已是中学生的江的全部生活和学业费用，已经悲痛欲绝、不堪重负的寡妇王者兰此时有这样的家境条件和经济能力供养得起江吗？如果没有，这种更会加重王者兰全家困难的过继对江上青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因此，透过慧文可以看到的真实情况和问题是：
1、即使江被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也不是在江上青牺牲不久后过继的，而是在江上青牺牲多年后过继的，慧文在这个过继时间上却是用一种似有似无、似近非远的模糊描述，使人误以为江是在江上青死后不久被他亲生父母过继过去的，这显然是为了与江向张爱萍所说的他在江上青牺牲后就被过继给江上青做儿子的说法保持统一口径；
2、江的祖父中医江石溪早在1933年就已去世了，因此他与江的所谓"过继"没有任何关系，但慧文中特意提到江的祖父去世和祖母悲痛的情景，想以此来突出和渲染江的父母念与其弟手足之情而要把江过继给上青为子的必要性，这显然是在做悲情过继秀；
3、此时王者兰一家根本负担不起江的生活和学业的费用，因此江世俊没有必要再把江过继给已很困难的寡妇弟媳王者兰而加重她家的负担；
4、过继的目的是为了使本家族或同宗族无子嗣兄弟获有养子代亲子去传宗接代，使该被过继之家的血脉香火和家业家产得到继承延续。但江世俊将其亲子江过继给江上青的理由，却是因为看到母亲过于悲伤、亡弟遗孀悲痛欲绝、幼小遗孤非常可怜，于是看在自己与亡弟"手足情深"的份上而动了侧隐之心的感情原因，也就是江世俊是因为与江上青感情深厚才把亲子江过继给他的。应该说兄弟之间感情深厚可以是多子者向无子者过继其子的一个原因，但一般来说这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它不符合传宗接代、继承家产家业的主要目的，因此兄弟情谊的"感情原因"不能成为过继的主要理由而使这个过继之说不能成立。
5、江世俊是老大，原名江世候的江上青是老六，按照中国历来厚长薄幼的传统嗣承世俗，长子之子是不能过继给其弟的，尤其长子之长子即长孙，更是不能过继给他人的。慧文中说江是她大伯父江世俊的次子，但社会上广为流传的说法是江是江世俊的长子而不是次子，即是江的祖父江石溪的长孙。那么江究竟是江世俊的次子呢还是长子呢？如果真是次子，那么那位长子也就是他的亲哥哥又是谁呢？慧文中提到，1985年江率领江氏家族到泗洪县烈士陵园为江上青扫墓时，所去的人中有一位名叫江蛰君的，慧文称他为大哥，而将江称为三哥，同去的人中还有一位叫江泽宽的四哥，可见江石溪孙子辈兄弟之间的前后排序实行的是全家族的大排行，而不是以各家为单元的亲兄弟小排行。这也就意味着排行老三的江前面有排行老大的江蛰君和排行老二的江某某，这两人中的一位是江的亲兄长，另一位是江世俊的二弟或弟之子，即是江的堂兄。根据长子如父的中国家族权力分配排位的传统规矩，江世俊要把江过继给江上青而要江去为其戴孝扫墓祭典时，即使自己因种种原因不能同去，也应该委托自己的长子即江蛰君和江某某中的一位随同前去，代替他作父亲的长辈身份主持这个次子的过继仪式，这也算是履行了一部分过继程序手续。然而这位江的亲兄长却并没有一起去，这是为什么呢？是否因为大排行的老大江蛰君和老二江某某都不是江的亲兄长，所以才不同去呢？如果真是这样，这又
可以证明江就是江世俊的长子，而长子是不能过继他人做养子的。
另外，根据中国家庭重长轻幼的传统习俗，江世俊对长子的教育培养扶植的重视程度和所会给予的各方面条件，肯定要大大优于次子江，既然次子江可以被送去上中学、大学深造，那么对于江蛰君或汪某某这个长子就更会着重培养，因此这位江的亲长兄一定会比他先上中学、大学受高等教育和先大学毕业，毕业后其父也一定会给他以最好的安排和指导，或专搞学问专业，或走政治仕途之路，或在经济等其他方面给他提供和创造发展条件，因而此长子必定会学业有成，或仕途有为，或实业有获而非等闲之辈，甚至可能比大排行老三的次子江更有成就和名气。但奇怪的是，对于这位江石溪的长孙、江世俊的长子和江的亲兄长，却从来没有有关他的消息和踪影，即使江成为江总后也从未见过有关他的报道，只是这次从这篇慧文中才知道江有位叫江蛰君的亲大哥的。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江是江世俊的次子，那么为什么不把大排行老大或老二但是江世俊长子的江蛰君或江某某搬出来以确实证明江的次子身份呢？这位大排行老大的江蛰君是不是江世俊的长子和江的亲大哥？如果是的话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不是也和其生父江世俊一样在大学毕业后走了投靠日伪的汉奸仕途之路呢？或是干了别的什么事情？解放后和江掌权后他在干什么？现在的情况如何？如果江蛰君不是江世俊的长子，那么那位大排行老二的江某某是不是呢？如果也不是的话，那么江就是江世俊的长子了，而长子是不能作为过继品的。
所以说不论是江上青牺牲后不久，或是牺牲多年后，江世俊都不会把其子、尤其可能是长子的江过继给亡弟的，而实际上江世俊也是根本不可能给江上青送子过继的，这其中更重要的是与慧文所说的所谓"手足情深"的"情感原因"恰恰相反的敌对性"情感原因"：
江上青是坚决抗日除奸的中共高级干部，其兄江世俊是卖国反共的日伪高级官员，虽然两人都搞宣传工作，却是分属两个民族敌对阵营而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敌人关系。而1939年正是皖苏豫华中地区以梁鸿志为头目的伪南京维新政府助日侵华反共的猖狂之时，日伪在该地区进行了五次大"扫荡"，八路军和新四军与敌伪作战达200多次，而"扫荡"清剿皖东北中共抗日根据地并竭力破坏中共与皖东北国民党军盛子瑾部的合作抗日，则是日军和南京梁伪政府的重点任务之一。日本方面和南京梁伪政府以及杨州地方日伪政府肯定知道江世俊是江上青之兄，而江上青又是中共安徽省委工委宣传部要员和联络促进皖东北国民党盛子瑾部与中共八路军、新四军合作抗日的重要人物，因此必定会对江上青恨之入骨，重点关注，百般侦探其一举一动，同时也会要求其兄江世俊或利用家族和兄弟关系，或配合日伪军和特高课及国民党投降派、顽固派派人打入盛部行署进行卧底，密切注意和打探其弟的行踪动向，为日后将其剪除创造条件和机会。
江世俊一方面为了消除因有共党之弟而使日伪对他有通共的怀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向日伪主子表示自己的效忠之心，并为不久以后在将要与南北两个伪政府合流成立的汪精卫全国性伪中央政府中谋取高位增添政治资本，所以不仅要与共党的六弟坚决划清界线，以博得日伪上司的青睐和信任，而且更要对上级清剿皖东北国共合作抗日活动出谋划策，打探和提供其弟的消息，为敌伪对其进行暗害所用，以此立功获取日伪主子的赏识和重用。后来江上青在促成张、盛合作抗日的会谈成功后，在回专署途中被获悉他行踪情报的日伪顽反动地主武装事先埋伏袭击所杀害，而仅半年之后的1940年3月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时，江世俊果然因对日伪立有大功而被委以宣传部副部长的高位。
那么江世俊究竟为日伪立了什么卖国反共大功而能得此高升的呢？他在日伪政府中负责的也是宣传工作，因此侦探对付在国共合作抗日中搞宣传和联络的江上青活动行踪，也是他反共职责范围内的重点任务，他是否在杀害江上青这件阴谋活动中与日伪顽有什么提供这方面情报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呢？虽然这其中的内幕真相还不清楚，但不能排除江上青的死与他坚决投敌反共、破坏国共联合抗日、甚至提供江上青的消息行踪情报有关的嫌疑，否则他不会在半年后成立的汪伪汉奸新政府中能谋得如此要职。
即使退一步说他与其弟的死关系不大，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作为死心塌地效劳于日伪的大汉奸，他不仅不会对其弟的遇害而如慧文所说的有念兄弟"手足情深"的悲痛伤心，反倒是对其弟的死会表示出终于除掉了会使日伪主子对他产生通共怀疑的最大心头大患而庆幸甚至高兴。而在江上青遇害牺牲之时，或者在日伪还未失败投降以前的任何时候，他如果要把其子江过继给被日伪顽打死的共党之弟江上青做养子而去举办过继仪式和手续，这等于是在告诉日伪自己不仅同情共党之弟，而且还可能与中共有什么沟通关系；也等于是在主动把反日伪通共党的"红帽子"公开地往自己头上戴，由此而招引来日伪上司和军警特高课对自己的怀疑和肃正，因此他是不可能这样去做的，否则他是不能在汪伪政府中博得日伪主子的信任而谋到如此要职高位的。
既然江世俊如此害怕与共党之弟有牵连，那么他又为什么还要其子江去给江上青戴孝扫墓呢？这不也是在自戴"红帽子"而会使日伪当局怀疑吗？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释，因为这次江家到安徽省的泗县管镇崔集去为江上青扫墓祭奠之行，不是发生在日伪猖狂侵华的抗日战争时期，而是应该发生在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以后，这是因为：
江上青在皖东北泗县小湾西口牺牲后，国民党盛子瑾部和中共皖东北特别支部把他安葬在泗县的管镇崔集，并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在江苏北部中共抗日根据地泗洪县宋庄（现孙元乡）等地的抗日军民还举行了追悼大会。可是由于江上青的遗属和他的本家族人都生活在日寇沦陷区的杨州市而被日伪封锁，与皖东北盛部国统区隔绝不通，所以得知江上青殉国的消息比较晚。而江家长兄江世俊是日本人梁伪政府的汉奸要员，这一方面因无法越过日伪封锁线从沦陷区到皖东北国统区的泗县，因此不能前去参加葬礼和扫墓；另一方面坚决要与共党亡弟划清界线并有害弟嫌疑的江世俊不仅自己绝对不会去，而且也决不允许江家人去，否则会暴露江上青家属的共产党、新四军烈属身份而使江氏家族会被日伪迫害，同时江世俊也会受到日伪上司的通共怀疑而有害于他的日伪汉奸仕途前程。因此江上青家属和江氏家族的人不论当时还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也就是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沦陷时期，都始终不能、也绝对不敢去泗县替江上青上坟扫墓的，直到日本投降、汪伪覆灭以后才有这种可能，所以也就根本不会发生江世俊在江上青死后直到日本投降的六年沦陷时间里会把其子江过继给亡弟江上青和其遗孀弟媳王者兰做养子的事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州地区成了国统区，江上青的家人和江氏家族的人也就可以到皖东北的泗县去为江上青上坟扫墓了。但这时江世俊已被国民党政府作为汪伪大汉奸查抄、抓捕和关押，他的几个弟弟等江家直系亲族也被国民党当局以敌伪家属而审查管制，江也因自己是伪学生的汉奸问题遭国民党教育部通辑追查正逃亡江西躲避，加上江上青是中共党员烈士，所以这时江上青遗属和江氏家族的人仍然不能和不敢到泗县为江上青扫墓。1946年3、4月间江从江西避难回来，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皖东北解放区被国民党军占领，国民党当局对汉奸江世俊和其伪属江家族人的惩治和管制可能也已有所放松，这个时候江上青的遗属王者兰一家才有可能去也是国统区的泗县为其亡夫扫墓。但因江世俊是汉奸身份，甚至可能仍关在国民党的监狱之中，所以不能同去，其他族人也因怕被牵连而不敢同去，只有江世俊之妻吴月卿和已经回上海交大恢复学业并已是二十岁成年人的其子江可以陪同前往。可是江苏杨州离皖东北的泗县路途较远，又不知道江上青的墓地在何处，同时又怕国民党发现他们是在为共党死者扫墓而会给扣上通共"红帽子"带来麻烦，所以只能悄悄出发，绕路而行，长途跋涉到了泗县的管镇后设法找到了一位知道江上青墓地的邮差欧阳甫，他带路，于是王者兰带着泽慧、泽玲两个十几岁的女儿和兄嫂吴月卿和其子江等一起，根据上坟的世俗传统礼仪和规矩，都披白戴孝地到位于崔集的江上青墓地为其扫墓祭典。
以上就是这次王者兰家和江世俊的妻与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泗县管镇崔集为江上青扫墓的来龙去脉和全过程，时间应在1946年4月以后的当年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发生前的这两年半时间里。因为淮海战役的发生使整个苏北和皖北地区成为国共决战主战场而无法前行，该战役于1949年1月6日结束后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地区全部成为解放区，杨州也被解放，如果江上青遗属和江氏家族的人这时前去泗县为中共抗日烈士、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的江上青扫墓祭典，不仅不会有沿途奔波寻找的种种麻烦与不便，而且必定会受到当地中共政府和军队领导的热情欢迎接待和举行纪念仪式陪同扫墓。可是慧文根本没有提到此事，可见这次到泗县为江上青扫墓并不是发生在淮海战役结束以后至全国解放这段时间，而是必定发生在1946年6月内战爆发至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以前的两年半时间里的某一年，最有可能发生在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而使整个苏北、皖北成为国统区的1946年下半年至 1947年上半年。而由于这时的江已是二十岁以上的成年人了，如果他也去了的话，他一起同去主要是在一路上照顾其母其婶和两个小堂妹旅途上的行路食宿和安全，以及为扫墓进行寻找联系和在当地购买置办上坟祭典用品。而由于他们这是在为中共党员烈士亲属扫墓，很怕国民党当局发现和怀疑，所以不敢张扬操办，而是非常低调地扫完墓后即就返回杨州。由此可见，这次江
家泗县之行也就是一次为死者的扫墓祭典，而根本不是将江过继给江上青的什么传统习俗礼仪，背有汉奸恶名并可能仍在国民党监狱里关押之中的江世俊也根本不可能通过江氏家族这第一次为江上青上坟扫墓而会把江过继给江上青的，而这也就是他作为江的生父为什么不一同前去扫墓的真正原因，因此慧文中关于"大伯父江世俊和大伯母吴月卿手足情深，将次子泽民继承上青烈士为子"的过继之说被进一步证明是不能成立的。
据笔者所知，在2003年时关于江是否真的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问题已经有不少人产生了怀疑，有人还专门去问过时任中国林业科研院党委书记的江泽慧，她回答说她没有听说过有这件事，江没有过继给她父亲江上青做养子，她的几个叔伯家也不知道江在解放前被大伯父江世俊过继给六叔江上青的事，过继之事这是江自己说的。
由此可见，在历史事实上根本就没有江世俊把江过继给江上青做养子的这件事，这纯粹是江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出来的骗人假话，所以江的这个所谓革命烈士子弟的名份也完全是假冒的。
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篇慧文显然不是江泽慧写的，而是出于江的精心设计之笔，文中故意模糊过继的时间概念，混淆过继的礼仪规矩，特意抽掉江家兄弟一个汉奸卖国反共与一个中共爱国抗日伪之间尖锐敌我矛盾的背景内容，也故意掩盖江世俊的汉奸身份和被国民党惩处的情况，而大肆渲染所谓江家悲伤之情和俊、青兄弟"手足情深"的悲情，给人以江是江上青牺牲后不久或解放以前其生父母过继给江上青的假象，以这种公然的撒谎来骗取人们相信江是江上青养子的烈士子弟身份，继续掩盖自己是汉奸、假烈士子弟的真实面目，继续捞取政治资本，去骗取广大干群和拥毛左派的的信任。
然而，江上青的亲生女儿江泽慧才是真正的革命烈士子弟，有汉奸家庭背景并自己也是汉奸嫌疑的堂兄江则完全是假的，烈士遗孀王者兰解放后每年到苏北淮阴新四军办事处领取抚恤金，与这个根本没有过给江上青家做养子而且也根本不是江上青家人的江没有任何关系，而这个以骗术挤进江上青革命家庭并披着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光辉外衣的江，总有一天会被揭发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还原于自己"二奸二假"黑核心和政治诈骗手段的本来面目的。因此根正苗红的江泽慧没有必要去跟这样一个臭名远扬、劣迹斑斑、奸假贪腐黑五毒俱全而被国人痛恨唾骂的坏人套近乎、拉关系，更不会用伪造历史的骗人谎言去帮助他借自己父亲江上青的英灵为他裹上"革命烈士子弟"的画皮，而沾污了自己的烈士父亲江上青的一世英名和有损自己革命烈士子弟的响亮名声。
假的就是假的，骗局应该戳穿，画皮必须撕开，伪装应当剥去。江假借堂妹之名伪造历史、窃取先烈江上青的英名而给自己脸上贴金，为汉奸和假烈士子弟身份开脱，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王二勿曾偷"的拙劣表演，反而使自己暴露了"原来江三是个贼"的马脚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在江从敌伪汉奸成份摇身一变为革命烈士子弟的整个过程中，如果张爱萍将军对江是江上青之子的公开认同之事属实的话，那么张为江的这个混进江上青革命烈士家庭的伪装和假冒是起到了很重要的、甚至关键性作用的。因为这是出自德高望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有杰出贡献并且是国防部长的张将军之口，而且后来张又受江之盛请在1985亲自为江上青烈士题词墓碑，江也趁热打铁而不失时机地马上前去泗洪为江上青扫墓祭典，这更加肯定和确立了江是江上青养子的革命烈士子弟身份，张的这种极具权威性的做法极大地误导了人们对江是烈士子弟的身份信以为真而不去怀疑和追查了。后来张将军知道了江是江上青养子之事是江自己无中生有的编造之词，才明白原来这是江事先对自己精心设计好的一场骗局陷阱，目的是充分利用张将军对战友、烈士江上青怀念和敬重的心理，以自己是江上青养子的谎言，诱使不知底细的张误以为他真是老战友的养子而在口头上和文字上公开加以认可，遂使他可以借张之口之笔冒充革命烈士子弟的诱骗诡计轻易得逞，然后拿着张认同的话到处招摇撞骗，并且像演戏似地到江上青墓地祭典，极其肉麻称江上青烈士是他"最最敬爱的父亲"，他是地地道道的"革命烈士子弟"，并以此"革命本钱"作为他骗取中央领导信任而往上爬的政治资本，甚至爬到了中国政坛的最高位而竟做了第三代领导人。据笔者所知，张将军在得知江的这个精心骗局以后，对
江的欺骗愚弄极为气愤，也对自己上当受骗而不慎失言助江假冒伪装深感后悔，虽然这时他要想对自己的失误加以纠正已无能为力、为时已晚，但据说这位名震中外的老将军以后在看电视时凡是电视屏幕上出现江的镜头时他就觉得非常恶心而转台另看，或关掉电视干脆不看，并骂江是不要脸的无耻骗子、卑鄙小人。
五、呼吁调查
以上就是笔者所知道的江的"二奸二假"严重历史问题和进行政治权力诈骗的事实和传言，如果这些事实和传言基本属实的话，那么完全可以说，这是一桩跨世纪的特大奸假政治诈骗案，甚至可以说这是古今中外各个国家从未有过的政治权力超级诈骗案：一对投降异族敌国的父子汉奸、民族败类，其子竟然能够冒充诈骗打入敌对者内部高层，甚至爬到了最高权位当上了令十三亿国人顶礼膜拜的当今"圣上"长达十数年，还枪指挥党地当上了"太上皇"，并且直到现在仍还在恬不知耻地以党和国家第二号人物身份频频出场，干政扰政。更有甚者，他还在插手干预十八大的人事安排，竭力想把自己的信任者推举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成为十八大他的隔代接班人，以延续他江家帮天下的权脉。这真是天下绝无仅有的、并且也是世上最为成功的政治权力超级诈骗大案奇案，难怪大多数中国人都骂他是一只鼓眼咧咀、面目狰狞、浑身毒疙瘩、一肚子坏水的"癞哈蟆精"。
在中国历史上只一人有这样的"政治业绩"，这就是南宋的大汉奸秦桧，但若与江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因为秦桧投降敌国当汉奸而依靠诈骗混进南宋朝内部只爬到了宰相之位，并没有成为当朝"圣上"，而且丢失北方大片领土的罪责不在于他，他的父亲也不是汉奸，而江的这个政治诈骗业绩成就比人人痛恨唾骂的秦桧不知要"伟大"和"辉"多少倍了。因此对于江这样一个特大政治骗子、可怕内奸，其具体表现和暴露出来的"二奸二假"严重历史问题，臭不可闻、人人切
齿的"以腐治腐"严重贪腐黑问题，以及极其高超狡滑的政治诈骗术和阴险弄权术，笔者认为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去尽一个公民的应尽的义务与责任，尽自己所知向上级如实揭露反映，并呼吁有关部门进行严厉调查，同时还应该严肃检查中共党政干部审查系统方面在哪些运作环节的政审把关上出了问题，并且追究其所以会发生这种特大失误事件的原因和责任。
笔者已将此文通过组织系统上交给了胡锦涛总书记、中纪委、政法委以及公安、国安、国保等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笔者也希望凡是看到此文并关心此事者能够响应、支持和呼吁这个对江"二奸二假"和政治诈骗问题的调查，并通过多种渠道将此文递交给党中央、胡总书记、中央常委李长春、习近平、中纪委贺国强书记和何勇副书记、政法委周永康书记和公安部孟建柱部长、国安部耿惠昌部长以及中央和有关权威部门，以推动和促进这个调查，而只要一旦把江的奸假贪腐黑盖子揭开，必将会大有利于全国性反腐败运动的大规模开展。
笔者系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民间战略研究者，家住湖南省邵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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